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軍隊作家、前《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劉家駒的遺稿寫道，原寄望某領導人會站出來，對黨的一系列歷史錯誤事件作出公開、誠懇的道歉，讓我黨出現生機，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執政袞袞諸公沒人有勇氣作為，我對這些“核心”“為首的”已絕望


　　老高按：今天意外地讀到一篇已故軍隊作家劉家駒的遺稿長文《〈炎黃春秋〉的歷史和她的“虛無主義”》，信息量非常之大——他提到的許多線索，到了關注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有心人手中，順藤摸瓜、追根溯源，都可以得到豐富的思想收穫。
　　劉家駒（1931年—2017年7月），重慶人。1949年參加解放軍，1951年開往朝鮮戰場。他擔任過《解放軍文藝》雜誌的負責人，1991年年滿60歲後退休，加入《炎黃春秋》雜誌，擔任副主編、執行主編。
　　他是一位大徹大悟、可敬可佩的真相追尋者。此前我在網絡上讀過並介紹過他寫的《我經歷的朝鮮戰爭》一文，披露的真相令人驚駭，例如因為補給斷絕，一些挨餓的中國士兵甚至只能吃屍體的心肝度日，而一些餓得不願連夜趕路的前國民黨士兵被就地槍決。後來得知他出版了《親歷朝鮮戰爭》一書，我沒讀過。他去世之後，《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了對他的專訪，他說，這是一場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戰爭”，“我們中國人給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禍根。”
　　2012年因為某種機緣，與他有過間接的接觸，得知他對林彪事件的許多見解。2017年，讀過他以86歲高齡在一個軍隊干休所去世前，生命的最後關頭，寫給摯友的數千言長信，此信題為《劉家駒絕筆：我的留言》在網上披露。我在老高的博客中全文轉載，發人深省！
　　讀了劉家駒的文章，誰在搞習總書記所嚴厲訓斥的“歷史虛無主義”，豈不是昭然若揭？


　　《炎黃春秋》的歷史和她的“虛無主義”

　　劉家駒，微信

　　今年（2016年）七月，中國輿論界發生了一件驚人聽聞的事件，在最高握持意識形態者的指揮下，由所謂“主管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出面，劫收了《炎黃春秋》。劫收者上馬後，迫不及待的自編自導出版了《炎黃春秋》第8期、第9期，並宣布：該刊物己經無“毒”了。國內外輿論對此無法無天的侵權行為，呼喊出一片譴責聲！
　　正版《炎黃春秋》已壽終正寢，我是“炎黃”的老人，有話要說：
　　《炎黃春秋》出生的淵源應從1988年說起。當時，鄭州的一些文化人、社會活動家商議，準備在黃河岸邊的一座山上塑造炎黃二帝巨像。籌委會成員不少在北京，他們從倡議建立塑像一事得到啟迪，認為更應向海內外華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蕭克將軍擔負起重任，於1990年在北京主持成立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數百名文史學者參加，還邀請了海內外一批聞人助陣，由周谷城擔任會長，蕭克任執行會長。1991年5月10日召開了成立大會，時任中央常委李瑞環代表中共中央到會講了話。他的講話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借用了《阿房宮賦》中的警語，告誡領導層：不了解中華歷史的人必將重蹈覆轍。
　　研究會下面專設有學術委員會，籌備由幾百名專業史學者編纂一部《中華文化通志》。通志分十大卷，工程浩繁，包括民族、民間、政治、軍事、文化等整個社會史，規模超過《四庫全書》。為此，又成立了向社會通俗地介紹中華優秀文化的《炎黃春秋》作為會刊。
　　《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是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副社長宋文茂，原首都師範大學紀委書記、徐孔，前農民日報社長，有二十二年右派磨難的經歷，他倆都是抗戰時期的老新聞工作者。總編輯是洪爐，來自解放軍報社。我是洪爐上門聘請給他當助手-----副總編輯的。
　　編委班子來自黨政軍，有伍修權（原副總參謀長）、馮征（原總參政治部主任）、李寶光（原中國婦聯副主席）、黑伯理（原寧夏自治區主席）。編委的參與度非常高，每一期稿件都要經過他們討論後才發表。
　　《炎黃春秋》沒有刊號（民政部不批），只好沿用剛下馬的《炎黃子孫》刊號。同時，吸收該刊社長丁洪章和主編杜衛東過來擔任副社長和副總編輯。
　　辦刊最大的問題沒有一分錢，我們就向新華社借了二十萬作為註冊資金和印製費用。辦了兩三期又沒有錢了，老杜提出承包，我負責一、三、五——單月期，杜衛東負責二、四、六——雙月期。杜衛東有《炎黃子孫》發行老渠道可用，我找書商發，他們要求從封面到內容都要有花花綠綠，當然不能遷就，我只好讓老伴每期背四五千冊在北京滿街撒，四五百個報刊攤，一個攤上放幾本，賣完再回收錢。收回的錢不多，難以為繼。《解放軍報》一位老總上門來要求承包，結果發了三期也虧損，還打了一場官司。最後就四處化緣，我找了深圳一家房地產商，一年給我們兩萬五，但要求在刊物上掛個理事的名號。還有一個條件，他在深圳福田區蓋了600多套簡易房，深圳要整飭市容，準備拆遷他的建房，他讓我找個權勢人物保護。我去找張愛萍，給他寫了個“福田居民小區”刻在一塊巨石上，維持了幾年。發行稍有好轉，轉由郵局發行，《炎黃春秋》發行量由1萬2、1萬4向上攀升，逐漸走出了經濟難關。
　　最大的難關是稿件組編發。《炎黃春秋》是紀實性的刊物，中央指令要正面宣傳我黨我軍的歷史，效法《星火燎原》、《紅旗飄飄》，以“偉大、光榮、正確”為宗旨。《炎黃春秋》在嚴格的規範下如何發聲？蕭克雖為我們制定了批判地繼承歷史的運作框架，但僅是原則，每當落實到選用文章時，都要碰到不少具體難題。最大的擔心是怕觸動“紅線”。當時，社會報刊不少文章對文革、對反右持批判態度，但內容大都老賬老說，不敢涉及事件的深層。要把《炎黃春秋》辦成一個有質量的高水平刊物，稿件的內容應新穎獨特，對史實真實的追求必須要有所突破。對歷史事件的情節細節，特別是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得有虛妄之說，核實、考證成了編輯工作的重要關口。同時還要顧慮“政治風險”斟酌取捨。
　　比如“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拘南京，少壯派孫銘九等人野心勃勃妄想握持東北軍的大權，膽敢冒天下的大不韙，槍殺了老派軍人、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這一可悲行動竟然得到中共領導的支持。我們從訪談東北軍的老人和劉少奇給張聞天的書信中都得到事件真實的印證。為了維護黨的“偉大”，只好對稿件昧心地不予採用。
　　又如：皖南事變。我們查詢史家，事件的真相是我新四軍不遵守國民政府規定北上抗日過江的路線，而是採取向南行動以拖延時間，意圖賴着不想離開皖南。蔣介石震怒，出動五個師狙擊新四軍軍部，造成7200多人的無謂傷亡。我們至今諱言這一事件的真相，反向國民黨倒打一耙。
　　再如：三年“人災”時期，安徽無為縣餓死32萬人。為弄清這一驚人數字的真實性，我們和當年省委書記王光宇、副省長張凱帆的秘書、以及無為縣文史館工作人員多次交談，確定史實無誤，才以《無為天堂夢》的篇名發表在刊物上。
　　我們還做到求真、一絲不苟，多次到南京國家第二檔案館查詢國共兩黨交往中一些秘聞的真偽。
　　我們幾位領導，是辦刊成敗利鈍的關鍵人物。我先說說總編洪爐。
　　洪爐是1945年的老兵，在軍報做美術編輯工作。工作之餘，他經常寫些軍史、黨史的紀實文章。他對黨史、軍史有良好的認知能力。他之所以上門來收編我當助手，是因我在《解放軍文藝》當過散文組副組長，熟悉軍史。我倆的結合很投入，在選稿上都有共同心願，想突破“禁區”，盡力採用鮮為人知又有楞角的故事。洪爐很理智，因長期在軍報幹活，懂得報刊的生存法則，不會用“高精尖”的稿件去撞南牆，選稿大都是用“打擦邊球”的方式。合作的幾年間，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特殊人物或黨內的各種奇聞異事，只要不冒犯“天條”，大都是通過我倆協作捅向社會的。
　　洪爐還告訴我一個忘不了的“虛無”故事：鄧小平沒有參加遵義會議。這是洪爐的老丈人伍修權說的。
　　1935年2月16日的遵義會議，代表成員是中央常委和軍團的領導人，還有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小平當時的職務僅是軍委秘書長，不具有出席資格。伍老說，當時給鄧的任務是搞會務，就是張羅與會者的吃住開會，會前會後清潔整理會議室，燒水泡茶，生火盆，或給代表傳送電文。鄧就住在樓下，和李卓然一起。會議期間，他到會一共兩次，都是來傳遞電文的，第一次送來電文就走了，第二次，等常委傳閱簽名，他坐在進門的門坎上烤火，等候了一個多小時才離開。後來楊尚昆到遵義參觀會議舊址，有人問楊，小平同志參加會議沒有？楊隨意用手一指：“他就坐在那個角角嘛。”有人持異議，後來修改史料打了圓場，說他參加會是做記錄的。從此，鄧就“歷史的”給“定位”了。

　　老杜是個三八式的老報人，做過記者，在《羊城晚報》、《光明日報》當過總編輯、社長，出任中央新聞出版署署長後“犯錯誤”下台的。他經歷了新聞戰線險山惡水，雖“敗落”了，蕭克卻看中了他的一身正氣和敬業的精神，親自上門聘請他出任社長。他應對官方封堵新聞的打壓政策十分諳練，一上馬就給我們傳授值得時刻警惕的經驗教訓。他的工作作風嚴謹，編前會上，他總是洗耳恭聽，反覆斟酌後才拍板。他擔心我們越過“雷池”，用中央的“兩個決議”作為組編發稿的準繩，同時，還向當局保證：1、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2、堅持對人對事實事求是不動搖；3、遵守憲法不動搖；4、全而推進改革不動搖。
　　老杜人品正直，和我們關係也非常融洽。他的辦刊思路我卻不敢苟同：他強調《炎黃春秋》生存第一，是對官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讓。過分的謹小慎微，最終還是沒逃脫劫運。
　　兩位副社長忙前忙後，辛苦備嘗，就是膽氣不足。他倆對史實史料知之甚少，一些重大稿件一到他們手裡都要給窩住。他們到軍事科學院或社科院找“拐棍”幫助審稿，結果大都會無理由的遭到槍斃。
　　我和杜衛東承包後，都要考慮社會效益。我倆組稿都有較大的作者資源，小杜團結的青年作者多，我以部隊作家軍史學者為主，還聯繫了一批托派、“老右”、“歷史反革命”，我們要他們自已動手寫親見親聞。往往寫出的一些新奇駭人聽聞的故事讓兩位副社長作難，怎麼辦？我們就先磨去楞角拔掉“刺”，再給他們審，通過了再返回些原汁原味。
　　如反映AB團的稿件，他們窩住不作肯定或否定。這是一位新華分社社長專程走訪江西老蘇區16個縣，記錄當年我黨殺害7萬多“AB團”寫成的報告文學，篇名為《紅色的恐怖》。這部血淋淋的沉重歷史很多人都知道，為什麼不能公布？後來李銳老來了一篇文章，也談到這個問題，非要我上門逼着李老把殺掉十萬零五千人這個數字抹掉，李老堅決不干。

　　對讀者的批評指正，我們十分重視，有錯必糾，特別是重大史實的核查做得更為細緻，如：
　　1936年，西路軍殘部在倪家營子敗落，中央對脫險到達延安的高級將領懷有戒心，集中審查他們和張國燾的關係。許世友無法接受這一變相的審查，私下對王建安說，我們設法跑出去找塊地方打游擊，打出一片天地給中央看看，我們是不是在搞分裂。中央認定許世友等人要叛逃，決定抓捕許等17人判刑。我們邀請莫文驊中將（當事人，時任集訓隊指導員）等座談，他們都認為是許的氣話，中央的處理是不當的。我們認為，中央未改正的錯誤，我們在敘述這段史實中應予糾正。
　　我們處理軍事鬥爭的稿件更為慎重。因軍史是不容“抹黑”的。如：
　　平型關戰役，只殲敵八百三，是我們走訪參戰的作戰參謀蘇靜提供的。
　　血戰四平，我軍損兵折將一萬六，軍史不記，由時任東野政治部副主陳沂給我們證實。
　　解放戰爭中西府戰役的大失利，軍史輕描淡寫，彭的秘書王亞志述說了戰鬥全過程，是彭總好大喜功，指揮失誤造成的。
　　蘭州軍區在人災時期，派出一個團到青海草原捕獵野生動物43萬餘頭（其中不少是珍稀品種），作者讚揚這一壯舉是為官兵在困難時期謀福利，大打牙祭。我們認為這是對國家生態的毀滅性破壞，原稿奉還。
　　如何編輯好一些特殊重大事件，我們有自知之明。如編發陳獨秀秘書鄭超麟的自述，他是中國托派創始人之一，史實十分珍貴。我們查看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在法國和後來在蘇州蹲監獄的資料。我們又請老編輯家樓適夷做指導。樓和鄭是老朋友，熟知鄭的生平，發稿時再讓樓老審定。
　　《炎黃春秋》走上正軌，內容真實嚴肅，蕭老的指導和管理起了關鍵性作用。蕭為《炎黃春秋》制定了方針政策，關注我們邁出的步子，要求對重大的史實應作出縝密的考證。正式出刊前，多次和老杜談話，要老杜對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要客觀、科學、“不虛美”、“不掩惡”，敢擔風險。
　　《炎黃春秋》實行的是三級審稿制，社定稿後要報蕭克，經常由我去送審。經過蕭克逐字逐句的終審後再發表。
　　蕭老管《炎黃春秋》像個編輯部主任。我第一次送稿，就被批評：
　　“專家的文章你們就不能動嗎？口水話就不能刪嗎？我的文章就不能改嗎？”
　　有時候我們想迎合一下市場，發點花邊新聞，蕭老發火：“你們不要把《炎黃春秋》給搞得水性楊花的，那是歷史！”
　　蕭老特別強調文章的真實性，他要求我們堅守刋物對社會的誠信，說：
　　“不講真話的文章沒人會看的，上面不讓你說真話，你就不說，將來會有人說，你們現在絕不可亂說。”
　　當時我們發表最多的是為右派、“反革命”呼籲、辯誣、平反。文章發出後，社會上的老左派不幹了，三天兩頭來編輯部質問，向中宣部告狀，說我們是為右派招魂。我在送審時給蕭老談到這個問題，蕭理直氣壯的說：
　　“你告訴他們，稿件蕭克都看過了、誰有問題都可以來找我蕭克談！”
　　那時候官方或軍方的老傢伙誰敢跟蕭克較勁？那些年，《炎黃春秋》的生存就靠蕭克砥柱中流。
　　蕭克為陳獨秀翻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有段時間我們連續組織專家學者寫有深度分析關於陳獨秀的文章，蕭克很是關注，經常詢問作者狀況和史料的出處。
　　遼寧作者靳樹鵬，編集了一本陳獨秀詩集，我送交蕭克要他寫個序，蕭克特別高興：“好啊！”他翻開看了說，“井岡山我用過這裡面的好幾首詩，都不知道是陳獨秀的！你趕快把作者給我叫來。”我把作者從吉林叫來，蕭跟他談話，寫了序。
　　繼陳獨秀之後，我們又為瞿秋白翻案。寫瞿秋白的作者陸立之，是個老托派，和瞿是戰友，六屆四中全會被開除黨籍。他親見親聞的文章寫得很具體、很真實，連史家溫濟澤都很佩服。他能夠把瞿的《多餘的話》解釋得非常清楚，認定瞿雖然對我們黨有很深的意見，但絕不是寫的投降書，那裡面有很多話是針對周恩來講的。瞿的親屬也給我們提供了印證。這篇文章蕭克很讚賞。
　　對於這些推倒歷史誤判的大案要案，《炎黃春秋》能在政治“夾縫”中，把它們公之於眾，是對社會難能可貴的貢獻。
　　我們雖有蕭克像托塔天王般的保護，仍然要受到抓意識形態的中宣部經常性的“詢問”。
　　中宣部在它的出版局下設立了一個“文史期刊審查小組”，有12人，組長是原鐵道兵“支左”的文化幹部馮復加，我的好朋友。他專審《炎黃春秋》，每讀一期他總是在電話里熱情讚譽一番，然後才點出些觸動官方“紅線”的情節和細節。他的意見像聊天，我回答也輕鬆：“下不為例。”
　　新聞出版署也照會過，我去了，他們看在老杜老領導的情面上，把歸納的問題僅用一番溫言軟語的勸說。
　　我在《炎黃春秋》十三年的時間，刊用稿約2600篇，由我組編發的有360多篇。因我曾長期在《解放軍文藝》做編輯工作，作者資源豐富，到《炎黃春秋》後，建立聯繫的作者以軍隊作家、軍史專家為主，同時，對托派、地方上的老右、“老反革命”等都有緊密的交往，我的通聯隊伍就有350多人，這些正直的老夥計們來稿踴躍，都熱切期盼《炎黃春秋》伸張正義、推動輿論民主。
　　《炎黃春秋》主要使命是為是為革命元勛、中央新老領導層及省部委級幹部在和文革中誣為“老右”、“二月逆流”干將、“走資派”的問題辯誣，為他們擺平、糾正歷史上的很多問題，他們中有：
　　陳獨秀、瞿秋白、方志敏、李立三、羅章龍、包惠僧、張國燾、謝子長、古柏、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明、王稼祥、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毅、胡耀邦、烏蘭夫、陳雲、華國鋒、胡耀邦、薄一波、程子華、陶鑄、萬里、譚震林、趙紫陽、紀登奎、李井泉、周小舟、江渭清、任仲夷、趙健民、曾山等人。
　　為中共優秀將領遭不白之寃糾錯鳴冤的有：
　　劉志丹、趙尚志、李兆麟、惲逸群、賀龍、陳光、羅炳輝、彭德懷、劉伯承、羅榮桓、徐向前、蕭勁光、黃克誠、陳賡、羅瑞卿、張雲逸、許世友、王震、王平、張經武、傅連璋、郭化若、洪水、韋國清、張震、萬毅、陳少敏、楊勇、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秦基偉、王尚榮、蕭向榮、張學思、韓練成、曾克林等人。
　　為托派、數百名文化右派、“歷史反革命”，申寃正名的有：
　　鄭超麟、王蘭西、劉仁靜、一丁、陸立之、王實味、郭沫若、梁漱溟、柳亞子、王造時、林語堂、冼星海、巴金、冰心、夏衍、馮雪峰、錢鍾書、傅斯年、張大千、劉海粟、張伯岺、沈從文、汝龍、傅雷、常書鴻、楊伯駿、艾青、梁實秋、沙汀、聶紺弩、賈蘭坡、賀綠汀、侯寶林、譚鑫培、黃胄、郭小川、蕭軍、鄒韜奮、陳香梅、胡喬木、吳祖光、新鳳霞、歐陽予倩、洪深、周旋、黎錦輝、任光、劉天華、張旭明、穆木天、許淵沖、陳學昭、錢俊瑞、王方名、趙丹、上官雲珠、舒蕪、孫瑜、李和曾、陶行知、費孝通、馮友蘭、姚雪垠、李炳泉、李昌、王元化、王洛賓、羅廣斌、范曾、郭影秋、廖沫沙、楊沫、蔣兆和、姚迪雄、趙以雄夫婦、裘莎夫婦、呂吉人、澹臺京、傅小石、王錦波、陳源、楊朔、王莘、黃宗英、黃宗洛、白樺、穆青、公劉、樊斌、李慎之、黎漱、丁玲、陳企霞、金鳳、李英儒、錢俊瑞、蕭乾、顧工、劉曉慶、張藝謀、趙青、金庸、厲慧良、胡家芝、吳澤林。
　　我們還公正地評議社會人物，如：
　　史良、馬寅初、榮毅仁、胡適、顧頡剛、程思遠、吳清源、霍英東、陳方安生、章乃器、劉師復、董浩雲、何鴻燊、隆蓮、赴壽山、趙袓康、張宗麟、董健華、駱明、吳覺農、嚴濟慈、宋子介、杜斌丞、郭鳳蓮、年廣久等人。
　　公正地評價國民黨人：黃興、莫德惠、蔣百里、顧維鈞、張學良、蔣緯國、陳立夫、陳誠、傅作義、王雲五、柳亞子、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鄧寶珊、續範亭、黃紹竑、史量才、吳稚暉、唐生智、邵力子、張自忠、吳國楨、范石生、司徒美堂、張靈甫、胡愈之、石玉英、張克俠、陳布雷。
　　同時還用大量篇幅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種小人物申辯寃事；對黨內優秀的歷史人物和當代人物的品行都做到大力的頌揚，包括讚譽社會上有創新精神的各種奇人異事；熱情介紹愛國華僑、兩岸友情、優秀的的國民黨人；對祖國的河山景區、風土人情、民俗民藝、土特產品，及文藝家們的詩詞書畫每期都有適量安排。同時，常年不斷向黨和政府建言：希望儘快實行民主憲政，對人口、開發和經濟的憂思等，都是由廣大讀者發出的心聲和專家的肺腑之言。
　　《炎黃春秋》面世後，官方對這本異類刊物視如肉中刺，緊盯不舍。最初組織一些御用史家打壓，用的是些文革語言，未能見效。後來，有一位官方史家終於找到“虛無主義”一詞做大棒，因《炎黃春秋》用稿大多來自當事人親述，有人就認定當事人講述是隨心所欲，史實不可信。於是在“虛無主義”這頂大帽下，《炎黃春秋》所有親見親聞的紀實文章，成為了他們手中的“罪證”。對此，我們警覺，抗爭。
　　建黨以來，黨內弊端積案如山，如若一一道來，絕非一本《炎黃春秋》能容納的，我僅從十三年來發出的篇章中，選出幾篇真真切切的史實由公眾來思考、評說，是否屬“虛無主義”！？
　　
　　《省委書記三寫血書》
　　1955年春，趙健民從交通部副部長調任山東省省長。他到任之時，全國正風起雲湧的鎮反、三反五反，他看到機關人人自危，“上炕老婆孩，下炕襪子鞋，上班不說話，下班不往來”。出於良知，他向中央陳情，向省委建議，讓廣大群眾講真話以改善黨群關係，並支持省委第二書記向明的民主工作作風，保護幹部的建言，對挨整的人，都給以保護。他的仗義執言被看成是颳起的妖風，觸碰了中央的“高壓綫”，給他戴上了三頂大帽子：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報刋上批判他的文章蜂擁而至，攻抨趙健民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保護人”，“地方主義的旗手”。所幸僅“冷凍”，沒有罷官。
　　1962年，趙枯木逢春，調任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1966年文革開始，紅衛兵查到趙在1931年被捕過，認定是叛徒，被投進了大獄。趙三次割手腕靜脈蘸血寫成血書申辯，樸素的忠誠表白沒人買賬，直到三中全會後才予以平反。出獄的笫二天，趙健民得知，因他的“叛徒案”受牽連的親朋好友和群眾就有十餘萬人，他不禁放聲痛哭了一場。
　　山東當時有50萬黨員，政治運動中開除黨籍撤職處分的有92303人，其中省市委書記、廳局級幹部有77人，處級有393人。
　　（作者席星嘉，1940參加革命，長期在山東省委工作，他的親見親聞真實又謹慎，不談中央的失誤，不點省委第一書記的名。這篇不入官史的文章只能由《炎黃春秋》刊發而留存。）

　　《首都五·一六兵團始末》
　　文革中，北京鋼鐵學院出現了個“五·一六兵團”，成員都是北京十多所大專院校學生，以極左面目炮打周恩來。為什麼要炮打周？當時，社會上大抓“一小撮叛徒”，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從舊報刋上發現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這本是國民黨當年的偽造和陷害，引起無知的紅衛兵警覺。中央想平息事端，抓了幾個挑事的紅衛兵。後來，因毛澤東有指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竟把“王、關、戚”和“揚、余、傅”等人，說成是五·一六的後台，在全國大肆深挖“五·一六”分子，有一千萬人遭到迫害。
　　
　　《中國修正主義簡考》
　　修正主義是列寧批判伯恩斯坦提出的：“目的算不了什麼，運動就是一切。”
　　1962年秋，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給彭德懷戴帽子說：“中國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修正主義。”從此，人們遵照最高指示，把赫魯曉夫、彭德懷、劉少奇看成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
　　1975年，毛批示：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者都是修正主義——這些理念都是和“修正主義”風馬牛不相干的。
　　毛還有自創的理論：沒有財產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還說，“漢高袓是流氓，也是無產階級推倒貴族的革命。”“宋江等人也是代表無產階級的。”
　　在文革中出現的“唯生產力論”，這本是唯物史觀，也硬把它列入修正主義。
　　更甚的是，毛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的。
　　毛的理念就是民粹主義，自己倒是進了修正主義的行列。
　　
　　《回憶文革前的“閻王殿”》
　　從中宣部成立以來，凡進部的領導人都要生發出左的思惟，這是黨控制意識形態的核心部位，他們中不少人稱得上是“閻王”。
　　作者秦川，中宣部老人，部領導參與鎮壓過的事件他都熟知：
　　1942年延安整風，幾千人受累，代表人物是王實味。
　　1955年整胡風，又整丁陳反黨集團，文藝界清算了好幾百人。
　　1957年反右，打出右派56萬，中右300萬。
　　1959年反彭黃，又一批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小彭德懷。
　　
　　《文革中的幫風》
　　幫文風就是假大空，是社會氣候造成的。當年的《人民日報》上常有：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建康，精神非常非常充沛。
　　最最最敬爰的領袖毛主席。
　　我們縱然高呼千遍萬遍毛主席萬歲！也呼不不盡的對您的無限熱爰的心情……。
　　四個偉大，光焰無際。】
　　幫風泛濫，各報刊互爭雄長。“梁效”“江天”的文章更是窮盡其才，套話假話連篇，武斷專橫，帽子亂飛……
　　軍報寫社論，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摘用毛的語錄，版面上的黑體字一大片。
　　
　　《我聆聽毛澤東羅稷南對話》——黃宗英2002.12
　　1957年反右潮起，毛澤東的老朋友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個大膽的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回答：“以我估計，（魯迅）要麼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這段毛羅對話披露後，文化界的震驚非同小可，在毛的心目中，像魯迅這樣的文豪都逃不過劫難，一般的文化人更不在話下了。
　　
　　李銳老是最堅定的體制內革命派，十六大召開時，他上書中央，提出：《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
　　1、領導幹部在黨、政、人大、政協等機構輪流轉任現象，應早日予以終止。
　　2、堅持領導幹部差額選舉制，侯選人應多於當選人的四分之一。
　　3、全黨服從中央，應改為全黨服從黨的代表大會，地方服從中央。
　　4、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和報刋上對黨的重大決策發表不同意見，有權在上述場合批評任何黨員和黨的最高領導人。
　　5、任何組織、個人不得超越憲法之上。
　　6、不得以黨的名義直接領導指揮人大。
　　7、我國當前有憲法無憲政，黨應責無旁貸遵憲、行憲、護憲。反對新聞監控，動輒查封，上名單。
　　8、……
　　建議書是李老在會上直接向常委們遞交的，如同投向大河的一張樹葉。
　　
　　《‘以俄為師’得失探討》——鍾沛璋 2003.2
　　“以俄為師”口號是孫中山提出來的，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主張對俄實行“一邊倒”。
　　1956年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揭露蘇共十七大把選舉出來的139名中委、後補中委殺掉98人，黨代表1225人，有1105人被害。紅軍中從元帥到一般幹部50000多人遇害。這一揭露震撼了世界，斯大林的迷信被打破。
　　斯大林實行政黨合一，把黨變成國家機關，黨包辦一切，黨政軍大權全部掌控在幾個領導或一個人手中。一個擁有1900萬黨員和40萬基層組織的蘇共世界大黨，卻在1991年頃刻間瓦解。
　　毛卻認為：“斯大林主義是正確的，非保護不可，糾正缺點和錯誤就是好東西，這把刀子不能丟。”
　　毛在七千人大會仍然大講子孫後代都要學習蘇聯，繼續走俄國人的路。
　　毛繼承了斯大林的衣缽，在文革的十年中，收拾了中共政治局委員22人，中委、候補中委96人，中央書記處書記13人，副總理12人，軍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區第一書記4人，中央監委34人，人大常委60人，政協常委74人。

　　《絕不可淡忘文革》——黨校教授金春明
　　“中國有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色江山才得到鞏固。”這是自我編造的、絕頂荒誕的神話。
　　肆虐我全民族造成巨大災難的文革“風暴”己過去幾十年，領導層至今不敢面對。金教授呼籲：充分發揮以史為鑑的功能，“鑒往知來”，“應該把那一切醜惡的、陰暗的、殘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東西集中起來、展示出來、讓大家牢牢記住，不能允許再發生那樣的事。”
　　有人怕揭傷疤，強調黨史教育，應以正面為主。
　　故意不講、不允許講、只能破壞歷史的真實，破壞群眾對黨的信任。
　　有人怕揭開了造成社會不穩定。文革不清理，造成的麻煩會更加不穩定。
　　作者從理性強調：文革史能完備地解剖“左”的錯誤，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試金石和中分水嶺。”中共中央的“十六條”等，都能得到回歸本源。
　　在“反修”的大旗下，文革的破壞有：造神、個人崇拜、黨同伐異、血統論、語錄歌、忠字舞、請罪、噴氣式、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聯、大武鬥、打砸搶抓抄，遊街示眾、掛黑牌、戴高帽、蹲牛棚、剃陰陽頭、焚毀文物、破壞廟宇、嚴刑逼供，在最革命的口號下，使用最殘酷、最卑劣的手段侵害人權。
　　黨內大批量地揪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知識分子首當其衝。

　　《農業學大寨的沉重教訓》
　　大寨在文革中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典型。通過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造成全國農業的破壞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1963年8月，一場暴雨把大寨的坡地、梯田毀於一旦。陳永貴領導大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迅速戰勝了自然災害，畝產超過800斤。毛澤東感動了，要全國多出大寨，多出陳永貴。
　　毛71歲生日邀陳永貴做客，從此大寨風靡天下。
　　1966年中央“十三條”提出：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一時間全國700多領導人到虎頭山朝聖，134名國際友人也來觀仰。
　　陳從支部書記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
　　大寨在陳永貴主持下大搞階級鬥爭，大批判開路，大批促大干。
　　新華社鼓吹：大寨已不再是生產典型，而是農村變革繼續革命的旗幟。
　　在大寨精神推動下，全國廣大農村變成了鬥私批修的大學校，大戰場。天天批鬥，農村一片恐怖，打撲克的、戴手錶的、穿花衣服的都遭到羞辱。
　　他們抓生產：取消自留地、割資本主義尾巴、只允許一人一豬一雞一兔。
　　建大寨的勞力來自志願者，大批下放幹部和解放軍幫他們挖渠、翻地、蓋房。收穫的玉米顆粒小了影響觀瞻，由公社換來大顆粒的。
　　全國學大寨，到1978年農業個人年收入僅有133.57元。專家指出：
　　學大寨是國家的大浪費，把農業引向了歧途，把農民推向貧困。
　　十年文革：損害最大的是農業，受害最大的是農村，犧牲最大的是農民。
　　（作者：吳象，三八式幹部，當過抗大教員。1948年創辦《山西日報》，長期任該報的總編輯，後任中央農村工作調研室副主任。）
　　
　　《李維漢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早在井岡山時期，李維漢就是中央的領導人。經歷文革災難之後，他看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集中火力批判“黨內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採用的是法西斯手段。封建勢力由此死灰復燃。他向鄧小平建議：在黨內必須徹㡳地進行反對封建主義。
　　李認為：反封建的問題，是黨和國家帶根本性的問題，如宗法主義、家長制、等級制、終身制、特權、特殊化、派性、個人崇拜——把一個人從小到大、從上到下，都說成是聖人，到處設紀念堂。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就是沿着封建的道路走向自己反面的。
　　李還指出：周恩來也是悲劇，他在文革中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己，就是愚忠，是個人崇拜的典型。
　　李向鄧建議時，鄧滿口贊同，可直到鄧離世，不見有任何實施的音訊。
　　（2003年第3期）

　　李冰封推薦嚴秀（曾彥修）著《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閱讀札記
　　這部記事是從蘇聯土崩瓦解後，收集分析斯大林的一些主要文章。如：《可怕的莫洛托夫訪談錄》，《讀羅曼羅蘭的莫斯科回憶》等。
　　這些文章的史料翔實，分析中肯，能擊中要害，它的權威、真實是其它材料替代不了的。
　　嚴秀對斯大林的評語：絕對的個人專制權威；對人民的超級恐怖統治；純主觀臆想主義，死板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主要的致命的絕症。
　　對蘇聯的大屠殺、鎮壓一千多萬人，應是蘇聯歷史上的恐怖時期。
　　莫洛托夫卻說：一切毫無根據的大屠殺都是完全合理的。

　　《陳昌浩的功過是非》——作者鄢烈山
　　陳昌浩是紅四方面軍政委，他和張國燾、徐向前是川陝蘇區的“三駕馬車”。
　　西路軍失敗，陳受到清算，當歷史迷霧散去時，作者為陳做出有力的辯護。
　　陳不是張國燾的人，在西征路上，兩人在行動問題爭吵不斷，陳不支持張另立中央。
　　陳從來未有過加害毛之心。葉劍英偷走地圖，陳沒有追擊，有人主張打，陳拒絕。
　　陳是否為西路軍失敗負責？西路軍行動是中央定的，不是張國燾的犧牲品，陳在河西走廊奮鬥了4個月，仍回到中央。
　　
　　《信陽事件及其教訓》
　　這是李銳老給《信陽事件》寫的序。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僅7個月，信陽在饑荒中就餓死一百多萬人！
　　信陽曾是“三面紅旗”的先進地區。受到毛澤東稱讚的嵖岈山衛星公社，就在信陽地區的遂平縣。這個公社最早就搞成了半軍事化組織，農民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到廚房用品統統充公，還欺騙性地放出高產衛星——1959年糧食產量只有210億斤，一年的時間就達到了450億斤。這是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業績”。
　　農村到處高徵購。大抓所謂破壞社會主義的罪犯。一些飢餓的偷、搶者，抓住就打死或遊街，中央定性“犯罪”人是“階級報復”，“反革命復辟”。信陽的做法殃及全省，有三分之一的地區牲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
　　李銳呼籲：對歷史錯誤，無論從哪個方面學，都不如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來得更快！
　　信陽餓死百萬人事件，至今還不被中央承認。
　　
　　2003年我離開《炎黃春秋》後，編輯班子的吳思、楊繼繩等人在遭到官方不斷的打壓下，不顧“天條”的管制，敢和監控者爭辯抗禮，2007年發出謝韜以提倡民主社會主義評議大政方針的文章，就表現了他們的銳氣。該文直率的講了社會主義民主、憲政必須實行，這是黨心、民心的巨大渴望。社會反響非常大。緊接着是2013年，《炎黃春秋》在幾期中發了五篇披露我軍醜聞的文章，摸了軍隊這隻老虎的屁股——
　　一篇是何方的《抗美援朝的得與失》，揭示了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的真相，以及我軍以傷亡近百萬的代價，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慘痛教訓；
　　第二篇，《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還原真相：朝鮮戰爭中所謂美軍的細菌戰其實並無其事，作證整個過程是我們在錯疑之後以錯掩錯而有意發動的亂真宣傳。該文是由當事人、中囯人民志願軍衛生部長吳之理撰寫的，他親歷的這一事件記敘非常真實；
　　第三篇是洪振快的《延安時期的特貨貿易》，揭露359旅當年在南泥灣大量種植鴉片，年產五、六噸，向民間出售，為邊區財政賺取開支坑民害民；
　　笫四篇是趙曉玲寫的《1933年四川的兵災》，記述了紅四方面軍進川陝，為開闢蘇區，大搞赤化，征糧派款，濫殺無辜；川軍也來剿共清共，大開殺戒。僅一年間，國共兩軍兵燹通南巴，共屠殺群眾111餘萬！
　　笫五篇是我寫的：《我寫〈林彪傳〉的遭遇》，指出林彪在“9·13”事件中，是被家人誆上飛機的；說黃吳李邱是林彪反黨集團，根本不成立；《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一篇有先見之明的檄文。（成稿前，我走訪過李德生秘書沈永權，他是9.13事件專案組成員，亞療學習班的主持人。他肯定林豆豆在9.13前在北戴河見聞的交代是真實可信的。我還詢問過他審訊王飛、李偉信、魯珉等所謂“林彪死黨”的證言證詞。）
　　人民解放軍是黨的驕子，維繫政權的“偉大長城”，這五篇重磅文章以不爭的事實觸動了“定國神針”，《炎黃春秋》遭到厄運是必然的。

　　然而，當權者又能從打壓中得到什麼呢？這裡，記憶起我一生中耳聞目睹的一段段血寫教訓的故事：
　　1946年2月，十九家民間團體在重慶較場口慶祝國共兩黨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成功，邀請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到會講話，郭、李的講活都強烈要求國民黨認真實行民主憲政，國民黨竟組織一群流氓砸爛會場，打傷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釀成著名的較場口慘案（打砸後我去看過現場）。人們對這一暴行鬱積於胸，緊接着，東北傳來張莘夫事件，重慶6000學生走向街頭，向蘇軍暴行示威；這年底，北京發生沈崇事件，數萬學生上街高呼美軍滾出中國去！第二年，國民黨挑起內戰，義憤的學生組織了數十萬的“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這些遊行示威我都參加了，孕育了我的正義。
　　國民黨政治、軍事雙失利敗落台灣後，仍不改對民主鎮壓的初衷，搞長期戒嚴，製造了“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也是一本敢反專制獨裁的雜誌），拘捕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終於打壓出了一個反對黨——民進黨。當前，這個獨裁的百年老黨，已被民進黨逼到生死邊緣。
　　我原寄望某領導人會站出來對黨的一系列歷史錯誤事件作出公開的、誠懇的道歉，讓我黨出現生機，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袞袞執政諸公沒人有勇氣作為，擔心一說就垮台。我對這些“核心”、“為首的”已絕望，只能告慰我敬愛的杜老和受委屈的同仁，政權可以消失，時間是永恆連綿的，風雨過後就是陽光，我堅信，《炎黃春秋》有朝一日會起死回生的。
　　（201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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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和市場對人的雙重控制，進展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