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军队作家、前《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刘家驹的遗稿写道，原寄望某领导人会站出來，对党的一系列历史错误事件作出公开、诚恳的道歉，让我党出现生机，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执政衮衮诸公没人有勇气作为，我对这些“核心”“为首的”已绝望


　　老高按：今天意外地读到一篇已故军队作家刘家驹的遗稿长文《〈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她的“虚无主义”》，信息量非常之大——他提到的许多线索，到了关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有心人手中，顺藤摸瓜、追根溯源，都可以得到丰富的思想收获。
　　刘家驹（1931年—2017年7月），重庆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1年开往朝鲜战场。他担任过《解放军文艺》杂志的负责人，1991年年满60岁后退休，加入《炎黄春秋》杂志，担任副主编、执行主编。
　　他是一位大彻大悟、可敬可佩的真相追寻者。此前我在网络上读过并介绍过他写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一文，披露的真相令人惊骇，例如因为补给断绝，一些挨饿的中国士兵甚至只能吃尸体的心肝度日，而一些饿得不愿连夜赶路的前国民党士兵被就地枪决。后来得知他出版了《亲历朝鲜战争》一书，我没读过。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了对他的专访，他说，这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2012年因为某种机缘，与他有过间接的接触，得知他对林彪事件的许多见解。2017年，读过他以86岁高龄在一个军队干休所去世前，生命的最后关头，写给挚友的数千言长信，此信题为《刘家驹绝笔：我的留言》在网上披露。我在老高的博客中全文转载，发人深省！
　　读了刘家驹的文章，谁在搞习总书记所严厉训斥的“历史虚无主义”，岂不是昭然若揭？


　　《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她的“虚无主义”

　　刘家驹，微信

　　今年（2016年）七月，中国舆论界发生了一件惊人听闻的事件，在最高握持意识形态者的指挥下，由所谓“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出面，劫收了《炎黄春秋》。劫收者上马后，迫不及待的自编自导出版了《炎黄春秋》第8期、第9期，并宣布：该刊物己經无“毒”了。国内外舆论对此无法无天的侵权行为，呼喊出一片谴责声！
　　正版《炎黄春秋》已寿终正寝，我是“炎黄”的老人，有话要说：
　　《炎黄春秋》出生的渊源应从1988年说起。当时，郑州的一些文化人、社会活动家商议，准备在黄河岸边的一座山上塑造炎黄二帝巨像。筹委会成员不少在北京，他们从倡议建立塑像一事得到启迪，认为更应向海内外华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萧克将军担负起重任，于1990年在北京主持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数百名文史学者参加，还邀请了海内外一批闻人助阵，由周谷城担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1991年5月1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时任中央常委李瑞环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了话。他的讲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借用了《阿房宫赋》中的警语，告诫领导层：不了解中华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研究会下面专设有学术委员会，筹备由几百名专业史学者编纂一部《中华文化通志》。通志分十大卷，工程浩繁，包括民族、民间、政治、军事、文化等整个社会史，规模超过《四库全书》。为此，又成立了向社会通俗地介绍中华优秀文化的《炎黄春秋》作为会刊。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是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社长宋文茂，原首都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徐孔，前农民日报社长，有二十二年右派磨难的经历，他俩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总编辑是洪炉，來自解放军报社。我是洪炉上门聘请给他当助手-----副总编辑的。
　　编委班子来自党政军，有伍修权（原副总参谋长）、冯征（原总参政治部主任）、李宝光（原中国妇联副主席）、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编委的参与度非常高，每一期稿件都要经过他们讨论后才发表。
　　《炎黄春秋》没有刊号（民政部不批），只好沿用刚下马的《炎黄子孙》刊号。同时，吸收该刊社长丁洪章和主编杜卫东过來担任副社长和副总编辑。
　　办刊最大的问题没有一分钱，我们就向新华社借了二十万作为注册资金和印制费用。办了两三期又没有钱了，老杜提出承包，我负责一、三、五——单月期，杜卫东负责二、四、六——双月期。杜卫东有《炎黄子孙》发行老渠道可用，我找书商发，他们要求从封面到内容都要有花花绿绿，当然不能迁就，我只好让老伴每期背四五千册在北京满街撒，四五百个报刊摊，一个摊上放几本，卖完再回收钱。收回的钱不多，难以为继。《解放军报》一位老总上门來要求承包，结果发了三期也亏损，还打了一场官司。最后就四处化缘，我找了深圳一家房地产商，一年给我们两万五，但要求在刊物上挂个理事的名号。还有一个条件，他在深圳福田区盖了600多套简易房，深圳要整饬市容，准备拆迁他的建房，他让我找个权势人物保护。我去找张爱萍，给他写了个“福田居民小区”刻在一块巨石上，维持了几年。发行稍有好转，转由邮局发行，《炎黄春秋》发行量由1万2、1万4向上攀升，逐渐走出了经济难关。
　　最大的难关是稿件组编发。《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的刊物，中央指令要正面宣传我党我军的历史，效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以“伟大、光荣、正确”为宗旨。《炎黄春秋》在严格的规范下如何发声？萧克虽为我们制定了批判地继承历史的运作框架，但仅是原则，每当落实到选用文章时，都要碰到不少具体难题。最大的担心是怕触动“红线”。当时，社会报刊不少文章对文革、对反右持批判态度，但内容大都老账老说，不敢涉及事件的深层。要把《炎黄春秋》办成一个有质量的高水平刊物，稿件的内容应新颖独特，对史实真实的追求必须要有所突破。对历史事件的情节细节，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得有虚妄之说，核实、考证成了编辑工作的重要关口。同时还要顾虑“政治风险”斟酌取舍。
　　比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南京，少壮派孙铭九等人野心勃勃妄想握持东北军的大权，胆敢冒天下的大不韪，枪杀了老派军人、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一可悲行动竟然得到中共领导的支持。我们从访谈东北军的老人和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中都得到事件真实的印证。为了维护党的“伟大”，只好对稿件昧心地不予采用。
　　又如：皖南事变。我们查询史家，事件的真相是我新四军不遵守国民政府规定北上抗日过江的路线，而是采取向南行动以拖延时间，意图赖着不想离开皖南。蒋介石震怒，出动五个师狙击新四军军部，造成7200多人的无谓伤亡。我们至今讳言这一事件的真相，反向国民党倒打一耙。
　　再如：三年“人灾”时期，安徽无为县饿死32万人。为弄清这一惊人数字的真实性，我们和当年省委书记王光宇、副省长张凯帆的秘书、以及无为县文史馆工作人员多次交谈，确定史实无误，才以《无为天堂梦》的篇名发表在刊物上。
　　我们还做到求真、一丝不苟，多次到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查询国共两党交往中一些秘闻的真伪。
　　我们几位领导，是办刊成败利钝的关键人物。我先说说总编洪炉。
　　洪炉是1945年的老兵，在军报做美术编辑工作。工作之余，他经常写些军史、党史的纪实文章。他对党史、军史有良好的认知能力。他之所以上门來收编我当助手，是因我在《解放军文艺》当过散文組副组长，熟悉军史。我俩的结合很投入，在选稿上都有共同心愿，想突破“禁区”，尽力采用鲜为人知又有楞角的故事。洪炉很理智，因长期在军报干活，懂得报刊的生存法则，不会用“高精尖”的稿件去撞南墙，选稿大都是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合作的几年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殊人物或党内的各种奇闻异事，只要不冒犯“天条”，大都是通过我俩协作捅向社会的。
　　洪炉还告诉我一个忘不了的“虚无”故事：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这是洪炉的老丈人伍修权说的。
　　1935年2月16日的遵义会议，代表成员是中央常委和军团的领导人，还有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小平当时的职务仅是军委秘书长，不具有出席资格。伍老说，当时给邓的任务是搞会务，就是张罗与会者的吃住开会，会前会后清洁整理会议室，烧水泡茶，生火盆，或给代表传送电文。邓就住在楼下，和李卓然一起。会议期间，他到会一共两次，都是來传递电文的，第一次送来电文就走了，第二次，等常委传阅签名，他坐在进门的门坎上烤火，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后來杨尚昆到遵义参观会议旧址，有人问杨，小平同志参加会议没有？杨随意用手一指：“他就坐在那个角角嘛。”有人持异议，后来修改史料打了圆场，说他参加会是做记录的。从此，邓就“历史的”给“定位”了。

　　老杜是个三八式的老报人，做过记者，在《羊城晚报》、《光明日报》当过总编辑、社长，出任中央新闻出版署署长后“犯错误”下台的。他经历了新闻战线险山恶水，虽“败落”了，萧克却看中了他的一身正气和敬业的精神，亲自上门聘请他出任社长。他应对官方封堵新闻的打压政策十分谙练，一上马就给我们传授值得时刻警惕的经验教训。他的工作作风严谨，编前会上，他总是洗耳恭听，反复斟酌后才拍板。他担心我们越过“雷池”，用中央的“两个决议”作为组编发稿的准绳，同时，还向当局保证：1、坚持十一屆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2、坚持对人对事实事求是不动摇；3、遵守宪法不动搖；4、全而推进改革不动摇。
　　老杜人品正直，和我们关系也非常融洽。他的办刊思路我却不敢苟同：他强调《炎黄春秋》生存第一，是对官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过分的谨小慎微，最终还是没逃脱劫运。
　　两位副社长忙前忙后，辛苦备尝，就是胆气不足。他俩对史实史料知之甚少，一些重大稿件一到他们手里都要给窝住。他们到军事科学院或社科院找“拐棍”帮助审稿，结果大都会无理由的遭到枪毙。
　　我和杜卫东承包后，都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俩组稿都有较大的作者资源，小杜团结的青年作者多，我以部队作家军史学者为主，还联系了一批托派、“老右”、“历史反革命”，我们要他们自已动手写亲见亲闻。往往写出的一些新奇骇人听闻的故事让两位副社长作难，怎么办？我们就先磨去楞角拔掉“刺”，再给他们审，通过了再返回些原汁原味。
　　如反映AB团的稿件，他们窝住不作肯定或否定。这是一位新华分社社长专程走访江西老苏区16个县，记录当年我党杀害7万多“AB团”写成的报告文学，篇名为《红色的恐怖》。这部血淋淋的沉重历史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不能公布？后来李锐老来了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非要我上门逼着李老把杀掉十万零五千人这个数字抹掉，李老坚决不干。

　　对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十分重视，有错必纠，特别是重大史实的核查做得更为细致，如：
　　1936年，西路军残部在倪家营子败落，中央对脱险到达延安的高级将领怀有戒心，集中审查他们和张国焘的关系。许世友无法接受这一变相的审查，私下对王建安说，我们设法跑出去找块地方打游击，打出一片天地给中央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搞分裂。中央认定许世友等人要叛逃，决定抓捕许等17人判刑。我们邀请莫文骅中将（当事人，时任集训队指导员）等座谈，他们都认为是许的气话，中央的处理是不当的。我们认为，中央未改正的错误，我们在叙述这段史实中应予纠正。
　　我们处理军事斗争的稿件更为慎重。因军史是不容“抹黑”的。如：
　　平型关战役，只歼敌八百三，是我们走访参战的作战参谋苏静提供的。
　　血战四平，我军损兵折将一万六，军史不记，由时任东野政治部副主陈沂给我们证实。
　　解放战争中西府战役的大失利，军史轻描淡写，彭的秘书王亚志述说了战斗全过程，是彭总好大喜功，指挥失误造成的。
　　兰州军区在人灾时期，派出一个团到青海草原捕猎野生动物43万余头（其中不少是珍稀品种），作者赞扬这一壮举是为官兵在困难时期谋福利，大打牙祭。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原稿奉还。
　　如何编辑好一些特殊重大事件，我们有自知之明。如编发陈独秀秘书郑超麟的自述，他是中国托派创始人之一，史实十分珍贵。我们查看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和后来在苏州蹲监狱的资料。我们又请老编辑家楼适夷做指导。楼和郑是老朋友，熟知郑的生平，发稿时再让楼老审定。
　　《炎黄春秋》走上正轨，内容真实严肃，萧老的指导和管理起了关键性作用。萧为《炎黄春秋》制定了方针政策，关注我们迈出的步子，要求对重大的史实应作出缜密的考证。正式出刊前，多次和老杜谈话，要老杜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客观、科学、“不虚美”、“不掩恶”，敢担风险。
　　《炎黄春秋》实行的是三级审稿制，社定稿后要报萧克，经常由我去送审。经过萧克逐字逐句的终审后再发表。
　　萧老管《炎黄春秋》像个编辑部主任。我第一次送稿，就被批评：
　　“专家的文章你们就不能动吗？口水话就不能删吗？我的文章就不能改吗？”
　　有时候我们想迎合一下市场，发点花边新闻，萧老发火：“你们不要把《炎黄春秋》给搞得水性杨花的，那是历史！”
　　萧老特别强调文章的真实性，他要求我们坚守刋物对社会的诚信，说：
　　“不讲真话的文章没人会看的，上面不让你说真话，你就不说，将來会有人说，你们现在绝不可乱说。”
　　当时我们发表最多的是为右派、“反革命”呼吁、辩诬、平反。文章发出后，社会上的老左派不干了，三天两头来编辑部质问，向中宣部告状，说我们是为右派招魂。我在送审时给萧老谈到这个问题，萧理直气壮的说：
　　“你告诉他们，稿件萧克都看过了、谁有问题都可以來找我萧克谈！”
　　那时候官方或军方的老家伙谁敢跟萧克较劲？那些年，《炎黄春秋》的生存就靠萧克砥柱中流。
　　萧克为陈独秀翻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段时间我们连续组织专家学者写有深度分析关于陈独秀的文章，萧克很是关注，经常询问作者状况和史料的出处。
　　辽宁作者靳树鹏，编集了一本陈独秀诗集，我送交萧克要他写个序，萧克特别高兴：“好啊！”他翻开看了说，“井冈山我用过这里面的好几首诗，都不知道是陈独秀的！你赶快把作者给我叫来。”我把作者从吉林叫来，萧跟他谈话，写了序。
　　继陈独秀之后，我们又为瞿秋白翻案。写瞿秋白的作者陆立之，是个老托派，和瞿是战友，六屆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他亲见亲闻的文章写得很具体、很真实，连史家温济泽都很佩服。他能够把瞿的《多余的话》解释得非常清楚，认定瞿虽然对我们党有很深的意见，但绝不是写的投降书，那里面有很多话是针对周恩来讲的。瞿的亲属也给我们提供了印证。这篇文章萧克很赞赏。
　　对于这些推倒历史误判的大案要案，《炎黄春秋》能在政治“夾缝”中，把它们公之于众，是对社会难能可贵的贡献。
　　我们虽有萧克像托塔天王般的保护，仍然要受到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经常性的“询问”。
　　中宣部在它的出版局下设立了一个“文史期刊审查小组”，有12人，组长是原铁道兵“支左”的文化干部冯复加，我的好朋友。他专审《炎黄春秋》，每读一期他总是在电话里热情赞誉一番，然后才点出些触动官方“红线”的情节和细节。他的意见像聊天，我回答也轻松：“下不为例。”
　　新聞出版署也照会过，我去了，他们看在老杜老领导的情面上，把归纳的问题仅用一番温言软语的劝说。
　　我在《炎黄春秋》十三年的时间，刊用稿约2600篇，由我组编发的有360多篇。因我曾长期在《解放军文艺》做編辑工作，作者资源丰富，到《炎黄春秋》后，建立联系的作者以军队作家、军史专家为主，同时，对托派、地方上的老右、“老反革命”等都有紧密的交往，我的通联队伍就有350多人，这些正直的老伙计们來稿踊跃，都热切期盼《炎黄春秋》伸张正义、推动舆论民主。
　　《炎黄春秋》主要使命是为是为革命元勋、中央新老领导层及省部委级干部在和文革中诬为“老右”、“二月逆流”干将、“走资派”的问题辩诬，为他们摆平、纠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他们中有：
　　陈独秀、瞿秋白、方志敏、李立三、罗章龙、包惠僧、张国焘、谢子长、古柏、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明、王稼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胡耀邦、乌兰夫、陈云、华国锋、胡耀邦、薄一波、程子华、陶铸、万里、谭震林、赵紫阳、纪登奎、李井泉、周小舟、江渭清、任仲夷、赵健民、曾山等人。
　　为中共优秀将领遭不白之寃纠错鸣冤的有：
　　刘志丹、赵尚志、李兆麟、恽逸群、贺龙、陈光、罗炳辉、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萧勁光、黄克诚、陈赓、罗瑞卿、张云逸、许世友、王震、王平、张經武、傅连璋、郭化若、洪水、韦国清、张震、万毅、陈少敏、杨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秦基伟、王尚荣、萧向荣、张学思、韩练成、曾克林等人。
　　为托派、数百名文化右派、“历史反革命”，申寃正名的有：
　　郑超麟、王兰西、刘仁静、一丁、陆立之、王实味、郭沫若、梁漱溟、柳亚子、王造时、林语堂、冼星海、巴金、冰心、夏衍、冯雪峰、钱钟书、傅斯年、张大千、刘海粟、张伯岺、沈从文、汝龙、傅雷、常书鸿、杨伯骏、艾青、梁实秋、沙汀、聂绀弩、贾兰坡、贺绿汀、侯宝林、谭鑫培、黄胄、郭小川、萧军、邹韬奋、陈香梅、胡乔木、吴祖光、新凤霞、欧阳予倩、洪深、周旋、黎锦辉、任光、刘天华、张旭明、穆木天、许渊冲、陈学昭、錢俊瑞、王方名、赵丹、上官云珠、舒芜、孙瑜、李和曾、陶行知、费孝通、冯友兰、姚雪垠、李炳泉、李昌、王元化、王洛宾、罗广斌、范曾、郭影秋、廖沫沙、杨沫、蒋兆和、姚迪雄、赵以雄夫妇、裘莎夫妇、吕吉人、澹台京、傅小石、王锦波、陈源、杨朔、王莘、黄宗英、黄宗洛、白桦、穆青、公刘、樊斌、李慎之、黎漱、丁玲、陈企霞、金凤、李英儒、钱俊瑞、萧乾、顾工、刘晓庆、张艺谋、赵青、金庸、厉慧良、胡家芝、吴泽林。
　　我们还公正地评议社会人物，如：
　　史良、马寅初、荣毅仁、胡适、顾颉刚、程思远、吴清源、霍英东、陈方安生、章乃器、刘师复、董浩云、何鴻燊、隆莲、赴寿山、赵袓康、张宗麟、董健华、骆明、吴觉农、严济慈、宋子介、杜斌丞、郭凤莲、年广久等人。
　　公正地评价国民党人：黄兴、莫德惠、蒋百里、顾维钧、张学良、蒋纬国、陈立夫、陈诚、傅作义、王云五、柳亚子、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续范亭、黄绍竑、史量才、吴稚晖、唐生智、邵力子、张自忠、吴国桢、范石生、司徒美堂、张灵甫、胡愈之、石玉英、张克侠、陈布雷。
　　同时还用大量篇幅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种小人物申辩寃事；对党内优秀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的品行都做到大力的颂扬，包括赞誉社会上有创新精神的各种奇人异事；热情介绍爱国华侨、两岸友情、优秀的的国民党人；对祖国的河山景区、风土人情、民俗民艺、土特产品，及文艺家们的诗词书画每期都有适量安排。同时，常年不断向党和政府建言：希望尽快实行民主宪政，对人口、开发和經济的忧思等，都是由广大读者发出的心声和专家的肺腑之言。
　　《炎黄春秋》面世后，官方对这本异类刊物视如肉中刺，紧盯不舍。最初组织一些御用史家打压，用的是些文革语言，未能见效。后来，有一位官方史家终于找到“虚无主义”一词做大棒，因《炎黄春秋》用稿大多来自当事人亲述，有人就认定当事人讲述是随心所欲，史实不可信。于是在“虚无主义”这顶大帽下，《炎黄春秋》所有亲见亲闻的纪实文章，成为了他们手中的“罪证”。对此，我们警觉，抗争。
　　建党以来，党内弊端积案如山，如若一一道來，绝非一本《炎黄春秋》能容纳的，我仅从十三年來发出的篇章中，选出几篇真真切切的史实由公众来思考、评说，是否属“虚无主义”！？
　　
　　《省委书记三写血书》
　　1955年春，赵健民从交通部副部长调任山东省省长。他到任之时，全国正风起云涌的镇反、三反五反，他看到机关人人自危，“上炕老婆孩，下炕袜子鞋，上班不说话，下班不往來”。出于良知，他向中央陈情，向省委建议，让广大群众讲真话以改善党群关系，并支持省委第二书记向明的民主工作作风，保护干部的建言，对挨整的人，都给以保护。他的仗义执言被看成是刮起的妖风，触碰了中央的“高压綫”，给他戴上了三顶大帽子：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报刋上批判他的文章蜂拥而至，攻抨赵健民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保护人”，“地方主义的旗手”。所幸仅“冷冻”，没有罢官。
　　1962年，赵枯木逢春，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查到赵在1931年被捕过，认定是叛徒，被投进了大狱。赵三次割手腕静脉蘸血写成血书申辩，朴素的忠诚表白没人买账，直到三中全会后才予以平反。出狱的笫二天，赵健民得知，因他的“叛徒案”受牵连的亲朋好友和群众就有十余万人，他不禁放声痛哭了一场。
　　山东当时有50万党员，政治运动中开除党籍撤职处分的有92303人，其中省市委书记、厅局级干部有77人，处级有393人。
　　（作者席星嘉，1940参加革命，长期在山东省委工作，他的亲见亲闻真实又谨慎，不谈中央的失误，不点省委第一书记的名。这篇不入官史的文章只能由《炎黄春秋》刊发而留存。）

　　《首都五·一六兵团始末》
　　文革中，北京钢铁学院出现了个“五·一六兵团”，成员都是北京十多所大专院校学生，以极左面目炮打周恩來。为什么要炮打周？当时，社会上大抓“一小撮叛徒”，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从旧报刋上发现了“伍豪等脫离共产党启事”，这本是国民党当年的伪造和陷害，引起无知的红卫兵警觉。中央想平息事端，抓了几个挑事的红卫兵。后来，因毛泽东有指示：“五.一六問题不能一风吹”。竟把“王、关、戚”和“扬、余、傅”等人，说成是五·一六的后台，在全國大肆深挖“五·一六”分子，有一千万人遭到迫害。
　　
　　《中國修正主义简考》
　　修正主义是列宁批判伯恩斯坦提出的：“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给彭德怀戴帽子说：“中国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从此，人们遵照最高指示，把赫鲁晓夫、彭德怀、刘少奇看成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1975年，毛批示：反对經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这些理念都是和“修正主义”风马牛不相干的。
　　毛还有自创的理论：没有财产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还说，“汉高袓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的革命。”“宋江等人也是代表无产阶级的。”
　　在文革中出现的“唯生产力论”，这本是唯物史观，也硬把它列入修正主义。
　　更甚的是，毛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的。
　　毛的理念就是民粹主义，自己倒是进了修正主义的行列。
　　
　　《回忆文革前的“阎王殿”》
　　从中宣部成立以來，凡进部的领导人都要生发出左的思惟，这是党控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位，他们中不少人称得上是“阎王”。
　　作者秦川，中宣部老人，部领导参与镇压过的事件他都熟知：
　　1942年延安整风，几千人受累，代表人物是王实味。
　　1955年整胡风，又整丁陈反党集团，文艺界清算了好几百人。
　　1957年反右，打出右派56万，中右300万。
　　1959年反彭黄，又一批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小彭德怀。
　　
　　《文革中的帮风》
　　帮文风就是假大空，是社会气候造成的。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常有：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建康，精神非常非常充沛。
　　最最最敬爰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纵然高呼千遍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不尽的对您的无限热爰的心情……。
　　四个伟大，光焰无际。】
　　帮风泛滥，各报刊互争雄长。“梁效”“江天”的文章更是穷尽其才，套话假话连篇，武断专横，帽子乱飞……
　　军报写社论，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摘用毛的语录，版面上的黑体字一大片。
　　
　　《我聆听毛泽东罗稷南对话》——黄宗英2002.12
　　1957年反右潮起，毛泽东的老朋友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个大胆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毛罗对话披露后，文化界的震惊非同小可，在毛的心目中，像鲁迅这样的文豪都逃不过劫难，一般的文化人更不在话下了。
　　
　　李锐老是最坚定的体制内革命派，十六大召开时，他上书中央，提出：《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1、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等机构轮流转任现象，应早日予以终止。
　　2、坚持领导干部差额选举制，侯选人应多于当选人的四分之一。
　　3、全党服从中央，应改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
　　4、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刋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和党的最高领导人。
　　5、任何组织、个人不得超越宪法之上。
　　6、不得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指挥人大。
　　7、我国当前有宪法无宪政，党应责无旁贷遵宪、行宪、护宪。反对新闻监控，动辄查封，上名单。
　　8、……
　　建议书是李老在会上直接向常委们递交的，如同投向大河的一张树叶。
　　
　　《‘以俄为师’得失探讨》——钟沛璋 2003.2
　　“以俄为师”口号是孙中山提出來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对俄实行“一边倒”。
　　1956年赫魯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苏共十七大把选举出來的139名中委、后补中委杀掉98人，党代表1225人，有1105人被害。红军中从元帅到一般干部50000多人遇害。这一揭露震撼了世界，斯大林的迷信被打破。
　　斯大林实行政党合一，把党变成国家机关，党包办一切，党政军大权全部掌控在几个领导或一个人手中。一个拥有1900万党员和40万基层组织的苏共世界大党，却在1991年顷刻间瓦解。
　　毛却认为：“斯大林主义是正确的，非保护不可，纠正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丟。”
　　毛在七千人大会仍然大讲子孙后代都要学习苏联，继续走俄国人的路。
　　毛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在文革的十年中，收拾了中共政治局委员22人，中委、候补中委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军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34人，人大常委60人，政协常委74人。

　　《绝不可淡忘文革》——党校教授金春明
　　“中国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江山才得到巩固。”这是自我编造的、绝顶荒诞的神话。
　　肆虐我全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风暴”己过去几十年，领导层至今不敢面对。金教授呼吁：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鉴往知來”，“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殘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示出來、让大家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
　　有人怕揭伤疤，强调党史教育，应以正面为主。
　　故意不讲、不允许讲、只能破坏历史的真实，破坏群众对党的信任。
　　有人怕揭开了造成社会不稳定。文革不清理，造成的麻烦会更加不稳定。
　　作者从理性强调：文革史能完备地解剖“左”的错误，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和中分水岭。”中共中央的“十六条”等，都能得到回归本源。
　　在“反修”的大旗下，文革的破坏有：造神、个人崇拜、党同伐异、血统论、语录歌、忠字舞、请罪、喷气式、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大武斗、打砸抢抓抄，游街示众、挂黑牌、戴高帽、蹲牛棚、剃阴阳头、焚毀文物、破坏庙宇、严刑逼供，在最革命的口号下，使用最殘酷、最卑劣的手段侵害人权。
　　党内大批量地揪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
　　大寨在文革中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通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造成全国农业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63年8月，一场暴雨把大寨的坡地、梯田毁于一旦。陈永贵领导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战胜了自然灾害，亩产超过800斤。毛泽东感动了，要全国多出大寨，多出陈永贵。
　　毛71岁生日邀陈永贵做客，从此大寨风靡天下。
　　1966年中央“十三条”提出：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一时间全国700多领导人到虎头山朝圣，134名国际友人也来观仰。
　　陈从支部书记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
　　大寨在陈永贵主持下大搞阶级斗争，大批判开路，大批促大干。
　　新华社鼓吹：大寨已不再是生产典型，而是农村变革继续革命的旗帜。
　　在大寨精神推动下，全国广大农村变成了斗私批修的大学校，大战场。天天批斗，农村一片恐怖，打扑克的、戴手表的、穿花衣服的都遭到羞辱。
　　他们抓生产：取消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只允许一人一猪一鸡一兔。
　　建大寨的劳力来自志愿者，大批下放干部和解放军帮他们挖渠、翻地、盖房。收获的玉米颗粒小了影响观瞻，由公社换来大颗粒的。
　　全国学大寨，到1978年农业个人年收入仅有133.57元。专家指出：
　　学大寨是国家的大浪费，把农业引向了歧途，把农民推向贫困。
　　十年文革：损害最大的是农业，受害最大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
　　（作者：吴象，三八式干部，当过抗大教员。1948年创办《山西日报》，长期任该报的总编辑，后任中央农村工作调研室副主任。）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早在井冈山时期，李维汉就是中央的领导人。經历文革灾难之后，他看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集中火力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采用的是法西斯手段。封建势力由此死灰复燃。他向邓小平建议：在党内必须徹㡳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
　　李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宗法主义、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把一个人从小到大、从上到下，都说成是圣人，到处设紀念堂。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就是沿着封建的道路走向自己反面的。
　　李还指出：周恩來也是悲剧，他在文革中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就是愚忠，是个人崇拜的典型。
　　李向邓建议时，邓满口赞同，可直到邓离世，不见有任何实施的音讯。
　　（2003年第3期）

　　李冰封推荐严秀（曾彥修）著《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阅读札记
　　这部记事是从苏联土崩瓦解后，收集分析斯大林的一些主要文章。如：《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读罗曼罗兰的莫斯科回忆》等。
　　这些文章的史料翔实，分析中肯，能击中要害，它的权威、真实是其它材料替代不了的。
　　严秀对斯大林的评语：绝对的个人专制权威；对人民的超级恐怖统治；纯主观臆想主义，死板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主要的致命的绝症。
　　对苏联的大屠杀、镇压一千多万人，应是苏联历史上的恐怖时期。
　　莫洛托夫却说：一切毫无根据的大屠杀都是完全合理的。

　　《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作者鄢烈山
　　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他和张国焘、徐向前是川陕苏区的“三驾马车”。
　　西路军失败，陈受到清算，当历史迷雾散去时，作者为陈做出有力的辩护。
　　陈不是张国焘的人，在西征路上，两人在行动问题争吵不断，陈不支持张另立中央。
　　陈从来未有过加害毛之心。叶剑英偷走地图，陈没有追击，有人主张打，陈拒绝。
　　陈是否为西路军失败负责？西路军行动是中央定的，不是张国焘的牺牲品，陈在河西走廊奋斗了4个月，仍回到中央。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这是李锐老给《信阳事件》写的序。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仅7个月，信阳在饥荒中就饿死一百多万人！
　　信阳曾是“三面红旗”的先进地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嵖岈山卫星公社，就在信阳地区的遂平县。这个公社最早就搞成了半军事化组织，农民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到厨房用品统统充公，还欺骗性地放出高产卫星——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一年的时间就达到了450亿斤。这是省委书记吴芝圃的“业绩”。
　　农村到处高征购。大抓所谓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犯。一些饥饿的偷、抢者，抓住就打死或游街，中央定性“犯罪”人是“阶级报复”，“反革命复辟”。信阳的做法殃及全省，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牲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
　　李锐呼吁：对历史错误，无论从哪个方面学，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更快！
　　信阳饿死百万人事件，至今还不被中央承认。
　　
　　2003年我离开《炎黄春秋》后，编辑班子的吴思、杨继绳等人在遭到官方不断的打压下，不顾“天条”的管制，敢和监控者争辩抗礼，2007年发出谢韬以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评议大政方针的文章，就表现了他们的锐气。该文直率的讲了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必须实行，这是党心、民心的巨大渴望。社会反响非常大。紧接着是2013年，《炎黄春秋》在几期中发了五篇披露我军丑闻的文章，摸了军队这只老虎的屁股——
　　一篇是何方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揭示了金日成发动朝鮮战争的真相，以及我军以伤亡近百万的代价，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惨痛教训；
　　第二篇，《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还原真相：朝鲜战争中所谓美军的细菌战其实并无其事，作证整个过程是我们在错疑之后以错掩错而有意发动的乱真宣传。该文是由当事人、中囯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撰写的，他亲历的这一事件记叙非常真实；
　　第三篇是洪振快的《延安时期的特货贸易》，揭露359旅当年在南泥湾大量种植鸦片，年产五、六吨，向民间出售，为边区财政赚取开支坑民害民；
　　笫四篇是赵晓玲写的《1933年四川的兵灾》，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进川陕，为开辟苏区，大搞赤化，征粮派款，滥杀无辜；川军也來剿共清共，大开杀戒。仅一年间，国共两军兵燹通南巴，共屠杀群众111余万！
　　笫五篇是我写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指出林彪在“9·13”事件中，是被家人诓上飞机的；说黄吴李邱是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成立；《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檄文。（成稿前，我走访过李德生秘书沈永权，他是9.13事件专案组成员，亚疗学习班的主持人。他肯定林豆豆在9.13前在北戴河见闻的交代是真实可信的。我还询问过他审讯王飞、李伟信、鲁珉等所谓“林彪死党”的证言证词。）
　　人民解放军是党的骄子，维系政权的“伟大长城”，这五篇重磅文章以不争的事实触动了“定国神针”，《炎黄春秋》遭到厄运是必然的。

　　然而，当权者又能从打压中得到什么呢？这里，记忆起我一生中耳闻目睹的一段段血写教训的故事：
　　1946年2月，十九家民间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庆祝国共两党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成功，邀请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到会讲话，郭、李的讲活都强烈要求国民党认真实行民主宪政，国民党竟组织一群流氓砸烂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酿成著名的较场口惨案（打砸后我去看过现场）。人们对这一暴行郁积于胸，紧接着，东北传來张莘夫事件，重庆6000学生走向街头，向苏军暴行示威；这年底，北京发生沈崇事件，数万学生上街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第二年，国民党挑起内战，义愤的学生组织了数十万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这些游行示威我都参加了，孕育了我的正义。
　　国民党政治、军事双失利败落台湾后，仍不改对民主镇压的初衷，搞长期戒严，制造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也是一本敢反专制独裁的杂志），拘捕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终于打压出了一个反对党——民进党。当前，这个独裁的百年老党，已被民进党逼到生死边缘。
　　我原寄望某领导人会站出來对党的一系列历史错误事件作出公开的、诚恳的道歉，让我党出现生机，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衮衮执政诸公没人有勇气作为，担心一说就垮台。我对这些“核心”、“为首的”已绝望，只能告慰我敬愛的杜老和受委屈的同仁，政权可以消失，时间是永恒连绵的，风雨过后就是阳光，我坚信，《炎黄春秋》有朝一日会起死回生的。
　　（201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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