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嚴厲指責歐洲的移民政策，正在改變人口構成，導致歐洲正失去自我，甚至正走向歐洲文明的消失。這個指責對不對呢？當然對！但是大量引進移民，一個最直接的最現實的原因：歐洲的生育率越來越低、人口越來越少


　　老高按：胡適於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第31期上發表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我的前半輩子，在中共治下被灌輸：胡適這個觀點如何如何包藏禍心，要不得；但後半輩子，越來越覺得胡適的勸告說得對啊，稱得上深入淺出：要研究和解決現實難題，而不是整天將大詞高調掛在嘴邊。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倡導思想解放，也正是如此：動員朝野上下突破既定的某個或某些主義的觀念桎梏，直面現實，敢於實踐。
　　愚雖不才，不夠格躋身“學者”之林，但對於能這樣不從現成結論出發、不在乎被貼上什麼標籤，堅持從實際問題出發去探索認識其本質、探索解決之道的眾多學者，如秦暉、楊奎松、孫立平、劉瑜、鄧野、笑蜀等等，深為佩服。
　　社會在不斷變化，我們的認識也不能停滯，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校正，這是一個永無止境、不可能一勞永逸的發展過程。過去認為正確的，可能被新的實踐否定；過去認為錯誤的，可能在新的實踐中發現有合理因子。
　　例如，當今任何政府面臨的一個迫在眉睫的難題是貧窮——窮人階層不斷擴大，掙扎在難以自拔的深淵。政府領導人和無數學者、智囊，絞盡腦汁：如何安頓、安置、安撫在高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急劇發展下，被甩出來、擠出來的越來越多、現在是上百萬，不久就會上千萬、上億的失業人口？
　　正如網友gugeren所說，過去的思路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劫富濟貧”，“另一種是讓窮人鼓起勁來追趕富人”。第一條思路，導致了巨大的災難，前車之鑑啊；gugeren認為，只能採取第二條思路。但問題是，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失業（失業就意味着貧窮）壓力下，宣傳鼓動上億失業者都懸梁刺股、省吃儉用、從凌晨五點干到深夜十二點，擺脫貧困、邁入中產？——這難道不是“烏托邦空談”，不是智人說夢？
　　尤瓦爾·赫拉利在其《未來簡史》《今日簡史》書中說，解決這一難題，政府思路是：第一盡力保住現有的崗位；第二盡力創造新的崗位；但是這兩種都難以化解飯碗迅速消失的狂潮，怎麼辦？
　　gugeren用很不屑的口氣說：“事情還沒有發生，拿假設的情況來說事”！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政治家和學問家們不正應該要有預見性，要未雨綢繆麼？哪能臨渴掘井？
　　據我所知，無數人正在殫精竭慮、想方設法——赫拉利也好，孫立平也好，楊安澤也好，都令人欽佩，我欽佩他們直面現實，儘管他們未必提出了可行的戰略和措施——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這麼大的難題，怎麼可能輕易解決？首先要喚起大家重視，都來獻計獻策，集思廣益。七嘴八舌提出的紓困解難的方略，肯定有不少主意是毫無價值的廢話。但這個時候，不能自我設限於某種學說、理論，要像胡適所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要像鄧小平所說“不管白貓黃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譏諷積極思考的學者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這種態度，我以為不可取。
　　發了上面一大段議論，請各位看今天我推薦的文章，作者還是孫立平，是關於移民問題的，但與上面所說，是否也有思路相通之處？——許多事情解決起來，往往只是不得不如此而已！就像李光耀所說：“放開移民，是政府幾乎在無計可施之下才出的下策。”孫立平指出了問題的難度，但還是如gugeren所鄙夷的，孫仍然“拿不出一個好辦法”。或許，這個問題要靠AI解圍？

　　（在此也順便再次澄清一個誤解：我轉發、推薦任何人的文章，都並不表明我對其看法完全認同。我挑選的標準，主要是看其是否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思路、開拓了新方向。簡而言之，我着眼的，不是該文的“正確性”，而是“啟發性”。）


　　這個事情實際上遠比人們看到的表面更為複雜

　　孫立平，老孫薦讀 2025年12月9日


　　美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對歐洲進行了嚴厲指責。其中的關鍵之點是，歐洲的移民政策，正在改變大陸的人口構成，在此背景下，歐洲不但正在失去自我，甚至正在走向歐洲文明的消失。
　　這個指責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
　　荷蘭極右派領導人威爾德斯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曾經這樣說道：在整個歐洲，一種新的現實正在出現：整個穆斯林社區都很少有原住民居住。這是頭巾的世界，婦女們推着嬰兒車，帶着一群孩子，在沒有人的帳篷里走來走去。許多街角都有清真寺。商店的招牌是你我都看不懂的。您很難找到任何經濟活動。這些是穆斯林社區，它們正在歐洲的每個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現在整個歐洲有數千座清真寺，清真寺的會眾比教堂的會眾還多。
　　而所有這一切，都與移民有着直接的關係。
　　移民問題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最直接的最現實的因素，是歐洲的生育率越來越低。以德國為例，為什麼大量引入外國移民？直接原因是勞動力的短缺。為什麼勞動力短缺？因為生的孩子越來越少。人口替代水平是2.1，而在2023年，歐盟平均總和生育率為1.38，現在，所有歐洲各國的總和生育率均低於替代水平。北歐約1.44；西歐的法國1.59，德國1.35，英國1.41；南歐的西班牙1.16，意大利1.20，希臘約1.3；東歐平均約1.4-1.6。

　　其實生育率下降，不僅僅是歐洲的問題，可以說是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共同的問題，美國也不例外。比較而言，美國2024年總和生育率約為1.60-1.62，比歐洲略高一些，但其實已經連續近20年下滑，也低於人口替代水平。而美國的總和生育率之所以略高於歐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移民，美國的移民貢獻了約30％的新生兒。外國出生人口占美國總人口13％，卻生育了23％的兒童。更重要的是，每年湧入的大量移民，減輕了美國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長期看，美歐生育率差距還將進一步縮小。
　　再進一步分析，美國的紅州與藍州在生育率上存在明顯差異。生育率最高的10個州全部是紅州，生育率最低的10個州中9個是藍州。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不外是如下幾點。一是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藍州城市化水平更高，紅州相對較低；二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成本，紅州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但房價低，養娃壓力小，而藍州雖然經濟較發達，但房價和生活成本高，養娃壓力大。三是宗教因素，紅州居民宗教參與率平均比藍州高20個百分點，傳統家庭和生育觀念較強，直接轉化為生育意願的差異。
　　由此可見，生育的問題是伴隨經濟社會發展而來的。這是一個極為難辦的問題。

　　李光耀，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這個世界上少數可以算得上真正政治家的人。但是，李光耀生前就曾經說過，如果要我說出哪個問題對新加坡的生存威脅最大，我會說是人口問題。但令人悲哀的是，他承認：這個問題我無從解決，也早已放棄。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

　　1970年代，新加坡曾經推行過“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不到20年，李光耀就發現了問題，迅速停止了這項政策，開始鼓勵生育。其間，新加坡政府出台了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但都收效甚微。問題出在哪兒？李光耀認為，生活方式、思維觀念已經不一樣了。事情已經沒有辦法了。
　　新加坡的出路在哪兒？李光耀指出了兩條路。一條，是像西方一樣，接受同居文化，承認非婚生子女。這裡補充一句，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在法國已經達到50％以上，在北歐是60-70％。美國的結婚率雖然相對較高，但非婚生子女比例也達到40％。
　　另一條路就是移民。
　　在經濟發達國家，以色列是唯一的例外。以色列生育率高，是全球罕見的“生育孤島”。2024年以色列總和生育率達2.92，是唯一超過人口替代水平的發達國家。這個水平甚至超過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而在以色列內部，猶太女性是總和生育率是3.06，其中超正統猶太教徒為6.6，而穆斯林女性則只有2.75。
　　在這當中，宗教是最重要因素。按照猶太教的教義，生育是一種“神聖使命”。猶太教核心教義明確要求“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將生育視為神聖責任。‌大家都知道猶太教有個極端教派叫哈雷迪，這個教派的成員拒絕世俗工作，80％男性無職業收入，依賴政府補貼與其他猶太群體供養。‌同時，生育率很高，平均總和生育率超過6，人口每12-20年翻一倍。

　　生育率的下降，必然產生移民的需求。
　　李光耀自己也承認，處處見到長相、口音、行為舉止與我們不太一樣的人，自然會讓人感到不自在，他也寧可多看到熟悉的臉孔。可是，放開移民，是政府幾乎在無計可施之下才出的下策。不然，就只能任由新加坡持續萎縮、老化、失去活力。
　　大約七八年前，在和朋友聊天的時候，我就曾經講到過一個預感：西方面臨的綠色威脅，特別是白左們在這方面的作為，弄不好會逼出一個法西斯來。我的意思是說，事情的反激可能會達到一個非常極端化的程度。這種預感，讓我自己都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只和很少幾個朋友說過這個預感。
　　可能還有人記得六年前的新西蘭清真寺槍擊事件。此次襲擊共造成51人死亡、50人受傷，死亡和受傷的都是伊斯蘭教徒。槍手是一位白人青年，名叫布蘭頓·塔蘭特。在直播視頻中，他坦承，自己發動襲擊的目的就是“報復移民”。
　　據有關報道，塔蘭特曾多次出國旅行。他說，西歐之行讓他“戲劇性地改變了”對移民的看法，瑞典“伊斯蘭國”組織襲擊讓他感到“震驚”，法國之旅讓他“憤怒加劇”。他對法國移民尤其不滿，認為如此多的移民讓“法國人自己經常處於少數民族的狀態”。《華盛頓郵報》認為，這些旅行的見聞或許導致其思想的激進化。
　　在作案前，他發布了一份題為《大置換》的文件。在這份文件當中，他表達了對人口大置換的絕望：你經濟發展了又當如何？你戰勝了別人又當如何？你自己不生孩子了，這個底盤早晚還是別人的。
　　至此，我們也許可以看到，這個事情實際上遠比人們看到的表面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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