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對一種外在力量的懼怕使他們不敢批評，而是一種道德性的內在約束使他們噤若寒蟬。他們確可說是人類的良知，但在以各種宏偉說辭為包裝的罪惡面前，他們的良知癱瘓，甚至為其找出種種理由，這實際使任何罪惡都可得到解釋


　　老高按：共產國家的統治者似乎都有兩個共同點，既堅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又特別重視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最好是名人——的讚揚和肯定。
　　這兩點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
　　——既然堅信有了槍桿子就能充分有效地捍衛江山，那麼，你還在乎什麼洋人的讚揚和肯定？
　　——既然需要他人的讚揚和肯定來增強自信心、增強凝聚力，你又何必迷信武力？
　　在這一點上，共產國家的統治者似乎還不如滿清皇室——那時候的統治者真相信“不怕，有兵在”（攝政王載灃），對其他國家對自己有什麼評價還真不太在乎：蠻夷小國沒見過什麼世面，來到天朝瞻仰盛世，阿諛奉承幾句而已。
　　而共產國家的當權者，是真的需要來自其他國家的人的讚揚和肯定——說什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他們的“自信心”卻非常需要他人來培育。
　　儘管他們聲稱“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僕”，但其心目中，自己國民的稱頌的份量，哪裡比得上來自洋人的好評的一個零頭——這當然不是他們信奉“旁觀者清”，而是他們深知，專制統治者是不可能聽到自己臣民的真心話的，臣民的讚揚實在是“一張廢紙”；而來自洋人的評價，倒有可能是在相對自由的情況下所說出來的，如果是讚揚，那含金量自然是自己臣民不可比的。
　　我們已經看到過中南海袞袞諸公如何尋求得到其他國家人士的讚揚，他們砸下多少重金，使出多少妙計，也得到不少收穫；我們也了解了不少關於其他國家的學者、作家讚揚中國成就，有多少複雜的動機和多少內心的衝突。這裡，我們再來看看雷頤筆下，幾位世界級的作家——奧地利的茨威格、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紀德的莫斯科之行，這幾位都是我從少年起就如雷貫耳的文豪，他們對蘇聯的真實感受，尤其是他們各自如何處理自己真實感受的異同，實在發人深思。
　　我們這些移居美國的華人，當然並不自認為是中國的“他者”，我們對祖國發生的一切仍然感同身受；但是我們又畢竟是中國變革進程中的“局外人”。作為“局外人”，我們如何看待這個國家的一切？三位文豪的不同處理方式，給了我們參照的借鑑。


　　茨威格、羅曼·羅蘭和紀德的莫斯科行

　　雷頤，《炎黃春秋》2016年第6期

　　茨威格、羅曼·羅蘭和紀德分別在1928、1935和1936年到蘇聯訪問，回來後寫了或簡或詳的訪問記，有的當時未公開發表，有的當時就公開發表。今天邊讀他們當年的聞見觀感，一邊回想這半個多世紀的潮起潮落、風雨蒼黃，使人不勝今昔之慨；他們的態度、意見和觀點，更引人深思，發人深省。

　　一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一封邀請信，要他作為奧地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到莫斯科參加列夫·托爾斯泰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活動。生性謹慎的他這次卻沒有絲毫猶疑，立即決定接受邀請，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俄羅斯。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為茨威格對政治一向厭惡，而到經過十月革命的蘇俄訪問，本身就會被政治所“利用”。“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實驗，俄國對一切有知識的人來說，成了戰後最富有魅力的國家。有的人熱情讚美它，有的人瘋狂地與它為敵，但都沒有確切的了解——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進行一些全新的嘗試，不管那些嘗試是善是惡，它們很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昨日的世界》，三聯書店1992年中譯本第362頁）因此，十月革命後許多歐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態訪俄，想一窺虛實，但他們回來時有的熱情滿懷，有的失望沮喪，使人真偽難辨。茨威格當然也想前往考察，親睹這個“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對其作出自己的結論。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譯為俄文，有許多俄國讀者，所以更想訪俄。不過，之所以一直猶疑不決、久未成行，是因為“在當時到俄國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經意味着一種表態”，而他是個“對教條主義和政治性的事情最為深惡痛絕的人”，決不想輕易作政治性表態，“所以，儘管我有熱烈的好奇心，卻下不了決心到蘇維埃俄國去”。（第363頁）但這次是為紀念信仰非暴力哲學的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卻可使他的訪問免去政治色彩。
　　在俄國，他度過了一個活動緊接一個活動，非常緊張的14天。每天都是參觀、集會、演講、訪問、會見、交談、飲宴——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到處都是熱火朝天、改天換地，不能不使人激動的場景。所接觸的各種人物也是豪情滿懷、朝氣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為“新人”，對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世界、正在進行的新事業充滿信心。這種氛圍，使茨威格深受感染。但多看之後，他又不免心生疑慮：“這個國家將來真的會像它打算的那樣非常迅速地改天換地嗎？宏偉的藍圖將會變得更加龐大呢，還是在俄羅斯人原有的奧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變成泡影？我們有時候覺得可信，有時候感到懷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塗。”（第368頁）他承認，許多來訪作家由於受到幾乎是空前的歡迎，感到自己真正被這裡的廣大群眾所愛戴，會不由自主地對這個新政權大唱讚歌，“我自己在俄國有時幾乎也要大唱讚歌，在一片熱情之中，自己的頭腦也幾乎發昏”。（第372頁）
　　但是，“我之所以沒有陷入那種魔術般的迷境，與其說我該感謝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我更應感謝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第373頁）事情是這樣的：一次參加大學生的慶祝會後，他被那些熱情洋溢、容光煥發的大學生們團團圍住，通過翻譯熱烈交談，其中一些人還一直興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館，繼續談話。當這些學生走後，房內只有茨威格一人獨處，在脫衣時他突然發現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與他擁抱或趁人擁擠的時候悄悄塞進了這封信。信中寫道：“請您不要相信別人對您所說的一切，請您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一切時，他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得記住，跟您交談的那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把他們想要告訴您的話對您講，而只是講了可以允許跟您講的話。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也不會少。您的女翻譯要向上匯報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有人監督。”接着，信中列舉了一些具體的事例和細節。最後，要求他一定將此信燒掉：“請您不要撕了它，因為有人會從您的紙簍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們拼起來。”（第373頁）讀完此信，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開始深省，並以冷靜的態度對待這一切。他感到事實真相的複雜性超出想像，難以判斷，所以回國後他只寫了幾篇簡單的見聞，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樣，訪俄歸來很快就出書對蘇俄作出或是熱情讚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斷。他感到，自己“這樣的保留態度很好，因為三個月以後，許多事情跟我所見的就不一樣了；一年以後，經過迅猛的變革，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已被事實斥之為謊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在俄國強烈感覺到的我們那個時代那種疾風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見的。”（第374頁）
　　《昨日的世界》寫於1939－1940年，這時斯大林殘酷的“大清洗”及這一體制的種種嚴重弊端已廣為外界所知。但我們看到，與不少人相比，他的讚揚雖有相當保留，不過從來嫉惡如仇、正義感極強、極富同情心、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茨威格在談到蘇聯時仍非常謹慎，欲言又止，更未對各種罪惡進行激烈的譴責或作態度鮮明的評判。這種態度本身，適足引人深思。

　　二

　　羅曼·羅蘭於1935年6－7月對莫斯科作了為時一月的訪問，他的《莫斯科日記》對這次訪問的經過和觀感都作了詳細的描繪。在日記中，他對蘇聯作了熱烈的讚揚，同時又對一些現像表示了深深的疑慮。值得玩味的是，他對自己產生這些疑慮似乎又有種負疚感，總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釋一番，以消除疑慮。
　　例如，他雖然稱頌斯大林，但對那種過分的個人崇拜又反感之至。在參加了6月30日的盛大遊行後，他寫道：“我無法在兩個斯大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里姆林宮與我交談的斯大林，以及像羅馬皇帝一樣花了6個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們的頭頂浮動。飛機在空中畫出領袖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第33頁）然而稍後他又認為這是人們“高興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為成就而自豪，真誠地信任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政府——這是成千上萬、甚至千百萬蘇聯男女所體驗到的情感。證明這一點的是類似6月30日盛大慶祝遊行那樣的、顯示人民強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遊行……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處在集體狂熱的影響之下——期望、快樂和信心的狂熱，狂熱地確信他們在世界上為之效力的事業的正確和宏偉。在歷史上，這被稱為‘成功時刻’——人民最充分地經受自己命運的時刻。”“雙手服從大腦——共產黨及其人民委員會。這是可靠的大腦，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第110頁）但斯大林對這種個人崇拜不僅不制止而且還非常高興的態度，對羅曼·羅蘭來說又一直是一個難解的謎，他猜測可能是這個“現實主義者－格魯吉亞人心想：‘讓他們夸吧，只要他們做我希望做的事！’”（第128頁）
　　當他得知有些青年僅僅因為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就被剝奪了上大學或進工廠的權利時極為氣憤，並向高爾基提出意見，盼其能做些工作改變這種政策。然而這不僅使高爾基感到為難和窘迫，反而竭力為這種政策辯護，使羅曼·羅蘭大為不滿。對農民在“集體化”中的悲慘遭遇他深深同情，對濫殺無辜和種種殘酷的政治迫害他更感難以接受。但後來，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認為這是因為蘇聯在國內還有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反抗、國外被帝國主義包圍的形勢所致。“精心選擇的政黨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因為不能確定他們的準確人數……我不能譴責專政（只能因為它努力偽裝起來而譴責它），因為危險仍然存在。”（第114頁）“這是常備不懈的警惕性的原因所在，這種警惕性有時使日常生活敗興，有時粗暴地匆匆把嫌疑者當作已經定罪的罪犯。還有其他許多不公正的表現，包括把不信任轉移到兒童身上，而這種不信任或許是他們的父輩或者他們根據出身所屬的階級所應得的……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級。必須承認這一切，只能對此感到可惜，只能糾正和根除——但無論如何不能不理解這一切。這是‘戰時狀態’。這是‘戒嚴狀態’。雖然連布哈林都不喜歡這種說法，我仍堅持這種說法，以便證明我們的蘇聯共產黨人朋友們的無辜，也因為這是有些人咬定不承認的實情。濫用權力是由情勢（和事實）的邏輯所引起的。”（第115頁）這些“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一類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慄。很難想像，這些文字是出自《約翰·克利斯朵夫》、《欣悅的靈魂》、《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這些滿懷博愛精神之作作者的筆下。
　　他的妻子是俄國人，他的繼子謝爾蓋是位蘇聯大學生。一次，謝爾蓋向他抱怨說在大學中必須花大量的時間接受死板生硬的政治灌輸，而且，這些僵化的政治教條“答案的掌握是通過依樣畫葫蘆。不容許任何討論”。這種抱怨他當然理解，因為他本人在法國對官方在學校強迫進行政治教育就反感之極。但他現在認為“問題不在於共產主義。一切制度都會犯同一種錯誤。”同時，他更多地找謝爾蓋不滿的個人因素，而不認為這是體制的原因。他寫道，謝爾蓋從小就在身為公爵夫人的祖母家和親戚圈子中受教育。這位祖母雖然開明，“但仍有反革命的情緒，他的親戚則屬於雖說貧困、但仍是貴族的階級。儘管在理智上（雖說在遵循真理的同時仍感到遺憾），他應該承認共產主義的總的路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的天性所固有的某些本能和偏見仍使他與共產主義青年疏遠……從某種程度上說，為他準備的是這樣一種人的徒勞無益的角色，這種人退出了總的潮流，懷着將變成不滿的遺憾觀看潮流如何從身旁流過，或者大發牢騷，但又被這種潮流所吸引。”（第97-98頁）
　　作為一個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蘇聯的領導人擁有極大的、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在生活中享有超出人們想像的特權，事實上正在形成一個“新貴”階層。對此，他深表憂慮，屢屢談及，認為今後很可能會產生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他急迫真誠地希望蘇共和斯大林能正視、解決這一問題。但隨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不會大肆宣揚革命的失敗。我從不認為，革命能夠一下子、立即實現人類兄弟般的團結和無階級的社會。每一次革命（而且，這應該不是最後一次，否則人類就會停止前進），每一次革命——這都是在通向偉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個階段。蘇聯革命可能成為人類社會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邁出的最大一步。對蘇聯革命的榮耀來說，這已足夠……無論今後將發生什麼，將始終需要管理人類巨大軀體的中樞。”（第119頁）
　　《莫斯科日記》中類似的思想矛盾與“想方設法”的自我解釋還有許多許多，無庸再舉。

　　三

　　羅曼·羅蘭訪蘇一年後，法國左翼作家、對蘇向有好感的紀德也應邀訪問蘇聯。沒想到，他的訪問引發了世界左翼陣營一場軒然大波，引起了全世界知識分子的激烈爭論。
　　安德烈·紀德1869年生於巴黎，以小說《田園交響曲》、《偽幣製造者》等蜚聲文壇。他多次到法國的殖民地北非遊歷，其中一次還是由法國政府殖民部組織。顯然，政府殖民部想利用他的名聲，讓他為政府的殖民政策辯護。沒想到，深具人道主義精神和正義感的紀德看到的卻是政府在殖民地的罪惡，1927年和1928年分別出版了《剛果之行》和《乍得歸來》，對自己國家在非洲進行殖民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和嚴厲批判。他不僅怒斥了政府的罪惡，還嚴厲譴責了一些法國商人利用特權的巧取豪奪、欺壓當地人民。這兩本書，在法國引起激烈爭論，有人指責他不愛國，有人讚揚他堅守公平正義。但影響之大，政府不得不派團去調查。由於親眼看到殖民主義的罪惡，他轉而同情、支持共產主義，開始讚頌蘇聯，成為令人矚目的左翼作家。1934年1月，紀德曾去柏林見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要求釋放季米特洛夫和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同年，紀德進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員會。
　　1936年6月17日，紀德應蘇聯作協邀請參加高爾基葬禮，然後在蘇訪問兩個月。6月20日，在高爾基的葬禮上，他在莫斯科紅場發表演講。他直接、明確、堅定地反駁西方認為十月革命毀滅了文化、使文化面臨危機、危險的觀點，熱情洋溢地稱讚蘇聯文化：“不錯，文化遭遇危險了，但這危險並非從革命的和解放的勢力方面而來，反是從那企圖壓服並擊破這個勢力而把精神蒙蔽起來的黨派方面而來。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義，乃是狹義的、人為的民族主義，這個主義與真實的愛國主義，與那對自己國土的深切的愛，是沒有任何相同之點的。”因此他高聲宣布：“擁護、保衛並重新榮耀文化之使命和責任，現在落到國際革命偉大勢力肩上了。文化的命運，在我們精神中，是與蘇聯本身命運相聯繫的。我們擁護蘇聯。”他特別震驚的是，蘇聯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對“作家”使命的看法。他從來認為，從古到今，凡是有價值的作品，都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作家的使命就是批判、反抗，有意識無意識都是革命者、戰士。但是蘇聯一定有了十分驚人的新事業，因為：“現在，在蘇聯，卻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問題：即一個革命作家再不是一個反抗的人了。恰好相反，他適合大多數人的願望，全民眾的願望，尤其可讚許的就是適合民眾領導者的願望。”
　　作幾天后，他在對莫斯科學生演講時無情地批判了西方、批判了自己所屬的資產階級，盛讚蘇聯代表了人類的未來：“未來寄托在你們身上。未來不是由外而來的；未來是在你們裡面。而且不僅是蘇聯的未來如此；因為其餘世界的命運將依賴於蘇聯的未來。未來——就是你們這些製造未來的人。”由此，他還歌頌了蘇聯老一輩革命家“慷慨犧牲他們的血汗而獲得勝利”，提醒青年說“你們可不要休息在這個勝利上面”。蘇聯的老一輩革命家排開了天上的一堆烏雲，但其他國家仍是烏雲密布，所以蘇聯青年現在不能袖手旁觀，“你們負有重大責任”，不要忘記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西方國家許多人都把希望的眼光“緊緊盯住在你們身上”。（〔法〕紀德：《訪蘇歸來》，東方出版社2015年中譯本，第62、63、67頁）
　　作家是敏感的，時間略久，他就發現了蘇聯並非他理想中的天堂，也有問題，有的還非常嚴重。
　　最明顯的是大小商店都貨架空空，莫斯科等大城市物資匱乏。為了買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須品，人們都要排隊，經常是一排幾小時。紀德不是經濟學家、說不出所以然，但了解到長期如此，感到必有體制性問題。然而，使紀得意外的是，蘇聯工人卻認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歐美工人都在水深火熱中生活。這種幸福感，源於他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們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賴和無知構成的。”俄國的窮人之多、貧富差別之大、等級之森嚴、對窮人的歧視鄙視冷漠，也使原以為蘇聯人人平等的他大感意外。（《訪蘇歸來》，第29、39頁）
　　無處不在的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使他更為震驚。到處都掛着各式各樣的斯大林肖像，哪怕是最貧苦最簡陋的小飯館，也掛着他的畫像。紀德不禁感嘆這無疑是從前掛神像的位置，不知道是出於崇拜、熱愛或恐懼。但無論何時何都見到他的畫像。到斯大林家鄉訪問時，他想到應給斯大林發封電報，對蘇方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謝。沒想到，他說“向您致敬”時，翻譯和郵局人員都說只用“您”不合適，應加一些諸如“勞動者領袖”、“人民導師”之類。紀德抗議說完全沒有必要，但翻譯與郵局人員堅持要加上這些話，他們嘀嘀咕咕，最後還是加上了一些頌詞。他明白，“說斯大林永遠正確，就等於說斯大林什麼都正確。”（《訪蘇歸來》，第42、43、46頁）
　　紀德敏感異常、深刻異常地將“個人崇拜”與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聯繫起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當初對我們的許諾，而如今卻相去甚遠。專政，對，顯而易見；但那是一個人的專政，不再是團結一致的無產者、蘇維埃的專政。萬勿自欺欺人，必須明明白白地承認：這絕非人心所願。再進一步，我們甚至要說：這恰恰是人心所不願。”由此，他想到了自由與文化的關係：“在一個國家消除反對派，甚至只是阻止反對派表達見解、形成力量，也是極為嚴重的事情：這要走向恐怖主義。一個國家全體公民思想一致，當權者執政當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對這種思想貧窮化，誰還敢談論‘文化’？沒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邊呢？”“危害文化的，莫過於這種精神狀態了。”（《訪蘇歸來》，第46、30頁）
　　他發現：“在蘇聯，所有事務，不管什麼問題，只能有一種觀點，這是事先就確定了的，永遠也不能改變。況且，人的思想已經塑造成型，對他們而言，隨大溜變得很容易，很自然，不知不覺就做到了。”“每天上午，真理報都教導他們應該了解什麼，想什麼，相信什麼。絕不能出格！因此，每次同一個俄國人談話，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談了似的。倒不是每個人絲毫不差地服從一句口號，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誰也不能別出心裁。想想吧，這種思想塑造，從幼兒就開始了。”由於人的頭腦經過了“深加工”，更悲哀的是在這種狀態下連思想不自由的感覺都沒有：“如果是必須響應某種號令，那麼思想至少還能感到不自由。然而這樣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號令就先行響應，思想就連受奴役的意識也喪失了。如果有人來對蘇聯青年說他們思想不自由，我認為他們許多人會感到驚訝，會予以反駁。”“危害文化的，莫過於這種精神狀態了。”他順便提醒他的法國同胞：“最好辦法，莫過於去蘇聯（或者去德國，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時間，這有助於我們珍視在法國還享有的、有時也被我們濫用的無比寶貴的思想自由”（《訪蘇歸來》，第28、53、30、54頁）
　　到蘇不久，他學會了一個新的政治詞彙：“路線”。他的演講稿，有些地方翻譯提出要修改，因為不符合“路線”。時間稍久，他發現蘇聯的文化、藝術如果有“批評”的話，就是指一部作品違背、不符合黨的“路線”，要受到嚴厲批判。“在蘇聯，一部作品再怎麼優美，只要背離路線，就要遭到鄙棄。美，被視為資產階級的一種價值觀。”“對藝術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時宜，合了時宜，其餘的一切就會隨之而來。”他準備好的一次演講，因為路線不正確被取消，因為他提到惠特曼歌頌林肯是出於自願而不是強迫；由於強制歌頌，可能蘇聯本有些像波德萊爾、濟慈、蘭波那樣的天才作家因不願歌頌而被埋沒。（《訪蘇歸來》，第52、56頁）
　　有次在旅店大堂，他對一位陪同畫家直率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這位畫家高聲反駁他說：“我國的一位藝術家，首先必須路線正確。否則的話，多高天賦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義’……我們要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無愧於我們這樣偉大人民的藝術。藝術，今天必須是大眾的，否則就稱不上藝術。”紀德針鋒相對地說：這是迫使藝術家隨大溜兒，最優秀的藝術家不會同意這樣玷污他們的藝術，寧願沉默也不會屈從。結果是“你們口口聲聲說，要為文化服務，要發揚光大和捍衛文化，將來肯定要成為文化的恥辱”。這位畫家也不示弱，再次反駁說他這是資產階級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既然在許多領域結出累累碩果，也會創造出新的藝術。這位畫家的聲音越來越高，簡直像是講課或背課文。紀德考慮是在大堂，便不再回答，立即離開回房。但過了一會兒，這位畫家來到他的客房，低聲對他說“咳！我當然清楚了……可是剛才，有人聽我們談……而我的畫展很快就要開幕了。”（《訪蘇歸來》，第51頁）
　　這一切，使他得出一個尖銳、大膽的結論：“我不免懷疑，今天，在任何別的國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思想還會比這裡更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戰戰兢兢（驚恐萬狀），更加俯首帖耳！”（《訪蘇歸來》，第40頁）
　　在離開蘇聯前，他對是否公開寫出自己的見聞猶豫不決，躊躇再三，因為他熱愛蘇聯，熱愛這片土地，熱愛這裡的人民。更重要的是，他仍熱愛這裡正在進行的事業，擔心自己的直言會有損神聖的事業，但最終，他決定公開發表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如何解釋在蘇聯，我（在精神上）時而感到特別溫暖，時而又特別寒冷呢？在重申我熱愛的同時，我應當隱藏起保留意見，向世人謊稱讚賞一切嗎？不行。我十分明顯地感到，這樣做勢必損害蘇聯，也損害她在我們心目中所代表的事業。不過，將蘇聯和這項事業聯繫得過緊，也許是個非常嚴重的錯誤，會讓人以為，我們在蘇聯所感到的種種遺憾，可能要由這項事業承擔責任了。”“蘇聯並未到此為止，還在給我們教育，令我們驚喜。”（《訪蘇歸來》，第58頁）
　　為避免引起蘇聯和熱愛蘇聯的人們的誤解，紀德在“前言”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在我的心目中，還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蘇聯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然而，我的思想則不同：對於自己希望能始終如一的擁護的人，我要求極為嚴格。僅限於頌揚，這樣表達熱愛實在糟糕，我認為毫無顧忌，直言不諱，就是極大地幫助了蘇聯，幫助了她所代表的事業。我要提出批評，正是由於我欽佩蘇聯，欽佩她已實現的奇蹟，也由於我們還對她有所期待，尤其她還會讓我們產生希望。”“誰能說得明白，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着什麼？不只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嚮導。我們所夢想的、幾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終致力追求的卻在那裡發生了。由此可見，在一片土地上，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而且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讓我們心中充滿渴求。”“我堅信蘇聯最終能戰勝我指出的特定錯誤，另一方面則更為重要，即：一個國家的特定錯誤，不足以抹殺一項國際性的、全人類事業的真理。謊言，哪怕是默認的謊言，看上去倒可能顯得很合時宜。堅持謊言也同樣如此；但是，這正中敵人的下懷。而真話，講出來再怎麼令人痛心，刺傷也只能是為以治病。”（《訪蘇歸來》，第5、6、8頁）
　　然而，紀德的表白毫無用處，白費一片苦心。《訪蘇歸來》甫一發表，立即激起蘇聯和全世界熱愛蘇聯的人們的強烈譴責、謾罵。
　　為了回答這些責難，紀德知道僅靠自己的旅途見聞並不能完全說服人，於是找了更多的資料對蘇聯作了一番研究，寫了九篇文章作答，總名為“答客難”。如果說兩個月的旅途見聞，只是根據一些直觀印象提出一些批評意見，這番“答客難”則是在更多資料基礎上進行研究，徹底否定了蘇聯模式：“蘇聯並不是我們當初希望它的那樣，並不是它當初保證要成為的那樣，也不是它還竭力裝出的樣子：它背叛了我們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讓我們的希望隕落，那我們就必須另找寄託。”“如果說當初，你首先成為我們的榜樣，那麼現在，唉！你卻讓我們目睹一場革命會陷入怎樣的泥潭。”（《訪蘇歸來》，第139頁）

　　四

　　茨威格與羅曼·羅蘭都可說是傑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認的敏感深刻、胸懷博大、充滿愛心的作家，對人類的痛苦與罪惡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憫和憤怒。所以，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群情狂熱中才能不約而同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決反戰，呼籲人們應該認清“祖國/戰爭”所造成的巨大災難與罪惡，公開主張“讓祖國戰敗”，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視為“叛徒”、“賣國賊”，完全孤立，備受打擊迫害。面對窮凶極惡的法西斯主義，他們更是不惜冒生命危險，公開揭露其罪惡，要人們認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義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惡時，茨威格卻欲言又止，總認為任何表態都有失慎重；羅曼·羅蘭更是不顧事實地對其公開頌揚，只在日記中吐露自己的疑慮、寫下所見的某些真實情況，但隨即又千方百計為其找出種種“可以理解”亦即“可以原諒”的理由。儘管只是略有微辭（而且是非常可以理解、原諒的），羅曼·羅蘭仍生怕引起50年後的讀者對蘇聯、對他的態度和觀點的“誤解”，所以不僅要求“日記”在去世50年後再公布，而且在“日記”的最後再次強調：“當我重讀這些筆記時，我感到擔心，它們可能顯得過於持批判態度，並使把我當作兄弟的人們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將不會發生這樣的事，那些將閱讀我的日記的人們，能感覺到我對我所寫到的人們的尊敬和依戀，我把刻畫他們的個性特點作為自己的任務（況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錯誤的）。我不希望，批評性意見以及對某些事情的某種克制態度會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於蘇聯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沒有錯誤（‘犯錯誤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過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第137頁）今日讀此文字，使人不禁啞然失笑，同時更感歷史的嘲諷實在過於殘酷。當然，我們不必也無權嘲笑、苛責先賢，但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進行一種歷史的追問：這是為什麼？否則，這段歷史就是一片空白。
　　很明顯，並不是對一種外在力量的懼怕使他們“不敢”對斯大林的蘇聯作出批評，而是一種道德性的內在約束使他們噤若寒蟬。他們確可說是歐洲，不，是人類的良知，但在實際是以各種宏偉說辭為精美包裝的罪惡面前，他們的良知卻完全“癱瘓”，所以他們雖然看到了種種嚴重的問題，但又為自己的這種“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願意將其說出，生怕造成各種“不良影響”，甚至進一步為其找出種種“可以理解”的理由。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使任何罪惡都可以得到解釋。罪惡一旦被開脫，罪犯便更加肆無忌憚。其實，正是“人類良知”們的這種迴避或自我欺騙，使更多的人被欺騙，使悲劇更為深重。事實說明，他們缺乏的並不是承認、說出真理的勇氣，而是認識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偉說辭”輕易捕獲。無論真假，誰占有了那套“宏偉說辭”誰就真的占有了一種巨大的“道德優勢”，而對這種說辭下的罪惡的揭發者反居“道德劣勢”，反成為“反對進步”的“不道德”者。
　　紀德的遭遇證明此點。《訪蘇歸來》對蘇聯當時的問題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評。儘管他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發自內心地為蘇聯好，相信蘇聯終歸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錯誤，但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圍攻，一時間群情洶洶，被指為落後、反動、背叛。愛倫堡是大名鼎鼎的蘇聯作家，歷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三個時代。他的作品《解凍》是蘇共二十大後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時代的代表作，以至成為批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時代的符號。他曾接待過訪蘇的紀德，幾十年後他寫回憶錄時歷史已經證明了紀德的正確，他本人此時對斯大林時代的揭露、批判也比當年的紀德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令人咄咄稱奇的是，他不僅不承認紀德的先見之明和道德勇氣、不承認自己當年的蒙昧和怯懦，反而依舊對紀德作了最惡毒的漫罵。在“紀德——他不過是一隻螟蛾”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仍然嚴批、甚至謾罵紀德，連紀德表露對妻子的深深愛戀都成為他嘲笑的內容，甚至咒罵紀德有“精神上的陰部露出症”！（《人·歲月·生活》〈中〉，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頁）顯然，正是對“過去”的矛盾態度和心理，導致了愛倫堡這種使人深感可悲的理智混亂，也可見紀德當年受圍攻之激烈。
　　這三個人的訪蘇態度說明，像紀德那樣揭露被各種宏偉說辭精美包裝的真相，實際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和更強的理性。
　　羅曼·羅蘭可能萬萬不會想到，就在他寫下這些日記半個多世紀後，曾經無比強大的蘇聯竟會轟然坍塌，徹底解體。原因當然很多，很多，但像茨威格、羅曼·羅蘭這種有“人類良知”之稱的人們明明看到了它的嚴重弊病，卻出於自以為是“道德”的原因為其“諱疾忌醫”，終於沉疴不治，無疑也是其中一個雖然不大、但並非不重要的原因；像紀德那樣坦率指出弊病卻受到激烈攻擊，無疑也是其中一個雖然不大、但並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願茨威格、羅曼·羅蘭這種事與願違的悲劇不再重演；但願紀德這種直陳病情，結果“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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