如果不尊重个人利益，不承认人的最低道德标准，而要求只以殉道精神和牺牲精神来实践道德，其结果并不可能使人们趋向道德，而是使人们背离道德。人们就可能只说道德的话，而不做道德的事；甚至只说道德的话，只做不道德的事。道德不能有榜样，特别是政府，不能以功利目的树立道德榜样
老高按：最近读到署名“莫天”的一篇短文《树立“榜样”，为何常使人背离道德？》，他文中转叙的几个典故，像《世说新语·贤媛篇》那个故事，孔子批评弟子子贡的善行，过去我读到过，但当时没有细想其中似乎有点“弯弯绕”的道理：对做出道德善行的人，为什么不应当作为号召人们学习的典范？
这次莫天的文章所说的道理，比较清楚，直接冲击了我过去很长时间秉持的思路——我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一名宣传工作人员，曾十分敬业地投入“树立榜样”“发现和宣传典型”；而且中国经典中，不是也充满了“见贤思齐”这样的教诲么？但此文让我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中共治下数十年来的宣传，进一步深思。近期中文网站上关于英雄宣传真伪和功过的争论极其激烈，我也有话想说，似乎与这篇文章所讲的道理，多少有些关联。
然而，莫天讲的这番道理对吗？他对孔子的看法的诠释是否符合原意？孔子的这一见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否正确？万维有许多研习哲学和伦理学的高人，敬请各位指点！
树立“榜样”，为何常使人背离道德？
莫天，爱思想网
《世说新语·贤媛篇》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有赵氏女人嫁女儿。女儿临走时，母亲嘱咐女儿，到了夫家勿为好事。女儿反问，那能不能做坏事。母亲严厉地说，好事都不能做，怎么能做坏事。
这故事困扰着我很久。不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那么做什么呢？很多年后终于明白了赵氏女人的良苦用心。她是要女儿做好本分之事。一个女人嫁到夫家的本分之事大约是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勤俭持家。这些都是本分之事，不是好事。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些本分之事已经很好了，不必再超出这一标准做什么好事。
一来，本分之事都做不好，又谈何好事。比如医生不好好为难患者服务，在某个特殊的日子到大街上为人们量血压，这就叫好事，而且要大张旗鼓宣传。公务机关，门难进，脸难看，推诿扯皮，却树立若干标兵先进道德榜样，到处宣讲。本分之事不做，号称做好事。这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一个社会的好人好事，道德的榜样越多，可能恰好证明这个社会的不道德。
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欲争霸天下。为了争霸天下就要增强国力，那时人口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准。于是各国出台了许多增加人口的措施。鲁国有一条规定；无论谁在别国发现鲁国人做了奴隶，可以花钱将他赎回来，鲁国政府再将所花费用补偿给当事人。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一个商人，他很富有。他在郑国发现了一个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花钱将他赎回出来，带回了鲁国。他为鲁国做了一件好事，鲁国政府按照规定将他赎奴隶的钱补偿给子贡。子贡却表示，不要这笔赎金了，为国家做了贡献，这样他又为鲁国做了一件好事。鲁国政府就将曾子树为榜样，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孔子听说这件事以后，严厉地批评了子贡的行为，也批评政府的做法。孔子认为无论子贡还是鲁国政府的做法都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极端不道德的。
为什么孔子对这样一件看上去对国家很有益的事情却提出严厉批评呢？
当鲁国因为子贡的行为而将他树立为榜样之后，就会出现以下这些现象：
一、如果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在别的国家看见一个鲁国人沦为奴隶，本来他可以花钱将奴隶赎回来，再得到政府的补偿。他自己没有损失，对国家却是有利的。即便是一个贫穷的人，他也可以借钱先将人赎出来，回国以后得到政府的补偿，再将赎金还给人家就是。他们这样做，即对国家有利，自己也没有损失什么。本来这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可是，现在有了子贡这个榜样，事情就不同了。如果再发现鲁国人沦为奴隶，在赎还是不赎的问题上，他们可能要犹豫不决，最后很可能放弃行动，不再赎人了。因为，当他们付出了代价赎出了奴隶以后，回国向政府要赎金的时候，社会舆论或政府就会以子贡这个榜样来衡量要求他们。社会舆论也会说，你怎么不向子贡学习？人家都没要补偿，与曾子相比你的觉悟太低了。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他们做了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却被认为是没有觉悟的，甚至要遭到谴责。在这种要么金钱损失、要么道德谴责的两难选择和双重压力之下，他们就会放弃对国家有益的行为了。
二、那么很富有的人呢？就像子贡这样富有的人，本来钱财并不是问题，但他们也不一定赎人了。因为，即便他们很富有，可是人的天性都是自私的，他们不想白白损失一笔钱财。本来可以将人赎回来，再得到政府的补偿，自己没有损失，却对国家有利。现在他们却因为子贡这个榜样的存在，不敢贸然赎人了。可想而知，如果他们去向政府要赎金，社会舆论和政府自然又会用子贡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你们跟子贡一样富有，本来就不缺这一点钱，人家都不要赎金，你们怎么还要呢？结果，他们也面临着金钱损失和道德谴责的两难处境。既然如此，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避免麻烦和损失，放弃是最好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子贡这个道德的榜样，人们不再关心鲁国人是否沦为奴隶了，也不会再费劲巴力地将他们赎回来了。就是看见了，也可能假装看不见。因为，在要么金钱损失，要么道德被谴责的进退失据的情况下，放弃是最好的选择。子贡的行为，以及鲁国将他树为榜样，破坏了道德规则，混淆了道德观念，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孔子才严厉地批评这种做法。
鲁国政府出于功利的目的树立子贡这个榜样，本来就不是道德的。因为，道德不能有功利目的，有了功利目的就变为不道德了。鲁国这种树立榜样的作用是为了让人们都像子贡那样作出自我牺牲，损失个人的利益，而只对国家和政府有利。这种做法不但与道德实践相违背，也与国家存在的目的相违背。因为称霸和富强的目的是为国民谋利益的，现在却要从国民那里攫取利益。而且这种攫取是以树立道德榜样的形式进行，要求人们都要有自觉的殉道精神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表面上看上去十分正当，而且堂皇，摆出的是道德高尚正确的威严面孔。其结果是却将民众推入道德谴责和利益损失的两难境地，他们在心理上不免尴尬和猥琐，也使人们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的价值标准。
因此，从道德实践上来看，这样做对鲁国对民众有什么益处呢？可以说毫无益处。子贡该做的是本分之事，政府该做的也应该是本分之事。超出这个标准之后，就很有可能导致不道德。
另外，人们在道德上，更容易接受于己无损，于他人有利的行为。这本身就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高尚的道德，应该加以承认和尊重。道德与个人利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个人就得不到尊重，这样的道德榜样，是最不道德的。
如果不尊重人们的个人利益，不承认人的最低道德标准，而要求人们只以殉道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实践道德，这就违反了人的天性。其结果并不可能使人们趋向道德，而是使人们背离道德。人们就会放弃起码的道德标准和底线，人们可能只说道德的话，而不做道德的事。甚至相反，只说道德的话，也只做不道德的事。因为人们完全放弃了道德的可能性。这是最可怕的结果。
可见，道德是不能有榜样的。特别是政府，不能在道德上以功利的目的树立榜样。否则，榜样的结果，不是使人们更趋向道德，而是正好相反，是使人们背离道德。
目前，我国的道德状态大概就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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