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歷史，不過是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全息縮影。今天，靈魂沒有改變，文化基因沒有改變，社會制度沒有改變，我們有什麼理由期待相似的事不再度發生呢？未來發生的任何社會災難，其內在邏輯，一定跟文革、跟上山下鄉，別無二致


　　老高按：今天轉載任國慶《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年祭——民族靈魂之窺伺》的最後一部分。
　　說來也巧，昨天接待一位中國大陸來訪的藝術家朋友，跟他長聊，他說起，正巧有一次帶學生到雲南採風，執意去了橄欖壩——導致中共最高權力層鬆口、准許知青返鄉的導火線，就是1978年11月橄欖壩農場知青徐玲先的難產死亡。這引發了全國知青的激烈抗爭，1979年年初，國務院下文允許知青返城，上山下鄉運動正式結束。
　　這位藝術家朋友自己就當過知青，他在橄欖壩居然見到了一位年近古稀的留在當地的上海知青，真是百感交集。昨天他給我描繪了當地環境的封閉和艱苦，“可以想象40年前，比我這次去看到的更落後百倍、封閉百倍、艱苦百倍！知青在那裡，就是軍隊幹部想殺就殺、想整就整、想上（奸）就上的奴隸！”
　　這位藝術家朋友的話，可以說，是給任國慶文章、任國慶電視訪談節目，增添了一個活生生的註腳。
　　我早就認識這位藝術家的母親，也早就知道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導致全家命運多舛。正巧碰上今年是“反右”60周年，我正忙於籌備關於“反右”的“歷史明鏡”節目，便問他，你媽媽當時是因為什麼言論被打成“右派”？他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她什麼言論都沒有！在中共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時，她根本就沒有說過任何話。她被打成“右派”，只是因為她早在解放前就是農工民主黨的黨員，章伯鈞是這個黨的主席，他都被打成“頭號大右派”，所以農工民主黨就被連鍋端了！
　　他講起兄弟幾人因父母的“政治問題”而被打入“另冊”，自己在1977年高考中遭挫的遭遇，讓我不勝唏噓。他更告訴我：當母親1978年被“平反”後，沒有要求補發20多年被扣減的工資，只要求將自己被“平反”的文件，印三份，分別放進三個兒子，即這位藝術家三兄弟的檔案袋。上級滿口答應。但是數年後，這位藝術家的弟弟偶然機會看到了自己的人事檔案袋，裡面只有父母挨整的各種資料，根本就沒有母親被平反的文件！
　　這番話，又給我最近主持的關於“反右”的“歷史明鏡”系列節目，增添了一個例證。今天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觀眾、讀者，您真能想象那是一個黑暗成什麼樣的歲月嗎？
　　不多寫了，我要去準備，今天下午要對《陽謀》一書的作者丁抒教授，做系列訪談的第一期。知青的話題，只好暫且擱下。


　　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年祭

　　——民族靈魂之窺伺（第八節到第十一節）

　　任國慶，原載電子網刊《記憶》

　　八．最後的掙扎

　　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1973年6月22日至同年8月7日）”上，轉發了一封來自雲南兵團的《情況反映》，引起了全體與會人員的震驚：雲南兵團四師某團對有缺點錯誤的知識青年不是堅持正面教育，而是採取捆綁吊打的手段進行鎮壓。這個團30個單位中有23個單位發生過捆綁吊打知識青年的事件，被捆綁吊打的知青達99人之多。許多人被吊打多次。捆綁手段有29種之多，例如：背扁擔、跪劈柴加踩槓子、捆上後用鋼筋絞、吊在空中往牆上撞。夏天烤太陽、冬天澆冷水等等。
　　其時雲南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
　　更聳人聽聞的是，幾乎與此同時，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二十團發生了由團黨委發動的 “兩個運動”，即“紅柳條運動”和“姑奶奶運動”。所謂“紅柳條運動”就是組織知青用紅柳條“教育”落後知青。所謂“姑奶奶運動”則是組織女戰士毆打男戰士，以羞辱和毆打的手段實現教育目的。在團黨委的領導下“兩個運動”有組織，有計劃地在全團十一個連全面展開。團黨委書記，政委在發動“兩個運動”的報告中說：“這次運動不僅僅要觸及靈魂，而且要觸及皮肉”。運動開展時期，每到夜晚，二十團駐地上空迴旋着一片被打人悽慘的嚎叫聲。有的戰士被毆打昏厥，用涼水潑醒再打。有的女戰士頭髮被揪得黑一塊白一塊。也有的熬不過毆打，凌辱，和無休止的檢查批判而服毒自殺。
　　出人意料的是，在35年後採訪原內蒙兵團二師二十團團長、黨委副書記任德志先生時，他卻說：“開展‘兩個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整頓部隊紀律，提高部隊戰鬥力。至於毆打落後戰士，是教育方法問題。”當年他是強烈反對“兩個運動”以暴力手段教育落後戰士的，由他說出“兩個運動”發動的正當理由和良好的動機應當是真實的，可信的。事實顯示這也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那麼事態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從調查得到的材料看，被打者主要犯有如下錯誤：
　　反黨，反毛主席，反黨支部，反解放軍。
　　讀反動或黃色書籍，唱黃色歌曲。
　　偷懶耍滑，完不成勞動定額，消極怠工。
　　小偷小摸。
　　打架鬥毆。
　　歸結起來，如上情況的發生與他們實際生活狀態有着非常緊密的關係。
　　首先，嚴酷的物質生存條件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二十團組建初期，同時面臨着基建，開荒和備戰三項任務。基建任務完不成，冬天到來將無處棲身；開荒和農田水利工程任務完不成，次年將無土地耕種；戰備所必須的軍事訓練又是眼下必須做好的。團黨委壓力非常大，必須加大勞動量，否則無法完成如上任務。通常每天勞動10小時以上。此外還有政治學習。每天“天天讀”一小時，晚上“晚點名”或者班務會，“鬥私批修”。有時“遇到問題不過夜”，要通宵深挖思想根源。在勞動任務緊張時，則把政治學習改為勞動，由此更增加了體力消耗。此外，早晨有出操和軍事訓練。經常夜裡緊急集合，軍事演習。有時候一夜數次。夜裡輪流站崗，白天的勞作照常進行。公休採用休“大禮拜”（兩個星期公休一天）。在各種大會戰中勞動則沒有時間限制，經常超過16小時。長時間的體力消耗，沒有足夠的睡眠時間恢復體力。
　　強體力勞動，使得戰士對於食物的需求量猛增。女生通常一頓也能夠吃掉5、6個二兩一個的窩頭，而能夠分到的只有2個。而按正常的供應，是早晨5兩，中午6兩，晚上4兩。食物距離滿足身體需要相差太遠，他們常年處於極端飢餓狀態。
　　每月供應定量是45斤糧食，3兩食油。但是當時從糧站買到的糧食經常是發霉了的玉米麵、高粱米或白薯干。由於兵團的組建，突然使得本地區食品需求量急劇增加，副食品嚴重供不應求。進而導致價格猛漲，造成有限的伙食費大幅貶值。
　　一方面有超強的體力勞動，另一放面糧食供應嚴重不足。飢餓和勞累成為了每個人終日揮之不去的惡夢，全體戰士處於十分痛苦的生存狀態之中。
　　據九連軍醫韓士修記載，1970年底，九連女生除了少數在連部和炊事班工作的人員之外，全部閉經！她們都是十六七歲的青春少女，其受到的摧殘程度可想而知。而男生的勞動量要比女生大很多，但分配食物則是相同的定量。可見男生的身體狀態比女生還要糟得多。一方面竭盡全力尋找食物，另一方面儘量增加休息，減少體力消耗幾乎是每個人的生理反應。
　　如果只是短暫的困難時期，通過政治教育渡過難關是可能的。然而二十團從建團後不久就全團陷入勞累和飢餓狀態，直到1975年4月兵團轉交農場，長達五年的時間始終也沒有解決過度勞累和飢餓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偷懶耍滑，紀律鬆弛，和偷竊食物，偷殺牲畜等等行為普遍發生。依靠“狠斗私字一閃念”“努力改造世界觀”的虛幻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事管制難以維持正常的連隊秩序。

　　其次，嚴酷的政治生活環境也是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
　　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兵團實行的是部隊的管理體制。“政治掛帥，思想第一”是管理兵團的首要原則。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實行嚴格的思想管制。
　　可以讀的書，除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以外只有很少的供批判用的書籍。可以唱的歌只有樣板戲、語錄歌和少數革命歌曲。愛情歌曲是被算作“黃色歌曲”，“流氓歌曲”或“資產階級靡靡之音”而被嚴格禁止的。讀“反動書刊”和唱“黃色歌曲”的輕者受到批評，重者要點名批判，批鬥，甚至受到更加嚴厲的處置。
　　在貧乏的精神生活狀態下，學習毛主席著作被制度化強制施行。
　　“天天讀”是每天雷打不動的。“天天讀”每天一小時都要讀極為簡單枯燥的“老三段”，“新三段”。與學習毛主席著作一起倡導的是“狠斗私字一閃念”，“努力改造世界觀”。當時是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因此對於勞動不積極和不遵守紀律的則經常“上綱上線”。輕者批判，深挖思想根源。重者當做階級敵人徹底批倒斗臭。
　　在這種極其嚴酷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狀態下，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相信虛妄的“造就一代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等政治宣傳。為數極小的擺脫這種命運的一線希望——提干、推薦上大學，也被走後門和權色交易侵占。他們看不到希望，對前途徹底喪失信心。在這種狀態下要維護正常的生產秩序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幾乎在相同的時間（73年前後）在全國其他兵團都有類似事件發生。其性質完全一樣，都是為了挽救兵團的潰敗，由領導組織對兵團戰士實施暴力。這種事實表明，上山下鄉中的兵團這種形式潰敗的必然性，用暴力手段企圖挽救它的潰敗都是徒勞無功的。
　　此事件另一層面的問題是：沒有疑問這是典型的“權力犯罪”事件，跟法西斯犯罪有著相同的性質。無論出自多麼“美好”“善良”的目的，暴力本身已經犯罪，必須受到法律的懲處和道義的譴責。
　　“捆綁吊打知青”並沒能夠挽救兵團的敗落，而是相反，仍以二十團為例，“兩個運動”撕破了“革命大家庭官兵互愛”這層虛偽的面紗，使得現役軍人和知識青年的關係陷入對立狀態。不久，二十團就徹底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狀態：現役軍人的任何號令都無人執行，各種生產活動完全停止，全體戰士為所欲為。
　　上山下鄉的這種形式——兵團，已經走到了它的終點。

　　九．被遺忘的小白鼠

　　上山下鄉運動是以大約99%知識青年返回城市為徹底破產的標誌的。
　　儘管在上山下鄉初期就有知青想盡一切辦法回城，然而大約直到1978年知青回城才達到高潮。此時，當年下鄉時平均年齡只有十六、七歲的少年，已經長成二十六、七歲青年。老高三的已經超過三十歲。他們絕大多數沒有能力養活自己，要靠父母資助。不管兵團還是插隊，他們的生存狀態已經十分悲慘。雲南兵團知青成為當時全國知青生存狀態的典型寫照：
　　統計數字標明，知青中傷、病率高得驚人，有幾個數字已經接近或者達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腸炎、風濕關節炎等急慢性疾病達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經、月經不調等婦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長期處於飢餓和勞累狀態的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經超過極限，於是普遍復歸到一無所有的赤貧狀態，極端荒誕和精神變態的事件層出不窮。
　　該農場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懷孕生子者已達知青總數一半以上。但他們決不願意正式結婚，因為這樣就會斷絕了回城之路。
　　在這種狀態下，頹廢、潦倒甚至墮落的風氣像瘟疫一樣在知青之間蔓延。下鄉前“培養一代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徹底改造世界觀”的政治謊言早已經沒有人相信。理想破滅，信念喪失，前途渺茫是他們共同的內心傷痛。他們沒有財產，沒有謀生能力，沒有知識，沒有榮譽，沒有責任，沒有希望，沒有尊嚴。他們不屬於城市，但又無法融入鄉村，他們是遊走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無業游民。不管是兵團還是插隊，知青的群體墮落是觸目驚心的。
　　偷雞摸狗，偷盜成性，乘車不打票，住店不交錢，無視法紀，欺壓當地農民，許多鄉村的雞給知青偷光，達到“百里無雞鳴”境地，農民見他們猶如見到土匪。他們卻絲毫沒有負疚感。這是全國知青的普遍狀態。
　　毛主席要試圖通過“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來實現他們道德上的完善。假設毛澤東對他自己的理論是真誠的，那麼，當這一理論付諸實施的時候，實質上是他啟動了一場改造人性的實驗。那麼一千六百萬知青就是他實驗室里的小白鼠。毛澤東早在72年就允諾他們“統籌解決”，然而直到他撒手人寰也沒有見到他有過解決知青問題的任何舉動。此後的4年時間裡，他對這場實驗的進展，結果毫不關心，他似乎忘記了他曾經啟動過這麼一場實驗。知青成為了被毛澤東遺忘了的小白鼠，未來命運由他們自生自滅。
　　上山下鄉的初衷是要培養一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其結果卻培養了一支龐大的流氓無產者的隊伍。他們不僅沒有實現道德完善，反而在道德上滑向深淵。
　　筆者相信，假如知青沒有遊行、請願、上訪、絕食等一系列示威活動，即便他們的處境再艱難，政府也絕不會讓他們回城。
　　回城成為潮流起始於1975年中央政府的如下決定。
　　這一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新疆兵團現役軍人撤回原所屬部隊，兵團交歸自治區農墾局管理，兵團改為農場，兵團戰士改為農場職工，知識青年一律改為農工待遇；
　　6月5日，相同的事情發生在安徽兵團；
　　6月24日，相同的事情發生在內蒙兵團；
　　7月16日，全國11個兵團，2個生產師的現役軍人全部撤回原部隊，全國所有兵團全部交歸地方農業部門管理，全國所有兵團戰士一律改為農場職工，接受農工待遇。至此，建設兵團從中國大地上消失，兵團戰士這種特殊的身份也隨之消失。
　　對於全體兵團知青而言，他們普遍感到的是被愚弄，被拋棄，被欺騙。本來是隸屬於解放軍系列，突然變成了農墾系列，在等級分明的中國社會，名份上有着天壤之別；現役軍人說走就走，把他們丟在了邊疆，他們感到了知青身份的卑微渺小；本來是知識青年，有著“接受再教育”的使命。哪怕是自欺其人，冥冥之中仿佛回到城市，回到家鄉還有着一絲希望，現在成為了農工，這種希望徹底破滅。接下來的終生命運就是種地務農。這和他們的理想，或者同他們對自己的職業期待豈止有天壤之別！多年來揮之不去的“紮根邊疆”的噩夢突然間變成了現實。他們真切地看到了執政者的惡劣的機謀：他們在使用操作技巧偷換知青的身份。使用權謀把他們丟棄在邊疆，由他們自生自滅。選擇逃離理所當然。
　　知青的回城運動是觸目驚心的。全國各兵團幾乎都有規模不一的示威請願遊行。規模最為宏大的是雲南兵團。他們舉行了萬人的罷工、進京上訪；數千人的絕食等請願活動。請願中他們用血書表明他們的決心：“不回家，毋寧死！”最後他們以割腕、三萬知青長跪痛哭迫使中共中央答應了他們集體回城的請求。
　　就知青當時的生存狀態和思想狀態講，這樣的反抗隨時都有可能在全國任何一個知青聚集地的方發生。從這樣的情形我們看到，全體知青回城已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擋。
　　然而執政者向他們敞開回城的路只有一條：病退。
　　知青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病。有病，也必須是不適合在農村生活的重病。為了搞到一張重病診斷證明書，他們不惜花大價錢買通醫生，開出診斷證明。內蒙兵團二師醫院就有兵團戰士人人盡知的標價：一隻羊或者一袋白面在醫生那裡換一張診斷證明。更多的人是造假病。有的為了弄出高血壓，吞食大量的麻黃素，達到血壓180/100、心律130/分鐘，長期如此弄假成真，許多人真的患上高血壓。有的為了製造腎炎大量吞食食鹽，時間久了真的得了腎炎。無數造病的方法在知青中廣泛流傳着，多數都有導致重症的危險。為了回城命都豁出去了。
　　也並非有病的就都能回城，其中一個條件：必須未婚。於是，已經結了婚的知青為了回城紛紛離婚。在西雙版納農場發生過五天內3000對知青夫婦的集體離婚的事件。只要能夠回城，什麼事都肯干。為了回城，拋棄本地人的配偶已經是普遍的行為，凡與當地人結婚的幾乎沒有例外。知青在最困難的時候當地配偶接受了他（她）們，一旦知青有了回城的機會，就毫不猶豫地拋棄當地配偶，自己並沒有任何良心的譴責。
　　為了消滅已婚的痕跡，或者為了回城後減少累贅，把自己親生的孩子送人的，丟棄車站的，拋棄荒野的，早已不是偶然事件。人類在巨大災難，諸如戰爭，饑荒，瘟疫當中都不曾發生過的此類事情，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普遍發生着。知青的墮落不僅僅失去了道德底線，也不僅僅失去了基本的人倫底線，連動物本能的底線也失去了。
　　當時的政府，無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在知青回城的處理上是缺少基本同情心和人道關懷的。他們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一點。當時的下鄉政策已經鬆動。“病退”回城已經是眾人皆知的謊言，它的實質就是允許知青回城。但政府為什麼一定要逼迫知青撒謊，造假，行賄，使他們身體蒙受摧殘，讓他們拋妻（夫）棄子，心靈蒙受恥辱和創傷才允許他們以病號的身份灰溜溜回城呢？
　　政府有能力下一道“安民告示”允許知青以正當的理由分批回城，然後給他們分期補習基礎文化或勞動技術的機會，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如果真的做到了這些，知青後來的處境也會好得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導致知青墮落的最終原因，或許並不是他們經受的苦難，而是他們的被欺騙。他們是受害者，他們也是被騙者，他們是被欺騙而受害的。他們清楚地看到從他們下鄉開始直到回城的每一步都充滿了謊言，脅迫和計謀。欺騙者就是以精神領袖自居的毛澤東和各級政府。這是他們道德底線崩潰的最終原因。
　　法國知青史研究者潘鳴嘯認為，“1970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運動是最近開始發展的維權運動的先驅”。這樣的評價頗有拔高之嫌。
　　所謂“維權運動”一般被認為是“維護人權”的運動。《維基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維權運動”的：“維權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在中國現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權利得到保障和反抗權利不被侵犯”的運動。
　　就史實講，上山下鄉運動是政府侵犯了知青的自由權利。因此知青作為人權的被侵犯者聯合起來要求政府歸還他們應該有的權利，從這一點上說“回城運動”是具有“維權”意味的。然而在整個“回城運動”過程中知青們從始至終都沒有拿起法律作為武器，提出歸還人身自由的訴求。這表明知青在那個時候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是在維護自己應該有的權利。因此說回城運動是“維權運動”的先驅頗為勉強。
　　當進一步思考“回城運動”的價值時會發現，它很難獲得較高的價值肯定。
　　在“回城運動”中，知青們既沒有提出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了政府侵犯的理由，也沒有提出“歸還應有自由權利”的訴求。在社會最底層生活了10年之後，他們沒有代表整個底層農民去爭取平等的權利， 而是只為恢復自己“城市戶籍”的身份而抗爭和甚至是乞求。這個運動所涉及的充其量只是知青自身的等級歸屬問題，而沒有衝擊到等級制度本身。這個運動只是生存層面的訴求，而沒有升華到精神層面，真理層面的追求。也正因如此，一俟生存訴求得到滿足，隨即歡天喜地，甚至感激涕零。
　　令人遺憾的是，不僅僅在“回城運動”中，在整個知青運動中，甚至所有知青文學作品中都沒有見到表達知青與農民平等的思想，見到的只是他們的特權思想和對特權思想的肯定和讚揚。究其原因，如前所述，由於教育與世界文明相脫節，使得知青一代不具備世界文明的視野，使得“回城運動”只能在生存層面上展開。因此這個運動也不可能在法律上或者意識形態上留下任何標誌着歷史進步的痕跡。

　　十．回城後的處境

　　回城後的知青在改革開放中的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能力是顯而易見的。充分的事實證明，這種結果是由教育的缺失所造成。
　　上山下鄉知青總人數是1647萬。他們當中工農兵學員、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或大專班的、以及歷年上過的電、函、夜大和大專班的總數加在一起大約有115萬人，且不管這些人實際接受的教育質量如何，只以形式論，他們最終受過高等教育。另外還有50萬人在文革中被推薦讀過中專和中技學校，這些人加在一起總共165萬人。其餘1482萬人都只是文革前所受到教育水平。
　　如前所述，在這1482萬回城的知青中，上過高中的“老三屆”因為他們曾經受過較好的基礎教育，在知青回城後的“就業潮”和十年後的“下崗潮”中儘管他們年齡較大，反而顯示了較強的競爭能力。然而“老三屆”高中生在總共有13屆的知青中所占比例很小。
　　1979年3月政府開始招工文化考核、擇優錄取。各大城市的考試結果顯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這不僅僅決定了他們就業的艱難，而且決定了他們今後所從事的工作只能是簡單勞動或者體力勞動。
　　值得一提的是，這時候政府開始的“頂替政策”確實是解決返城知青就業問題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大多數回城知青通過頂替得到了安置。回城知青的平均年齡大約26歲。此時他們父母的平均年齡大約50歲。這就是說，這些知青的父母為自己的子女在漂泊十年後能夠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工作，不得不出讓自己的工作機會，提前5-10年退休。文化革命所造成的勞動力過剩的危機，很大一部分是最終通過“頂替”平安地轉移給了知青的父母而得到化解。

　　接踵而至的是90年代的“下崗潮”。
　　1996年，據中國官方統計共有750萬人下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上海下崗人數最多，其中56.8%的年齡在35-45歲，下崗工人的教育程度與年齡結構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崗政策化以來首輪下崗的主要對象。
　　下崗後的知青再就業問題面臨着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在體力勞動方面，他們的競爭對手是潮水一樣的農民工。面對這樣的競爭對手，知青在年齡上、勞動力成本上，顯然都不具有競爭優勢；在腦力勞動方面，知青的競爭對手是大批的剛剛畢業的高中生，中專生和大學生，知青既沒有知識和技術，年紀又大，顯然也沒有優勢。這些現實使得知青群體淪落全國各個大城市生活最為貧困的群體。
　　同樣因為教育的缺失和下鄉歲月的耽擱，使得知青在社會生活上處於被邊緣化境地。他們既沒有能力參與改革，也沒有能力享受改革的成果。他們沒有話語權，根本原因是他們沒有話語能力。

　　十一．結語

　　如果把上山下鄉運動放到人類文明發展的視野里來觀察，上山下鄉運動是反文明運動。人類文明發展進程有一個清晰可見的從愚昧走向文明的趨向，而上山下鄉運動則是要一代青年走向野蠻。其結果也恰恰使一代人走向了墮落。
　　如果把上山下鄉運動放到人性立場去考量，上山下鄉運動是反人性的運動。人性中本來就有追求文明、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願望，而上山下鄉運動則剝奪了一代青年追求文明、幸福和自由的權利。
　　文明的趨向不可逆轉，人性不可被改造，這是上山下鄉運動徹底破產的根本原因。
　　如果把上山下鄉運動放在法律層面去考量，上山下鄉運動是一次政府犯法行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憲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公民有“受教育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條款。而以毛澤東為首的各級政府發動、並強力推行了上山下鄉運動達十多年之久。
　　上山下鄉運動給民族帶來的災難至今依然難以估量，卻難以發現有正面的影響。
　　社會學家李銀河認為：“當初讓我們到‘廣闊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這個殘酷決定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造就了一群什麼樣的人。他的理想主義造就了我們的現實主義，他的教條主義造就了我們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們的獨立思考。”
　　然而當我們把知青作為群體來考察時會發現，上山下鄉運動並沒有造就知青群體特殊的正面的精神素質。在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以後，艱難的生活和超強度的勞作充其量只能增強他們吃苦耐勞的能力。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苦難絕不是自由思想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源泉，甚至相反，只能束縛它們的產生。
　　自由思想的出現，首先依賴於自由思想的來源。在知青接受教育的年代，中國的教育跟世界文明進程相隔絕，同時對世界文明進行着全面的否定和抵制。在知青下鄉的年代，他們的全部思想來源是被閹割了的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兩報一刊”的宣傳和以“八個樣板戲”為代表的文藝作品。這就切斷了自由思想的來源。
　　自由思想的出現，其次依賴於“不以思想獲罪”的法律保障。且不說知青下鄉的年代，即便是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這一點也遠遠沒有做到。
　　自由思想的產生，再次是還依賴於不因追隨統治者意識形態而受惠和不因異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而受害的社會生存環境。這一點同樣不僅僅在當時，而且在現在也遠遠沒有做到。在這樣封閉的、偏狹的、被扭曲的社會體系中產生自由思想是難以想像的。切莫說教育缺失，下鄉十年的知青群體，即便是通曉科學，諳熟文史的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群體在現存體制下業已出現普遍的、深度的犬儒化，對自由思想的互相戕滅，自我閹割已經是他們普遍的自覺行為。知青群體產生自由思想豈非痴人說夢？
　　無論是科學界還是社會學界這一代人難以產生重大成果，則是上山下鄉運動給民族造成的另一個重大災難。不僅僅是因為耽擱了歲月讀書太少底氣不足。致命的是多年把偽馬列作為唯一正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灌輸，徹底摧毀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思想能力。
　　知青歷史研究者倪樂雄認為：“歷史上人們無非採取兩種立足點不同的生命實踐形式，一是立足於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二是立足於物質世界的生命實踐。當代東方的知青運動和西歐中世紀的十字軍運動就其本質而言都屬於立足於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運動。揭去各自東西方文化之外衣，兩者具有極其相似的特徵。”
　　當我們考察知青運動全部過程的細節，便會發現知青運動距離“立足於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運動”相去甚遠。知青運動從它的被發動以至於最後政府被迫允許回城，包括發動者政府和受害者知青，從始至終只在生存層面掙扎。只有毛澤東的“再教育”說，頗有“精神”層面的意味。然而究竟毛澤東對他的說法有幾分虔誠，尚且值得探討；對於知青群體而言，究竟有多少人懷有“十字軍東征”時宗教式的虔誠走到鄉下去的？作為特殊個體，這種人或許存在。但用這樣的虔誠描述一個群體，一場運動則是荒唐的，有失於書生的賣弄。把上山下鄉運動當作“精神層面”的遠征完全不符合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並且也沒有任何史學價值。
　　回到本文的起始。回顧上山下鄉運動，也是對民族靈魂的一次窺伺。包括領袖、官員和百姓。所見無一不令人失望，令人無奈。
　　筆者無法證明這個種族比其他種族更好，或者更壞。然而在上山下鄉運動中，乃至文革中的表現讓人看到的全民族的猥瑣、狡詐、兇殘、苟且和人格分裂，卻很難在其他民族的歷史中找到相同的例證。我們暫且假設這就是人性，是全人類共有的、固有的習性，並非中華民族所獨有。假設相同的條件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民族身上他們都會如此表現，那也並不夠成寬恕自己的理由。正因如此中國人就更應該做點什麼，好讓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令人失望的是直到40年後的今天依然沒有看到主流意識形態對這些罪孽有過嚴肅的懺悔和認真反思。
　　一部短短的知青歷史，不過是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全息縮影。今天，靈魂沒有改變，文化基因沒有改變，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一切都沒有改變，我們有什麼理由期待相似的事情不再度發生呢？當然，未來再發生一模一樣的文革，一模一樣的上山下鄉運動幾乎沒有可能。然而未來發生的任何社會災難，其內在邏輯一定跟文革，跟上山下鄉別無二致。
　　11/15/2008 2:17:18 AM 修改訖
　　12/25/2015 1:49:20 PM為《記憶》再改訖
　　03/14/2017 0：23 AM為《新史記》刪除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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