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历史，不过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全息缩影。今天，灵魂没有改变，文化基因没有改变，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相似的事不再度发生呢？未来发生的任何社会灾难，其内在逻辑，一定跟文革、跟上山下乡，别无二致


　　老高按：今天转载任国庆《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民族灵魂之窥伺》的最后一部分。
　　说来也巧，昨天接待一位中国大陆来访的艺术家朋友，跟他长聊，他说起，正巧有一次带学生到云南采风，执意去了橄榄坝——导致中共最高权力层松口、准许知青返乡的导火线，就是1978年11月橄榄坝农场知青徐玲先的难产死亡。这引发了全国知青的激烈抗争，1979年年初，国务院下文允许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
　　这位艺术家朋友自己就当过知青，他在橄榄坝居然见到了一位年近古稀的留在当地的上海知青，真是百感交集。昨天他给我描绘了当地环境的封闭和艰苦，“可以想象40年前，比我这次去看到的更落后百倍、封闭百倍、艰苦百倍！知青在那里，就是军队干部想杀就杀、想整就整、想上（奸）就上的奴隶！”
　　这位艺术家朋友的话，可以说，是给任国庆文章、任国庆电视访谈节目，增添了一个活生生的注脚。
　　我早就认识这位艺术家的母亲，也早就知道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导致全家命运多舛。正巧碰上今年是“反右”60周年，我正忙于筹备关于“反右”的“历史明镜”节目，便问他，你妈妈当时是因为什么言论被打成“右派”？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她什么言论都没有！在中共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时，她根本就没有说过任何话。她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她早在解放前就是农工民主党的党员，章伯钧是这个党的主席，他都被打成“头号大右派”，所以农工民主党就被连锅端了！
　　他讲起兄弟几人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而被打入“另册”，自己在1977年高考中遭挫的遭遇，让我不胜唏嘘。他更告诉我：当母亲1978年被“平反”后，没有要求补发20多年被扣减的工资，只要求将自己被“平反”的文件，印三份，分别放进三个儿子，即这位艺术家三兄弟的档案袋。上级满口答应。但是数年后，这位艺术家的弟弟偶然机会看到了自己的人事档案袋，里面只有父母挨整的各种资料，根本就没有母亲被平反的文件！
　　这番话，又给我最近主持的关于“反右”的“历史明镜”系列节目，增添了一个例证。今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读者，您真能想象那是一个黑暗成什么样的岁月吗？
　　不多写了，我要去准备，今天下午要对《阳谋》一书的作者丁抒教授，做系列访谈的第一期。知青的话题，只好暂且搁下。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

　　——民族灵魂之窥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任国庆，原载电子网刊《记忆》

　　八．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973年6月22日至同年8月7日）”上，转发了一封来自云南兵团的《情况反映》，引起了全体与会人员的震惊：云南兵团四师某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青年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的手段进行镇压。这个团30个单位中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之多。许多人被吊打多次。捆绑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
　　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
　　更耸人听闻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二十团发生了由团党委发动的 “两个运动”，即“红柳条运动”和“姑奶奶运动”。所谓“红柳条运动”就是组织知青用红柳条“教育”落后知青。所谓“姑奶奶运动”则是组织女战士殴打男战士，以羞辱和殴打的手段实现教育目的。在团党委的领导下“两个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团十一个连全面展开。团党委书记，政委在发动“两个运动”的报告中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运动开展时期，每到夜晚，二十团驻地上空回旋着一片被打人凄惨的嚎叫声。有的战士被殴打昏厥，用凉水泼醒再打。有的女战士头发被揪得黑一块白一块。也有的熬不过殴打，凌辱，和无休止的检查批判而服毒自杀。
　　出人意料的是，在35年后采访原内蒙兵团二师二十团团长、党委副书记任德志先生时，他却说：“开展‘两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至于殴打落后战士，是教育方法问题。”当年他是强烈反对“两个运动”以暴力手段教育落后战士的，由他说出“两个运动”发动的正当理由和良好的动机应当是真实的，可信的。事实显示这也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那么事态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从调查得到的材料看，被打者主要犯有如下错误：
　　反党，反毛主席，反党支部，反解放军。
　　读反动或黄色书籍，唱黄色歌曲。
　　偷懒耍滑，完不成劳动定额，消极怠工。
　　小偷小摸。
　　打架斗殴。
　　归结起来，如上情况的发生与他们实际生活状态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首先，严酷的物质生存条件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二十团组建初期，同时面临着基建，开荒和备战三项任务。基建任务完不成，冬天到来将无处栖身；开荒和农田水利工程任务完不成，次年将无土地耕种；战备所必须的军事训练又是眼下必须做好的。团党委压力非常大，必须加大劳动量，否则无法完成如上任务。通常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此外还有政治学习。每天“天天读”一小时，晚上“晚点名”或者班务会，“斗私批修”。有时“遇到问题不过夜”，要通宵深挖思想根源。在劳动任务紧张时，则把政治学习改为劳动，由此更增加了体力消耗。此外，早晨有出操和军事训练。经常夜里紧急集合，军事演习。有时候一夜数次。夜里轮流站岗，白天的劳作照常进行。公休采用休“大礼拜”（两个星期公休一天）。在各种大会战中劳动则没有时间限制，经常超过16小时。长时间的体力消耗，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恢复体力。
　　强体力劳动，使得战士对于食物的需求量猛增。女生通常一顿也能够吃掉5、6个二两一个的窝头，而能够分到的只有2个。而按正常的供应，是早晨5两，中午6两，晚上4两。食物距离满足身体需要相差太远，他们常年处于极端饥饿状态。
　　每月供应定量是45斤粮食，3两食油。但是当时从粮站买到的粮食经常是发霉了的玉米面、高粱米或白薯干。由于兵团的组建，突然使得本地区食品需求量急剧增加，副食品严重供不应求。进而导致价格猛涨，造成有限的伙食费大幅贬值。
　　一方面有超强的体力劳动，另一放面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饥饿和劳累成为了每个人终日挥之不去的恶梦，全体战士处于十分痛苦的生存状态之中。
　　据九连军医韩士修记载，1970年底，九连女生除了少数在连部和炊事班工作的人员之外，全部闭经！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青春少女，其受到的摧残程度可想而知。而男生的劳动量要比女生大很多，但分配食物则是相同的定量。可见男生的身体状态比女生还要糟得多。一方面竭尽全力寻找食物，另一方面尽量增加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几乎是每个人的生理反应。
　　如果只是短暂的困难时期，通过政治教育渡过难关是可能的。然而二十团从建团后不久就全团陷入劳累和饥饿状态，直到1975年4月兵团转交农场，长达五年的时间始终也没有解决过度劳累和饥饿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偷懒耍滑，纪律松弛，和偷窃食物，偷杀牲畜等等行为普遍发生。依靠“狠斗私字一闪念”“努力改造世界观”的虚幻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事管制难以维持正常的连队秩序。

　　其次，严酷的政治生活环境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兵团实行的是部队的管理体制。“政治挂帅，思想第一”是管理兵团的首要原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严格的思想管制。
　　可以读的书，除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以外只有很少的供批判用的书籍。可以唱的歌只有样板戏、语录歌和少数革命歌曲。爱情歌曲是被算作“黄色歌曲”，“流氓歌曲”或“资产阶级靡靡之音”而被严格禁止的。读“反动书刊”和唱“黄色歌曲”的轻者受到批评，重者要点名批判，批斗，甚至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置。
　　在贫乏的精神生活状态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被制度化强制施行。
　　“天天读”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一小时都要读极为简单枯燥的“老三段”，“新三段”。与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倡导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努力改造世界观”。当时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因此对于劳动不积极和不遵守纪律的则经常“上纲上线”。轻者批判，深挖思想根源。重者当做阶级敌人彻底批倒斗臭。
　　在这种极其严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下，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相信虚妄的“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政治宣传。为数极小的摆脱这种命运的一线希望——提干、推荐上大学，也被走后门和权色交易侵占。他们看不到希望，对前途彻底丧失信心。在这种状态下要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几乎在相同的时间（73年前后）在全国其他兵团都有类似事件发生。其性质完全一样，都是为了挽救兵团的溃败，由领导组织对兵团战士实施暴力。这种事实表明，上山下乡中的兵团这种形式溃败的必然性，用暴力手段企图挽救它的溃败都是徒劳无功的。
　　此事件另一层面的问题是：没有疑问这是典型的“权力犯罪”事件，跟法西斯犯罪有著相同的性质。无论出自多么“美好”“善良”的目的，暴力本身已经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和道义的谴责。
　　“捆绑吊打知青”并没能够挽救兵团的败落，而是相反，仍以二十团为例，“两个运动”撕破了“革命大家庭官兵互爱”这层虚伪的面纱，使得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的关系陷入对立状态。不久，二十团就彻底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现役军人的任何号令都无人执行，各种生产活动完全停止，全体战士为所欲为。
　　上山下乡的这种形式——兵团，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

　　九．被遗忘的小白鼠

　　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大约99%知识青年返回城市为彻底破产的标志的。
　　尽管在上山下乡初期就有知青想尽一切办法回城，然而大约直到1978年知青回城才达到高潮。此时，当年下乡时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已经长成二十六、七岁青年。老高三的已经超过三十岁。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要靠父母资助。不管兵团还是插队，他们的生存状态已经十分悲惨。云南兵团知青成为当时全国知青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
　　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在这种状态下，颓废、潦倒甚至堕落的风气像瘟疫一样在知青之间蔓延。下乡前“培养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政治谎言早已经没有人相信。理想破灭，信念丧失，前途渺茫是他们共同的内心伤痛。他们没有财产，没有谋生能力，没有知识，没有荣誉，没有责任，没有希望，没有尊严。他们不属于城市，但又无法融入乡村，他们是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无业游民。不管是兵团还是插队，知青的群体堕落是触目惊心的。
　　偷鸡摸狗，偷盗成性，乘车不打票，住店不交钱，无视法纪，欺压当地农民，许多乡村的鸡给知青偷光，达到“百里无鸡鸣”境地，农民见他们犹如见到土匪。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疚感。这是全国知青的普遍状态。
　　毛主席要试图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实现他们道德上的完善。假设毛泽东对他自己的理论是真诚的，那么，当这一理论付诸实施的时候，实质上是他启动了一场改造人性的实验。那么一千六百万知青就是他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毛泽东早在72年就允诺他们“统筹解决”，然而直到他撒手人寰也没有见到他有过解决知青问题的任何举动。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对这场实验的进展，结果毫不关心，他似乎忘记了他曾经启动过这么一场实验。知青成为了被毛泽东遗忘了的小白鼠，未来命运由他们自生自灭。
　　上山下乡的初衷是要培养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其结果却培养了一支庞大的流氓无产者的队伍。他们不仅没有实现道德完善，反而在道德上滑向深渊。
　　笔者相信，假如知青没有游行、请愿、上访、绝食等一系列示威活动，即便他们的处境再艰难，政府也绝不会让他们回城。
　　回城成为潮流起始于1975年中央政府的如下决定。
　　这一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兵团现役军人撤回原所属部队，兵团交归自治区农垦局管理，兵团改为农场，兵团战士改为农场职工，知识青年一律改为农工待遇；
　　6月5日，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安徽兵团；
　　6月24日，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内蒙兵团；
　　7月16日，全国11个兵团，2个生产师的现役军人全部撤回原部队，全国所有兵团全部交归地方农业部门管理，全国所有兵团战士一律改为农场职工，接受农工待遇。至此，建设兵团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兵团战士这种特殊的身份也随之消失。
　　对于全体兵团知青而言，他们普遍感到的是被愚弄，被抛弃，被欺骗。本来是隶属于解放军系列，突然变成了农垦系列，在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名份上有着天壤之别；现役军人说走就走，把他们丢在了边疆，他们感到了知青身份的卑微渺小；本来是知识青年，有著“接受再教育”的使命。哪怕是自欺其人，冥冥之中仿佛回到城市，回到家乡还有着一丝希望，现在成为了农工，这种希望彻底破灭。接下来的终生命运就是种地务农。这和他们的理想，或者同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期待岂止有天壤之别！多年来挥之不去的“扎根边疆”的噩梦突然间变成了现实。他们真切地看到了执政者的恶劣的机谋：他们在使用操作技巧偷换知青的身份。使用权谋把他们丢弃在边疆，由他们自生自灭。选择逃离理所当然。
　　知青的回城运动是触目惊心的。全国各兵团几乎都有规模不一的示威请愿游行。规模最为宏大的是云南兵团。他们举行了万人的罢工、进京上访；数千人的绝食等请愿活动。请愿中他们用血书表明他们的决心：“不回家，毋宁死！”最后他们以割腕、三万知青长跪痛哭迫使中共中央答应了他们集体回城的请求。
　　就知青当时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讲，这样的反抗随时都有可能在全国任何一个知青聚集地的方发生。从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全体知青回城已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然而执政者向他们敞开回城的路只有一条：病退。
　　知青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病。有病，也必须是不适合在农村生活的重病。为了搞到一张重病诊断证明书，他们不惜花大价钱买通医生，开出诊断证明。内蒙兵团二师医院就有兵团战士人人尽知的标价：一只羊或者一袋白面在医生那里换一张诊断证明。更多的人是造假病。有的为了弄出高血压，吞食大量的麻黄素，达到血压180/100、心律130/分钟，长期如此弄假成真，许多人真的患上高血压。有的为了制造肾炎大量吞食食盐，时间久了真的得了肾炎。无数造病的方法在知青中广泛流传着，多数都有导致重症的危险。为了回城命都豁出去了。
　　也并非有病的就都能回城，其中一个条件：必须未婚。于是，已经结了婚的知青为了回城纷纷离婚。在西双版纳农场发生过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的事件。只要能够回城，什么事都肯干。为了回城，抛弃本地人的配偶已经是普遍的行为，凡与当地人结婚的几乎没有例外。知青在最困难的时候当地配偶接受了他（她）们，一旦知青有了回城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抛弃当地配偶，自己并没有任何良心的谴责。
　　为了消灭已婚的痕迹，或者为了回城后减少累赘，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送人的，丢弃车站的，抛弃荒野的，早已不是偶然事件。人类在巨大灾难，诸如战争，饥荒，瘟疫当中都不曾发生过的此类事情，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普遍发生着。知青的堕落不仅仅失去了道德底线，也不仅仅失去了基本的人伦底线，连动物本能的底线也失去了。
　　当时的政府，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在知青回城的处理上是缺少基本同情心和人道关怀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一点。当时的下乡政策已经松动。“病退”回城已经是众人皆知的谎言，它的实质就是允许知青回城。但政府为什么一定要逼迫知青撒谎，造假，行贿，使他们身体蒙受摧残，让他们抛妻（夫）弃子，心灵蒙受耻辱和创伤才允许他们以病号的身份灰溜溜回城呢？
　　政府有能力下一道“安民告示”允许知青以正当的理由分批回城，然后给他们分期补习基础文化或劳动技术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知青后来的处境也会好得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导致知青堕落的最终原因，或许并不是他们经受的苦难，而是他们的被欺骗。他们是受害者，他们也是被骗者，他们是被欺骗而受害的。他们清楚地看到从他们下乡开始直到回城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谎言，胁迫和计谋。欺骗者就是以精神领袖自居的毛泽东和各级政府。这是他们道德底线崩溃的最终原因。
　　法国知青史研究者潘鸣啸认为，“1970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权运动的先驱”。这样的评价颇有拔高之嫌。
　　所谓“维权运动”一般被认为是“维护人权”的运动。《维基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维权运动”的：“维权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和反抗权利不被侵犯”的运动。
　　就史实讲，上山下乡运动是政府侵犯了知青的自由权利。因此知青作为人权的被侵犯者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归还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从这一点上说“回城运动”是具有“维权”意味的。然而在整个“回城运动”过程中知青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拿起法律作为武器，提出归还人身自由的诉求。这表明知青在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在维护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因此说回城运动是“维权运动”的先驱颇为勉强。
　　当进一步思考“回城运动”的价值时会发现，它很难获得较高的价值肯定。
　　在“回城运动”中，知青们既没有提出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了政府侵犯的理由，也没有提出“归还应有自由权利”的诉求。在社会最底层生活了10年之后，他们没有代表整个底层农民去争取平等的权利， 而是只为恢复自己“城市户籍”的身份而抗争和甚至是乞求。这个运动所涉及的充其量只是知青自身的等级归属问题，而没有冲击到等级制度本身。这个运动只是生存层面的诉求，而没有升华到精神层面，真理层面的追求。也正因如此，一俟生存诉求得到满足，随即欢天喜地，甚至感激涕零。
　　令人遗憾的是，不仅仅在“回城运动”中，在整个知青运动中，甚至所有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见到表达知青与农民平等的思想，见到的只是他们的特权思想和对特权思想的肯定和赞扬。究其原因，如前所述，由于教育与世界文明相脱节，使得知青一代不具备世界文明的视野，使得“回城运动”只能在生存层面上展开。因此这个运动也不可能在法律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留下任何标志着历史进步的痕迹。

　　十．回城后的处境

　　回城后的知青在改革开放中的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充分的事实证明，这种结果是由教育的缺失所造成。
　　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是1647万。他们当中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或大专班的、以及历年上过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的总数加在一起大约有115万人，且不管这些人实际接受的教育质量如何，只以形式论，他们最终受过高等教育。另外还有50万人在文革中被推荐读过中专和中技学校，这些人加在一起总共165万人。其余1482万人都只是文革前所受到教育水平。
　　如前所述，在这1482万回城的知青中，上过高中的“老三届”因为他们曾经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在知青回城后的“就业潮”和十年后的“下岗潮”中尽管他们年龄较大，反而显示了较强的竞争能力。然而“老三届”高中生在总共有13届的知青中所占比例很小。
　　1979年3月政府开始招工文化考核、择优录取。各大城市的考试结果显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这不仅仅决定了他们就业的艰难，而且决定了他们今后所从事的工作只能是简单劳动或者体力劳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政府开始的“顶替政策”确实是解决返城知青就业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多数回城知青通过顶替得到了安置。回城知青的平均年龄大约26岁。此时他们父母的平均年龄大约50岁。这就是说，这些知青的父母为自己的子女在漂泊十年后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工作机会，提前5-10年退休。文化革命所造成的劳动力过剩的危机，很大一部分是最终通过“顶替”平安地转移给了知青的父母而得到化解。

　　接踵而至的是90年代的“下岗潮”。
　　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下岗后的知青再就业问题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在体力劳动方面，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潮水一样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知青在年龄上、劳动力成本上，显然都不具有竞争优势；在脑力劳动方面，知青的竞争对手是大批的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知青既没有知识和技术，年纪又大，显然也没有优势。这些现实使得知青群体沦落全国各个大城市生活最为贫困的群体。
　　同样因为教育的缺失和下乡岁月的耽搁，使得知青在社会生活上处于被边缘化境地。他们既没有能力参与改革，也没有能力享受改革的成果。他们没有话语权，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话语能力。

　　十一．结语

　　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里来观察，上山下乡运动是反文明运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有一个清晰可见的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趋向，而上山下乡运动则是要一代青年走向野蛮。其结果也恰恰使一代人走向了堕落。
　　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到人性立场去考量，上山下乡运动是反人性的运动。人性中本来就有追求文明、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愿望，而上山下乡运动则剥夺了一代青年追求文明、幸福和自由的权利。
　　文明的趋向不可逆转，人性不可被改造，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破产的根本原因。
　　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在法律层面去考量，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次政府犯法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公民有“受教育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条款。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各级政府发动、并强力推行了上山下乡运动达十多年之久。
　　上山下乡运动给民族带来的灾难至今依然难以估量，却难以发现有正面的影响。
　　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然而当我们把知青作为群体来考察时会发现，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造就知青群体特殊的正面的精神素质。在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以后，艰难的生活和超强度的劳作充其量只能增强他们吃苦耐劳的能力。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苦难绝不是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源泉，甚至相反，只能束缚它们的产生。
　　自由思想的出现，首先依赖于自由思想的来源。在知青接受教育的年代，中国的教育跟世界文明进程相隔绝，同时对世界文明进行着全面的否定和抵制。在知青下乡的年代，他们的全部思想来源是被阉割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两报一刊”的宣传和以“八个样板戏”为代表的文艺作品。这就切断了自由思想的来源。
　　自由思想的出现，其次依赖于“不以思想获罪”的法律保障。且不说知青下乡的年代，即便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一点也远远没有做到。
　　自由思想的产生，再次是还依赖于不因追随统治者意识形态而受惠和不因异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受害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一点同样不仅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也远远没有做到。在这样封闭的、偏狭的、被扭曲的社会体系中产生自由思想是难以想像的。切莫说教育缺失，下乡十年的知青群体，即便是通晓科学，谙熟文史的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存体制下业已出现普遍的、深度的犬儒化，对自由思想的互相戕灭，自我阉割已经是他们普遍的自觉行为。知青群体产生自由思想岂非痴人说梦？
　　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学界这一代人难以产生重大成果，则是上山下乡运动给民族造成的另一个重大灾难。不仅仅是因为耽搁了岁月读书太少底气不足。致命的是多年把伪马列作为唯一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灌输，彻底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思想能力。
　　知青历史研究者倪乐雄认为：“历史上人们无非采取两种立足点不同的生命实践形式，一是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二是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当代东方的知青运动和西欧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就其本质而言都属于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运动。揭去各自东西方文化之外衣，两者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
　　当我们考察知青运动全部过程的细节，便会发现知青运动距离“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运动”相去甚远。知青运动从它的被发动以至于最后政府被迫允许回城，包括发动者政府和受害者知青，从始至终只在生存层面挣扎。只有毛泽东的“再教育”说，颇有“精神”层面的意味。然而究竟毛泽东对他的说法有几分虔诚，尚且值得探讨；对于知青群体而言，究竟有多少人怀有“十字军东征”时宗教式的虔诚走到乡下去的？作为特殊个体，这种人或许存在。但用这样的虔诚描述一个群体，一场运动则是荒唐的，有失于书生的卖弄。把上山下乡运动当作“精神层面”的远征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并且也没有任何史学价值。
　　回到本文的起始。回顾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对民族灵魂的一次窥伺。包括领袖、官员和百姓。所见无一不令人失望，令人无奈。
　　笔者无法证明这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好，或者更坏。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乃至文革中的表现让人看到的全民族的猥琐、狡诈、凶残、苟且和人格分裂，却很难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找到相同的例证。我们暂且假设这就是人性，是全人类共有的、固有的习性，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假设相同的条件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身上他们都会如此表现，那也并不够成宽恕自己的理由。正因如此中国人就更应该做点什么，好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令人失望的是直到4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些罪孽有过严肃的忏悔和认真反思。
　　一部短短的知青历史，不过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全息缩影。今天，灵魂没有改变，文化基因没有改变，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相似的事情不再度发生呢？当然，未来再发生一模一样的文革，一模一样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没有可能。然而未来发生的任何社会灾难，其内在逻辑一定跟文革，跟上山下乡别无二致。
　　11/15/2008 2:17:18 AM 修改讫
　　12/25/2015 1:49:20 PM为《记忆》再改讫
　　03/14/2017 0：23 AM为《新史记》删除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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