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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在美国做教授，他的美国同事说：“如果你不能查出你学生是抄来的，你就不能说他是抄来的。你的学生并没有义务去证明他不是抄来的，这是罗马法的精神；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就在这么细微的差别上。我觉得这是常识，你却觉得这是个问题，好奇怪！”
老高按：又进入两月一度的《新史記》发稿大忙日子了。这一期《新史記》（第7期），除了中国人关心热度始终不坠的周恩来、林彪，突出的几个热点，是“六四”、方励之，以及中共党史上能与重庆事件构成类比的几个事件。
现实时局变化迅猛，尽管是历史杂志，也必须将原来编好的一些稿件撤下、推后——包括我对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魏斐德（1937—2006，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的遗孀的专访，和对英国作家、记者賈斯帕·贝克的专访，都不得不押后，换上新稿（有的还要约请专家尽快撰写）。
賈斯帕·贝克，以前我介绍过；魏斐德的影响更大，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他对中国的历史学术研究厥功甚伟，尤其是与上海社科院等学术机构交往甚多，他的研究上海警察的三部曲，深受重视，有人说，他带出了美国历史学界的“上海帮”。与他的遗孀几个小时的交谈，谈到许多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让我获益匪浅。
但是也没办法，这些稿件只能暂时撤下、推后。叫好与叫座，市场效应与专业水准，是任何媒体都面对的永恒矛盾。像《新史記》这样没有政府和其它政治势力做靠山、也没有任何财团、基金会撑腰、只能靠市场支持的独立杂志，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读者只愿为涉及他感兴趣话题的杂志掏腰包，再有意义、再有价值的课题，若只有少数精英买账，也维持不了多久。
好在，换上的许多稿件，也都蕴含丰富的信息，相信读者都会饶有兴趣。
在一个大型丛刊（每期26万字）出刊前十来天，撤下大量稿件（包括上海社科院副院长评介魏斐德的重头文章、淞沪抗战中松江专员之子回忆父亲率部抗击日寇、血战三天的回忆等），换上更为当前读者所关注的话题的稿件，工作量之大，焦头烂额，不难想见，实在没有精力回到这“老高的博客”。但今天看到一篇中国大陆法律学者贺卫方的數百字的短文《莫须有与想当然》，让我联想起最近一两个月来人们关于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事件的种种议论，觉得对大家可能不无启发，赶快转贴于下。
莫须有与想当然
贺卫方，作者博客
陈之藩先生的文集《时空之海·散步 看云听雨》（天下文化2006年版）中有一文，题为“莫须有与想当然”，提到他读小学时某次作文自己甚是得意，然而居然排名末位。他问国文老师，国文老师说：你一个小学生，绝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作文，一定是从杂志上抄袭而来。陈很委屈，说绝无此事。老师回答：你如果说你不是抄的，拿出证明来。证明自然是拿不出了的。同样的事情，在他读大学三年级时又重演过。他为此既委屈，又无奈。
待到陈本人在美国做教授后，某学生提交的学年论文“不仅风格清新，而且创意满纸，令人不能相信是一大学生之作”。他到图书馆用两天时间察看期刊，结果无所发现。于是请教一位同事。同事却有些惊奇，说：“如果你不能查出你学生是抄来的，你就不能说他是抄来的。你的学生并没有义务去证明他不是抄来的，这是罗马法的精神；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就在这么细微的差别上。我觉得这是常识，你却觉得这是个问题，好奇怪！”
陈先生最后说：“听了这一番教训，我倒没有什么惭愧的感觉，而是想起中国文化中好多好多莫须有与想当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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