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讀了很多書，他的讀書品味是比較高的。我去看過趙書房的書櫃，與毛澤東的書房書櫃相比，區別非常明顯。有人很形象地說過：毛的書“都是躺着的，很少站着的”——多是只能平放的線裝書；趙紫陽的書櫃裡就不一樣了，書多半都是“站着”


　　趙紫陽去世後，家屬為何並未要求覆蓋中共黨旗

　　《伐林追問》第111期，2020年6月19日首播

　　◆高伐林


　　關於趙紫陽，關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關於六四，研究專著、回憶錄已是汗牛充棟，我讀盧躍剛《趙紫陽傳》、陳小雅《八九民運史》、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張博樹主編《趙紫陽的道路》等等這些書的體會，也講得差不多。今天我想就四個問題再做些補充，其中有一些是觀眾聽眾提出的，我根據我了解的情況和我的理解做些回答。

　　趙紫陽在自家這間書房裡度過軟禁生涯。去世之後，房間放滿夫婦家人照片，懸掛子女的輓聯。

　　第一個問題，趙紫陽的讀書。趙紫陽在1989年6月下台失去自由，到2005年1月去世，15年半的時間內思想升華，主要不是受他人影響——因為能見到的人不是很多——主要是通過讀書。上期節目我介紹過，王任重出面來諮詢趙紫陽對蘇聯東歐劇變的看法，那時是1990年2月份，趙紫陽所讀的書，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我們不清楚趙紫陽對王任重作過什麼回答，但我估計，若回答，也不會超出馬克思主義範疇。但接下來就不一樣了。
　　1991年10月9日，趙紫陽對宗鳳鳴討論社會主義問題，“發現兩個奇特現象，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未能在社會主義國家開花結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根了。……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成份比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多。”“我們過去實踐的社會主義乃是畸形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不符合的。如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社會設想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並不是建立一個專制政體。”

　　趙紫陽（左）與相交五十年的宗鳳鳴。

　　他們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持續了十年，一直到2000年。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唯物史觀，消滅私有制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等等，趙紫陽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
　　他的談話同伴，還有安志文、李銳、于光遠、廖季文、姚監復等，其中不乏頗有理論素養的人。杜潤生不方便前來，就通過中介與趙紫陽問答。

　　趙紫陽書房裡的書櫃。（高伐林攝）

　　趙紫陽讀了很多書，他的讀書品味是比較高的。趙紫陽的書房書櫃，我去看過，與毛澤東的書房書櫃相比，差別非常明顯。曾有人很形象地說過：毛澤東讀的書“都是躺着的，很少站着的”——多是只能平放的線裝書。趙紫陽書櫃就不一樣了，多半都是“站着”的。有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有內部出版的，更有海外出版的，包括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甚至是我參與編輯的。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列舉了一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保羅·肯尼迪的《世界強權的興衰——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胡績偉、常大林《民主論》，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卡爾·維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阿爾文·托夫勒《權力的轉移》、阮銘《鄧小平帝國》、託名為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實則為所謂“翻譯者”王山自己寫的《第三隻眼看中國》——趙紫陽對此書有嚴肅的批評，在《杜導正日記》中有記載，趙認為此書堅持斯大林毛澤東一套治國理論；此外還有《顧准文集》、署名“保密”、真名是王力雄的長篇寓言小說《黃禍》，亨廷頓的《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他還精讀過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這本書是達賴喇嘛作序。從藏傳佛教義理出發，探索和闡述生命價值、死亡等重大人生問題。

　　軟禁中的趙紫陽愛看書，愛讀報。

　　習近平對外界多次曬書單，引起廣泛嘲弄，“通商寬衣”“薩格爾王”之類口誤也貽笑大方。不過他到底怎麼讀書，我們並不了解，譏評未必切中肯綮。說到趙紫陽讀書——我眼見為實——是極其認真的，自製很多書籤，認真標記。書上有單橫槓、雙橫槓、單豎槓、雙豎槓，波浪紋，三角，單圓圈、雙圓圈、驚嘆號，還有文字批註。盧躍剛看得更仔細，說其中《山坳上的中國》《顧准文集》和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看得尤其深入，標記和書籤密密麻麻。顧準是1974年文革中去世的，趙紫陽把顧准稱作“先知先覺者”“大徹大悟者”，趙紫陽跟宗鳳鳴在1995年到2003年，長達八年裡反覆談到顧准。盧躍剛說，“六四”讓趙、顧走到了一起，一位改革家，一位思想家，兩位曾經的小知識分子共產革命者，由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而人道主義、而自由主義，殊途同歸。

　　布熱津斯基《大失敗》英文版出版之後中國火速翻譯出版，內部發行。

　　盧躍剛特別提到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這本書1989年在美國出版，當年10月中文版就由中國大陸的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版權頁上註明是“有組織的內部發行”。這本書在趙紫陽的書架上很顯眼。趙紫陽在書裡插了33張書籤，畫滿了標記。例如該書前言中一段話：“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間不僅被意識形態的激情所支配，而且更確切地講被一種冒充科學的理論——共產主義的激情所支配……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一脈相承，在歷史上有聯繫，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趙紫陽這裡橫槓、豎槓加紅圓圈加以強調。
　　趙紫陽2005年去世時，據稱遺體上覆蓋了中共黨旗。但據一些人士披露，家屬根本沒有要求覆蓋黨旗——根本就沒留意，只顧着和中辦人員交涉爭取懸掛兩幅輓聯，覆蓋黨旗完全是當局一手操辦。如果按趙紫陽在軟禁中的思想蛻變看，他確實已經遠遠超越了那面中共黨旗了。

　　茶几上是每天服用的藥品，椅背上端留下他戴呼吸器的痕跡。（高伐林攝）

　　第二個問題。不少人，包括我很熟識的、很欽佩的一些中國大陸和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分析推測趙紫陽早就有反鄧、取鄧而代之心，早在“六四”前一年就已經顯露，1989年5月中旬孤注一擲。這一類看法，相信大家能在網上檢索到很多。但我一直存疑，因為我不太相信，按照趙紫陽的性格、理念——關鍵是處境，他會這麼做。

　　張博樹教授。

　　張博樹教授在紀念“六四”30周年的文章中說，趙內心當然不會沒有對權力的渴望，這是人性，尤其當他已經處於那樣的高位。但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趙並非單純戀權、爭權之徒，而是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改革者。趙尤其不可能覬覦鄧的權力。
　　為什麼呢？因為正如盧躍剛所說：趙紫陽與胡耀邦不一樣，胡耀邦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紅軍蘇區的紅小鬼出身，一直在中央工作，人脈深厚，而趙紫陽是1938年入黨，又長期在河南、廣東、四川地方任職，在短暫歲月中還到內蒙擔任第四、五把手，1980年一下提到中央，他在中央毫無根基，在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這些元老都在、都對趙紫陽虎視眈眈的處境中，鄧小平是趙最大的靠山、最大的擋箭牌，甚至是唯一的靠山、唯一的擋箭牌。

　　趙紫陽與胡耀邦的處境有異有同。

　　他自己深知鄧小平對他的權力的重要性，不能失去鄧的庇護。李鵬在日記中也說過：1988年，李先念跟我說，他向小平提出來撤換趙紫陽，不讓趙紫陽當總書記。小平當時說：沒有人嘛。可見趙紫陽早就是眾矢之的。
　　趙沒有建立自己的隊伍，包括體制內官員、軍隊高層、知識分子，恰恰說明他還想仰仗鄧，把鄧視為“中國最大的政治”，而不是奪鄧之權，那樣就等於自尋死路。況且，直到八九學運爆發前和初期，趙仍相信鄧信任他。在這個判斷背景下，趙也不會視李鵬為有實質威脅的權力爭奪者。
　　軍隊會支持趙嗎？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判斷，答案是否定的。有觀眾不相信趙紫陽對軍委主席不感興趣，這是他對中國政治太不了解了。趙紫陽感興趣又能怎麼着？他就算當了軍委主席，能指揮一切嗎？華國鋒不就頂了“軍委主席”的頭銜，他能號令軍隊嗎？

　　鄧小平是趙紫陽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靠山。

　　第三個問題，我在《伐林追問》第105期節目《趙紫陽為什麼執意訪問朝鮮，犯下平生最致命錯誤？》中說到：1989年4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家聽楊尚昆和李鵬匯報，做了臭名昭著的“四二五講話”，肯定了李鵬前一天晚上主持常委擴大會的定性——“動亂”。有觀眾對此強烈表示不認同，認為並不是李鵬主持的常委擴大會首先提“動亂”，而是鄧小平首先提的。這就涉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段公案：鄧小平究竟是哪一天定性並下達鎮壓的方針？
　　前年，2018年，中國大陸女學者陳小雅來美國訪問，我見到她，多次聽她推敲鄧小平究竟是1989年4月23日、還是25日對楊尚昆、李鵬談話，做出“動亂”的定性？而加拿大吳國光教授早在2010年給《李鵬“六四日記”》在海外出版之際所寫的導言，就明確提出這個疑問。

　　鄧小平

　　23日與25日，不就兩天之差嗎？學者們為什麼執着地要追問這個問題呢？要害在於：李鵬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去朝鮮的第二天，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鄧小平表態，究竟是在常委擴大會之前的4月23日，還是常委擴大會之後的4月25日？
　　吳國光教授指出：在中共政治中，一般來說，第一把手的權威，遠遠高於第二把手。而第二把手的主張要壓倒第一把手的看法，極不尋常，必定有另外的極為重大的因素介入。鄧小平的因素在這裡凸現出來。

　　　　吳國光教授。（高伐林攝）

　　吳國光說，這裡有一個重大疑點，那就是：趙紫陽出訪朝鮮走後第二天，4月24日晚上八時，李鵬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確認當前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據李鵬的敘述，出席會議的人員“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這就是說，在25日上午去見鄧小平之前頭一天晚上，李鵬已經不僅把他自己對於學潮的負面看法上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開了貫徹的強硬應對方針，從政治局常委到黨中央機關報，都行動了起來。
　　疑點就在這裡：李鵬為什麼一天也等不得，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鄧小平發話之後再來行動？李鵬有什麼根據，認定鄧小平一定會全盤接受他李鵬的看法？李鵬有什麼力量，能讓政治局常委會一夜之間轉向，從半數人贊成趙紫陽的看法轉變為“一致”接受李鵬的觀點？政治冒險豈不是太大了？即使是總書記趙紫陽，在沒有得到鄧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有這個政治權威這樣行動嗎？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共高層政治中，這可能嗎？這麼做事的人，不僅沒有受到鄧的疑忌，反而得到鄧的信任，這可能嗎？

　　李鵬為何一天也等不得，在1989年4月24日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改變一把手的決策？

　　吳國光說，帶著這個疑團，細讀李鵬此書，可以發現重要線索：李鵬記載，4月23日晚8時半，楊尚昆“鼓勵”李鵬去見鄧小平並答應同去。那麼，是當晚就去了呢，還是直到4月25日上午才去？李鵬沒有明確交待。查《鄧小平年譜》，4月23日、24日兩天空白，“4月25日”則記載為“上午，在駐地同李鵬、楊尚昆談話，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決定，表示完全贊成和支持”。
　　因此，吳國光稱有理由懷疑，李鵬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至於4月25日上午是不是還有一場談話，或者是官方記錄和李鵬回憶，移花接木地把實際發生在4月23日晚上的事，說成發生在4月25日上午，不得而知。

　　1988年，鄧小平與李鵬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交談。

　　吳國光說至少有七條證據顯示，4月23日鄧小平會見李鵬並確定鎮壓方針。我就不一一細說這七條了。其中第一條是：李鵬說，4月24日晚常委會上，“大家意見空前一致”。當晚出席和列席會議的人有哪些人呢？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常委會列席者楊尚昆、萬里，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中央書記處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等。我們知道，在這些人當中，胡啟立、萬里、芮杏文、閻明復、田紀雲，在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上，都是接近趙紫陽的。威信不高的李鵬能有多大能耐，這樣容易地使他們意見空前一致？
　　證據第三條，李鵬說，“萬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貫徹李鵬的強硬方針。萬里始終對學生運動抱持與趙紫陽類似的態度，為什麼政治局常委會尚未開會之前，萬里會同意聽李鵬的呢？眾所周知萬里與鄧小平之間關係密切，只有假設李鵬已經得到鄧小平的密令，以這個名義去要求萬里，才能說得通。

　　萬里對學潮與趙紫陽觀點相似，但是與鄧小平關係密切。

　　吳國光認為，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來，結論就是：在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之前，已經有超乎李鵬的政治權威，針對學潮做了重要決定，確認學潮為“反革命動亂”。這一政治權威，只能來自鄧小平。
　　把政治局常委24日開會之前23日的事，說成是常委開會之後的25日，吳國光認為，這是為了掩蓋鄧小平的獨裁，掩蓋他凌駕於政治局常委會之上發號施令。
　　吳國光的說法，他列舉的七條證據，很有道理。但畢竟都是推論，沒有確鑿的實證。所以我在105期《伐林追問》節目中，因為時間關係無法展開，就還是認定為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會先給學潮定性為“動亂”，而後鄧小平加以確認。這個問題，留待將來公布更多中共檔案。

　　毛澤東與鄧小平。

　　第四個問題，也是關於鄧小平的。上期我說了姚監復稱讚趙紫陽堅守道德倫理，不同於鄧小平，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實際上就是以屈求伸，壓力一來就認錯檢討服軟寫效忠信。網友Peter Shen指出：鄧小平也不完全是以屈求伸。比如在1975年，毛澤東提出要鄧小平主持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哪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也行，但是鄧小平拒絕了，所以導致了後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把鄧小平再次打倒。
　　他說的沒錯，這個問題我還真的考慮過，注意到這件事與鄧小平的一貫做派很不相同。碰巧上個月讀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單少傑教授的文章，他表述得更有條理。
　　1975年，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主持做出一個決議，對文革做一個“三七開”結論。顯然他他對鄧小平不放心，要鄧再做一個誓言不翻文革案的表態。然而這一次鄧小平沒有低頭就範，推說自己在1966—1975的九年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脫離了這場運動，成了一個“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因此，不宜由自己來主持做這個決議。
　　單少傑設問：鄧小平為什麼會有如此表現？是他受得了毛澤東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幫”的氣嗎？是他不願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嗎？

　　中國人民大學單少傑教授對鄧小平不肯服從毛澤東做關於文革的決議，有自己的解釋。

　　單少傑做出了另外一種解釋：鄧小平此時已經知道毛澤東活不過來年了。據毛澤東保健醫生李志綏記述，1974年7月，經國內幾位頂級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毛澤東被確診患了運動神經元症，或稱肌肉萎縮症，預計只能活到1976年。這一診斷結論隨即被匯報到中共高層。周恩來聽了匯報說：“這就是絕症了。”鄧小平肯定也得知了毛澤東的病情。因此，他這時若要決定做出某一重大舉措，就不僅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活着時會有什麼意義，而且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去世後又會有什麼意義。兩相比較，他更看重後者。因為他知道若不出意外，自己會比毛澤東活得長久，有很大概率會在毛去世後大有作為，再也沒人能壓得住自己。因此，就不能只是對行將就木的毛澤東負責，於私來說，應對毛澤東死後的自己負責；於公來說，應對毛澤東撒手後的中國政局負責。
　　於是，他有可能抱着這樣的態度：我不再替您老去背這口文革黑鍋啦！
　　毛澤東惱羞成怒，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4月7日，毛澤東責令政治局做出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在此高壓下，鄧小平只好低頭，於4月8日上書毛澤東表示“完全擁護”，對能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述看法都是我的一孔之見，講出來，請各位觀眾、聽眾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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