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各樣的右翼保守主義正在主宰21世紀的世界，如何將人類從保守主義魔咒中解救出來？假如我們對人性的雙重性格有所理解，應該在世俗與宗教的永恆戰爭中去尋找一條平衡的“中道”，才有可能避免人類因各種右翼保守主義彼此衝突而翻船


　　老高按：一個重大的新聞事件，必然帶來許多情感充沛的急就章式解讀；隨着時間推移，事件真相的細節曝光，相關各方面的數據陸續顯露，這一事件背後的各種角力的脈絡更為清晰，急就章式的解讀，勢必逐漸讓位於理性更占上風、分析更為深刻、視野也更加開闊的文章。
　　在我看來，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教授的《特朗普為何橫空出世》，就是一篇在川普勝選之後應運而生的好文章，推薦給各位。雖然他面對21世紀人類的困境，並未給出解決之道，但是他分析、列舉了困境的症結（當然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供我們從更廣闊的歷史和世界縱橫坐標軸上理解我們當下的現實，從而不滿足於川普及其支持者的簡單化的主張，而獨立思考，探索根本解決的方式。
　　我曾經針對那些詫異我“為何站到左翼立場”上的朋友說過：如果一定要站隊劃線，或許可以算中間偏右吧。但我反對極右，所以就被右邊的朋友視作“左翼”了。在我看來，極右，其危害與極左大致等同，不論對美國、對中國、對世界，都是災難。
　　“物以類聚”，因為我這種中間偏右的口味，更推崇如吳思、秦暉、楊奎松……也包括這裡推薦的許紀霖等不持極右觀點的學者；我也曾經推薦過中間偏左的學者和文章。我覺得，這個世界吃極端主義的虧太大，極端主義造成的災難讓人類承受不起，對於宣傳極端主義的言論，我退避三舍。何況在我心目中，並無門戶之見（我本來就不是知識人、學術圈的局內人，而是一個業餘愛好者），何必作繭自縛？自己認為有參考價值的看法，就算不一定正確，推薦給大家，讓我們一起來開拓思路不好嗎？
　　也有人看我推薦許紀霖的文章會說，這些學者畢竟離得太遠，未免隔膜。或許這些學者確實有這樣的短板吧！但是中國人不是有一些古老的智慧格言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嗎？離得遠，也有他們的優勢，也可以作為我們的參照系！
　　在這段按語中，本來我還想寫下一些最新得知的事實，例如截至11月19日上午，希拉里的普選得票數超過特朗普逾130萬張。《紐約時報》估計，等統計全部結束，希拉里的普選票估計會超過特朗普200萬張。不過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沖淡主旨，就按下不表，留待日後吧。


　　特朗普為何橫空出世

　　許紀霖，愛思想

　　英國脫歐、特朗普逼近總統寶座、安倍向“正常國家”衝刺、土耳其加速逆世俗化、極端的IS國在中東猖獗、歐洲各國層出不窮的恐怖事件……自911事件之後，正呈現出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圖景：右翼保守主義在21世紀世界的崛起。

　　三大本位性保守主義的崛起

　　20世紀曾經是左翼激進革命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觸發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洶湧澎拜。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為全球左翼革命劃上了休止符，福山樂觀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從此人類將往西方為典範的自由民主方向演進。20多年前的福山畢竟年少單純，不及他的老師來得目光老辣，亨廷頓敏銳地指出：冷戰終結的21世紀，是一個文明衝突的時代，全球戰場的軸心將從政治意識形態轉向軸心文明的競爭，首當其衝的，將是基督教與伊斯蘭這對老冤家永恆的戰爭。亨廷頓餘音未落，2001年紐約世貿雙子星座被攻塌，雖然是恐怖主義者所為，但背後的成因與文明的衝突不無關係，誠如哈貝馬斯所言：“911事件觸動了世俗社會的一根宗教神經”。
　　歷經美國政府幾朝努力，終於將罪魁禍首本·拉登擊斃，本以為世界從此太平，沒料到恐怖主義只是表象，其背後的深層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隨着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貿易、資訊全球化的深入，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在擴大，而且在民族國家內部，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分化也在加劇，整個世界分裂成在全球化中獲得利益與受到傷害的兩大陣營。全球化將世界壓縮為一個小小的地球村，大量的第三世界移民進入發達國家，“逆殖民化”使得本來互不相擾的種族、民族和宗教發生了近距離的接觸和碰撞，民族矛盾、宗教衝突與階級分化三者交疊，互相激盪。在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式微的今天，右翼保守主義竟然破門而出，對自由民主體制構成了尖銳的挑戰。
　　21世紀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義，乃是由三股勢力會合而成：宗教保守主義、民粹保守主義和民族保守主義。

　　首先是宗教保守主義。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是全球化發展最快的三十年，也是宗教復興最迅猛的三十年，基督教徒、佛教徒人口增長迅速，傳統儒家文化也在中國呈復興趨勢。最引人矚目的，是全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長。美國著名的獨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發布的一份宗教調查報告說：在2010年，基督教信眾人數22億，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伊斯蘭教列第二，擁有16億信眾，占全球人口的23％。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到205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將與基督徒拉平，到2070年，伊斯蘭教將超過基督教，成為全球最大的宗教。在世界各大軸心文明當中，儒家本來就是世俗化的人文信仰，基督教經歷文藝復興、新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早已經世俗化，佛教也已經與世俗化和解，唯獨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教在世俗化進程中步履艱難，而且這幾十年有倒退的趨勢。“茉莉花革命”實現了普遍的公民參與，但民主不僅沒有促進世俗化的進步，反而釋放了社會底層伊斯蘭原教旨的保守主義勢能。而大量穆斯林移民湧入西歐，也使得以基督教價值為核心的歐洲與外來的伊斯蘭教發生了面對面的衝突與緊張。自羅馬帝國晚期、拜占庭被穆斯林攻陷和1683年維也納保衛戰之後，歐洲正遭到第四次大規模的“蠻族”入侵，而這一次由中東移民大軍所帶來的，是與世俗化的歐洲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文明。

　　其次是民粹保守主義。全球化加劇了世界各國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代表未來高科技發展方向的跨國企業、年輕的技術精英是全球化的得益階層，而傳統行業上年紀的工人階級淪落為新的貧民。據統計，1％的超級富豪擁有世界50％的財富，而剩下的50％的財富並非由剩下的99％的人平分，世界上50％的人只擁有不到1％的財富。世界各國的中產階級在萎縮，貧民階層在擴大，社會分層出現了固態化趨勢，用福山的話說，美國出現了精英階層的“再世襲化”。社會的斷裂不僅來自上下階層，而且體現在擁有不同專業技能的代際之間。年輕人普遍擁抱全球化，而中老年人對此怨氣沖沖，英國的脫歐全民公投，就是老一代人對年輕世代的勝利。面對外來勞工、技術轉移和穆斯林文化的威脅，在歐美各國流行的民粹主義具有典型的右翼特徵，其主要社會基礎是社會底層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民眾，這些內部的“無產者”與外來的“無產者”相互仇視。當全球的富人與精英階層攜手聯合，共同分享全球化紅利的時候，各國的“無產者”卻彼此對抗，欲將對方拒之於門外。

　　隨之而來的則是民族保守主義。反對全球化經濟、非法移民和外來異教的特朗普，打的最核心的牌，就是“美國優先”。他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公開宣布：我與希拉里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採取了‘美國優先’的政策。美利堅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才是我們的信條。”所謂的美國夢本來並非民族之夢，而是上帝所啟示的全人類夢想，作為新教徒的美國人相信自己處於“山巔之城”，有責任拯救整個世界，然而，特朗普將美國夢篡改為民族之夢。面對“蠻族”和“異教”的入侵，他要建立一座封閉的長城，重新回到孤立主義時代的美國。
　　時勢造英雄，宗教的、民粹的、民族的三股保守主義潮流，將一個本來只是小丑式的人物推到了前台，成為意欲問鼎白宮的保守主義人格化身。豈止美國，在當今世界，無論是東西大西洋，還是太平洋兩岸，逆全球化的民族保守主義情緒普遍高漲，在世界經濟前景黯淡、風險隨時降臨的今天，各個國家紛紛紮緊籬笆，守住自己的防線。
　　被全球化拋離的各國民眾，會聚在宗教原教旨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旗下，三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弔詭，有的時候是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時候是互相對抗，利益衝突。白人的右翼保守主義即是宗教的（比如美國南方的福音主義），又是民粹的（反精英的），也是民族的（“美國優先”論），自各種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他們與穆斯林移民的伊斯蘭宗教保守主義產生了強烈的對抗，但又互為前提，形成了一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弔詭的互生共謀關係。
　　保守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本位論，自我利益、自我價值絕對優先，它的最大對手是與其對位的另一種保守主義，本位對本位，絕對價值對絕對價值，自我利益對自我利益。當各種本位論的保守主義逐漸演生為各國主流意識形態和政府決策理念的時候，這個世界將進入一輪新的衝突與戰爭周期。
　　21世紀不太平，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將會被一個本位論的保守主義新時代取代嗎？

　　世俗與宗教：現代性文明的困境

　　宗教保守主義的興起，其核心問題是宗教與世俗的關係。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不能從詞面上理解，確切地說，是由基督教演變而來的、世俗化的現代文明與逆世俗化的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公元前600-400年，幾大軸心文明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在歐亞大陸誕生，伊斯蘭教文明雖然要遲至公元7世紀才出現，但後來者居上，誠如《劍橋伊斯蘭世界史》所言：全球穆斯林曾有過一段輝煌的過去，“在八到十八世紀的這段期間，從勢力範圍和創造力來看，伊斯蘭文明都是全球的主導文明”。伊斯蘭教的科學、哲學、藝術、數學、耕種、金融、海陸貿易和城市發展，都曾經傲視歐亞大陸。從唐代到元朝的中國都深受伊斯蘭文明的影響，而中世紀的歐洲掙扎於恐怖的黑死病，遠遠落後於中東的阿拉伯世界。直到1500年以後，隨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這些海洋民族的崛起，文明領跑者的火炬才逐漸從中東轉移到西歐，18世紀的啟蒙運動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奠定了西方在全球的領先地位。按照艾森斯塔特的觀點，第二次軸心文明出現了，那就是首先在基督教文明內部發生突破、隨後傳播到全世界各大文明和民族的現代性文明。

　　第二次軸心文明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世俗化。世俗化這一概念本身來自於基督教，其核心原則乃是“祛魅”——將世俗社會的政治與人生，與特定的終極價值分離開來，查爾斯·泰勒將之理解為一場“大脫嵌”（great disembedding）。個人、法律和國家逐漸從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離出來，獲得了獨立的自主性，這就是“大脫嵌”。祛除神魅化之後，人生價值與政治生活具有了自主性，幸福快樂與政教分離成為世俗社會的兩大特徵。人生的意義不再與神聖的終極價值關聯，工具理性替代了價值理性，世俗的快樂與幸福成為了去魅化人生的追求目標。公共生活也與特定的宗教價值脫鈎，國家在各種宗教信仰之中保持中立，每個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自己的信仰、群體歸屬和個人偏好。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個去魅化的世俗社會，不是說沒有了神，而是不再有國教，不再有一個國民共同信仰的獨一無二的神。世俗化是一個眾神喧譁的時代，各種宗教多元並存。人們可以在私人領域選擇自己的信仰，並按照其宗教戒律而生活，但在社會與政治公共領域，遵從的是世俗化的公共理性和法律道德，憲法取代了神祗成為國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意志。
　　然而，以現代性為特徵的第二次軸心文明，由於其非超越的世俗性質，仍然留下了一些問題是其無法回應和解決的，比如人的存在、關於如何面對生命的苦難、死亡、如何在來世中獲得永恆的等等。啟蒙對人性的預設乃是“理性人”，即每個人都是有世俗理性的，但人性遠比啟蒙想象得要複雜得多，人不僅有理性，還有情感和意志，同時有可能還是一個“宗教人”，不管如何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快樂，最終總是要面對世俗理性無法解答、而宗教所面對的諸如生命中的苦難、死亡、超度、永恆等這些與終極性相關的重要問題。現代性世俗文明只是創建了新的科學、法律和政治的上層結構，而在社會、道德與心靈的下層結構，依然是軸心文明主宰的空間，雖然二者有相互融合的趨勢。
　　哈貝馬斯之前一直堅守啟蒙的理性傳統，堅信人的交往理性，但911事件之後越來越注意到世俗理性的有限性，越來越重視宗教在當代“後世俗社會”不可替代的力量，他與後來成為羅馬教宗的拉辛格大主教多次對話，討論理性與宗教各種的局限與互補性，形成了一個共識：西方的兩大文化，無論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還是世俗理性文化，在事實上都沒有普遍性，都有其內在的限制，因而需要對話和互相監督。
　　這就意味着，以世俗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文明，並不能取代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儒家這些古老的軸心文明。世俗化愈是發展，對終極意義追求的的心靈饑渴就越迫切，而這些問題都不是世俗理性能夠回應的，反過來會激發起古老的軸心文明的反彈。這就可以解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如此深入，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後發展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波強有力的宗教復興的現象。人性中有對終極價值渴望的宗教維度，即使在世俗社會，“理性人”也永遠替代不了“宗教人”，橫掃全球的現代性世俗文明永遠不能徹底戰勝那些似乎是神秘的、落後的古老軸心文明。
　　既然無法替代和戰勝，那麼剩下的只是世俗與宗教的兼容問題了。現代文明包容各大宗教，這不成問題，因為世俗現代性在何為善的問題是中立的，它容許多神競爭、自由選擇。問題在於各大宗教是否接受得了世俗化。儒家、基督教和佛教都不成問題，唯獨伊斯蘭教至今依然與世俗化格格不入。因為穆斯林的人生屬於真主，是整全性的，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政治生活，都要順從真主的意志，這與世俗社會的祛魅化無法兼容。對於穆斯林來說，世俗的快樂不能取代對真主的虔誠，政教分離也非伊斯蘭律法可以接受。上個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之中，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都實行過比較徹底的世俗化，但依然改變不了社會底層的伊斯蘭面貌。從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茉莉花革命中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度掌權，到近年來土耳其在埃爾多安掌權之後“逆世俗化”的加速，以及極端的IS國在中東的猖獗，這一切都非偶然發生，而是意味着一輪新的“綠色革命”（伊斯蘭保守主義）在全球的興起。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更要命的是這場綠色的保守主義革命已經內在化了，打進了自家世俗社會的內部。現代文明的誕生，起源於1500年之後的地理大發現，西歐各海洋民族對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殖民擴張。在基督教看來，這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征服。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全球人口流動，發生了“逆向殖民化”，全世界的“蠻族”紛紛向歐美發達國家移民。不同種族、歐美發達國家一開始相當自信，相信自己是現代文明的大熔爐，足以馴服這些來自第三世界的“蠻族”，讓他們變得世俗化，變成與自己一樣的美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基督教世界可以與東方多神教傳統的儒教徒和佛教徒和平相處，卻偏偏遇上了一個與自己本源同根的另類一神教：拒絕歸化的穆斯林。來到基督教世界的穆斯林，就像在他們的母國一樣，可以在物質層面接受世俗化，但在精神領域和群體生活當中，哪怕是經歷了二代、三代的移民，依然頑強地保持自己的伊斯蘭特性。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無論是成功的中產階級，還是生活於社會底層的貧民，許多人至今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精神上有某種屈辱感，這反過來激發起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而伊斯蘭教相對封閉的宗教儀式、生活方式，比如一天5次的向真主禮拜，一衣白素齊刷刷跪下禱告、一年一度的封齋月、女性出門帶頭巾、甚至以紗巾遮臉，都讓世俗社會的人們驚愕不已，心存恐懼。911事件以後，特別是近兩年在歐洲頻繁爆發的恐怖襲擊事件，都有極端伊斯蘭教的背景，更讓許多人對穆斯林心懷偏見，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劃上了等號，患上了“伊斯蘭恐懼症”。新近翻譯成中文出版的西方右翼保守主義者馬克·斯坦恩的著作《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聳人聽聞地說；“真正的大問題在於，秩序的變化或許僅僅是一個徵兆，一個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與精神崩潰的不祥徵兆——在西方隕落之後，我們的未來將徹底毀於非西方文明之手。”
　　事實上，恐怖主義與穆斯林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穆斯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恐怖主義這三者有明確的區分。穆斯林世界內部教派和民族千差萬別，中世紀不同時期的的伊斯蘭帝國、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因為其強大，對帝國內部的異教徒如猶太教、基督教相當寬容，伊斯蘭教對異教的敏感和警惕，那是到了18世紀現代文明崛起之後。處於弱勢的穆斯林為了守護自己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純真性，變得封閉和保守。即便如此，一般穆斯林依然能夠在世俗社會與其他人和平相處，他們溫和、安寧，是一個好人，甚至好公民。但近年來遜尼派內部激進的瓦哈比派發展迅猛，這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世俗化有很大的衝突，信奉極端的一神論，不准抽煙、不准喝酒，男子要留鬍鬚，女子全身要披黑袍，只能露出雙眼。雖然瓦哈比派是恐怖主義的溫床，但其本身畢竟是非政治性的，不能簡單等同於恐怖主義。只有那些具有強烈伊斯蘭復國主義傾向（比如IS國）、對異教和世俗化有強烈仇恨並付諸行動的，才能算是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不僅是人類之敵，也是伊斯蘭教之敵，為一般的穆斯林所不齒。而強調絕對禁慾、男子留大鬍子、女子出門穿黑袍的原教旨主義，也未必為其他比較世俗化的穆斯林所認同和接受。穆斯林世界，是一個從激進到溫和都有的複雜光譜，內部不同教派的衝突，甚至超過了與外部世界的緊張關係，將其視為鐵板一塊加以防範，顯然是像法國的極右翼領袖勒龐那樣的保守民族主義的無知偏見。
　　其實真正發生衝突的，並非是世俗化與伊斯蘭教，迪拜的成功證明了伊斯蘭教可以與世俗化相安無事，而且可以創造出伊斯蘭世界的金融和經濟奇蹟。真正的衝突往往發生在極端的世俗主義（激進左翼與極端民族主義右翼）與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之間。去年《查理周刊》的恐怖襲擊事件，證明了這一點。在歐洲，極端虛無主義的激進左翼與極端民族主義的保守右翼在反對穆斯林上形成了統一戰線，構成了奇異的“同謀”；極端的世俗主義與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相互衝突、震盪，一個訴諸於語言的暴力，另一個還之以肉體的暴力，批評的武器VS武器的批判，世俗的虛無主義與宗教的原教旨主義以各自極端的方式，讓今天的歐美動盪不安，演化成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內部衝突。
　　如果世俗與宗教之間沒有彼此的尊重與和解，這場戰爭將永無止境。所謂的和解之道，從進入歐洲社會的穆斯林而言，需要更多地世俗化，遵循文明社會的正義法則，而從作為主流的歐洲世俗社會而言，則應承認與尊重伊斯蘭教的神靈與先知，他們不代表野蠻，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是人類偉大文明的一部分。世俗對宗教可以有批評、有研究、有討論，但不能用無聊的褻瀆冒犯他者。
　　在一個祛魅的世俗社會，現代人視自己的生命、財產、自由和個人之尊嚴為最高價值，但在許多教徒看來，比這些世俗之物擁有更高價值與無上尊嚴的，是自己的信仰。人的生命與財產可以毀棄，但內心的神靈不容遭到猥褻，在他們的眼裡，個人的幸福與神的尊嚴無法分離，你可以不喜歡甚至討厭這些虔誠的宗教徒，但在現代的多元社會，一個具有寬容精神的世俗人，不得不承認與尊重這些宗教信仰，只要它不是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侵犯到世俗社會的公共正義。

　　政治正確是否正確、如何正確?

　　接連不斷的恐怖主義活動，讓歐美各國反對外來移民、討厭穆斯林的情緒日趨高漲，變得表面化，政治正確的防線開始被突破。特朗普再三公開宣稱：“政治正確，我們再也承受不起！”
　　政治正確，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限制，它要求公眾、特別是有權勢的公眾人物在表達言論的時候，不得以歧視或貶低性語言指稱對象，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少數族裔以及非主流的宗教與文化，以避免傷害他們的利益與尊嚴。比如，不得以“黑鬼”描述黑人、“弱智”形容智力障礙者、“瘋子”指稱精神病患者、“蕃人”稱呼原住民等等。自上個世紀美國平權運動以來，政治正確成為美國和歐洲輿論界的第一原則，許多政客、大學校長、脫口秀明星、節目主持人因為一不小心發表了對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的歧視性語言，被迫下台、辭職或道歉。
　　政治正確原是為了保護少數族裔的集體權利和邊緣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適當限制主體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論自由，以便讓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處。然而，政治正確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隨着以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背景的恐怖活動的升級、外來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讓許多白人更加心懷不滿，覺得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壓抑，失去了自由批評的權利。當口無遮攔的特朗普橫空出世，公然嘲笑穆斯林、批評墨西哥移民，讓許多白人選民暗自叫好，覺得他說出了自己不敢說出口的心裡話。
　　政治正確是世俗的多元社會對諸神之爭的調停，旨在防止因歧視性言論而爆發的文化衝突。但如今卻引發了更深刻的文化衝突：政治正確本身正確嗎？這裡所涉及的，是一個更深層的認同問題：何為美國？何為歐洲？
　　歐洲和北美在歷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從基督教內化而來的現代性文明成為美國和歐洲的立國之本。美國和歐洲原來都是以“文化大熔爐”自豪，不管外來移民來自什麼民族、有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到了這裡都要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美國價值和歐洲價值。然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後，文化多元主義席捲歐美，成為主流，而“大熔爐”理論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受到唾棄。美國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的美國，歐洲也不再是基督教的歐洲，它們成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棲之地。然而，美國價值和歐洲價值的隕落，讓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憂心忡忡。亨廷頓在上個世紀末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一書中驚呼：在今天的新大陸，已經找不到美國了！——那個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美國。在他看來，文化多元主義消蝕了美國的靈魂，讓美國的國家認同變得曖昧，美國將不成美國，在各種“異教”的入侵之下，美國總有一天會像羅馬帝國那樣，因為失去了自己的獨特精神而滅亡。
　　在亨廷頓看來，文明的衝突不僅發生在國際社會，而且根植於美國社會內部。基督教面臨着與其他軸心文明的衝突，“蠻族”的入侵改變的不僅是人口的構成，更是美國的靈魂。亨廷頓雖然已經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餘音繞梁，而特朗普，不過是亨廷頓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基督教中心主義還是文化多元主義？關於政治正確爭議的背後，是越來越尖銳的國家認同分歧。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特別是社會底層的白人，不滿洶湧而來的移民潮、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令人恐懼的恐怖襲擊，希望回到原初的美國、原初的歐洲，那個有着獨特文化的基督教世界。
　　然而，回歸已經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問題是世俗化的現代性文明如何面對那些拒絕世俗化的極端穆斯林？對他們究竟是寬容呢，還是鬥爭？
　　西方人陷入了一個漢姆雷特式的困境：寬容還是鬥爭，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敵人，一旦外來的異教威脅到自身文明的核心價值，唯有鬥爭一途。堅決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與世俗化的溫和穆斯林和平相處，這些都沒有分歧，真正的分歧在於如何對待那些非政治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可以公開批評伊斯蘭教嗎？如今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抱怨，因為有了政治正確的緊箍咒，對伊斯蘭教的歷史、風俗和文化變得不可觸碰，甚至連嚴肅的學術批評都變得不可能。美國學者卡森認為，如今有一種新的寬容觀取代了舊的寬容觀。這種新寬容是以一種不在乎或者漠然（indifference）的寬容取代了批評的寬容。寬容並非意味着取消批評，沒有批評的寬容是一種冷漠，而只有包含批評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寬容。而文教多元主義那些壓抑批評的所謂寬容，實際上是以寬容為名的不寬容。過度的政治正確以寬容為名禁止了對某些價值與行為的批評。上海的學者崇明指出：“寬容的原意是對不能認同和接受的價值和行為予以容忍，因此寬容的前提是對被寬容的對象的某種不滿和批評，沒有批評不構成寬容，或者說沒有批評就無所謂寬容或不寬容。這是寬容的悖論，也是寬容的困難所在。”
　　寬容的確不意味着冷漠，寬容有消極與積極兩種。消極的寬容乃是傾聽與理解，以平等的姿態傾聽他者的聲音，以同情性的理解看待他者的行為。傾聽與理解並不意味着接受，只是一種大度的包容，從制度與態度上包容不同的宗教與文化。而積極的寬容則是理性的對話與交流，其中有理解，也有批評，但一定是建立在正確理解的前提下的批評，也就是說，不是以自身文化的邏輯、而是以對方文化的內在理路去理解它、批評它；而且是理性的、善意的，並非是嘲笑的、惡意的，這就是寬容式的批評，或者說批評式的寬容。寬容不是取消批評，而是對批評的一種自我限定。
　　然而，如今對穆斯林的許多批評，特別是在網絡上，經常出現的是各種語言的暴力，即所謂的軟傷害，這種傷害有時候比肉體傷害更大，因為它冒犯的不是其肉身，而是其心靈、人格與尊嚴，穆斯林內心當中認為最神聖的那部分東西，就像《查理周刊》那種低級無聊的嘲諷、各種右翼民族保守主義充滿偏見的言論那樣。其冒犯的不僅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且是一般穆斯林的情感與心靈，逼迫他們從溫和走向極端。肉體的傷害在法律上需要嚴懲，但語言的傷害同樣在政治上需要有明確的紅線。政治正確這條紅線不是實質性的，不是規定了什麼不能批評，而是程序性、規範性的，即不能用冒犯和褻瀆的方式展開批評——只要批評的對象不是人類公認的邪惡。政治正確不能被濫用，但倘若沒有政治正確，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野蠻——自以為絕對正確的語言邪惡。世俗與宗教之間，各自都有偏見。相比較而言，世俗對宗教的偏見更深，往往以文明自居，以為前現代社會“殘留”的古老宗教、文化和習俗都是野蠻的、落後的和不可理喻的。
　　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既要堅定地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反對文明的敵人，同時也要有對少數族群的宗教有足夠的包容，其間的界限就在於約翰·羅爾斯所說的正當（right）與善（good）的區別。在涉及到何為正義的政治正當層面，不允許任何的文化相對主義，不管哪個宗教和哲學學說，都要服從文明社會的公共理性、世俗化的核心價值。但在涉及到何為善的層面，容許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存在，而且通過制度性的安排，讓它們有各自的發展空間。
　　現代世俗社會的政教分離原則，在公共政治領域和純粹的私人領域，界限還比較清晰，最模糊的中間地帶乃是在社會公共領域。在公共場合是否要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在歐洲大國中最世俗化的法國對此有嚴格的禁令，嚴禁在公共場合穿着和佩戴有明顯宗教標誌的衣服和物飾，不僅是穆斯林的面紗、罩袍，而且猶太教徒的小禮帽、基督徒的十字架、佛教徒的佛珠等等，都在禁止之列。歐洲人權法院對此予以通過，理由是確保民主社會對人與人之間自由交流的尊重。但這一禁令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比如國際特赦組織就認為這嚴重妨礙了宗教自由與表達自由。在非私人空間和非特定空間的宗教禱告與宗教標誌，這究竟是屬於個人的宗教自由或集體權利，還是必須遵循政教分離原則，服從世俗國家的同一性？這是啟蒙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公與私、世俗與宗教在現實生活的邊界，未必在理論上那樣清晰。
　　啟蒙帶給現代人最大的精神遺產和核心價值是尊重人，不僅是人的生命與肉體，而且是人的精神與尊嚴。人性是複雜的，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世俗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總是徘徊於世俗與超越之間。世俗社會充分釋放了人的欲望、情感和權力意志，這使得當今世界物慾橫流、精神萎靡，許多人得到了世俗的快樂，卻因過度的縱慾而感到內心空虛，反過來要從古老的軸心文明當中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人性中的欲望過度釋放了，人性中的另一面神性就會強烈反彈。而至今還在頑強抵禦過度世俗化的伊斯蘭教，因此吸引了許多在世俗社會有精神失落感的人們——這些人不僅有阿拉伯移民、突厥人的後代，也有眾多的白人、黑人和東南亞人。於是，伊斯蘭教被符號化了，蛻變為一種抗拒世俗化的意識形態。而這種符號化，恰恰是由極端的世俗主義（右翼民族保守主義）和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共同完成的。那是一場弔詭的合謀，一場各為其本位的民族保守主義與宗教保守主義的衝突性默契。
　　極端的世俗主義與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真正威脅，他們彼此鬥爭，同時又攜手毀滅世界。世俗社會不懼怕神，恐懼的是無法容納其他神的一神——不管這個獨一無二的神以什麼面目出現：上帝、真主、佛陀、聖人，還是科學、文明、國家或民族。各種各樣的右翼保守主義正在主宰21世紀的世界，如何將人類從保守主義的魔咒中解救出來？假如我們真正對人性的雙重性格有所理解的話，應該在世俗與宗教的永恆戰爭中，去尋找一條平衡的“中道”，只有溫和的世俗主義者與溫和的穆斯林教徒（以及其他軸心宗教和軸心文明的信仰者）彼此理解、良性互動，由他們來把握歷史發展的船舵，才有可能避免人類在21世紀因各種右翼保守主義彼此衝突而翻船。


　　近期圖文：

　　大選之後說大選：公民權利和媒體責任　　
　　中國人看大選：美國真亂套，風景這邊好　　
　　文革50周年，海內外學者的紙上里程碑　　
　　柏林牆遺蹟：冷戰和專制的警鐘長鳴（組圖）　　
　　川普很可能推行對華人相當不利的政策　　　　
　　多疑和誤判導致的一場政變，才結束文革浩劫　　
　　川普勝選：民主的勝利還是民主的失敗？　　
　　大國崛起：說爛了的話題也還有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