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宣称人民“一致呼吁修宪”，“一致呼吁和拥护党中央建议”，官媒更说“人大会场两次掌声雷动”。西方媒体文章则说《习近平修宪点燃中国文革记忆，民众立场出现分裂》、《习近平欲重塑威权主义，中国走向与历史相悖之路》

　　老高按：昨天我在按语中写了：报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向会议说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呼吁修宪”，“一致呼吁和拥护党中央建议”，人大会场两次掌声雷动。
　　随后在按语中，我主要是剖析了“一致”两字的虚妄：当掌权者封杀了一切反对的声音，剩下的，可不就确实“一致”了嘛！“将所有媒体都变成了传说中用来瞒骗袁世凯的‘假《顺天时报》’（这个传说的孤证，出自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已经遭到多方质疑，这里只是借喻）”，极为熟悉中共所谓舆论是怎么回事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前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前人民日报社长王晨，说出“一致”二字，一点都不奇怪，是否有公信力也不言而喻。
　　但昨天，没有来得及讨论“人大会场两次掌声雷动”。
　　今天微信群中对此议论热火朝天：为何人大代表们“掌声雷动”？有人仔细看了视频说，“那掌声还真不是预谋的”。那么，排除了官方媒体编造假话和操纵鼓掌的可能性，问题就是，人大代表为何会自发、自动、自觉地为包括取消任期限制的修宪鼓掌？
　　有人仔细分析说：掌声可以表示三种情况：
　　一种是：把司机（这是一种隐语，指掌舵人习近平。——老高注）的动作真诚理解是为了政改而必要集权和延时驾驶（司机是不是这样想我们不清楚，但他们是这么说的，这也是许多搞政治学的同学这么希望的）。
　　第二种，代表们还是有旧情结的，也不管你是真改假改，认为称帝也不见得比财阀更坏，财阀政治会吞噬一切人的社会成果，中产阶级可能彻底打工仔化。这是我近来在深圳，跟青年精英接触的一点认识。财阀主导的社会，毫无发展希望……而这些人大代表，是否也朦胧希翼有种能防治西方病的“中国模式”？（但这位学者紧接着分析说：我个人认为比较悬，因为我早已从理想主义者退化为理想未泯的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包医百病的制度。但制衡比独裁风险要小。正所谓：“专制如大船，航行平稳而抗风浪，但一旦翻覆，就是没顶之灾；民主如小舢板，人们的脚常常泡在水里，但他从不会沉没。”）
　　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些代表都是自私的。（引文完）
　　各位读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人大代表对修宪“掌声雷动”，意味着什么？别跟我说：这些代表全都是脑残、全都是五毛、全都是被习大大收买……“人上一百，种种色色”，何况三千人？一棍子横扫把他们全都打落水中，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那些说法都只是泄愤而已，不可能推进我们的讨论走向深入。
　　西方媒体继续讨论中共修宪的内涵和影响。法广援引评论家林和立（曾任《南华早报》副总编辑、CNN中国事务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说，删除任期限制的修宪过程如此匆促，是因为习明白反对声音强大，要“快刀斩乱麻”，免得反对声音有机会凝聚。他形容，习近平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道德上的政变”，以其集权“骑劫”中共。
　　对修宪这件事，中外的自由派人士和左派人士都不是铁板一块，林和立过去被称为“持左派思想”，但是他明确反对习近平修宪；我素所尊重的一些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媒体人，如王希哲、何频等，用不同措辞认为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积极意义大于负面意义；我过去推荐过中国女学者“三糊涂”端木赐香的文章，她这次用她嬉笑怒骂的调侃风格的文字，含蓄地表达了对习近平修宪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看法有他们自身的逻辑，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也不会简单化地斥之为“甘当习近平的走狗，以图分一杯羹”——那才真是脑残！
　　我前天采访阮铭先生录制视频，他介绍历史人物、“文艺沙皇”周扬浩劫之后对文革、对中共党史的深刻反思，也涉及了现实，告诉我说：有人说“修订1982年宪法，明确加上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邓小平的一大成就”，这真是笑话，历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阮铭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给我详细介绍了1982年邓小平的思路和举措。阮铭这么说，缘于很不满意现在一些人忘却历史然后想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支持习近平修宪走向终身制。阮铭的看法，将在我主持的《历史明镜》节目中披露。
　　纽约时报中文网几天来陆续发表对修宪这件重大事件的评述和深度报导。下面转发两篇。我感觉，纽约时报中文网和文章作者是有价值观念的倾向性的，但他们还是恪守了媒体进行新闻报导的规范，中共自称的什么“一致”拥护，完全没法与之同日而语。


　　习近平修宪点燃中国文革记忆，民众立场出现分裂

　　赫海威，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3月1日

　　中国中部地区的27岁教师刘进（音）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贯能够依靠的那种青年民族主义者。他在网上分享习近平身着作战服的宣传照片，并恭敬地称他“习大大”。
　　但本周，在听说执政的共产党即将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掌权时，刘进颇为震惊。
　　“我不同意，”刘进在微博上写道，并列举了多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和独裁者的例子。审查者立即删除了他的帖子。
　　在当政的五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塑造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一个稳重而可亲的领导人，既和工薪阶层一起排队买猪肉包子，又能引领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增长和全球影响力。
　　但周日公布的取消任期限制的举动，在中国社会重新引发了更深切的担忧。有关对中国开国元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它引发的亢奋情绪和混乱的记忆，在这里仍是挥之不去的。
　　共产党的审查机构急于压制批评言论，维持民众支持的表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到处寻找其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内容。很多小熊维尼图片——习近平有时候会被比作这只卡通熊——和“吾皇”、“终身”、“不要脸”等检索词都受这场删除行动的牵连。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称，有一小段时间就连英文字母“N”也遭到审查。这似乎是为了预防社会科学人士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异议：N＞2，“N”表示习近平当政的任期。
　　中国官方媒体在各自的报道中淡化了这一举动，似乎希望大部分中国民众根本不会注意到，或不关心。提到这一变化时，相关新闻报道主张，在中国有志于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恢复在全球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之际，应该取消任期限制，以确保领导的连续性。“中国无法以停下来的方式休整，”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警告说，“它必须只争朝夕。”
　　尽管审查铺天盖地，很多人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但公众对这位强权领导人原本一致的观感，现在出现了分裂。
　　曾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退休人士警告不要倒退到独裁统治时代。大学生在网上引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别演说。企业高管对共产党日渐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正在加快迁往海外的计划。
　　曾是一名记者的政府批评人士李大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共产党阻止习近平的计划，否则可能“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他说，习近平对权力的攫取会颠覆一个稳定且可预见的权力和平交接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数十年前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混乱和邓小平时期的继承权斗争后制定的。
　　“会打破对这个制度的约束，”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一些人把习近平比作毛泽东，不过还有一些人进一步深入中国历史，把他比作袁世凯。后者是20世纪初的一名军阀，曾短暂恢复中国的君主制，自己当上了皇帝。
　　尽管存在种种不满，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不满不太可能阻止习近平延长统治时间的企图。
　　首先，对取消任期限制计划的很多不满仅限于城市精英。在农民和蓝领工人以及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中，习近平依然极受欢迎。在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眼里，他的坚毅决心令人钦佩，他们奉他为中国的21世纪崛起的谋划者。
　　“取消任期限制不是坏事，只要领导人有能力，”西南省份四川19岁的大一新生牟玉秀（音）就是这类支持者之一。“习主席就是这样的人。”
　　另一方面，习近平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国社会。反腐肃清运动波及数万名官员，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权力机构也加强了纪律。律师和异见人士在众目睽睽下被公开逮捕，其中有桂民海这样的香港书商，似乎是因为出版了批评习近平和中国的书籍而被羁押超过两年。
　　虽然取消任期限制的计划或将成为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决定，但许多公民对此没有意识。这项决定被埋藏在报纸的新闻之中，电视新闻节目也一笔带过。
　　“我没有很注意这个变化，”来自农村、现居北京的工人彭满（音）说。“如果他们是好官就是件好事，不是，那就是坏事。”
　　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习近平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对文革的回忆——那个由毛泽东煽起，导致中国社会断裂、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十年动荡时期。
　　许多人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痴迷权力的相似之处，他也将对党绝对忠诚的概念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用政治口号填充着中国社会，用宣传手段将自己展现为引领中国走向自身命运的那个领导人。
　　批评人士认为，通过在权力上打下这样的私人烙印，并淘汰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在准备重现毛泽东时代令中国几近崩溃的那种个人崇拜和狂热。
　　“体制内外有许多人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他们的焦虑都加剧了，”身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的父亲作为政府官员曾在文革遭到迫害。
　　也有人怀念文革时期的政治，他们将其视作一个有决断力的、意识形态纯洁的时期。他们不理会对习近平铁腕倾向的批评，并表示中央集权是繁荣稳定的标志。
　　“习近平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探索新型的大民主，不是混乱无序的，不是血腥的，也不是黑暗和负面的，”毛派评论人士张宏良说。“中央集权只是个工具，重要的是谁掌权。”
　　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能力消除腐败、减少收入不平等、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的伟大人物。
　　“中国人对强硬果敢的稳定性很着迷，而习近平证实了这一点，”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中国学者凯利·布朗(Kerry Brown)说。
　　虽然要在一个专制国家中衡量舆论是困难的，但调查显示习近平的支持率超过80％。在采访中，许多人对他大加称赞，因为在这个令许多发达国家都陷入困境的时期，习近平能维持经济的稳健增长，并在南海等地区挑战着美国的控制权。
　　但即使是习近平的崇拜者，也有许多人为他不设任期的举动而震惊。一些人担心，他可能会破坏带来了稳定的权力和平交替机制。
　　“任期越长，错误越多，”北京一位45岁全职主妇史瑾（音）说道。
　　还有一些人则考虑离开中国，移民中介正抓紧时机为自己的服务做广告。
　　平面设计师吴丹（音）表示，自己这周已经四次接到了移民中介打来的电话。她表示，尽管不同意取消任期限制的计划，但她不打算移民了。
　　“作为一个爱国的年轻人，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少人挨饿，我们的政府可以为人民着想，我们的媒体也可以为人民发声，”吴丹说，“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政府能以史为鉴，作出正确决定。”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习近平欲重塑威权主义，中国走向与历史相悖之路

　　MAX FISHER，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3月1日，翻译：Cindy Hao

　　中国版本的威权主义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几十年来，随着其他专制政权或垮台、或变质为功能不全的虚假民主国家，中国的专制政权保持了强大，甚至繁荣。
　　诚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果断地压制异议，镇压潜在的挑战。但有些人认为，中共之所以继续存在下去，部分是因为它建立了异常强大的制度，受到严格的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集体领导——靠共识统治、而不是靠强人——和任期限制。
　　当中国共产党本周宣布将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地任职时，它打破了这些规范。它也可能加速了许多学者认为的中国朝着与历史的力量冲撞的进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设法避免了这种冲撞。
　　这些历史表明，北京的领导人正在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称之为“徒劳无益的差事”：试图维护一种在现代社会无法继续存在的政府体制。但是，正在转向强人统治方式的习近平，要加倍努力证明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可以在当今时代重塑威权主义。
　　如果习近平成功，他不仅稳固了自己的未来、延长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也许还为威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

　　更强硬的那类独裁政权

　　如果像许多人现在所预期的那样，习近平将终身留在任上，这只是在把他多年来一直在推进的一个过程正式化：那就是剥离中国制度的权力，将其积累到自己手中。
　　把独裁统治从思想上分为两类，有助于对其的了解：一类是制度化的，另一类是个人主义的。前者以委员会、官僚机构和类似共识的方式运作；后者只靠一位有魅力的领袖。
　　中国曾经是近乎于苏格拉底理想的第一种模式，现在正日益成为两种模式的混合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习近平已把自己变为“金融监管和环境政策的主导者”，以及经济政策的主导者。
　　习近平还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敌对政治派别的成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不成比例的清洗。虽然这加强了他本人的实力，但却削弱了中国以共识为主导的运作方式。
　　据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研究威权主义的学者艾丽卡·弗朗茨（Erica Frantz）的研究，这种威权主义更难维持。“总的来说，个体化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弗朗茨说。
　　缺点往往很微妙。研究发现，国内政治趋于更不稳定，管理更不稳定，外交政策更加激进。但最明显的风险来自继承。
　　“我喜欢问俄罗斯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如果普京明天心脏病发作，会发生什么？”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说。“没人知道。”
　　“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斯沃里克说。死去的领导人将会为需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经广泛商定的规则，还会对该怎样做有政治共识。
　　“这次修宪似乎扰乱了这一切，”斯沃里克说。通过违抗继承的规范，习近平已经表明，任何规则都有可能被打破。“关键的规范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里克说。
　　派系清洗的可能风险是，政治规范将从共识转变为零和，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内部斗争。
　　习近平正在削弱的，是使中国的威权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韧性的制度主义。集体领导和有序继承的制度是在毛泽东的灾难性终身任期结束后建立的，这些制度带来了相对高效和稳定的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学家肯·奥帕洛（Ken Opalo）在中国宣布修宪之后写道，有序的过渡“或许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他说，终身总统“把某些精英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消除了让那些掌权者接受问责和创新的激励。”

　　权威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2005年，政治学家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国内的公民是否认为政府是合法的？他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字评分，评分通过对国内公民行为表现的复杂观察来确定。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享有比许多民主国家更高的合法性，而且除了阿塞拜疆之外，中国比所有其他非民主国家有更高的合法性。他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归功于经济增长、民族主义情绪和集体领导。
　　但吉雷在2012年再次研究他的这些指标时发现，中国的评分已经陡然下降。
　　他的数据揭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中国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显锋芒。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说认为，一旦公民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们就会要求诸如公开问责、言论自由，以及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等东西。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威国家，要么向民主过渡，要么在动荡中崩溃。
　　这种挑战，除了那些钱多到足以收买本国公民的国家以外，还没有被其他的现代专制政权战胜，这种挑战使得中国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民族主义尽管一度在获得支持上发挥了作用，但却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公民的要求正在增加。
　　所以，根据中国问题学者海克·霍尔比克（Heike Holbig）和吉雷的研究，中国正在提倡“意识形态和集体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把政府与中国文化等同起来。爱国歌曲和学校教科书不断涌现。提到“习近平思想”的地方越来越多，现在这已是官方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将权力个人化的做法，似乎既借鉴了旧式铁腕人物，也借鉴了世界上民主国家中出现的新民粹主义者。
　　但是，这种做法只是中国需求的一个高风险的、部分的解决方案。个人崇拜能解决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问题，但不会更多。

　　“没有民主的问责”

　　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威权主义形式，如果成功的话，它可能会缩小国内公民需求与政府所能提供的东西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定义，威权政府是不可问责的。但在中国的一些城镇和小城市，有限的、可控的公众参与渠道正在开放。例如，一个名为“市长邮箱”的项目允许公民提要求或进行投诉，并奖励遵守规定的官员。
　　一项研究发现，市长信箱极大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的幸福感。没人会说这些城镇有民主；但这足以让一些人有民主的感觉，使他们满足。
　　这种创新始于基层社区，他们通过有限而持续的异议和抗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蔡晓莉（Lily L. Tsai）称之为“没有民主的问责”。
　　现在，一些官员正在将这种曾经遭他们抵制的趋势转变为有意识的做法。他们的目标不是实现自由化，而是抵制它——“在不破坏整个制度的情况下，吸出民众的不满”，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帕特里夏·M·桑顿（Patricia M. Thornton）在一本关于中国治理的新书中写道。
　　北京似乎希望，大多数中国人会接受威权主义统治，如果政府能至少提供一些民主制度所承诺的好处：适度的好政府，反应还算积极的官员，以及在明确限制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提出更多要求的公民会面临可能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审查和压制。
　　这种有新意的制度，可以作出比克服中国与历史力量的冲突更多的东西。它可能提供一种让威权主义在全球茁壮成长的模式，许慧文和桑顿写道，“非民主国家如何不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成功。”
　　但习近平的权力攫取，通过削弱制度、推动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有可能让这种创新变得更危险、更困难。
　　弗朗茨说，当领导者为自己巩固权力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国家政治气候的良好掌握能力会减弱。”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托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Twitter上写道：“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手中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腐朽的威权主义国家会做的最典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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