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聽則明。“左王”眼中的毛澤東和中國近代史，是這樣的：民主的“樣子”──皖南事變的另一重意義──歷史的價值──整風的壓力──任弼時的崛起──為什麼不提“毛澤東思想”──對美國的態度──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何必提社會主義”


　　老高按：前段時間連續採訪中共黨史專家阮銘老先生，訪談中，胡喬木是經常提到的名字。尤其是在講述鄧小平帝國、中宣部、陸定一、周揚這些話題時，更是避不開胡喬木。阮銘對胡喬木的批評非常尖銳，我在聽他講述時，也在心裡以多年來自己對胡的印象和過去採訪多人談起的胡（有人說他好話，也有人對之深惡痛絕）來聯想和印證。
　　我還記得對胡喬木的一個直觀的印象：1982年接近年底，共青團中央籌備團十一大。團中央起草班子寫了主報告的初稿，並幾經修改，才交給黨中央的胡耀邦、胡啟立、郝建秀，此時離團代會開幕，已經沒有幾天了。胡耀邦轉交給胡喬木，要他幫助修改審定。胡喬木幾乎是一天之後就返回了意見，大意是說此稿的路子不對，他重新擬定了思路，並寫了近一萬字，沒有寫完，要團中央接着寫。胡耀邦也批示了，要團中央接着干。團中央的班子幾乎是日夜兼程來修改——畢竟團代會開幕在即。對胡喬木的思路，當時我來不及思索，但我驚訝的是，他竟在一夜之間寫了九千多字！不愧為中共大筆桿子！
　　這兩天接待國內來的朋友，她正是當年胡喬木的子女的部下，不免聊到三十年前舊事，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阮銘的說法。今天讀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單世聯在中國大陸的《書屋》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有關胡喬木的文章，感覺另有參考價值，對胡喬木這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意識形態沙皇”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轉發於下。


　　近距離的觀察──讀《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單世聯，《書屋》

　　毛澤東善做文章，喜歡在文武兩條戰線上與蔣介石斗，因而在他的“英雄時期”，也伴隨着幾個會做文章的秘書，像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等。晚年他仍然重用演員出身的江青和寫文章發跡的張春橋、姚文元，但在他的秘書中，卻只有張玉鳳這樣“收收發發”的人物了。
　　胡喬木晚年組織一些人以自己的經歷為線索，以毛澤東為中心寫作回憶錄，回顧四、五十年代毛澤東的思想和決策。他自稱這本書要像薄一波的《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樣，具有歷史性和思想性。一九九三年，胡去世，未完成的書稿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取名《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一，民主的“樣子”
　　
　　毛澤東的民主觀是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質是集中而不是民主、是“一元化”的長官意志而不是多元化的民眾意願。但由毛修改定稿、一九四一年一月邊區第二屆參政會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卻有遠為豐富的民主內容。
　　比如“三三制政策”綱領第五條：“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立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及邊區行政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Ｐ137）
　　綱領還有保障人權、實行自由貿易、獎勵私人企業、對官員實行“俸以養廉”原則這些共產黨掌管全國政權後聞所未聞的內容。邊區的一切毫無疑問是共產黨人控制，《施政綱領》究竟實行到何種程度也還需要考察，但無論是非共人士參與政權組織的規模還是非完全公有制的經濟形式，當時的邊區都代表着共產黨制下民主化的最高程度。
　　邊區本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區，共產黨要和國民黨斗，民主是一個旗幟。制定這個綱領的動機就是要“做一個樣子給全國看，給全國一個參考，成為全國的一個樣本”（p135）。“樣子”可以做出來，當然也就可以取消。一旦政權到手，“樣子”也就不需要了。“三三制”演變為“一元化”是順理成章的事。
　　
　　二，皖南事變的另一重意義
　　
　　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誠然是“千古奇冤”，但由於中共處置得法，軍事上的失利轉而成為政治上的勝利。胡歸納為四條：蔣介石消滅新四軍的陰謀破產；爭取了中間派；國共兩黨的地位正發生有利於中共的根本性變化；中共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
　　其實還可以補充一條對黨內整風的意義。毛澤東經過遵義會議以來幾年的經營，已成為黨和軍隊的實際領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還沒有徹底落實到黨和軍隊之中，他和王明等“國際派”的較量也餘波蕩漾，回浪時生，因此才要在一九四一年開始“整風運動”。“整風”的對象，是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上來的、占據着大多數領導崗位的高級幹部。發起運動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皖南事變提供了最好的契機：項英的失敗使王明等人喪失了潛在的軍隊支持。
　　事變發生幾天后的一月十五日，毛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項英過去的路線是錯誤的，不執行獨立自主的政策，沒有反磨擦鬥爭的思想準備。過去我們認為是個別錯誤，但現在錯誤的東西擴大起來，便成了路線錯誤。抗戰以來一部分領導同志的機會主義，只知片面聯合而不要鬥爭。有些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繫起來，項英同志便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p191）
　　對于敏於政治藝術的毛澤東來說，“皖南事變”使項英的錯誤“擴大起來”，軍事失敗的本原是路線錯誤，這就是沒有聯繫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的左傾路線。毛澤東把“皖南事變”變成黨內整肅的有力支持。當他認為項英在江西蘇區時犯了左的錯誤、在抗戰初期犯了右的錯誤時，作為整風主要對象的王明已經呼之欲出了。這當然不是毛澤東的任意聯想：在蘇區，項英就是王明路線的一員大將，對毛澤東頗不以為然；抗戰初期，他的東南局隸屬於王明的長江局。
　　新四軍的失敗和項英錯誤的暴露，使王明難逃被徹底清算的命運。正像西路軍血灑祁連後，張國燾再也無力與毛抗衡一樣。
　　
　　三，歷史的價值
　　
　　四十年代與共產黨談判的國民黨代錶王世傑曾對周恩來說：你們拿那麼長的時間來作歷史總結，這在國民黨是不會這樣搞的。（Ｐ10）
　　從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到通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歷史是延安整風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澤東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論證。按胡的說法，啟發毛使用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風的主要對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時，重印了他一九三○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這樣一來，王明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對還是錯，就成了一個問題，這就要算歷史帳，才能搞清楚。這樣才開始編《六大以來》。”（p45）
　　整風要清算黨內的教條主義，要清算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此前，他們已經向毛臣服，一般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對於毛來說，這還不夠，還必須在全黨肅清他們的一切影響以便讓毛澤東思想來掛帥。因此，隨着毛在黨內地位的強化，路線之爭也就提上了日程：
　　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着一條“左”的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輯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p48）
　　一堆歷史文件就有這麼大的效力，在於這些材料是毛澤東搞的。
　　其實毛本人，由於多年在報紙都看不到的山溝里打仗，對中央情況也不甚瞭然。正是“在編輯的過程中，毛主席愈來愈深入地從中找出他要提出的問題──兩條路線的問題”（p48）。一九四一年秋，毛在《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中，認為四中全會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傾路線是從“九一八”才開始的。除了團結方面的考慮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對四中全會不了解，情況不熟悉，對王明小組織也不很清楚。對博古的錯誤雖然知道，但還牽涉一些同志，他對這些同志的來龍去脈是逐步弄清楚的。……中央整風，回顧了歷史，提出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問題。《決議》最初從四中全會說起，後來說不夠，往前說到六大，後來還說不夠，再往前說到黨的成立。”（p67）
　　這就建構了以毛為代表（另外還有劉少奇）的正確路線與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的鬥爭為格局的黨史模式，毛後來的思想有許多變化，獨此一路線鬥爭史，他終生確認。
　　歷史問題清算了，現實的權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錯誤路線的代表者要一一檢討才能留用；正確路線的代表者毛、劉執掌主要權力。
　　總結歷史是為現實服務。延安時期的最大現實，是確立毛的領袖地位，是清洗一切與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決議》並不是完全客觀的，起草人之一胡喬木，幾十年後認為，《決議》過分突出了毛澤東，有的地方還抹煞了歷史，比如農民運動就不是毛的發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經從事農民運動，農民運動講習所也已辦了幾期，不能說黨不重視農民運動。”（p68）
　　但如果不過分突出毛澤東，歷史還有什麼用？

　　四，整風的壓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整風運動的開始，毛在報告中沒有點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線的主要錯誤，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李維漢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檢討，他們都承認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間中央路線的錯誤，但對王明集團崛起的六屆四中全會有不同看法，還有人認為它基本正確，王明頂得還很厲害，“各說各的，沒有統一思想。”（p199）毛澤東的目的沒有達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p232）──毛澤東不會認為四中全會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但仍要說“一致認為”，表明他還得遷就一些，表明整風還需加溫。
　　毛有的是辦法貫徹自己的意志。會上有異議，就先停下來，在會外下功夫：
　　──重新解釋歷史。會後即成立歷史清算委員會，從歷史上證明王明等人一貫錯誤，總結出黨內路線鬥爭的規律；
　　──重新組織隊伍。當時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須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組書記處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會議後期，毛即要劉少奇從華中回延安，對劉的一路行程表示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劉回延安後不久即成為僅次於毛的書記處第二把手、總學委副主任，鞍前馬後地為毛澤東效力；本來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為組長的高級學習組，但當時任命的副組長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總學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後期整風由毛、劉、康牢牢控制；
　　──以組織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風學習是一種號召，真正有力的恫嚇還是組織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說延安到處都有“暗藏的壞人”；八月八日，又說中央黨校已挖出二百五十個特務，估計還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數目”；而行政學院，“除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53，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教員和學生本不是整風的主要對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風的強大的威懾力。綏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長就說過：“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韋君宜《思痛錄》p18，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大批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都被逼承認自己是特務。在這種氣氛下，哪個高級幹部敢不膽寒心怯、繳械投降？
　　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再來和王明等人算帳。
　　九月七日會議開始後，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首先發言，點名批判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路線，但這還不能令毛澤東滿意。九月十三日，康生發言，對前幾天的會議提出批評，他提出三個要點：一是聯繫歷史來檢討王明的投降路線，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會，解決四一年會議不能解決的問題；二是聯繫實際來檢討，要求受王明影響的長江局、東南局（博古、周恩來）等人起來揭發；三是要自我批評，就是要服輸，要自己認罪。康生發言後，毛髮言說有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經驗宗派指不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周恩來。毛要求他們：不要像《西遊記》中的鯉魚精，吃了唐僧的經，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內力、外力合作，整風才會有成效。（p290）
　　內力是自我認識，外力是揭發批判。已經完全掌握了主動權的毛澤東，說話已經無需顧忌：不要打了才說，不打自招才好。胡喬木認為：“毛主席關於‘兩個宗派’的發言，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p288）為什麼不可能？因為審幹已經發明了一種鬥爭邏輯：“把一些幹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或者歷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問題，都輕易地懷疑為政治問題，甚至是反革命問題。”（p277）反革命的大棒在頭上懸着，誰還敢表示異議？
　　於是，十月十四日再開會時，博古、羅邁、張聞天、周恩來都作了以自我否定為中心的整風檢查，有人不滿意，他們就二、三次地檢查，直到毛澤東認為可以放過了。比如，周恩來檢討後，“有的說，王、博、洛、稼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Ｐ297）周當然知道他要做什麼，反覆地、誠懇地檢討，終獲毛的恩准，七大後重新進入核心，但當年的錯誤，成為終生的金箍咒。
　　
　　五，任弼時的崛起
　　
　　任弼時一九四○年三月與周恩來一起從莫斯科回國，隨即受命領導“七大”籌備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為中央書記處三個書記之一（另兩位是毛、劉）。胡喬木認為，任弼時之受信用，一是因為資歷老，二是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領導人；三是因為他是共產國際回來的。“這裡有些微妙的關係，其他人起不了他當時起的作用。”（Ｐ70）
　　什麼微妙關係？第一，資歷老意味着在黨內有威望，說話有人聽；第二，他是二方面軍的領導人，與毛的一方面軍沒有直接關係，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幹部政策；第三，他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給黨內的印象似乎有國際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團的人，在蘇區肅反中是支持毛的。
　　黨是一個戰鬥集體，它需要選拔立場堅定而又幹練有為的幹部。但既然是一個集體，是一個山頭林立、派別紛繁的結合體，僅僅靠共同的理想和鐵的紀律是不能緊密聚合的，這就要求選拔幹部要考慮到各個山頭、派別的利益。革命時代當然不會庸俗到“無知少女”（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勢力仍是任用幹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時的崛起主要在於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與劉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親信，所以對他的“信”取決於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請他下來。轉戰陝北時，任弼時為中央縱隊司令，因為部隊去向問題而與毛吵得很厲害，儘管任的出發點是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與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讓給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來。
　　
　　六，為什麼不提“毛澤東思想”
　　
　　對毛與王明等人的鬥爭的理解之一，是毛對中共獨立性的維護。但實際上，對共產國際的尊重和服從是歷任中共領袖的原則。這一點，楊奎松先生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有詳細研究。
　　延安整風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提出這一概念的有功人員，或極受重用（劉少奇），或得到諒解（如王稼祥）。“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與黨內“莫斯科派”較量的成果，是他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確立的標誌。但“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後，蘇聯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蘇聯報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於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刪去，並且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蘇兩黨開始論戰後，中共中央才開始恢復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p329）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澤東思想”換成別的詞；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又講，不要把他和馬、恩、列、斯並列，“如果並列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這就不好。”（p328）一九五○年，毛在修改《關於若干問題的決議》時，一律刪去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等用語。
　　毛不是一個謙虛的人，口頭上不講，並不是心中不堅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論和實際上的歷史貢獻，相信他所開創的革命道路對落後國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導意義，建國一個月，他就指示有關部門宣傳中國革命道路的榜樣作用。而且，不提“毛澤東思想”不等於不歌頌毛澤東，就在他揮筆刪去“毛澤東思想”的這一時期，還在宣傳口號中加上“毛主席萬歲”提法（參見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p3，南方出版社，1999年）。
　　所以，毛對斯大林肯定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國應當擔負起領導亞洲國家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責任時，毛深受鼓舞；而當一九五四年，蘇共在翻譯《毛澤東選集》，刪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這段話時，毛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533─534）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米高揚在致辭中不提中共在理論上的貢獻，毛乾脆負氣沒有出席米高揚致辭的那次會議。
　　中國革命確實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於蘇聯的壓力而不能講，以毛這樣一個不服輸的堅強性格，當然心潮激盪。中蘇意識形態的論爭，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七，對美國的態度

　　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暢銷書在中外都產生了影響，它所表達的民族主義情緒受到不少批評，有一篇批評文章發問道：中國什麼時候對美國說過“是”？四九年以後我們就“一邊倒”，從來沒有屈服於美國，因此現在說“不”就不是什麼國力強大後與美國的分庭抗禮，而是老調重彈，這種調子彈多了，對中國進入世界文明主流沒有什麼好處。
　　這篇文章的大致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說我們從未對美國說過“是”，就與史實有異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的外交以美為主、英為次，美英對我們也有些幫助。如新四軍事件，許多消息能立即發到美國去。（參見p111）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是美國一百六十八年國慶，毛澤東要胡為《解放日報》寫一篇社論，題為《慶祝美國國慶── 自由民主的偉大節日》，文中談到美國革命、獨立，對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運動中的影響頗為讚許，對美國評價很高。“沒有一句批評美國的話”（p88）。
　　也是在這個七月，美軍觀察組到延安，“毛主席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格外重視。延安機場非常簡陋，在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前，只偶爾用一下，大飛機起降很不安全。為保證美軍觀察組安全抵達，毛主席親自草擬了一分電報，詳細說明了機場的情況，包括規模、走向以及各種標記”（Ｐ335）。八月十五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戰友們》，“戰友們”這一親切稱呼是毛親自加上的。
　　一九四五年底，馬歇爾來華斡旋國共衝突，中共對他印象很好，當時傳說毛澤東要去蘇聯養病，美國人十分敏感。為此，毛要周恩來帶話給他：“我要出國首先要去美國。”（p88）
　　毛主席對馬歇爾的態度始終非常慎重，從未聽到毛主席說過馬歇爾的壞話，即使後來我們與美國當局的關係很壞了，也沒有說過他個人什麼。“（p429）
　　當然，毛並不真的對美國的自由民主感興趣。七月四日的社論中說：“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p336）毛對美國的稱頌，原是有相當的實用考慮的，他希望美國能實際支援中國的抗戰和戰後的建設。至少在當時，他還沒有讓意識形態的狂熱取代現實功利的考慮。

　　八，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

　　一九四五年，毛本不想去重慶談判，“那個時候，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斯大林執意要求，我還是去了。”（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217）對於中共來說，談判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毛還與國民黨人士廣泛接觸，順帶完成了對國民黨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斷是：“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可以吃掉的。”（p419）回到延安後，毛又說蔣：
　　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 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說他是堅決反革命，我看不見得。（p422）
　　寫作回憶錄時，胡參考前些年台灣公布蔣介石寫於此時的日記，認為蔣是虛偽的，是兩面派。政治家從來有虛偽的一面，蔣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蔣介石失去大陸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沒有路線”，搞民主沒氣量，行獨裁沒膽量；既不能以民主爭取民心，又不能以獨裁鞏固政權，兩邊不到位。哪裡能像共產黨這樣目的明確，路線堅定，聚精會神、一無所忌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儲安平說的民主的多少還是有無的問題。所以儘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才去重慶談判的，但山城之行確實收穫非淺：他摸到了蔣介石的底。
　　
　　九，“何必提社會主義”
　　
　　儘管毛在五十年代中期說過，看到千百萬農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戰役的勝利還要高興，但毛一生最輝煌的時期無疑是四八、四九年。“那段時間，毛主席神采煥發，文才武略發揮得淋漓盡致，充分顯示出人民大革命勝利前夕一代偉人的氣魄”（p517）。
　　這是改天換地的時期，毛一方面揮灑自如地指揮三大戰役，另一方面也在考慮革命後的社會制度。
　　一九四七年中央的“十二月會議”期間，針對有人提出應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會議文件的意見，毛澤東大潑冷水：“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會主義，今天我們還在消滅封建，社會主義還早着呢！何必提社會主義？”他還針對不久前劉少奇主持的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後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當作階級要消滅，當作個人則要區別情況。要知道，千百萬地主富農現在是生產力，將來是朋友，現在要改造，將來會改好的。”這是毛對地主說過的最溫和的話。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將持續十多年時間，以後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會主義轉變，在此期間必須一方面反右傾，反對向資本主義發展；另一方面又必須謹慎，不要急於社會主義化，要允許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總之，這就是穩健，不要希望太快社會主義化，否則要犯大錯誤。”（p545）
　　一言九鼎，一九四九年九月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沒有提社會主義。
　　然而，僅僅四年後，毛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徹底改變了四九年的提法。一九五三年反對劉少奇、鄧子恢“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就是反對周恩來等提出的“穩妥”；至於地主，從土改到文革，從來沒有停止過肉體消滅。
　　轉向如此之快，原因有兩個：
　　第一，毛實際上對未來的社會體制並無清楚認識，之所以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十多年的時間，並非基於認真的研究，而是以蘇聯的進程照搬過來的。
　　第二，無論如何輝煌，毛此時還處在奪權階段，言行均有所顧忌。即使在氣吞山河的得意時分，他也保持着必要的謹慎。更準確地說，正因為他謹慎，所以才使他不斷進步。儘管在實際的政治行動中，左的做法從未停止，但在公開的原則上，毛還是相當注意分寸的。一旦掌握了全國政權，那就不同了，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推行自己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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