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講帝制運動，只強調袁世凱一心要做皇帝，卻忽視了特定的民意基礎及其成因。面對稱帝失敗之後的局勢，嚴復指出，袁世凱犯下大錯，但此時下台，中國將會秩序大亂。所以，袁要等全國秩序穩定後再下台謝罪，而且必須下台。嚴復的確看到了一個推進憲政建設的機會


　　老高按：今天轉載李新宇在《領導者》上的《走近袁世凱》長文的第三部分，討論袁世凱平生無可掩蓋的最大污點：稱帝。
　　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超過前兩個，要釐清是非功罪，文字更長，預先稟告各位讀者，不感興趣的就請留步。像有位網友，看到梁士詒、曹汝霖、曾叔度這些名字，馬上就根據“百度”判定：這些傢伙都是袁世凱的親信，他們的“一面之詞，連旁證都不算”，根本就毫無價值！此公簡單化到這種程度，當然就更不必浪費他的寶貴時間了。（但他諄諄告誡我，不要看重《領導者》，應該去讀中共官方的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難道不知道《歷史研究》上許多學者也十分重視梁、曹等人的回憶錄？）
　　談到“稱帝”這個問題，我想起一件往事：二十多年前剛來美國，一度擔心尚在幼年的女兒的中文退步，鼓勵她四處找中文書刊來讀，有一次她拿來一首詩，引得我們全家狂笑不已：
　　八十三天皇帝夢，
　　“洪憲”給歷史添臭糞，
　　逆水行舟翻了船，
　　龍袍里空包個大野心！
　　此詩作者是誰？是號稱“中國著名詩人”、曾任中國大陸近三十年唯一一份詩歌雜誌《詩刊》的主編臧克家！此詩着實讓我們大開眼界，什麼時候想起來就什麼時候捧腹。但此詩只有四句，大概是相當符合許多想看短文的讀者的需求的。
　　詩歌雖令我捧腹，但袁世凱有“野心”、做“皇帝夢”、最終“逆水行舟翻了船”……這些說法，我卻未推敲有什麼不妥。直到14年前，有位萍水相逢的學者偶然在我家留宿一夜，聊天聊到袁世凱，我抨擊袁世凱稱帝之後造成中國百年前就偏離世界文明主潮，他發現我對民初歷史了解太簡單化，告訴我：如果離開了袁世凱稱帝時中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難題，就很難了解他當時為什麼要那樣做。
　　他沒有多加闡發，但這幾句話足以讓我警悚，反躬自問：我了解的歷史事實完整嗎？
　　順便提一下，2016年是袁世凱忌辰一百周年，中國大陸當時最大的思想文化網站——共識網（現在已經被當局下令關閉），在此之前舉辦袁世凱逝世百年徵文；中國許多報刊和網站在那前後也發表了探究袁世凱功過的文章，其中有專業媒體，也有大眾傳媒，與共識網可算“姻親”的《領導者》，2016年第1期發表李新宇這篇長文，應該也屬於那一波。我曾經在一篇博文中列舉過幾篇：
　　共識網發表《袁世凱研究中的幾個疑難問題論綱》，《洪憲王朝：袁世凱的“自毀遊戲”》、《袁世凱臨終做了什麼？》；騰訊發表《袁世凱改制並非為圓“皇帝夢”》；《文史天地》發表《袁世凱“竊國”誤解一百年 沒他就沒有中華民國》；《南方周末》發表《袁世凱殺省級大員：民國初年反貪廉政為何特別嚴格》……等等。我自己在老高的博客上，也寫過或推薦過若干。請看本文文末。
　　

　　帝制運動中的袁世凱：走近袁世凱（三）

　　——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百年忌辰而作

　　李新宇，載《領導者》2016年第1期

　　袁世凱是個聰明人，但遺憾的是，像許多領袖人物一樣，在到達權力頂峰之後，就容易變得不聰明。他一生中辦得最糟糕、最不聰明的事，就是把“中華民國”變為“中華帝國”，自己不好好做“總統”，而要改做“皇帝”。這實在是中國政治轉型的一個大不幸。然而，回顧這段歷史，真正需要做的，卻並非像過去那樣一味抹黑之後再譴責他，因為在這其中，有許多東西需要澄清，也有許多東西需要冷靜思考。

　　1、帝位面前的猶豫不決

　　對於恢復帝制的歷史事件，過去流行的說法是：袁世凱“利令智昏”，“夢想恢復帝制”[1]，或者是“急於一過皇帝癮”[2]或者是“一心復辟當皇帝”。各種版本的中國近代史大同小異，都在告訴人們：袁世凱雖然已是事實上的終身總統，卻仍然一心要圓他的皇帝夢。其實，這種說法是把袁世凱向壞處想、向壞處說的結果。因為袁世凱與政壇某些派別的恩怨，自然有人竭力把他往壞處說；又因為恢復帝制的確大失人心，所以凡抹黑的事都進行得很順利；又因為這往壞處說後來成為黨國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所以就成為權力支撐的主流話語，覆蓋了宣傳和教育，所以成為社會的普遍知識。
　　然而，袁世凱真的一心要當皇帝嗎？只要我們面對史實，就可以看到袁世凱並沒有那麼堅定，也沒有那麼執著。在帝制運動中，他事實上很糾結，舉棋不定，長時間猶豫不決。
　　根據他自己執政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感受，他很容易認同民主不合中國國情的說法，因而在心裡不反對帝制；鑑於對國民素質的體認，他也會認同中國人離不開皇帝的說法；如果真要恢復帝制，袁世凱也有理由產生捨我其誰的感覺，覺得自己可以做皇帝。但是一覺醒來，他又覺得皇帝萬萬當不得，於是趕緊踩剎車，甚至讓鼓吹帝制的人們碰得灰頭土臉。所以，在整個帝制運動中，他搖搖擺擺，令反對帝制的人很不滿意，也令鼓吹帝制的人很不滿意，甚至身邊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史家唐德剛說：“余曾於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後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餘次之多也。”[3]黨國史家出於抹黑袁世凱的需要，把他的這種表現一概解釋為虛偽和陰謀，其實，在我看來，他只是猶豫不決而已。
　　籌安會於1915年8月14日成立，楊度大旗當虎皮，但是否出自袁世凱授意，實在難以證明。一塊“曠世逸才”的金匾並不能說明什麼。據1915年8月17日《申報》北京電，有人去見袁總統，問是否應該干涉籌安會，袁世凱回答說：“此項言論，耳聞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體之組織，不應別有主張。……余及國人均有身家產業子孫親族，人情切己，自當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國民付託，何敢以非所願非所戀二者之嫌疑，而強加干涉？”8月27日，《申報》又載北京電報道說，政府接到各省來電，詢問對於籌安會的態度，政府回電說，籌安會只是學者們的一個組織，研究民主制與君主制的優劣，不涉及政治，“苟不擾亂國家治安，則政府未便干涉”。這是袁世凱最先的態度。
　　更改國體，畢竟是一件大事，必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贊成者有，反對者也不少。籌安會成立當天，賀振雄就上書肅政廳，指出籌安會“擾亂國政，亡滅中華，流毒蒼生，遺禍元首”，並懇請肅政廳長代呈大總統，要求把楊度等人“嚴拿正法，以救滅亡而謝天下”[4]。第二天，李誨又呈文檢察廳，認為楊度等人“倡導邪說，紊亂國憲，未經呈報內務部核准，公然在石駙馬大街，設立籌安會事務所，傳布種種印刷物，實屬弁髦法紀，罪不容誅”，懇請檢察廳“遵照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將楊度、孫毓筠等按照內亂罪，從嚴懲治，以弭大患”。
　　於是，肅政廳呈請取消籌安會，其理由是：“自籌安會成立以來，雖宣言為學理之研究，然各地謠言蜂起，大有不可扼抑之勢。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議長，彼等唱此異說，加以函電交馳，號召各省軍政兩界，各派代表加入討論，無怪人民驚異。雖經大總統派員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表意見，剴切聲明，維持共和，為大總統應盡之職分，並認急劇變更國體為不合宜，然日來人心，並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無非以籌安會依然存在之故。應懇大總統迅予取消，以靖人心。”[5]
　　肅政廳呈文之後，袁世凱的態度是：“世界各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國情為建設，以達其鞏固國家保全種族之宗旨。中國當君主時代，厲禁討論民主政體，而秘密結社，煽惑不絕，實於共和原理，毫無識解；迨潮流所至，一旦爆發，更無研究之餘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無共和之智識，即居議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徹共和之原理，百不一見；而一部分人民，主張君主之說，暗潮鼓盪，已非一日，前車之鑑可謂寒心。恐其於君主原理，猶之初創共和時代之茫昧隔膜，講學家研究學理，本可自由討論，但具有界說，不可逾越範圍。着內務部確切考查，明定範圍，示以限制，通飭遵照。”[6]
　　袁世凱的立場的確不鮮明，但允許對國家政體以及中國適合什麼政體進行討論，卻不宜看作為復辟帝製做準備。何況，接下來他所做的，也是一再拒絕和推讓。
　　9月6日，參政院已經表決通過，要他黃袍加身，他卻派楊士琦到參政院發表宣言，表示“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認為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雖然說了“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這樣的話，又表示自己不應該有所主張，但還是非常明確地表示：“以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時宜。”[7]
　　12月12日百官聚集於大禮堂，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明年元旦登基。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帝位之際，袁世凱沒有成功感，沒有興奮，而是情緒很低沉。沒有任何慶祝活動，而且他的講話也詫異。據曹汝霖回憶，袁世凱說：“當今國事艱難，全國人民代表懇請更定國體，並推戴予即帝位，既是萬眾一心，予亦義不容辭。惟時局艱難，當此大任，無異跳入火坑，予為國民，亦不能不跳，爾百僚當共濟時艱，建立新中國，以副人民之望。”曹汝霖還寫道：“百官聽了跳火坑的話，都竊竊私語，何以新皇帝第一聲，即說此不祥之語。”[8]這裡顯示的，仍然是袁世凱很複雜、很矛盾的心情。他知道自己是在跳火坑，可是，事已至此，已經沒有不跳的自由。
　　過去的歷史敘述總是說他裝樣子。老部下馮國璋等也認定他不夠真誠。帝制運動之初，馮國璋就曾直接問他是否真要做皇帝。他因此而對馮國璋發了火，然後對馮說：“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承繼大業？你儘管放心。”[9]
　　曹汝霖也說，在袁世凱決定恢復帝制之前，他曾“冒昧直陳”，袁世凱聽了默然不答，少頃才說：“我本無此意，你看歷代王朝，有幾個得到好結果的？我即年老不足惜，獨不為子孫想嗎？外人問及此事，你應該為我辯白。”[10]
　　機要局長張一麐也是袁世凱十多年的心腹幕友，帝制運動興起，張氏反對帝制，也曾對袁有所告誡。袁世凱說：“論起名譽及道德上的關係，我決不做皇帝，請你放心。”
　　但到最後，袁世凱接受帝位，這些人都認為是被袁世凱騙了。馮國璋認定袁世凱耍了他，因而一肚子不滿。曹汝霖也認定袁世凱在他面前裝樣子，太不真誠。其實，袁世凱未必存心耍他們，當時所說的，未必不是掏心窩子的話，只是他當時並沒有拿定主意，後來的想法變了。
　　袁世凱之所以猶豫不決，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權力對人的誘惑極大，人性深處有一種普遍的權力欲，越是傑出人物，這種權力欲就越強烈。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政壇要人的成功離不開權力欲這一內在基礎，否則就沒有上進的動力。原因並不複雜，因為人在群體中生活，聽別人指揮遠不如指揮別人更舒心。對中國人來說，當皇帝的誘惑極大，太平盛世，皇位與一般人無緣，那種欲望只能被包藏得嚴嚴實實，但一旦有了爭奪的機會，哪一個豪傑不想做皇帝？所以，如果說袁世凱完全不想當，那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歷史為他提供了機會，為什麼不想當？有想法才是正常的。可是，袁世凱是個明白人，雖然偶爾也會犯糊塗，但糊塗的時候極少，走過的成功之路就是他明白的證明。明白人自然能把事情想得比較周全，各方面都想到了，所以想當又不敢當。他知道這事風險太大，一旦失敗，將會很悲慘。即使成功，後代也會很悲慘。
　　其次，作為民國初建時期的執政者，袁世凱對民主制度的感覺很不好，這就決定了他雖然不敢貿然選擇帝制，卻也不能堅定地捍衛共和。眾所周知，袁世凱是君主專制制度下官場的成功者，就感受和習慣而言，更習慣做專制國家的統治者，而不習慣做共和國家的公務員。在他個人的感受中，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遠不如當年做大清帝國的內閣總理大臣更舒服，因為做帝國的內閣總理大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要把太后伺候好，做事就可能一順百順；做民國的總統卻不同，人人都是國家主人，實在難伺候。而且，民主共和國的權力是關在籠子裡的，執政者即使是孫悟空，也只能在籠子裡施展；這讓當了半輩子帝國官員而剛剛變成民國總統的袁世凱感覺很不舒服。政黨和國會更是袁世凱所厭煩的。尤其是國會，議員們在代表國民行使國家主權，但不僅因為那麼多人難伺候，而且總是處於紛爭之中。在袁世凱眼裡，那些人實在不過爾爾，有的頭腦愚笨，有的目光短淺，有的激情有餘而理智不足，有的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然而，他們代表的是國家主權，國家大事都要他們批准。一些事明明是利國利民該辦的，在他們那裡卻扯來扯去通不過。如此等等，民主共和的優越性在哪裡？曾是專制帝國大管家的袁世凱的確沒有感覺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他明白民主共和的大道理，讓他遷就那群亂鬨鬨的平庸之輩，心裡也會覺得彆扭。
　　只要我們公正一些，就應該承認，袁世凱雖然對這一切感覺彆扭，但他仍然在努力守法，努力適應民主共和國體，讓自己學會在籠子裡使用權力。有一點是人們不該忽視而容易忽視的：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雖然誕生了，但它是一個早產的嬰兒。革命發生了，各省紛紛獨立，帝制順利終結，新國家呱呱墜地，但歷史並沒有為她準備下合格的現代國家公民，也沒有為她準備下合格的現代國家公務員。就袁世凱而言，昨天還是專制帝國的大臣，今天就成了民主國家總統，要求他百分之百完全合格，這不大現實。我曾設想，如果把袁世凱送到美國去做代理副總統，跟着總統見習幾年，回來再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情況大概很不同。我也曾設想，孫中山如果當年不是在國外瞎逛，而是在美國做一任州長，大概就是一個合格的總統候選人，而不是他後來的樣子。可是，這樣的設想只是想想而已，也許對未來有用，卻無法改變過去的歷史，我們那位在專制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長的大總統，與他的選民一樣，對民主制度很不習慣。因此，他對民主共和制度沒有感情，也就沒有捍衛它的動力。
　　當總統，袁世凱有點厭煩；當皇帝，卻是又想又怕。到最後，卻是怕也必需當，而且覺得義不容辭。之所以說義不容辭，並不只是為了追隨者和擁戴者，而是包括對國家的責任：如果這個國家真的不適宜民主共和，如果中國人真的不能沒皇帝，你袁世凱死活不當，還像個負責任的領導人嗎？
　　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身邊人使勁推一把，他的車終於剎不住，滑到歷史的泥坑裡去了。

　　2、“國情”和“民意”的陷阱

　　袁世凱最後之所以接受帝位，是因為所謂“國情”和“民意”。袁世凱不是一意孤行的人，是否恢復帝制，是否做皇帝，並不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而是一直在考慮自身之外的環境和現實，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國情，二是民意。遺憾的是，這二者並不容易把握，袁世凱上當受騙犯糊塗，一失足成千古恨，這陷阱主要就是“國情”和“民意”。
　　在推擁袁世凱步入陷阱的人中，有他的美國顧問，也有他的下屬和親屬，但最關鍵的是楊度和他的長子袁克定。
　　楊度素有才名，很自負，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真才實學，屬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花架子一個。不過，他倒是真有一門別人沒有的“絕學”，可惜他生不逢時，辛亥革命之後，那“絕學”沒有了用武之地。關於那門學問，現在的人們已經知者甚少，但它實在是前現代中國最大的學問。它是“帝王之學”，也就是專門教人做皇帝的學問。這門學問到了清末，得衣缽者是王闓運，最後一代傳人就是楊度。說起帝王之學的功夫，關鍵在於相人，但同一個相字，卻有兩層意思：一是“麻衣相法”之“相”，也就是在人群之中尋找堪成霸業之才；二是“帝國將相”之“相”，也就是輔佐那堪成霸業的人物就帝王偉業。一個人手裡有了這樣的絕活兒，就想派上用場，這是人之常情。何況，這事只要成功，自己就是帝王師，可做一朝宰輔，這誘惑不算不大。所以，雖然辛亥革命已經發生，帝制已經終結，但楊度並不死心，總想找個有能力的人，實現自己的帝師之夢。他第一個相中的就是袁世凱，後來又相中了孫中山，孫中山死後又想中了蔣介石，但蔣介石沒有理睬他，他曾經感嘆：蔣中正這麼有本事，不做皇帝真可惜！因而對蔣介石大為失望，才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1]，這是後話。而在當時，楊度是一心要讓袁世凱做皇帝。
　　他善於尋找時機，《君憲救國論》其實早就寫好了，卻要等到“二十一條”的交涉使袁世凱內心嚴重受挫之後，又利用古德諾的文章破題，才開始為恢復帝制大造輿論。根據楊度的說法，中華民國的現狀真是糟透了，若不改弦易轍，未來將會更糟。糟到什麼境地呢？他的回答是：“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於亡國而已矣！”
　　如此危言聳聽，就是要恐嚇大總統和各界國人，接受他所推銷的帝制。楊度說，“共和國民習於平等自由之說，影響於一切政治，而以軍事為最重。軍事教育，絕對服從，極重階級。德意志、日本之軍隊，節制謹嚴，故能稱雄於世界；法美等國則不然，能富而不能強，此無他，一為君主，一為共和故也。……故共和必無強國，已成世界之通例。”以這樣的方法證明“共和必無強國”是世界通例，今天的人們可以一眼看出楊度學說的虛妄，但在當時美國尚未證明自己也是軍事強國的情況下，又拿軍隊說事，雖然包藏了反自由、反民主的禍心，但對那些自由民主立場不堅定的人，卻有很大的欺騙性。他認定中國國情特殊，不能沒有皇帝，其理由是：“中國人民，程度甚低，當君主時代，當兵者之常語曰：‘食皇家餉，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有形之皇室，代以無形之國家，彼不知國家為何物，無可指實，以維繫其心。”他認定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應該有任期，幾年一次的大選，必然導致天下大亂。而且，“其梟傑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所舉例子，無一不打中袁世凱的疼處。國家如此糟糕，前途如此黯淡，怎麼辦呢？楊度拿出了他的藥方：“今欲救亡，先去共和。”[12]首先要拋棄共和制度！然後恢復帝制。
　　這是一個雖然也去日本留學，卻沒有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的人。他開口閉口都是強國，而所謂強國的楷模，在他的心裡就是中國的秦皇漢武，加上德國和日本的軍國主義。早在清末在日本留學時期，就鼓吹鐵血主義，遭到清醒者如魯迅等人的厭惡。他心裡只有強權，沒有博愛；只有國家，沒有國民；只有統治者的權力，沒有個人的平等權利。這種思想狀況，其實與他一切都為帝國着想的帝王學有關。他認定大選必然導致大亂，所以堅決反對競選制度，主張一定要“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他說：“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於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於一’。彼所謂一者，列國並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餘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也。”[13]在這裡，他連孟子的民本思想都不要，改“民為邦本”為“君為國本”。而他把這一切解釋為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國情特殊，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
　　“籌安會”號稱“六君子”，其實主要就是他一人在忙活，但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
　　根據曹汝霖的回憶，“有一次國務會議，內務朱總長（啟鈐）司法章總長（宗祥）提議，謂外間有籌安會之設，發起者都是名流，昌言中國應改君主立憲政體，實屬淆惑人心，且與現行法牴觸，應如何處置？總統說，應由兩總長警告該會主持人，只應在學理上討論，若出了範圍即為觸犯現行法，應加以制止。”[14]
　　可是，當兩位總長去警告楊度時，楊度說這是奉命行事，若要制止，請找袁克定。兩位總長只好“無言而別”。這是中國官場的惡習在作怪，兩位總長竟然沒有去找袁克定，結果是總統發話制止，卻到這裡就不了了之，沒有貫徹執行。在整個帝制運動中，此類拉大旗做虎皮的事屢見不鮮。
　　在帝制運動中，袁世凱一次次拒絕，一次次推辭和拖延，人們往往把這看成了袁世凱的虛偽，黨國史家更是認定那是為做皇帝而欲擒故縱，有意欺騙人民。其實,袁世凱也是受騙者，楊度和袁克定就不止一次欺騙袁世凱。比如，楊度為了讓袁世凱相信他的主張，曾經冒名且代替他的老師王闓運給袁世凱發了一份電報，電報中一邊危言聳聽地說“共和病國，烈於虎狼，綱紀蕩然，國亡無日”，一方面拿出歷代帝王學者慣用的手段，說“竊謂漢語有云：代漢者當途高。漢謂漢族，當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讖云：終有異人自楚歸，項城即楚故邑也。其應在公，歷數如此，人事如彼，當決不決，危於積薪。伏願速定大計，默運淵衷，勿諉過於邦交，勿懷情於偏論，勿蹈匹夫遹守之節，勿失兆民歸命之誠，使衰年餘生，重睹開日，闓運幸甚！天下幸甚！”那個年代的人們，唯物主義者尚不太多，袁世凱對此未必全信，卻也肯定不會全不信。各省勸進，袁世凱都沒有回應，接到這份“王闓運”的電報，卻馬上做了回復。有人反對恢復帝制，他就說“奉命而行”，讓人去問袁克定，結果人們就以為是袁世凱的意思，這真把袁世凱害苦了。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袁世凱之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15]此語真是知人論世，入木三分。
　　如果說楊度是恢復帝制的第一推手，籌安會做的是輿論工作，那麼，通電各省軍民兩長及各團體派代表來京討論國體問題，並且各省代表“一致主張君主立憲”的結論做出之後，接下來的就已不是討論，也不是民意測驗，而是恢復帝制的行動：懇請總統當皇帝。
　　梁士詒等人成了活躍人物，他們與楊度一道，推着袁世凱做皇帝。一系列準備做好之後，9月6日，袁世凱卻宣言改變國體“不合時宜”，“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因為“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無論多麼困難的事，都難不倒聰明的中國人。總統要遵從民意，民意很快就在總統面前展示了出來，讓你躲也沒處躲。
　　9月19日，“全國請願聯合會”建立，馬上占據了帝制運動的中心。他們聲稱：“民國肇建，於今四年，風雨飄搖，不可終日，父老子弟，皆苦共和而望君憲，非一日矣！”[16]在他們的鼓搗之下，五花八門的請願團聞風而起。除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孔社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等等之外，還出現了了乞丐請願團。他們以此向帝制反對者施加壓力，要求代行立法院順應民意而制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於是，國民代表大會啟動，從10月25日起，各省選舉代表，至10月28日開始投票表決，到11月28日，全國投票結束。12月11日，參政院查票，結果是國民代表1993人，贊成君主立憲的票是1993張，既無反對票，也無棄權票。
　　這就是中國的民意！全國人民一致懇請大總統即皇帝位！這樣的民意，袁世凱是信還是不信？袁世凱不傻，也許壓根兒就不信，但民意一旦被製造出來，且不說袁世凱內心願意相信，就是不願相信，行嗎？它是一致投票的結果，你用什麼方式反駁？
　　於是，參政院代表全體國民，於12月11日上推戴書，袁世凱就只能是例行推讓了。多少年來，黨國史家寫到這裡，總是要再次痛罵袁世凱之偽，退回推戴書等都是在做樣子騙人，卻很少有人認真細讀帝制運動中出自袁世凱的那一系列文本。我以為，此時的推辭雖然已經是例行公事，不可能改變事情的進程，但是，袁世凱退回推戴書的咨文仍然流露着袁世凱此時的真實心情。看看這份文本吧，無論是誰替他起草的，都是大手筆，因為他寫出了袁世凱的心聲：
　　“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
　　“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
　　“愛我之國民代表，當亦不忍強我以所難也。”
　　為什麼不可以把這些話理解為肺腑之言呢？尤其是最後一句，簡直是向國民代表乞求了。我知道你們愛我，卻為什麼要強我所難呢？
　　遺憾的是，沒有人認為袁世凱的推讓是真誠的。在一個爭奪才是正常、推讓必是虛偽的環境裡，人們自然把一切的推讓和不情願當作假象。代行立法院早有準備，知道必有推讓，準備二次推戴就是了。當天下午又開會，15分鐘就完成了二千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歌功頌德，為袁世凱解除道德上的愧疚和心理上的不安。“愛新覺羅之政權早失，自無故宮禾黍之悲。”至於宣誓，“當日之誓詞，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為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為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為，固於皇帝渺不相涉者也。”這些話的確能解除這特別的內心壓力，袁世凱還有何話可說？12月12日，宣布承認帝位。
　　最終降服袁世凱的，是民意。所以，在第二天接受帝位時，才有那翻“跳火坑”的話。只要不是存一個先入為主的見解，努力把袁世凱往壞處想，面對原始資料，讀到“跳火坑”的那番話，是很容易掉眼淚的！一個傑出的領袖人物，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締造者，其實更喜歡垂釣於洹上，但因為民意，卻明知帝位是個火坑，也不得不跳了！
　　如果跳下去就是英雄，就是烈士，倒也罷了，人生自古誰無死？可是，袁世凱跳下去，卻是毀了一世英名！那些竭力製造民意的人，多是袁氏故舊，面對後來在痛苦中去世的袁世凱，能心安嗎！？
　　糟糕就糟糕在身邊的人們所習慣的那些官場惡習。比如，有意見不敢明說，不敢直接去問，不把人的真話當真話，而是習慣於隔着肚皮猜。更有甚者，上峰一個眼神，一個表情，或者幾句牢騷話，他們就紛紛惴度，而且自以為心領神會，為討好上峰，積極行動去了。人與人之間，多是卑下的猜度，少有坦率的溝通。
　　前文說到，據曹汝霖回憶，在袁世凱決定恢復帝制之前，“公府人員，已對總統稱之謂‘上’，外省呈文，都改奏摺，但我仍不改其稱謂，總統亦無見怪之意。”[17]這是多麼好的現象！可是，當曹汝霖把這種情況告訴同事，得到的回答卻是“你太忠厚了”之類的嘲諷。而曹汝霖本人的表現也有意思：袁世凱讓唐在禮把各省勸進名冊拿給曹汝霖看，勸進者竟有數萬人，其中不少知名人士。袁世凱此舉是什麼意思？也許僅僅是讓曹汝霖了解情況，但曹汝霖把名冊交還唐在禮時卻說：“請回總統，我明白了。”[18]他明白了什麼？從此不再反對帝制。可是，這是總統的意願嗎？實在是個疑問。因為你是一個有見解的人，總統把勸進的情況告訴你，就是要你贊成稱帝嗎？人處高位，沒有幾個能推心置腹說話的人，下面人自作聰明，隔着肚皮猜度上意，然後就順“上意”而行，所行的卻未必真是上意。人與人之間的這種不真誠和不坦率，遮蓋了民意，又欺騙了上峰。
　　更為嚴重的是，連他的兒子也欺騙他。袁克定努力推動帝制，主要是私心在起作用。因為父親如果做了皇帝，按照舊規矩，他就可以當太子，將來或許能做皇帝。當然，這也是推測，而且是往壞處想，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袁克定的確是很早就希望父親做皇帝。早在1911年11月，袁世凱約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之後，曾經約見莫理循。袁克定悄悄請求莫理循督促他的父親不要固執，趕緊乘這個機會當總統或者當皇帝。莫理循評論道：“袁世凱之子有野心，但是愚蠢之極。”為了讓父親稱帝，袁克定什麼招兒都用了。據袁世凱的女兒回憶，為了欺騙父親，袁克定甚至為父親印了一份假報。袁世凱愛看《順天時報》，從中了解輿論。袁克定就專門給他印了一份，輿論全是擁護帝制。直到有一天，女兒從街上帶回一張報紙，袁世凱見與他看的完全不同，先是大惑不解，後是大驚、大怒，把袁克定叫來痛打一頓，罵他不僅欺父，而且誤國。可惜此時已經晚了，一切無法挽回。直到袁世凱死後，袁克定才為此痛不欲生。
　　所謂“國情”和“民意”，真把袁世凱坑得不淺。

　　3、帝制的取消

　　袁世凱稱帝，至少在他自己看來，是為了適應國情、順應民意。但最後的結果卻讓他困惑：那麼多人勸進，一致投票贊成改變國體，擁護恢復帝制，這是國情和民意；為什麼蔡鍔振臂一呼，這國情和民意就變了，轉眼之間那麼多人反對帝制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袁世凱應該明白，這是專制傳統下的政治文化特有的現象。專制傳統之下，統治者往往習慣於製造民意、強姦民意，民眾則不敢說真話，而以說謊為正常，結果，就常常弄得任何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民意之所在。謊言之國，就是這樣害人也害己。
　　雲南獨立之後，另一種國情和民意的確迅速顯示了出來：1月27日，劉顯世宣布貴州獨立；3月15日，陸榮廷宣布廣西獨立；4月6日，廣東獨立；4月12日，浙江獨立；5月9日，陝西獨立；5月22日，四川獨立；5月29日，湖南獨立……尤其是四川和湖南的獨立，對袁世凱打擊甚大，因為掌管那裡的是他的親信。
　　而且，親信、好友、甚至親人，也紛紛棄他而去。先是幾個老成練達的人物，對帝制前途不看好，先後遞交辭呈，離京而去。他們是李經羲、趙爾巽等。張謇是農商總長，本是請假回原籍探親，到家後卻立即遞來辭呈。副總統兼參政院院長黎元洪，託病請假，不再出席會議。就連他的老友徐世昌等人也躲得遠遠的。接受帝位時，王士珍就請假，說是傷風感冒了，段祺瑞稱病隱居於北京郊外。教育總長湯化龍，辭職躲到上海去了；做過總理的熊希齡，以省親為由離京回湖南……就連弟弟袁世彤、妹妹袁書貞，也都登報聲明，因為他稱帝而與他脫離兄弟姊妹關係。
　　那麼得人心的事，怎麼會如此失人心！？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才真正知道楊度等人弄出來的“國情”和“民意”多麼不可靠！
　　此後的事是後來的黨國史家和教科書不願講的，因為它不能強化袁世凱的罪行，而是讓人看到他原來真的願意順從民意，而且是一個知錯能改的人。
　　看到人們並不真心贊成他做皇帝，袁世凱儘管覺得有些丟臉，卻沒有像一些領袖人物那樣為了自己的臉面而堅持錯誤。公道地說，如果袁世凱堅持下去，一錯到底，就是要做皇帝，可能真的誰也拿他沒辦法，因為護國軍的兵力並不足以推翻他。而且，如果他態度強硬，那些觀望的人也可能不會追隨蔡鍔。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領袖人物都是那樣做的，錯了可以自己偷偷改，卻不允許別人說三道四，如果有人提出批評，那就偏把錯誤堅持到底，以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與正確。袁世凱卻沒有這樣，見有人反對，他就猶豫了；見反對的人越來越多，他就不再堅持，而且準備糾正錯誤。
　　按原計劃，洪憲皇帝應該在1916年元旦登基，如果那樣，袁世凱就真的成了皇帝。可是，離登基只差6天，蔡鍔起兵了。此時的袁世凱如果執意要做皇帝，仍然可以按計劃登基，有人也曾勸他這樣做，因為蔡鍔的軍隊在雲南，短時間內打不到北京來。歷史上許許多多皇帝都是在反對力量還非常強大的情況下就登基的，甚至是打下某個城市就宣布建國的。一心想當皇帝的人，從來不在乎有人反對，在一片反對聲中登基的，可謂比比皆是。而且，這樣的統治者還有一個特點，無論民眾怎樣反對和抗議，都不會退位。可是，袁世凱卻沒有那麼不要臉，蔡鍔一反對，元旦那天他就沒有按計劃登基。
　　據說，在雲南宣布起義當天的國務會議上，袁世凱報告此事時竟然語無倫次：“雲南自稱政府，照會英法領事，脫離中央。此事余本不主張，爾等逼余為之。”[19]這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派兵鎮壓，不是維護自己的皇帝地位，而是後悔自己接受帝位。做錯了事，他不喜歡埋怨身邊人，因為說到底還要怪他自己，心慌之際，他還是有點埋怨，因為他有理由埋怨，整個帝制運動過程中他都常常很被動。他曾經很矛盾，很猶豫，是別人推擁着他走到了這個地步。
　　作為國家元首，亂子出來了，當然要打起精神維護中央的權威。此時的他還沒有意識到問題有多麼嚴重，所以仍然理直氣壯。他說：“君主立憲既以國民公決，鐵案如山，無可稍易，舉國上下皆無反對之餘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違反，推翻不認，此後國家將憑何者以為是非取捨之標準？無可為準，任聽人人各逞其私，更復何能成國？”同時，他為自己進行辯護：“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詞，載在《約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國之元首，一切應以民意從違，此義推之古今中外，無可不通。設民意欲共和，而元首欲帝制，是謂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為叛民。”[20]
　　他雖然強調恢復帝制是遵從民意，卻終於沒有登基。
　　2月23日，他又宣布暫緩登基。如果真有皇帝癮，他此時的選擇應該是抓緊登基。
　　暫緩登基，一緩就到了3月15日，廣西宣布獨立。消息傳來，袁世凱就打消了做皇帝的念頭。
　　為此，他請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前來商議大事。會議是在21日開的。老朋友講交情，差不多都來了，但一個個心情沉重，不知該說什麼好。袁世凱開宗明義：各位說說看，帝制是該繼續還是該取消？見大家不願說話，袁世凱表示：我看還是取消了好。大家表示同意，於是就決定撤銷帝制案。
　　據丁中江所述，3月24日，袁世凱請一直不贊成帝制的張一麐入見，對他說：“我真糊塗，沒有聽你的話，以至於此。今欲下撤銷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邊說着一邊把王式通起草的稿子給張看，並說：“我覺得應該直截了當地下令取銷帝制，並將推戴書焚毀。”張一麐黯然嘆息說：“這全是總統受小人的蒙蔽。”袁說：“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的沈雲龍在《徐世昌評傳》中述及此事，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袁氏雖瀕於失敗，仍不肯諉過於群小，較之明於責人昧於責己者，畢竟不失其倔強之本色”[21]
　　最後改定的這份總統令說明了帝制運動的起因，敘述了帝制運動的過程，也敘述了自己的一再辭讓而人們“不諒其辭讓之誠”的情況，最後終於釀成帝制之禍。作為一份事實上的“罪己詔”，自責也不為不重，比如：“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苦我生靈，勞我將士，以致群情惶惑，商業凋零，撫衷內省，良用矍然……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此時的袁世凱知道自己犯了一個極大的過錯，但他還是把事情看得太輕了，似乎取消帝制，不當皇帝，他就可以回頭繼續當總統。可是，世間哪有如此好事？既然接受帝位，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民國，那些起兵保衛共和的人們能讓你讓你當總統嗎？大錯鑄成，常常沒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4、也許嚴復是對的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著名的翻譯家、影響了幾代人的思想家嚴復。
　　眾所周知，在帝制運動中，嚴復的形象很不光彩——他是“籌安六君子”之一，而所謂“六君子”，在人們心目中事實上已是“六小人”。無論嚴複列名籌安會是否情願，也無論他有沒有參加活動，既然允許楊度使用自己的名字，護國戰爭勝利之後，被作為罪魁追究，是必然的，也是應當的。最後的結果，嚴復雖然沒有被起訴和通緝，但從此更加邊緣化，很少有人再傾聽他的聲音。
　　然而，被忽略的聲音，未必沒有價值。
　　護國戰爭勝利了，在一片要袁世凱下台的呼聲中，嚴復的想法與眾不同。他認為，弄出這樣的亂子，袁世凱當然有責任，但他的過錯是可以原諒的。他說：“彼項城固不得為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致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寒心，以為寧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為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22]
　　也就是說，他認為責任並不只在袁世凱，而是也在革命黨人，如果不是他們搗亂，使國民寒心，就不會回過頭來盼望強有力的中央，也不會接受帝制。後來史家講帝制運動，只強調袁世凱一心要做皇帝，卻忽視了特定的民意基礎及其成因。
　　更重要的是，面對稱帝失敗之後的國家局勢，嚴復認為袁世凱萬萬不可下台。他說：如果袁世凱還有良心，就不能辭職下野；如果袁世凱還能為國家和百姓着想，就不能辭職下野。他承認袁世凱犯下了過錯，在正常情況下是應該下台的，但此時卻必須留在台上，因為他若下台，中國的秩序將會大亂。所以，袁世凱要等全國秩序穩定之後，再下台謝罪，而且那時候他必須下台。嚴復說：
　　蓋使項城今日而去，則前者既為其不義，而今日又為其不仁；使項城他日而留，則前者既為其寡亷，而他日又為其鮮恥。……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23]
　　在他看來，袁世凱如果因為犯了過錯就引咎辭職，雖然看上去品格高尚，其實是對國家不負責任。國家因他而陷入混亂之際，他就應該負責維持大局，而在將來穩定之後再離開總統之位。
　　嚴復的另一段話也值得注意：
　　值此袁氏孤危戒懼之時，正可與之為約，公選穩健之人，修約法，損其政權，以為立憲之基礎，使他日國勢奠安，國民進化，進則可終於共和，退則可為其復辟，此時亦不相宜。[24]
　　也就是說，面對一個強大的獨裁領袖，與虎謀皮要民主，是很難的，要求他守法而不越權，也是很難的。但在他犯下過錯的時候，卻可以乘機立法限制他的權力，為憲政打下基礎。
　　可惜的是，1916年的夏天，沒有多少人能如此寬容地對待袁世凱。作為有影響的人物，做過民國首任總理的唐紹儀斥責袁世凱不顧廉恥，建議他立即退位；伍廷芳也建議袁世凱退位，以求“靈魂的安樂”；張謇也勸袁世凱退位，否則難平民憤。就連馮國璋也召集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爾、熱河、綏遠等代表到南京開會，討論袁世凱的去留問題。
　　蔡鍔、梁啓超等人的態度更容易理解：如果讓袁世凱繼續做總統，誰能保證他不秋後算賬？為護國領袖們的安全和命運計，自然不宜再讓袁世凱繼續當總統。但是，百年之後回頭看，嚴復的確看到了一個推進憲政建設的機會。如果蔡鍔和梁啓超當時也能與嚴復想到一起去，因而對袁世凱寬容一些，為國家的穩定而更多一些克己和犧牲的精神，說服國民，讓袁世凱繼續做總統，民主共和國的命運，也許會好一些。
　　不幸的是，這個機會被錯過了。更加不幸的是，不僅未能留住袁世凱，而且蔡鍔、黃興也相繼去世。於是，群雄不再有威懾，一些善於破壞而不善於建設的人物，一些為爭奪權力而不擇手段的人物，終於漸成氣候，人們所擔心的亂局，不幸成為事實，而最後降臨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中國人與民主憲政，終於成了牛郎與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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