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拉克（Piotr Arak）是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韦利娜·恰卡罗娃（Velina Tchakarova）是一家总部位于维也纳、名为“为了有意识的体验”的地缘政治情报公司的创始人。今日10月20日上午，彼得·阿拉克和韦利娜·恰卡罗娃两位研究员联名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研究报告－－“作为冷战 2.0复合型力量的欧盟” 。现呈现其第五部分：第四章：基础设施、能源与供应链, 供君一阅：

第四章：基础设施、能源与供应链

欧盟的基础设施和能源架构正在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煤炭与钢铁时代以来最具深远影响的转型。三股同时发生的力量正在推动这一重组：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这一进程始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断所暴露出的连锁性咽喉要道脆弱性，以及欧洲关于基荷电力的政治共识正在重新调整。这些力量共同推动了一场摆脱对碳氢化合物依赖的结构性脱钩，这构成了一项真正的长期战略资产——前提是欧盟完成巩固这些成果所必需的制度建设和实体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强度数据显示，主要经济体将能源转化为经济产出的效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按照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标准，欧盟每创造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消耗0.05公斤石油当量（约0.6千瓦时）的能源，使其成为三大经济体中能源效率最高的经济体。美国的效率较低，每创造一美元产出，大约消耗0.08公斤石油当量（约0.9千瓦时），比欧盟多消耗约60%的能源。中国的能源强度最高，每创造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消耗约0.12至0.13公斤石油当量（约1.4至1.5千瓦时），约为欧盟水平的2.5倍，比美国高出50%至60%。

如果以进口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衡量，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部能源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欧盟仍然是结构性进口依赖程度最高的体系，约55%至60%的能源消费依靠进口，这反映了其国内碳氢化合物资源基础有限，以及对外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的高度依赖。相比之下，由于页岩革命，美国已经显著降低了其外部风险敞口：进口仅占能源使用总量的约15%至20%，而且在某些燃料方面，尤其是天然气，已经转变为净出口国。中国处于中间位置，进口约占其能源需求总量的15%，尽管其脆弱性主要集中在石油领域，而石油对于运输和工业供应链仍然至关重要。这些差异说明了三种不同的结构性能源模式：欧盟是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体，美国是基本自给自足（而且越来越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国，中国则是一个混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国内能源安全保障，但在关键碳氢化合物方面仍然持续面临外部风险。

能源转型：从脆弱性走向选择自主权

2022年之前，欧盟的能源架构建立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之上，即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将继续保持供应充足、价格合理，而且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如今，这一假设已经被彻底推翻。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约40%下降至2025年的12%。这一降幅是通过减少需求、扩大挪威管道供应，以及欧洲历史上速度最快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的。

2022年之后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威廉港、布伦斯比特尔、埃姆斯哈芬、亚得里亚海液化天然气设施扩建，以及波罗的海连接管道重建——已经打破了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依赖。围绕液化天然气供应多元化建立的政治和商业关系，例如长期承购协议、资本投入承诺以及与供应国的关系，为俄罗斯能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替代选择。然而，欧洲国家仍然继续从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等中间商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些能源的实际来源实际上可能仍然相同。重要的区别在于，欧洲如今在天然气采购来源方面拥有真正的选择自主权：美国液化天然气、卡塔尔液化天然气、挪威管道输送能力、东地中海供应以及阿尔及利亚管道输送能力，共同构成了一个2021年尚不存在的多元化供应组合。选择自主权就是力量：能够以替代供应来源相威胁的能力，改变了与从阿尔及利亚到阿塞拜疆的每一个碳氢化合物供应商之间的谈判态势。

2022年至2024年间，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进口能力增加了约750亿立方米，足以替代战前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全部供应量，而且还留有多余的运营备用能力。

与此同时，东南欧正在巩固其作为结构性进口门户的地位，计划加强希腊雷维苏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设施，并进一步开发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浮式储存和再气化装置，将其建设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区域枢纽，通过天然气纵向走廊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输送天然气。这些投资不仅仅是增加备用能力的措施；它们旨在推动欧洲从紧急情况下的韧性保障，转向在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中维持持续的市场流动性。真正形成强大路径依赖的，是围绕液化天然气多元化建立的政治和商业关系——长期承购协议、资本投入承诺以及与供应国的关系——而不是实体基础设施本身（浮式储存和再气化装置属于浮动设施，理论上可以重新部署）。

与此同时，与管道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正在升级，以确保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能力能够转化为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的输送灵活性。希腊—保加利亚天然气互联管道、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互联管道以及波兰—斯洛伐克互联管道等连接设施的扩建，加上德国南北天然气走廊的强化，正在有效消除欧盟天然气市场内部区域分割的最后残余。其战略含义在于，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能力不再是孤立建设的，而是作为一个一体化系统架构的组成部分进行建设，使新增的液化天然气船货能够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进行套利交易。东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地区正在考虑的另外几个浮式储存和再气化装置项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使液化天然气进口能力成为欧洲能源安全的一项半永久性特征。总体而言，这些计划中的投资表明，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转型，从迅速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量，转向建设一个完全灵活、与全球市场深度融合的天然气进口体系。

基荷电力领域的分歧

欧洲能源观念中最显著的转变与核能有关。在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难之后的二十年里，核能在欧盟大部分地区一直是一个存在政治争议的问题。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确立了一种逐步淘汰核能的共识，而这一共识曾被广泛效仿。此后，这一共识已经破裂。2022年之后，人们认识到对天然气的依赖会造成战略脆弱性，这促使欧洲出现核能复兴，并通过核能联盟框架将其制度化。该联盟于2023年2月成立，最初由11个欧盟成员国组成（现已增至14个），这些国家承诺维持或扩大核能装机容量，其他国家也有兴趣加入。

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多地承认核能是欧盟议程的一部分，支持医用同位素、核燃料制造的供应链安全，以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开发。2026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首份专门针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战略，标志着其明显偏离了此前对核能采取的更加谨慎的态度。

在整个欧洲，核能正在经历一场不均衡的复兴。在法国，最重要的项目是新一代欧洲压水反应堆机组计划，拟建设至少六座反应堆（并保留进一步增加的选择），旨在替代老化的核电装机容量，并稳定长期核电产出。这一举措撤回了此前关于逐步淘汰核能的言论，并重新确认核能是法国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柱。在中欧和东欧，波兰正在启动其首个核能计划，以西屋电气公司主导的先进非能动压水反应堆项目为核心，同时与韩国合作伙伴就增加核电装机容量展开平行讨论，这标志着欧洲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新建核电项目扩张之一。捷克共和国正计划大规模扩建杜科瓦尼核电站，并为新机组选定了韩国水力原子能公司的技术。匈牙利正在推进保克什二期核电项目，但2026年的政府更迭引发了一个问题：谁将取代俄罗斯成为技术供应商。罗马尼亚正在扩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并投资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可再生能源整合的挑战

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和水能——已经大幅扩张。欧盟的“欧洲能源再赋能计划”提出，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45%，高于2021年的22%。这种扩张在结构上有利于战略自主：风能和太阳能不需要进口燃料，不存在咽喉要道的脆弱性，而且边际成本不断下降。然而，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带来了电网稳定性方面的挑战，如果没有可调度的基荷电力或大规模储能部署，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一些成员国认为，同时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并不矛盾；这是实现全面脱碳并保持战略韧性的唯一技术上连贯的路径。德国于2022年7月通过的“复活节一揽子计划”立法，目标是到203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电力供应的80%，同时将其剩余三座核电站的运行期限延长至2023年4月。然而，尽管能源危机重新开启了有关核能的辩论，德国仍然继续实施核能淘汰计划。因此，该国的发展路径从技术互补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迅速规模化扩张，并通过市场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提供系统灵活性。这种结构更容易受到燃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但在政治上仍然符合能源转型的承诺。

越来越多的欧洲政策分析，包括欧洲气候变化与可持续转型圆桌会议的研究，认为在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的系统中，核心制约因素不再是装机容量，而是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充足性和灵活性。当风能和太阳能在发电量中的占比上升至50%至60%以上时，在发电高峰时段，其边际价值会急剧下降，而在低风速和太阳能发电不足的时期，稀缺性定价会更加频繁地出现。这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自我蚕食效应”，即如果不同时投资于电网、互联互通、需求响应和可调度发电能力，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就无法按比例提高系统可靠性。在这一框架下，电力系统越来越依赖灵活性资源，而不是能源总量，从而使关键政策问题从建设多少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转变为如何确保在可再生能源产出长期低迷期间拥有可靠的供电能力。

电池储能正在短时储能领域迅速扩大规模。自2021年以来，欧盟的储能容量增长了约十倍，到2025年底，整个欧洲的储能容量达到略高于100吉瓦时的水平，如今已能够平抑日内太阳能发电高峰和价格波动。但当放电时间超过四至六小时后，其经济性就会急剧恶化，使得低风速、低太阳能发电时期持续数天和季节性的电力缺口，必须依靠抽水蓄能和长时储能等技术来弥补，而这些技术在大规模应用方面仍然不成熟，或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因此，储能最好被理解为稳定、可调度发电能力的补充，而不是其替代品：它可以削减峰值负荷，但目前还无法为持续数周的供电充足性裕度提供保障。

在欧洲层面，这已经转化为一种日益增强的认识，即容量保障机制、跨境互联互通以及稳定的低碳发电能力，正在成为对系统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虽然交通运输、供暖和工业的电气化预计将显著增加电力总需求，但它也会通过加重供应短缺的后果，提高间歇性供电的成本。因此，即使在雄心勃勃的脱碳情景下，电力系统仍然需要一个规模庞大的可调度发电能力骨干体系——无论其来自储能、核能、水电、生物质能，还是天然气和氢燃料发电厂——以维持供电充足性裕度。即使基础技术组合几乎完全摆脱煤炭和天然气，欧盟27国的可调度发电总装机容量仍然显著稳定在约420至510吉瓦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的各种发展路径都趋向于认为，到本世纪中叶，需要一个具有这一数量级规模的稳定低碳或可调度发电骨干体系。这并不是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方案，而是使可再生能源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性条件。

供应链与战略主权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美国与中国技术脱钩的加速，暴露了欧盟最深层的供应链脆弱性：在支撑民用工业生产和新兴国防能力的半导体投入品、关键原材料和先进制造零部件方面，严重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商。欧盟的立法回应——《欧盟芯片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代表了欧洲工业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制造业回流和供应来源多元化计划。

2023年9月通过的《欧盟芯片法案》调动了430亿欧元（490亿美元）的政策驱动型投资，目标是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半导体生产能力中的份额从2020年的约10%提高一倍，达到20%。其战略逻辑是防御性的：先进逻辑芯片（10纳米以下）对于人工智能、国防系统和工业自动化至关重要，而欧盟目前尚未实现这类芯片的规模化生产。台积电宣布建设的德累斯顿工厂、英特尔的马格德堡工厂（尽管后来被取消），以及意法半导体在克罗勒的扩建项目，构成了这一建设计划的第一批项目，但从项目宣布到实际投入生产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2024年4月通过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为34种关键原材料制定了欧盟内部开采、加工和回收目标。这些基准具有重要意义：到2030年，欧盟必须在其每年消费的战略原材料中，至少有10%来自内部开采、至少40%在内部加工、至少25%通过回收获得，其中包括锂、钴、镍、锰和稀土元素。仅就锂而言，在电动汽车和电网储能电池生产的推动下，预计到2030年欧盟的需求将增长至原来的12倍。目前，欧盟的锂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比例不到1%，而约56%的锂加工集中在中国。

这里的战略脆弱性并非理论上的。中国于2023年8月对镓和锗实施出口管制——这两种材料对于半导体和红外光学至关重要——表明关键原材料供应高度集中的情况具有被用作胁迫工具的潜力。欧盟77%的镓来自中国。作为回应，欧盟委员会已经选定60个战略项目，其中47个位于欧盟内部，13个位于第三国和海外领土，以加快开采和加工，并宣布将在2026年成立欧盟关键原材料中心，协调联合采购、战略储备和供应链监测。然而，采矿和加工项目通常需要长达15年才能成熟，而《关键原材料法案》并未承诺提供公共资金，以保证按规定价格形成需求，因此在政策雄心与实际供应安全之间留下了缺口。

坦诚的战略评估必须指出欧洲工业政策只能争取时间、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领域。在清洁能源制造业，中国生产了全球约80%的太阳能组件、超过75%的电池单体，以及约70%的电动汽车。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不是由补贴驱动的，而是结构性的，根植于垂直整合的供应链、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长达十年的工艺工程优化，以及仍然仅为欧洲劳动力成本一小部分的工资水平。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反补贴税暂时抵消了价格差距，但并未消除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中国控制着全球约85%的稀土精炼能力和60%的锂精炼能力。《关键原材料法案》的目标是必要的，但欧洲采矿项目面临七至十五年的许可审批周期，而且该法案并未承诺提供公共资金来保证承购价格——这种机制本可以降低私人投资面对中国削价竞争时的风险，而正是这种削价竞争在2012年至2018年间摧毁了欧洲的太阳能制造业。在造船业，中国建造了全球一半的商船吨位；欧洲造船厂已经收缩到一些利基细分市场，其规模不足以支持可信的海上战略态势所要求的海军扩张。这些领域需要一种有管理的依赖战略：多元化供应来源、建立储备、发展回收能力，以及持续的关税保护，而不是宣扬自给自足的叙事。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领域——制药、航空航天、化工、机械和奢侈品——任务是防御。在欧洲存在结构性弱点的领域，任务则是在现实的时间表下开展有管理的竞争。

工业基础：正在崛起的硬实力制造业

欧盟的工业基础正在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以来最重大的重组。三个同时进行的进程正在重塑这一基础：“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带来的国防投资激增、欧洲国防工业计划推动的军民两用技术整合，以及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和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补贴竞争而采取的更广泛工业政策回应。

“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于2025年3月启动，计划在2025年至2030年期间调动8,000亿欧元（9,150亿美元）的国防投资，通过联合采购、扩大生产能力以及永久性地建立欧洲国防工业合作机制来实施。实际执行中的挑战不是资金，而是生产能力。欧洲的炮弹年生产能力已经从2022年战争开始前的约30万发，提高到2025年底实现200万发的目标。这相当于扩大了六倍，是通过《支持弹药生产法案》机制实现的，该机制为14个成员国扩大生产线提供共同融资。

军民两用的逻辑——即技术同时具有民用和军事用途——是欧洲工业政策战略依据的核心。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推进技术和太空发射能力，都同时拥有商业市场和国防应用。欧洲国防工业计划框架明确将“欧洲地平线”计划的民用研究资金引导至军民两用成果，建立了一条利用民用研发预算实现国防成果的创新渠道，而不需要另行设立专门用于国防的平行资金渠道。

欧洲国防生产的激增正面临劳动力瓶颈，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资本投入的速度。科尔尼咨询公司估计，如果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与北约修订后的发展轨迹一致——到2030年，整个欧盟将需要额外约76万名技术工人。现有劳动力正在迅速老龄化：近四分之一的国防部门雇员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许多人正接近退休年龄。武器制造商突然获得大量订单，正在争夺程序员、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熟练技工，而这些人才在民用工业领域拥有具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通常也不会被武器生产职业所吸引。作为回应，捷克共和国的公共广播集团等企业已经将工资提高了8%至10%，并建立了内部培训学校，而法国的德法防务集团近年来扩大了工作班次，并将年度招聘人数增加了50%。

如今，硬实力制造业最具活力的前沿领域并不是传统武器平台，而是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赋能的作战网络，以及低成本、可以承受损耗的无人机——乌克兰已经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活实验室。2025年，欧盟开始从结构上将乌克兰国防工业整合进自身的工业生态系统。乌克兰已被正式承认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合作伙伴，使乌克兰制造商能够全面参与欧洲联合采购、融入供应链，并参与高科技国防项目。欧盟—乌克兰国防工业合作工作组于2025年5月举行首次会议，负责协调乌克兰参与“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和欧洲国防工业计划，促进有关能力和瓶颈的系统性信息交流，并利用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塑造欧盟的技术路线图。欧洲国防工业计划条例还向一项乌克兰支持工具拨款3亿欧元（3.43亿美元），旨在推动乌克兰国防部门现代化，并支持其与欧洲制造商的整合，同时为“加速国防供应链转型基金”设定了至少1.5亿欧元（1.72亿美元）的资金规模。2025年被证明是一个取得突破的年份，开始解除长期以来限制欧洲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合作的障碍。整合的战略逻辑——将重新武装的乌克兰作为欧洲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使其成为欧洲企业经过实战检验的创新来源——如今已经得到广泛接受。

泛欧交通运输网络作为地缘政治基础设施

泛欧交通运输网络是欧盟互联互通战略的实体体现。这项计划需要7,000亿欧元（8,0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连接欧盟内部各个节点的同时，也将周边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西巴尔干国家和格鲁吉亚——纳入欧洲物流架构。2024年6月通过的修订版《泛欧交通运输网络条例》，将欧洲交通走廊延伸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领土，把敖德萨、利沃夫和基辅纳入欧洲核心网络。

基础设施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地缘政治。一个国家的公路、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一旦与欧洲标准和供应链相融合，其战略方向就会在任何正式政治决定作出之前受到塑造。泛欧交通运输网络的九条核心走廊，包括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走廊、北海—波罗的海走廊、地中海走廊以及莱茵河—多瑙河走廊，建立了实体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提高了任何成员国或候选国重新调整战略方向的成本。

战略性相互联系：从工业雄心走向基础性韧性

规模达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弹药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欧洲国防工业计划实现的军民两用技术整合、中小企业供应链的动员，以及乌克兰国防工业的结构性整合，都表明一个真正的欧洲硬实力制造业基础正在形成。然而，这些雄心无法在真空中实现。它们依赖于必须同时发挥作用的三个基础层面：安全、负担得起且多元化的能源；关键原材料和先进零部件的韧性供应链；以及能够在整个欧洲大陆迅速运送部队和军事物资的实体交通基础设施。

欧盟已经从一个依赖能源进口的集团，转变为一个在能源采购来源方面拥有真正选择自主权的集团——这一转变是由与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结构性脱钩、前所未有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荷电力自主权的恢复所推动的。如果没有能源安全，工业电气化、芯片制造厂的运营以及弹药产量的激增，都仍然容易受到胁迫。贯穿全文的核心论点是，欧盟的硬实力制造能力有多强大——或者有多脆弱——将取决于支撑它的能源、原材料和物流体系有多强大或多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