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網站實在不少了，大家誰不在報導華人新聞？世紀之初的多維網跟它們競爭，就像那句生意經說的：人無我有，人有我廉，人廉我優，人優我……“這最後一句嘛，與老話不同了，老話是說‘人優我變’，多維恰恰是‘人優我不變’！”


　　第三章　最有份量的詞——華人（上）

　　《多維十年》連載之九

　　高伐林，《外參》月刊2010年


　　中文媒體應該最關注什麼樣的新聞？何頻早有定見：與華人有關的新聞。
　　中文媒體的讀者，目光無不聚焦於華人：華人的權益，華人的地位，華人的成就，華人的困境，甚至華人的誤區、華人的缺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多維新聞網和後來陸續成立的多維新聞社、《多維時報》、《多維月刊》《今周刊》……無不圍繞着中國和海外華人。
　　一位在新澤西中部開了十多年錄影帶店的老人，五年前就對我這麼說過：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海外中文網站實在不少了，大家也都在報導華人新聞；多維網跟它們相比，就像那句生意經說的：人無我有，人有我廉，人廉我優，人優我……“這最後一句嘛，與老話不同了，老話是說‘人優我變’，多維恰恰是‘人優我不變’！”
　　這得解釋一下。
　　多維報導華人新聞，不是像“狗熊掰棒子，掰一個丟一個”；如果經過評估看準了，就“咬定青山不放鬆”，持續追蹤報導，一篇又一篇，一月又一月，甚至一年又一年。

　　不管譯什麼，也不管譯多少

　　幾乎是在多維剛創辦沒多久就成為團隊一員的紀軍，對這一點體會最深。
　　紀軍是個“老江湖”，現實中他闖江湖，待過20多個國家，兩三個月一換工作，“都是我炒老闆”；在互聯網上他也闖江湖，在多家網站上闖出相當的名號——當然，他另有網名。1999年年底，正在紐約曼哈頓一家貿易公司工作的他，收到在網上認識的朋友王伯慶來的信，要他幫忙起草一份創辦網絡周刊的計劃書，王伯慶後來對他說，計劃書是多維網的創辦人何頻要的，“你挺合適去那兒工作”。紀軍抱着“玩玩”的心態，就給多維寫了封信，很快，多維的小文回了信，邀他去談談。
　　“我當時住在紐約皇后區，一看離多維公司也不遠，就去了，先跟小文談。那時他們只有兩間辦公室，小文給了我一篇英文報導，大約有七八百字吧，要我翻譯——他們的電腦上沒有我習慣用的五筆輸入法，把我折騰得夠嗆。譯完後他改了改就當場發上多維新聞網了，小文對我說，何頻要跟你談談。到了另一間屋，一個個子不太高、穿着挺隨便的人，也沒坐在辦公桌前，而是坐在電腦跟前。我跟他聊了20多分鐘，忍不住問：何頻呢？他說，我就是啊！——我根本沒有想到他就是何頻！那時我對何頻既不認識，也不了解，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國太子黨》這些書的作者。”
　　他們聊了一個小時。“何頻沒問我有什麼媒體工作背景，也沒問我的政治傾向，他得知我是學國際經濟貿易，就要我負責經濟欄目；得知我對體育很感興趣，就要我再負責體育欄目。說，‘你馬上來上班吧，明天行不行？’——呵呵呵，這人，可真夠痛快的！我就喜歡痛快人，2月2日就去了多維。”
　　紀軍向曼哈頓那家貿易公司的老闆辭工，說要去搞網絡新聞。老闆瞠目咂嘴，大感不可思議。“他的生意，是從美國設計師那裡拿到最新的服裝設計，交給中國廠家——他在中國有好幾家廠，做好了就空運過來，在第五大道那些高檔名牌店裡賣，一件幾千元。公司前景非常好，老闆對我也非常信任和器重，他說，本來打算將公司股份賣給我一半的。但我告訴他，我這個人呀，就願意折騰！”
　　紀軍到多維上班沒幾天，就到了龍年春節，又正逢世紀之交，十來個員工、家屬一起到何頻家過年，樂樂呵呵，紅紅火火，說不完的藍圖，道不盡的前景。沒想到，幾個月後，網絡泡沫開始破滅，這家不行了，那家消失了，多維融資也遇到麻煩，不得不琢磨着裁員。紀軍這時候已經申請了加拿大移民——他想早日跟把老婆孩子辦來全家團聚，而如果在紐約，就還得等兩三年。得知多維這個情況，他對何頻說，多維已經是我在美國打的最長的一份工了，超出我的預料，做了這麼久，也想休息休息。你別裁別的同事了，我申請加拿大移民已經辦好了，就此跟你們告別吧。2001年元月他去了加拿大，兩個星期後，老婆孩子都從中國前來團聚了。

　　徵召老兵

　　正當紀軍把家安頓好，打算自己做點什麼的時候，“911”突然爆發了。當天晚上，他收到多維的電子郵件，要他馬上給何頻打電話。“我就明白了，需要打一場新聞大戰，多維‘徵召老兵’，最困難時期應該過去了。”
　　“911”第二天，紀軍就重新上班了，後來被何頻戲稱為“二進宮”，不過，他不需要重新回到紐約，就在多倫多的家中工作：憑藉網絡，主要負責國際新聞的編譯。好幾年之後他才回到紐約工作了一段，那時，他在多維有了“官銜”，進入了管理層。
　　紀軍對我說：
　　何頻第一沒給我規定編譯什麼，第二沒有給我規定每天編譯多少。他只告訴我，有哪些美國和西方的主流媒體，你需要每天瀏覽。“我想得吃透領導意圖啊，所以也請示何頻，在選擇題材上你有什麼要求？他說：沒有要求——不，如果說有要求，就是別漏了關於中國和海外華人的重大新聞，其它的，你就憑着你自己的感覺找吧。”我從此就養成了習慣。給我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下午4點到晚上12點，我每天中午起床，把每天二三十家新聞網站統統掃一遍，了解時事動向，然後重點看看與中國和海外華人有關的，挑出我覺得比較重要和比較有意思的。到兩三點鐘，心裡有數了：今天要編譯的第一條是什麼，第二條是什麼。接班時間一到，除非有突發重大新聞得全力以赴撲上去，否則就馬上按照我先看好的文章開始編譯。別人一個班只能做一兩篇，我一個班可以做三四篇、四五千字。“我上班的鐘點，家裡沒人敢跟我說一句話——在家上班，也是上班。”
　　紀軍告訴我：為了避免版權上的麻煩，一般不會翻譯某一家媒體某一篇文章的全文，而是就某一個話題，從多家媒體編譯。看見《紐約時報》談了某個話題，我會想起《洛杉磯時報》幾天前有篇報導也說到這個問題；再檢索，將《金融時報》等等報刊近期涉及這個話題的報導找來……我每篇摘譯三四段，或者以某篇報導為骨幹素材，補充其它媒體報導。這樣，我的閱讀量和工作量當然比只弄一篇要大，但編譯的東西來源很廣，稿件信息量也就大得多了。
　　我問紀軍：你在上班時，何頻就不跟你溝通、下指示聽匯報嗎？紀軍說，也溝通。他在網上會問我：今天稿子是什麼內容？有時會提醒注意看看西方報刊對某件大事的報導，但他不布置“你今天要做這個”，“明天要做那個”。
　　紀軍強調：何頻從來沒有在新聞選材、新聞立場、新聞內容、新聞方向上，對我有任何規定；我也從來沒有聽他在會上做這種規定。所以當我聽說有人指多維“有台灣背景”，真覺得笑掉大牙，我們這些最早來的員工全是大陸來的，沒有一個台灣的。後來進來的有幾位台灣來的記者、編譯小姑娘，那還是我招聘來的呢。還有說何頻領導的多維“親共”呀“反華”呀，都是胡扯！何頻從來沒跟我發過這種指令。我笑何頻：“你可真冤枉啊！”

　　全神貫注緊盯中國和華人新聞

　　何頻的英文並不算太好，有人調侃他說，能正確拼出的英文單詞不超過100個（這是當時的估計，現在可能超過100個了。——老高注）。但是他認識“China”和“Chinese”，這就足夠讓他在看英文報刊的時候，敏銳地發現報導線索了。
　　我曾經與何頻一起出過差，住在旅館的標準間裡，發現他有一個特點：早上還沒有起床，就側着身子將手提電腦打開，上網飛快地看一圈，不僅看中文的，而且看英文的。而久經訓練的新聞嗅覺和長期以來對英文媒體的了解程度，使他在瞬間就能掂量出英文媒體上關於中國或者華人的某篇報導的份量。一會兒就聽見他在與公司值班人員通話了：“《華盛頓郵報》上有一篇關於中國進出口的分析，你們編譯了吧？”“《紐約時報》今天有篇談中國能源政策的報導，值得注意……”有時候他不說什麼，直接就將那篇報導的鏈接發給編譯參考。“我關心的是題材，至於文章的觀點，是我贊同的還是反對的，我才不管呢——有分量的文章，翻譯過來都對讀者有益。”何頻對我說。
　　有位在多維幹了不少年頭的編譯對我私下訴說過，接到這樣的電話或郵件，首先湧起的念頭就是：何頻呀，“看你看得賊死”！——“看”，讀平聲。他很形象地說：何頻發現漏了新聞來找你的時候，那口氣就好像你把他珍藏多年的一盒子金銀珠寶給弄丟了。不過，想到何頻也是為了工作、為了讀者，也旋即釋然了。同時，他也佩服何頻的新聞感覺特好——這些報刊我不是剛剛才掃過嘛，怎麼就沒有注意到何頻提醒的這篇文章呢？
　　多維的主要力量，放在策劃和采寫華人關心的人與事的專題上，有時是以專訪為主配上相關資料，有時是綜合編譯，有時是深度報導。我在那幾年中，就採訪了好幾十人——多半是老人，以致我半開玩笑地說：我的採訪對象，平均年齡80歲，像許家屯，劉賓雁，從台灣來的退休上將華錫鈞，中共黨史上“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最後一人王盛榮，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二十多年牢的新聞人陸鏗，楊虎城的女兒楊拯英，抗日戰爭中參與平型關戰役、中條山戰役的國民黨中將高桂滋的兒子高斌，還有袁世凱的曾孫、汪精衛的女婿、胡風的女兒、水利專家黃萬里的女兒、戰犯文強的兒子……
　　這些選題，有的是何頻向我提供的採訪線索，有的是我發現了我感興趣的人，告知何頻。在我的記憶當中，似乎他沒有一次表示異議，而且，與紀軍所說一樣：何頻從來沒有告訴我應該寫什麼主題，至多只是將他所知道的一些素材提供給我，例如他與許家屯、劉賓雁、陸鏗等人相熟，積攢了不少生動故事。但我用不用、怎麼用他提供的素材，他並不過問。
　　我這些採訪選題，多與歷史重大事件有關，是“過去完成時”，在多維只算是偏師；而多維報導最多的，還是“現在進行時”。
　　在這裡，不可能完整地列出多維當時組織的所有重大採訪報導，這是一個長得似乎沒有盡頭的名單，而名單上幾乎每一個名字，都意味着多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與中國大陸一家媒體的採編隊伍動輒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相比，要知道，多維的記者只有區區七、八個人啊。
　　對被中國指控為遠華案主犯，在加拿大面臨遣返的賴昌星，多維多次派出記者前往採訪；
　　對在美國遭受17年冤獄的王建展“獄中殺人”案，多維記者採訪律師、查閱卷宗，還到監獄約談本人——這起冤案，最後平反，王建展恢復了自由；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眼角膜實驗室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員韓彬，2002年5月被捕——調查人員在他家冰箱內發現20瓶實驗用的人體蛋白質，告他是“間諜”。多維發現線索後，立即採訪報導，引起加州華人關注，組成聲援團支持他打官司。後來他的三項重罪都被撤銷，只剩下一項輕罪；
　　對在加州遭受家庭暴力、幾乎陷於絕境的秦麗麗，多維進行專訪，又與當地華人社團聯繫，請他們伸出援手，防止事態惡化；
　　對偕妻女攜帶生化物質正要飛往上海時被捕的前康乃爾大學研究學者殷清強，對家中搜出巨額現金、被控從墨西哥走私冰毒到美國的葉真理，對據稱被好萊塢以巨款買下其小說改編權的加拿大華裔女作家貝拉，對受到中國有關部門竊取國家機密的指控、在上海秘密關押的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副教授王飛凌，對中國防治艾滋病人士高耀潔、萬延海、胡佳，對維權法律工作者莫少平、許志永……多維都及時地作了深度報導，有的還作了系列報導。
　　當然，報導某人某事，並不意味着對之認同和支持，而是作為媒體，儘可能地披露真相——“事實是第一位的，解讀是第二位的。”這已經成為從何頻到每個編輯記者根深蒂固的信條。
　　多維不怕觸及敏感話題，不怕沾上有來頭的人物，不怕得罪某一方政治勢力。對中共、對台灣當局和美國政府都不假辭色，對政治異議組織和人士中的負面新聞，也並不客氣。甚至對於在美國起訴中共官員這樣被法輪功組織自恃“政治正確”的個案，多維也站在客觀、理性的立場上，掰開揉碎，剝筍抽絲。
　　正是最後這一條，終於得罪了人——所得罪的卻不是中共當局，而是得罪了挑戰中共當局的勢力。這是後話了。

　　“雅典，請記住中國民工”

　　儘管多維創業不久，實力尚弱，但在報導全球矚目的重大事件中也不願缺席。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多維就派出記者王國慶前往採訪，在雅典呆了一個月。北美那麼多華文媒體，他是唯一的一名特派記者；他也是多維為某一項任務而派出時間最長的記者。
　　何頻、楊鳴鏑給他交代的任務很明確：把美國所有華裔運動員都一個不落地採訪了；把中國所有榮獲奧運金牌的健兒也都一個不落地採訪了。至於選材、角度，寫成什麼文體，都由他去發揮。
　　雅典奧運期間到處旅館人滿為患，王國慶找的住處相當遠，坐車抵達場館就要一個小時。每天他趕場，採訪，回到住處再寫稿、發送……晝夜連軸轉。他對我感嘆：“要是有兩個人，就好多了！”但是當多維的財力，只能派出一個人。王國慶拼命幹了一個月，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得到了多維的讀者和主管的好評。不過王國慶自己最得意的，反倒不是采寫體育明星，而是一篇《雅典，請記住中國民工》。“真的很牛啊！新華網、人民網……北京的媒體都轉載了我這篇！”
　　搞新聞的都知道，“求上去的不如撞上來的”，許多機遇是可遇不可求。很巧，王國慶在雅典從一個場館趕往另一個場館的途中，路過一頂帳篷——雅典奧運期間為了許多臨時用途搭了大量帳篷，不少帳篷里會坐幾個警察，而這頂帳篷里卻坐了三個中國民工，都戴着奧運標誌。“我習慣性地跟他們打招呼：嗨！他們問：中國人？我說是啊，他們特別高興，請我坐。一問他們是山東的，我說我老家也是啊！這就聊起來了。”
　　這些民工參加了奧運會場、運動員宿舍的建設。王國慶與他們海闊天空，從他們幹了哪些活，又聊到怎麼從中國出來的。現在環境和生活怎麼樣。他們介紹，中國民工們都住在一個工廠改建的宿舍里，二十幾個人住一個大通鋪。還對王國慶發起牢騷，說特彆氣人的是報酬被剋扣，最擔心的就是回去之後，能不能把抵押金拿回來。
　　王國慶問，你們看過奧運比賽嗎？“我們哪兒有錢、有機會看呀！”他們雖然守着奧運村，但沒有看過一場。“我問他們，中國姑娘杜麗在女子10米氣步槍決賽中的最後一槍，射下了本屆奧運會第一枚金牌，她是山東老鄉啊！你們知道嗎？這些民工十分驚喜，他們居然都不知道山東姑娘為中國爭得這麼大的榮譽！這給我的震撼非常大。”那天他本來計劃有幾篇稿件要寫，但是他為這個民工題材感到胸口發熱，寫作激情噴涌。“人人都去關注冠軍了，誰會關注民工？但他們也是奧運大家庭的一分子呀！”於是他把這篇也寫了，寫到東方既白，睡了三個小時，又爬起來去投入第二天的賽事採訪……
　　王國慶對我說：“那段日子是真累啊！不過，挺充實！圓了一次體育記者夢！這是我多麼難得的一次經歷！”
　　王國慶對多維管理層有意見。他的感覺是：奧運期間，那時已經被多維收到旗下的加拿大《星星生活周刊》的奧運專題報導，不論從經濟效益上還是從社會效益上，都比實力更雄厚的《多維時報》還要收穫大得多。他回憶說：《星星生活周刊》給我提供了一些贊助和獎勵，要我去雅典之後，用“《星星生活周刊》特約記者”的名義，給他們定期寫稿。我遵囑寫了好幾篇稿，像最後在閉幕式上張藝謀導演的八分鐘，獨唱的小姑娘，等等。
　　雅典奧運結束，他回來之後，才看到該報為他留的四期雅典奧運期間出的報紙，一個版一個版地看下來，他發現，《星星生活周刊》做得真叫地道，相比之下，《多維時報》就差遠了。王國慶告訴我，“《星星生活周刊》有冠名的‘老乾媽奧運專版’，光是‘老乾媽’，報紙就賺得比多維多了去了。《星星生活周刊》拿到了廣告，拿到了贊助，拿到了冠名……人家對市場做得細，做得透，在媒體市場上打‘奧運牌’打得非常精彩啊！”
　　王國慶十分遺憾：儘管他很早就提出了建議，但是後來多維在北京奧運期間不如在雅典奧運做得好，沒有那麼多獨家報導，商業上也遠不如《星星生活周刊》在雅典奧運期間那麼成功。“你想想，如果多維也派人採訪，憑何頻和幾個主管的人脈，憑多維的品牌……肯定會做得會比《星星生活周刊》雅典奧運那次更成功嘛！”

　　封我們的網，還要用我們的稿

　　無獨有偶，紀軍也有自己覺得最有意思、“最牛”的一篇編譯稿件。
　　2008年3、4月他回國探親，當時拉薩剛剛發生“3·14”事件騷亂。他在事件發生之後用最快的速度綜合了一篇東西——是美國、歐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西方媒體，記錄下來西方遊客口述親歷目睹血腥拉薩事件——他們看見藏人殺漢人，十分震驚，覺得不可思議，感到藏人是有計劃的，事先將兇器都運進了拉薩。
　　這是敵對雙方之外的現場目擊者第一手描述，十分難得。紀軍告訴我，“他們怎麼說，我們怎麼編譯，忠於他們的敘述”。他回國探親時，試試能否在網上搜尋到多維。結果他發現，多維網站無法登錄，而多維稿件卻到處被轉載。一用他自己的名字檢索，第一篇出來的就是這篇西方遊客在西藏騷亂中的目擊記，中國官方媒體還加了編者按，介紹說是美國“著名華人媒體多維網”編譯的。“我記得人民網也轉載了，心說：你封我們的網，還要用我們網的稿！”
　　我隨後也檢索，看到“國際在線”果然轉載了紀軍這篇報導，又被東方網刊登了，編者按寫道：“在西方很多媒體對近日發生在拉薩的暴力事件進行大肆歪曲報導的同時，也有一些西方媒體刊登了與此不同的報導。3月19日，世界著名華文新聞網‘多維新聞網’發表長文，綜合報導了幾家西方媒體……”云云，好傢夥，“多維新聞網”升級到“世界著名”了！
　　自稱“親華不反共”的紀軍說：這樣的事經常發生，我們編譯了西方媒體的報導之後，很快就被國內的官方主流媒體拿過去，把讚揚中國的文字留下，把批評中國的文字略去——這真是掐頭去尾的歪曲！
　　多維初創時期，紀軍雖然是編譯，但是他也參與過採訪；到2006年他接手主管編輯隊伍的時候，投入採訪調查就更經常了。
　　在何頻看來，一個網絡媒體，要想有自己的核心價值、核心競爭力，就必須有自己的獨家原創內容，有能透露內幕的消息來源，而不能像時下大多數網站一樣東抄西抄，抄來的東西最多就是改改標題，在標題的聳動上想點子。這些網站再紅火、人氣再旺，也都很難找到自己的獨特價值所在，很難找到可持續發展的營利模式。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誰不知道獨家原創和內幕消息“價值連城”？問題是，這樣的內容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何頻得天獨厚，有一個到多維創辦時已經有了十來年積累、出版了數百本書、並且還在源源不斷地以每個月四、五本書的頻率出版新書的明鏡出版社，明鏡出版社與多維建立合作關係，成了多維獨家原創內容的重要來源，讓何頻有了底氣；但這還不夠，還得去進行深入的調查、採訪，於是何頻招兵買馬，建立精幹得力的記者隊伍。
　　在草創階段極大地幫助多維急劇擴大影響力、塑造品牌的，正是兩個專題的深度調查採訪。（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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