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蘇聯又趁機逼債的嚴峻關頭，偉大領袖體恤下情，愛民如子，指示湖北省委增加每月糧食定量兩三斤，雪裡送炭，這是天大的恩情啊！然而，中南海並不種莊稼，水果湖也不打糧食。我們當時能夠吃得稍飽一點，是成千上萬農民被迫勒緊褲腰帶交出活命糧的結果
老高按：感恩節來臨，在這個人們對幫助過、拯救過自己的人（或神）感恩的時刻，我想起來，有一個龐大的群體，非常值得我們銘記，卻長期處於被遺忘、甚至被刻意遺忘之中。那就是在中國上個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數千萬餓殍，以及人數更多出幾倍、十幾倍的瀕臨餓死的倖免者。
我記得，六十年代初，湖北城鎮居民的糧食供應已經極度緊張，我還在讀小學的時候，聽到父母在飯桌上議論：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向毛主席匯報，談到城鎮居民每月糧食定量，男為××斤半，女為××斤（這兩個數字，由於事過40年，我已經記不清了。男子月定量是22斤半？23斤半？24斤半？記得反正有個“半”；女子則比男子要低1斤半左右）；毛主席聽後說，那太低了，你加到××斤半和××斤吧（這兩個數字，我也忘了，只記得比王任重的規定，要高出兩到三斤——萬維博客上有不少來自武漢、成長於那個年代的讀者，例如，我知道“文革”前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曾淳的兒子就在這裡。希望有知道更準確數字的朋友訂正！
我當時年幼，父母儘量省下自己的糧食讓我能勉強吃飽，所以對增加兩三斤定量，我的感受並不是那麼深切。但我記住了家中父母乃至爺爺奶奶姑姑們那種喜出望外、甚至是感激涕零的表情——在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蘇聯又趁機逼債的嚴峻關頭，偉大領袖體恤下情，愛民如子，指示省委增加每月糧食定量兩三斤，雪裡送炭，這是天大的恩情啊！那時如果毛澤東站在面前，大家一定發自肺腑地高呼：“毛主席萬歲！”
中南海並不種莊稼，水果湖（湖北省委所在地）也不打糧食。毛主席、黨中央下令湖北省委給城鎮人口增加的糧食定量，從哪裡來？首先從湖北農民那裡弄來，其次是由中央從其它省市調來——其它省市自然也是從農民那裡搜刮來。我們當時能夠吃得稍飽一點，是成千上萬農民被迫勒緊褲腰帶交出活命糧的結果。這一情況，我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扒火車到處玩、意外地來到河南信陽（武漢到信陽，只有幾個小時火車車程）看到街頭大字報，才瞥見了驚天慘劇的一角，簡直不敢置信；而又過了幾十年，出國之後才慢慢得知大饑荒駭人聽聞的規模。
數千萬餓死和數億挨餓的農民，當然並不是發揚捨己救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工人老大哥和城鎮同胞多吃一口，寧願自己餓死、餓壞——儘管他們的生產隊長、民兵連長、公社書記、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省委書記會這麼大講特講。農民是被迫的，是被害死的！但客觀地說，這些死者就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之所以能成為倖存者，極而言之，是靠從他們口中奪下來的活命糧養活的。今天還有不少人，其中有些還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輕佻地否定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史實，用中國北京攝影記者、作家杜斌的話來說，這是第二次殺死這些我們理應終生感激的人！
今天寫這篇博文，本來是想介紹剛剛出版了《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明鏡出版社）的依娃。這位旅美作家、學者，大饑荒的倖存者、叫花子的女兒，也是我感恩的對象：她歷時三年，不辭勞苦，在甘肅、陝西的偏遠地區，自費訪問近200位倖存者，他們的家庭都有多位親人餓死，給這些不懂政治、甚至不識字的農民留下口述，寫下了沉甸甸的53萬字的血淚記錄……但寫下上面的文字，發現已經不短，對依娃其人其書的介紹，只好今後抽時間再來寫了。這裡，轉貼一篇華新民的《關於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資料》——這個標題，十分平和，但是披露的內容，不僅驚心動魄，而且發人深省。
關於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資料
華新民，《華夏文摘》
一、周伯萍的親筆回憶
楊繼繩在他的《墓碑》一書的第22章，“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中說——
“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在這以後，沒有公布人口數字。”
關於這件事，楊繼繩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時有更為詳細的敘述。《美國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網頁載有他同訪談者李肅的以下對話——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個調查，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這三個人現在周伯萍還在。周伯萍是在80年代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講了一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一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後來我為了寫書，落實這個，不能聽孤證啊，又親自上周伯萍家裡去，03年還是02年，去他家裡去了，就問他這些事情。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到底幾千萬，周伯萍沒有說。後來我去問他，他不吭氣。正好巧合，我跟他談話，看到牆上掛一個照片，是我的同學照片，我說那不是常西昌(音)嗎？他說你怎麼認識，我說是同學。老先生本來穿的西服革履接受我採訪，後來回房，跟老伴說是常西昌的同學。我就再問他幾千萬，他說，咳，你管這幹什麼。他以一種長輩的身份來教訓我，就沒有談成。
李肅：那您沒有追問他具體數字嗎？
楊繼繩：所以我很傻，我就不該說我是他女婿的同學啊。
楊繼繩：他不但不說，你年輕人不要問這事，還說這話，就幾千萬。後來我就說了一句傻話，我說是不是兩千萬啊，他說就是這個數就是這個數。肯定不止兩千萬。
李肅：那您當時要是多問一點或者少問一點？
楊繼繩：多問一點四千萬，三千萬也可能是的。所以他說是，反正是幾千萬，這是肯定確切的。
李肅：而且就是說，他說是周恩來知道這個事情。
楊繼繩：報到周恩來，周恩來讓他趕緊銷毀。銷毀這個數字，一個禮拜以後周恩來又問銷毀沒有，他們就說銷毀了，是他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當時不是製版印刷嘛。
李肅：據您所知，這個數字，他們銷毀的這個數字，除了周恩來還有沒有其它高層領導人知道？
楊繼繩：估計毛知道。但是後來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難說。因為陳一諮不是在外面講四、五千萬嗎？是不是這個數字我就不好說。
以上引文說的是，1961年大饑荒嚴重的年代，關於農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其實這是“餓死人”的委婉說法)的消息、傳言、內參和告急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到中央。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提到的這份匯總全國各省上報的表格，或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獲知的最系統性的全國定量統計報告。它顯示，因飢餓死亡的人數達到千萬數量級之巨。具體的數字，周伯萍不肯告訴楊繼繩，據楊本人的推測，是因為他暴露了自己湊巧是周伯萍女婿的同學，讓周覺得不能把真情告訴一個後生小輩。
同樣很湊巧，周伯萍的另一位子女是筆者夫婦的大學同學。2008年我們回國參加同學聚會的時候，周老先生讓這位同學將兩本個人回憶錄親筆簽了名鄭重贈送給我們，其中一本《糧食部12年紀事》由他的兒子編輯，標明“藍天印務商社”2008年出版，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印刷廠印刷，沒有書號，沒有定價，也沒有印數，顯然是只在親友間流傳的私人印刷品。全書52節，其中第46節“編制‘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即講了這份被周恩來嚴令銷毀的人口和糧食統計表。周伯萍老人已經於2012年仙逝，筆者覺得，他在這本書中留下的記錄，對楊繼繩先生的敘述有澄清、補充和印證的作用，特別是它給出了人口統計的具體數字。所以在此原文照錄如下，以饗歷史研究者和有興趣的讀者——
從1961年開始，由國務院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國務院開支的專項用糧，情況非常複雜。當時糧食部長沙千里同志已調撥不動糧食，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也無能為力。為此，周總理只得親自與各有關省、區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決。周總理因而設計了一張與歷來的表格式樣完全不同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每省一張。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
“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設計完成後，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志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並決定由陳國棟同志任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同志和我為小組成員，立即編制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由國棟同志三天內直接送交總理審定。
總理還決定，“三人小組”的辦公地址設在過去供蘇聯專家辦公、居住的“友誼賓館”的一所住宅。這所住宅三個臥室兼辦公室，一個客廳，條件很好。
總理還囑咐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同志調撥了一台帶排字、印刷設備的打字機供我們使用。
賈啟允同志當時在國家統計局的任期已滿，即將赴貴州省任省長，他本未參加“三人小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國家統計局的一名秘書送給我一份統計材料，就匆匆赴貴陽上任去了。後來聽說，他在貴州任上政績不凡，升任黨、政、軍第一把手。但在文革期間，被當地造反派打死了，令人痛惜。(注)
經國棟同志批准，我帶了糧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輕、體格強健的幹部張金聲同志當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辦，我最後核定。我們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印出四份，交國棟同志面交總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審閱。
總理審閱後，發現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他認為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那將在國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將對我國進行瘋狂誣衊；不明真相的人們也將敵視我們。總理當即決定，把這四份材料全部銷毀，並囑咐徐明同志立即執行。
總理隨後又質問國棟同志這到底是何原因。國棟同志說，“據我的調查，人口減少的原因，是婦女由於食物中缺少蛋白質，導致子宮下垂，全身浮腫，暫時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數增加。這段困難時期過去後，情況即將逐漸正常。”
總理說，“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你們糧食部不能盲目樂觀，粗心大意。如發現新情況，務必立即向我報告。”國棟同志表示，一定堅決照辦。
這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繼續使用了一段時間。當時分管計劃統計工作的副部長趙發生同志曾對我說，總理在這張表上用紅藍鉛筆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進行計算6處，批註數字70處，批改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總理的手跡。可見總理對糧食購銷調撥計劃是多麼關心！
國棟同志辭別總理後，立即帶我去先念同志的辦公室，向他報告了這件事情的經過情況。先念同志讚嘆不已，說“總理日理萬機，還擠出時間來親自處理一張報表的問題，真太感人了！我們一定要竭力向總理學習，絲毫不能懈怠！”國棟同志和我都表示完全擁護他的意見。
以上文字出於周伯萍老人之手，屬於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文中透露的最值得注意的信息就是，1961年初的時候，各省都發生糧食告急、拒絕調撥糧食出省的情況，到了糧食部長和副總理李先念都調不動的地步，只得周恩來親自出馬。周恩來下令編制的糧食調撥計劃表顯示，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了3000萬。粗看起來，周伯萍在楊繼繩追問下沒有吐露的“天機”應該就是3000萬這個數字。不過細看楊繼繩同李肅的對話，楊當時追問的數字同周老後來透露的數字有所不同：首先，楊繼繩說的是1961年底，而周老回憶的是“1961年開始”，因此，他說的數字應該是上一年度1960年的統計結果。其次，楊繼繩打聽的數字是當年餓死的人數，而周老的數字是比正常時期減少的人數，它包括比正常時期少出生的人數以及比正常時期多死掉的人數，只有後者才是餓死的人數。
我們無法知道當時他們以哪一年作為基準來推算比正常時期減少的人口，也無法知道推算的細節，不過我們可以用1983年國家正式公布的人口數字作一個大概的驗算。
楊繼繩先生在其《墓碑》的第23章第一節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已經作了這樣的計算。據他計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8.6萬人，1959年為274.4萬人，1960年為997.9萬人。而因饑荒而導致比正常時期少出生的人口為：1958年385.4萬，1959年687.3萬，1960年959.9萬。假如當年以1957年為正常時期來推算，那麼到1960年末為止的三年時間內，非正常死亡者共有1371萬人，比正常時期少生的共有2023萬人，合計比正常時期人口減少3394萬人。一般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1959，60，61這三年，周老他們造表統計的時候，1961年剛剛開始，當年的數據還沒有，假如他們認為1958年還不算非正常時期，那麼以1959，60兩年的數字計算，則得到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272萬，少出生的人口數為1637萬，兩年合計減少為2909萬。周老他們得到的3000萬人口減少介於上述兩個數字之間。說明當時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掌握的人口減少狀況同20多年後國家公布的數字大體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寧說，1983年國家經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的那幾年的人口數字還是沿用20多年前統計部門所收集到而一直沒有公布的資料。當然我們今天知道各地上報的人口減少數字可能有相當大的折扣，經過了層層的掩蓋和縮小，不過這些數字至少可以看作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了解到的全局性人口非正常減少值，雖然當時沒有對公眾公布。
以上的估算或許也可以解釋，周伯萍當年為什麼不願意簡單地把3000萬這個數字告訴楊繼繩，因為它不是餓死的人數，其中包括餓死的人數，也包括少出生的人數，而且是相對於某個“正常時期”的，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如果貿然將此數字通過採訪者之筆公之於眾，引發各種誤解和議論，將給他帶來麻煩。不過他老先生在辭世前還是把這一段經歷和具體的數字以更加嚴謹的方式記錄在案留給後人，不失為是一種對歷史的負責態度。
二、周軒進關於父親周伯萍的回憶
周伯萍先生在那段時期的經歷並沒有到此為止，最近在網上見到一篇文章，對於他在當年的經歷又有進一步的介紹。那是不久前，周老逝世一周年的時候，他的二公子周軒進在網上寫的一篇題目為《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的紀念文章，其中一節“和周總理恪守了半個世紀的秘密”說——
1961年初，爸爸在匯總完全國缺糧人口的統計表後，意外地發現：隨着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缺糧人口本應越來越多，卻出現了反常的數量減少。缺糧人口減少的數額還很大。爸爸經反覆核算後，直接將這一重要情況反映給了總理。經總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缺糧人口的減少，表明出現了大量“非正常減少人口”，意味着餓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經反覆核對統計材料，確信無誤後，連夜向陳國棟匯報。後又一起去中南海向總理正式匯報。爸爸表示，將不惜“以死相諫”，強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進口糧食，以救災民。會後，總理又單獨把爸爸留了下來，再次指示爸爸根據一些原則，重新計算。對於最後計算出的數字，總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允許再向任何人透露。”由總理單獨去向毛主席匯報，解決問題。爸爸回去後，又根據總理的指示，銷毀了全部原始報表。……
關於爸爸和總理最後統計出的數據，爸爸始終恪守對總理的承諾。絕不透露。總理去世後，我問到爸爸時，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單獨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時，爸爸似是無意地說：“我當時按照總理的要求，最後統計出來的是兩個數字，一個是1700多萬，一個是2000多萬。”我問爸爸，為什麼兩個數字之間的誤差會有3、4百萬這麼大？爸爸說，“這不是計算誤差，而是對新生兒口糧的不同計算引起的。”當我再想多問時，爸爸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言”，不僅說自己記不清了，還警告我說，今天的話，不許對任何人去講！此後，任何人再問起這個問題，爸爸的回答總是那句，“記不清了”。……
需要指出的是：一、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那個時期如果有人斗膽出來統計什麼餓死人數，就是反“三面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其中一個數據應該更接近“非正常減少人口”，比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採訪者公布什麼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採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採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參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更不要說一些，從未與爸爸謀面，卻假冒爸爸談話的學者們了！當然“缺糧人口”之差和“非正常減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餓死人數”之間雖然不能劃等號，但確實是存在一定內在關係的。這正是需要學者們去研究的。
以上這段文字在周伯萍本人的回憶之外，又補充了一些新資料。其中提到周恩來在聽完匯報後曾同周伯萍根據一些原則做過重新計算，得出了1700萬和2000萬這兩個數字。周公子說：它們“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其中一個數據應該更接近‘非正常減少人口’，比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老爺子在欲言又止的談話中說的這些話，過於簡略，又不甚連貫，不免讓讀者產生一些疑問。兩次缺糧人口的時間間隔是什麼？所謂缺糧人口的標準是什麼？前面說過，“非正常減少人口”同“非正常死亡人口”是有差別的，“非正常減少人口”應當等於“非正常死亡人口”加上“非正常少生人口”。我們在前邊引用的楊繼繩的計算中可以看出，那些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占“非正常減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餘的是“非正常少生人口”。一個數字怎麼能同時既接近“非正常減少人口”，又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呢？又如何理解一個數字既反映了“餓死人數”，又不等於“餓死人數”呢？
根據周伯萍的回憶，3000萬就是“非正常減少人口”的數字。他們的表格已經同時“交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審閱”，雖然馬上銷毀，至少已有六七個人知道。重新計算得到的數字如果仍然接近“非正常減少人口”的值，那周恩來應該感到欣慰，因為它們都低於3000萬這個數值，他甚至可能會向那幾個知情者通報修正後的數字。然而周恩來卻關照周伯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允許再向任何人透露。”從他口氣的嚴厲程度來看，這兩個數字背後的現實比3000萬還要可怕，為什麼會這樣呢？
三、分析和解讀
儘管有許多疑問，有一點看來是明白無誤的，這就是二周（周恩來和周伯萍）計算了兩次缺糧人口的差距，即(Q0－Q1)，這裡Q0和Q1分別是統計初始和統計結束時的缺糧人口數，由於對新生兒口糧的不同計算，得出了1700萬和2000萬兩個數字：(Q0－Q1)＝1700萬到2000萬。以下，筆者就周軒進轉述的周伯萍談話提供一些本人的分析和解讀，並探討周軒進提問的“缺糧人口之差”、“非正常減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餓死人數”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試圖從中獲得一些關於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信息。
首先要問：周恩來在聽了陳國棟等人的匯報之後，為什麼又要單獨和周伯萍進行重新計算？上面所引周伯萍本人的回憶中說，周恩來在聽取匯報時向陳國棟質問，人口大量減少到底是何原因，陳的回答是因為蛋白質缺乏，導致百姓“暫時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數增加”。這樣的問答讓人覺得二人在打一場官場太極拳：周恩來出招曰“明知故問”，陳國棟應招曰“此地無銀”。據周軒進的回憶，周伯萍和陳國棟向周恩來匯報前，其實即已經意識到大量“非正常減少人口”，意味着餓死了不少人！人們根據常識就可以知道，糧食匱乏如果只是輕度的，可能只會導致生育能力下降，而嚴重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同時導致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周恩來何等智商？不會不懂這一點，但是誰也不願意第一個說出“餓死人”這個敏感詞，所以周恩來在眾人面前也以一招“心照不宣”接受了陳國棟的解釋，說“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不管出於責任心，還是出於決策的需要，他那裡放得下這個心？他一定想弄清楚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但是，這個事是“國內外的反動派”才會有興趣去做的，必須做得絕對隱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他決定自己親手來做這件事，只讓信得過的、說話不必打官場太極拳的周伯萍幫他重新計算。
他們的計算從缺糧人口的變化入手。為什麼要選擇缺糧人口的變化來推算餓死人口數呢？筆者認為他們是基於如下原因：由於政績上的考慮，各地上報的人口數字在那幾年有許多水分，周恩來大概不會完全相信。糧政機構處理的是糧食這種實物的生產和消耗，政治干擾少一點，他們收集的數字相對要可靠些。就像今天的總理不相信各省上報的GDP數字，而根據電力消耗和物流量來判斷經濟形勢一樣，這大概是中國歷屆總理對付虛假報表的通用手段。
另一方面，他們這樣做也有技術上的可行性：如上所說，糧食的輕度匱乏先是引起出生率非正常下降，不一定餓死人，也就是說，人口的非正常減少最初表現為出生人口的減少。隨着饑饉的加重，就會開始出現非正常死亡（即餓死的）人口，如果饑饉再進一步加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值在總的非正常人口減少值之中占愈來愈大的比重(下面用R來表示)。從楊繼繩的《墓碑》一書中對各省人口在1958到1962五年間變化的計算來看，那些人所共知的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如四川、安徽、貴州，廣西和甘肅，它們的R值都超過40％，而其餘的省份這個值都在40％以下。(有少數例外，可能是由於統計數據的缺損和誤差造成的。)可見這樣的認識大體是符合實際的，相信在糧食部門也是人所共知的經驗。把這種情況外推到極端缺糧的情況，就會出現出生率降到零從而無可再降，對人口減少不再有貢獻的狀態，也就是R＝100%，這時總的人口減少數即等於餓死的人口數。因此，在這種統計學意義上的“理想狀態”下計算的好處是，得到的非正常人口減少，即等同於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整個中國實際上都處於缺糧狀態，但是有的省較別的省自然條件好一些，或者主政者比較明智，各省又都有城鎮居民，他們的糧食供應有不同程度的保證，這些地區的人口屬於輕度缺糧，雖然浮腫病很普遍，甚至北京、上海都常見（周軒進在他的另一篇回憶文章《爸爸媽媽的白金婚風雨情》中就提到，他媽媽作為糧食部領導的夫人，都“餓得兩腿浮腫”。）但是餓死人則相對少見。這些地方的人口減少主要是由於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即R值較小。要計算餓死的人口數，可以把這種輕度缺糧的人口排除出去，餘下的嚴重缺糧人口接近上述的“理想狀態”，人口的非正常減少幾乎就是餓死的人口了。筆者相信，二周的計算把中國人口分為“缺糧人口”和“非缺糧人口”，其實是指“嚴重缺糧人口”和“輕度缺糧人口”，他們以“缺糧人口”的變化來推算餓死的人數，是因為只要統計到這部分人口的減少值就行了，也就是說，餓死人數 E＝(Q0－Q1)。如果這樣的猜測不錯的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周伯萍跟他兒子說“其中一個數據既接近‘非正常減少人口’，又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因為在嚴重缺糧人口中，這兩者差不多是相等的。
為了說明從缺糧人口的變動入手來估算餓死人數的優越性，我們不妨估計一下餓死人數 E＝(Q0－Q1)有什麼樣的誤差。誤差的來源有兩項：一方面，實際的嚴重缺糧人口並不是上面假定那樣的“理想狀態”(即R值不等於100％)，他們中出生率並不是零，還有下降的餘地，這時，出生率的下降對人口減少也是有貢獻的，那麼在計算餓死人數的時候應該在人口減少數里將其扣除。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所謂非缺糧人口實際上也缺糧，只是程度較輕，他們中也有一定數量餓死的人數(即R值不等於0)，應當將其計入總的餓死人數。於是我們得到修正後的餓死人數E＝(Q0－Q1)－b＋a。這裡b是嚴重缺糧人口中出生率下降導致的人口減少，a是輕度缺糧人口中的餓死人數。我們發現不僅ｂ和ａ的數值相對於Q0和Q1較小，而且兩者符號相反，有互相抵消的的傾向，從而進一步減小了誤差，所以E＝(Q0－Q1)這種估算方法的精度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更高。
但是，以上計算是建立在嚴重缺糧人口是個封閉群體這樣的假定之上的，也就是假定其人口的變化純粹是由群體內部的出生和死亡造成的。實際的情況遠不是這樣。嚴重缺糧人口的變化除了內部的出生和死亡以外，還有同輕度缺糧人口之間的交流，即原來屬於嚴重缺糧地區的人口由於供應改善而不再屬於嚴重缺糧人口，或者反過來，原來不屬於嚴重缺糧地區的人口由於供應惡化而成為嚴重缺糧人口。在我們討論中的那幾年時間裡，顯然是後者壓倒前者，所以當陳國棟等人開始編制糧食調撥計劃表的時候，他們預期缺糧人口會增多。假設輕度缺糧人口轉化為嚴重缺糧人口的數目是D，沒有非正常死亡的話，那麼他們預期的嚴重缺糧人口應該增加為（Q0＋D），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此時的缺糧人口卻變成了比Q0還要小的Q1，表面上看缺糧人口減少了（Q0－Q1）＝1700萬到2000萬，實際上減少的人口卻是（Q0＋D－Q1）。換句話說，二周計算得到的1700萬到2000萬這個數，只是死亡人數過多，由輕度缺糧人口轉移為嚴重缺糧人口的人數D填補不了餓死人數，表現出來的人口減少淨額，它不等於餓死的人數，或者說它只是表觀的餓死人數。真實的餓死人數應該大致等於（Q0－Q1＋D）,也就是1700萬至2000萬再加上D。按筆者理解，這就是為什麼周老要強調，1700萬至2000萬不是餓死的人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餓死人數——它實際上是餓死人數的下限。因而，它反映的現實比3000萬非正常人口減少要嚴重得多。難怪周軒進在回憶文章《爸爸媽媽的白金婚風雨情》中提到周伯萍要向毛澤東冒死相諫：
父親統計完數字後，請求周總理允許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書”，要求立即批准進口糧食。他痛苦地向總理陳訴：我們手中的糧食幾乎調撥殆盡，連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也一用再用，難以為繼了。事態已經嚴重到再遲進口一天糧食，都要多餓死多少萬人哪！周總理神態肅穆地對父親說：“你相信我嗎？如果相信，事情交給我來辦。”據說父親走後，周總理找毛主席徹夜長談。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進口小麥”的決定。理由是國際市場大米貴，小麥便宜。當然數量由總理定。
另外，我們要記住，周老的談話沒有給出缺糧人口的減少是在哪兩個時間點之間計算的。我們這裡做一個保守的假定，認為這是從正常的1957年底開始到1960年底為止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值，1961年繼續有可觀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楊繼繩按官方1983年公布的數字和各省官方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約為300萬。楊先生還根據蔣正華提供的三組數據計算了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三個結果相差甚大，其中最小者為298萬，同300萬是一致的。因而，總的非正常人口減少按保守估計是2000萬至2300萬加上D。
因而，為了估算餓死的人數，最重要的未知數是D。周伯萍作為糧食部的領導，對此也許是有一個估計數字的，我們今天已經無從知道。但是不難想象，當上千萬的人從嚴重饑饉狀態掉進鬼門關的時候，也會有相當數量的人從輕度饑饉狀態跌落進嚴重饑饉的人群中。也就是說，在那個饑荒年代，發生着大量的人口轉移，不是地理上的轉移，而是大量嚴重缺糧人口轉移為死亡人口，同時又有大量輕度缺糧人口轉移為嚴重缺糧人口，兩者的數額可能具有相同的數量級。如果這樣的推想正確的話，那麼2000萬到2300萬加上D得到的那些年總的餓死人數就會輕易地超過3000萬，甚至達到4000萬或更多，這就同國內外眾多學者得到的結果比較一致了。當然，這是需要研究者進一步落實的。重要的是，二周的計算方法給人們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去估算那個年代人口數字的變化，研究者也許能夠不依賴公安部門和統計部門殘缺而不可靠的檔案資料，從糧食部門的檔案資料中找到關於D這個數值的蛛絲馬跡，為大饑荒時代的人口減損數提供一種獨立的驗證。
通過以上對周伯萍父子回憶的分析，我們可以還原1961年初周恩來在決定調撥糧食之前發生的事情大體上是這樣的：
他命令糧食部的陳國棟、周伯萍和統計局的賈啟允編制糧食調撥計劃表，表編成後發現全國人口非正常減少3000萬。周恩來得知此數字後，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餓死的，於是同周伯萍二人又計算得出了全國在1960年底前，缺糧人口的非正常減少數為1700萬到2000萬。周伯萍在晚年的個人回憶中記錄了這一過程前半部分發生的事，而對後半部分發生的事和得到的數字，他恪守對周恩來的承諾，守口如瓶。不過他還是在兩個場合無意透露了這個數字，其一是在同自己的兒子聊天時無意中說到的。另一次是在2002年或03年時楊繼繩採訪他的時候，楊繼繩問他“是不是兩千萬啊，他說就是這個數就是這個數。”周伯萍老先生是個謹言慎行、一諾千金之士，“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當楊繼繩問到兩千萬這個數字時，他就脫口承認了深藏心中的這個數字。
四、周恩來為什麼要銷毀自己的調查資料？
周伯萍父子的回憶除了提供了同那幾年人口變動有關的數字之外，都提到了周恩來對於計算結果嚴格保密的要求。似乎3000萬或者2000萬這些數字真是一團火，說出來就是禍。周恩來為什麼要這樣驚恐呢？周伯萍的回憶中說，因為“他認為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那將在國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將對我國進行瘋狂誣衊；不明真相的人們也將敵視我們。”周軒進在這個原因之外，還指出了另一個原因，他說：“當時國際上正千方百計地探聽我國缺糧情報。一旦獲知我國嚴重缺糧，必將成大幅提高糧價。我國有限的外匯將無法換回救災的足夠口糧。一旦這一數據泄露，其直接結果將是導致更多的、成千上萬人口因缺糧飢餓而死亡！”
當然，這些都是合乎中共領導人思路的理由，儘管現在看來，這樣的顧慮未免有點“冷戰思維”——即使在當時，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對世界各地的天災人禍，除了政治經濟上的考慮，還有人道的關懷，未必都是幸災樂禍和落井下石。但是，除開上面的理由之外，應該還有一條重要的理由，否則就不能解釋，周恩來為什麼連那幾個副總理得到的資料都要收回？又為什麼關照周伯萍對於兩人得到的結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為什麼連原始報表都要銷毀？為什麼不能讓中央的其他領導人知道？至少，為了進口糧食，也應該讓他們心中有數吧？難道他們都是裡通外國的內奸？難道那些原始報表會落到外國人的手裡？周恩來的做法似乎有點過分——他實際上不僅銷毀了那些調查結果，而且要銷毀暴露他曾經做過調查的所有痕跡，他究竟要防範什麼呢？
對此，周軒進在上述紀念文章里多少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一點線索，他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那個時期如果有人斗膽出來統計什麼餓死人數，就是反‘三面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一來，它正確解釋了為何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亂。二來，也解釋了周恩來的在調查餓死人口數字的時候為何如此戰戰兢兢——他要防範有人給他扣上“反三面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誰會這麼做呢？當然，這是不需要明說的——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時候，發明了一頂政治帽子：“秋後算賬派”，他放話說“要警惕黨內的觀潮派、算賬派，秋後出來算賬”。這頂帽子一出來，就徹底杜絕了黨內任何人用實施的後果來檢驗他的路線政策的企圖。即使出了像大量餓死人這樣的事，毛澤東自己不做全國性的人口調查，也沒有任何人敢做。最嚴重的時候，毛澤東只是派出身邊的筆桿子或警衛員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調查。這樣做的好處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結果，他都可以用“一個指頭同九個指頭”的說辭來為自己辯護，從而使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應該說，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目的，他的這頂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全國上下的幹部，攪亂了那段時間內的人口統計工作，中斷了人口統計結果的公布，給今天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否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惡果、為毛澤東的罪錯翻案創造了可乘之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說：“饑荒從來沒有發生在以下國家：獨立，經常舉行選舉，有反對黨提出批評，允許報界自由報導、並可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不受嚴密審查的國家。”而在1959年彭德懷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之後的中國，不要說報界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黨內的高級幹部都不敢對當時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周恩來尤其如此，因為周恩來和陳雲在1958年因為“反冒進”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稱他們“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從此周恩來就再也不敢對毛澤東的政策措施表示異議了。到了1961年初，事實已經顯示，毛澤東推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嚴重的饑荒，其失敗已經昭然若揭，周恩來和陳雲當初的“反冒進”被事實證明沒有反錯。周恩來知道，這個時候更要表現得低調，他甚至可能覺得，毛澤東關於黨內“秋後算賬派”的警告就是針對他的。他知道，毛澤東對於反對他而被證明反對錯了的人，或許還有團結的雅量，因為這只會鞏固他的領袖地位；而對於反對他而被證明反對對了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因為這會威脅到他的領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陳國棟小組“算賬”的結論是人口減少了3000萬，立刻指示將其銷毀。避免讓國內外反動派知道固然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讓毛澤東知道他在背後指使陳國棟等人“秋後算賬”。至於進一步調查餓死人口的數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採取了比當年做地下工作還要隱秘的辦法，只讓計算結果爛在兩個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裡，而且事後銷毀了全部原始報表。假如不是周軒進的披露，這一段歷史將完全歸於虛無。
至於周恩來事後是否如他所說，單獨向毛澤東匯報他的調查所得，似乎沒有官方歷史記載顯示發生過這樣的事。筆者傾向於相信，周恩來沒有向毛澤東說過，即使他為了說服毛澤東同意進口糧食，通過某種方式讓毛澤東知道這些人口減損的數字，他也不會告訴毛是他自己計算出來的，因為這等於是讓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後整他的“黑材料”，為自己的“反冒進”翻案，這是萬萬做不得的。周軒進在《爸爸媽媽的白金婚風雨情》中披露過一段往事，從反面說明如果向毛澤東說了真話，會有什麼後果：
1961年(應為1962年——引者)，史稱“七千人大會”的中央工作會議後，爸爸和何畏、陳國棟、姚依林等四人，奉陳雲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兩組，下去調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糧和農民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遠好過大田作物等真實情況。陳雲同志為避免可能傷及其他同志。告訴爸爸他們，這些情況，除向他本人匯報外，不得有任何外傳，包括不能向糧食部黨組會議匯報。北戴河中央會議前，陳雲同志將爸爸他們調查的情況，單獨向毛主席做了匯報。毛主席憤怒地批評指責了陳雲同志“右傾”，“離右派只差半步”。據爸爸後來向我解釋說，這個“半步”，就是因為他們嚴格遵守了陳雲同志規定的紀律。使得陳雲同志所說的情況，除向毛主席本人匯報外，沒有做任何擴散。毛主席才沒有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將陳雲同志和鄧子恢同志一樣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麼集團分子之類的劫難。後來，《陳雲文選》出版時，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陳雲)有三、四個可以無話不談，正真交心的朋友”，對我們說：“我就是這三、四個人中的一個!”
這段故事告訴我們，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授權，背着他作任何調查研究，無論動機如何純正無邪，在毛澤東的眼裡都是別有用心，輕則受到斥責，重的就是“什麼集團”，周恩來是不會像陳雲這樣冒失的。同陳雲進言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劉少奇“衝冠一怒為蒼生”，當着毛澤東的面說出了那句點燃毛澤東怒火的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果然，這句話“說出來就是禍”，給自己招來了四年後的滅頂之災。
注：“賈啟允在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打死”是誤傳。他在“文革”初期靠邊站，1975年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77年離任，後降職為河北省石家莊地區行署副專員，1983年4月任政協河北省第五屆委員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2004年逝世。據筆者了解，賈啟允的離任和降職原因是他在1976年初“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沒有站穩立場，揭發了鄧小平私下裡對他說的一些話，為“四人幫”提供了“批鄧”的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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