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看病难，是中国人太多医生太少吗？不全是，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显示，每1000人拥有的医师，中国为1.5人，美国为2.4人；中国6842个人有一个妇产科医生，美国4762人有一个妇产科医生。差不太多。但中国的医生，地区之间差异极其明显，而全美各地医生的医疗水平基本持平
老高按：由于父辈从医，同辈、晚辈中在国内和在海外当医生者更多，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多次住院，对医院比别人接触和了解更多一点（当然都是老黄历）；随着年龄增大，身体出现的问题更多，对医疗问题更为关心。国内民众将医疗列为新三座大山之一（另外两座，是教育与住房），从亲朋好友来信来访中提到這方面的情况、所发的各种怨言也格外多。
最近接到国内朋友转来的范雨臣的文章，讲述他在中国求医和以色列治病的经过，读之怵目惊心。一位年长的朋友也读到范雨臣这篇文章，告诉我：“读着读着，我流下了眼泪。我为什么流泪？我为我们民族的品性与行为的堕落与邪恶流泪。那些表现，我太熟悉了，几乎已经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
“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政改不政改的问题了，而是，人，整个儿地变异了。哪怕今天北京就动手进行政改，哪怕中国的政体改得比美英法德更好更完善，……人心、人品、人性、人格都已经这样了，民主与自由正好给人们提供了尽情干坏事的空间。”
（这是激愤之辞，万维上最近恰巧在争辩什么反华、仇恨言论，此公此言纯属巧合）
另一位晚辈亲人，曾多次去过以色列，还在那里当过很长时间的义工。也读到范雨臣这篇文章，写信给我说：“I have been to the hospital many times with patients when I volunteered in Israel, and also went there one time myself when I was sick. It has always been great. Doctors there are excellent. ”
范雨臣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经历与见闻有多大普遍性？我说不清。但是正巧读到《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明的一篇文章，他（她？）在全美排名第二的诊所——克利夫兰诊所学习了近一年时间，有了切身体会来比较中美两国的医疗体系，并尝试对原因做出分析。这篇文章与范雨臣所讲的事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也能参照，附在后面，供网友们一并参考。
游走于两国的求生经历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范雨臣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每逢提笔又都犹豫起来，我常问自己，我真地又活过来了吗？
话从2011年说起，盼望已久的清华百年校庆及入学50周年终于到来了。北京的几位同学从几年前就开始张罗聚会。当年工宣队进校后匆忙毕业。尔后各奔东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联系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怀旧心绪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与日巨增”。“怀旧”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称为“怀旧病”或“怀乡病”。人一上岁数就都毫无例外地害这种病。
聚会上的兴奋、激动没几天就过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东西，回家各过各的日子。到了古稀之年、通过这次校庆聚会才刚刚体会到“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6月份，我们单位组织体检。这是个机会，我已多年没体检了。（我出国到以色列后，由于每年都给单位如数上交“人头税钱”，所以单位一直为我保留位置。直到60岁办了退休，才停交。）
随当年的同事来到宣武医院体检。不料，被轰了出来。原来这些年院里划定了新的“阶级成分”，各种待遇都严格按“阶级成分”赋予。同是院里的职工，体检分三个等级：1）院长、院士在北京医院体检，2）教授在宣武医院，3）剩下的“杂烩”在海军医院。30年前当我出国时，职称是副教授，自然就划入了“杂烩”级别。我倒不介意这个级别，只要能体检就行。来到海军医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挤在里边（我院的退休人员约有1500多人）。每一项检查都排长队。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后，加塞的太多。一赌气，不查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癌体已9×6cm，已严重挤压了气管、肺和心脏。从海军医院回住处的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里？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卫生间，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拍打脑门、试图使自己清醒过来。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拧脸、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验证我是否在做梦。反反复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一夜。眼见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当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不是做梦时，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的大夫曾当场给我填了住院单，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见此情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专“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慢慢地闭上眼睛。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就是打入显影液的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一院，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两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胶片，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整个对话中，除了我最后一句带有情绪以外，我的语气一直非常平和。我一个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气，早晚会有人会替我出这口气。
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李简的学历：他毕业于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尔后去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了个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这所学校根本就不设硕士、博士学位。这所创立于1972年的私立学校是面向偏远山区、培养医普人员的学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余600多名学生都是医护专业的大专生，在日本大学排名327（日本41CU给出的数据），一所正经的杂牌大学，还好，不是野鸡大学。如果李简真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文凭，单凭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个论文博士。当今人们常把论文博士称为五不博士（不听课、不考试……）。如所周知，在正经的大学里靠念学分攻读博士，起码得好几年。这位李简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专家，原因很简单，靠的是当官，他是北医一院的外科主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适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简，他们的反应都是轻轻地把嘴一撇。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这所医院曾拯救过母亲的生命，我们整个家族都对这家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外挂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
回顾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经历，许多项目都是从“无知”干起。经验告诉我，面对新项目应先从AP（Academic 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下手，用它入门，然后再读专业杂志，最后达到学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时，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钻研一门跨度极大的新学科---胸腺癌。还好，我的住处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经过10天的苦读，天天从早8：30到晚9：00，最后心里终于有了数：首选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手术，我的年龄还允许手术。
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若在以色列手术，虽然没有中国的一些弊病，且医疗水平高出中国许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苏联移民（以下称俄国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会体验，这些俄国人的品质极坏，那坏劲儿几乎和某些中国人一模一样。30年来在以色列只结交了一名俄国朋友（参见我的博文《一朵盛开半个多世纪的红莓花》/alumni/forum/showThread.do?forumId=10018507&threadId=1154447）。如果说手术是大江大浪，术后护理是小河沟，弄不好很可能在小河沟里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表明，还真在小河沟里出了问题。
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不跟他置气。就在我怏怏举步出门之际，一名副院长迎面而入，随后屋里传来女人轻快、欢畅的笑声。声音甜美、柔润，犹如发自天堂。阵阵笑声犹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过来，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话从另一头说起。
这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老伴同我一起回国，她也是清华的。完事后，她先回了以色列，为的是趁暑假之际与孙子孙女们玩耍。由于这次回国呆的时间较长，来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担心他们到时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约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打电话到我以色列的家里询问。老伴对他说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赶紧把CT结果发给他、立即帮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给患者的是光盘，不是大胶片。）我赶紧带着U盘和SD卡到医院拷贝，本来非常容易的事，却死活做不来，我说我可以交费，他们义正词严地说没有这项业务。约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来中国取CT结果，并说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积累了很多点数，不用掏机票钱。我和老伴都急了，赶紧劝他不要这样，因我再过一个多月就回以色列了。两天后当再我接他电话时，惊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馆里，他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我说趁他这次来京，带他在北京转转。他说当晚就走，并执意不肯我去机场送他。我走出旅馆约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视我、并向我挥手。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亲、一位二战前的奥地利移民，他母亲是第三代乌克兰移民（乌克兰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4个孩子的婚礼我都参加了，还好，目前在他的家族里还没有俄国人。
凌晨2点，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刚一出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手机就响了，老伴说依马努埃尔正在机场等我。我禁不住对老伴发起火来，责怪她不应该把我的病说得谁都知道，麻烦人家。老伴委屈地说她只告诉了约瑟一人。依马努埃尔这个英国移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他们正在帮我与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联系。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统的全国任一家医院就诊，不受地区限制。此外，独立于医保系统之外，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医疗中心，专门接收从各个医保系统转来的病人。中心设备齐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两位秘书均是20来岁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头发、兰兰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发大眼，一说话就笑。说实话，这二位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美丽动人。通过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们的心灵比她们的容貌更美，对我耐心真诚的帮助比她们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个就医过程中，以她们为代表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俄国人除外）表现出的是对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我身上尽力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两处中心都很大，特拉维夫那家，从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钟，汽车在中心内有很多站。贝尔筛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从一端到另一端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里边往往晕头转向。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每名拉比都能把犹太的“四书五经”---圣经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页）近乎倒背如流。作为医学拉比，除了精通犹太文化、品德高尚外，还需精通医学，他们都是名牌医科大学博士出身，现今都是医学教授。医学拉比不参与具体治疗，只对医疗做指导。作为三位一体（精深的犹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学知识）的医学拉比能非常客观地从病况出发，正确给出判断，有效阻止了医疗中的误判和错判。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医学拉比判断，只当病人提出时才受理。像所有专职的神学拉比一样，医学拉比也分不同的层次和档次。以色列朋友告诉我，我的医检档案已呈交给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菲若尔。
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全体以色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能有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今的卫生部长是谁，但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菲若尔是谁。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阿隆·本·嫩大夫，号称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 One。周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慕名前来就医。阿隆·本·嫩大夫本人虽不信教，但他对菲若尔的指示言听计从、心悦诚服。（在以色列，人们往往像敬奉神一样地敬奉高级别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别拉比的手，是一生的荣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儿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儿子”，是他的姓。如雷贯耳的大卫王的姓也是“本·嫩”。作为大卫王子孙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却与大卫王的暴烈、张扬截然相反，说话沉稳，很具耐心。这位第二代荷兰移民一边指着计算机上的图像，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病情。有令人高兴的，比如癌体未浸润周围组织。也有令人忧虑的，比如经穿刺活检，发现癌体是恶性的。此时无论听到多么忧虑的，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只能壮着胆儿、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在第3次与阿隆大夫谈话时（这是预定谈话的最后一次），他反复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搜肠刮肚问了所有想问的，但还是担心有遗漏。我请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这样，在术前总共进行了4次谈话。至此，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日期也定了。
按计划，应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住院。从家去医院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不知怎么回事儿，自打上了岁数后，添了许多穷毛病，最令人心烦的就是只要一紧张，屎尿必来，而且还是急茬儿的。为了避免在汽车上出问题，出行前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尽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别紧张，但还是老想明天手术的事，大夫曾对我说要用电锯把胸骨从上到下全部锯开，最后再用7道钢丝把胸骨绑紧……想着想着最怕发生的事还是来了，忽然间屎尿齐涌，立即进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紧急状态，不得不求司机停车。司机是位埃塞俄比亚移民，态度挺好，但由于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必须行进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约还得15分钟后。好家伙，熬这15分钟如同熬15个小时。车还未停稳，我就冲入路边深草，说时迟那时快，“噗”地一声，势如破竹，哇！那叫一个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则著名的成语——“粪发涂墙”。透过草丛间隙向汽车望去，车上的乘客正冲我会心地微笑。
入院后，护士告知明早不可进食、须于6：30之前洗好澡、静候。次日，两名俄国壮汉准时推来一张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俄国人今日终于出场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充满了对我、非白人的蔑视和鄙视，今天，他们居然连句话都懒得说，用手比划。可是他们在西欧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颜媚骨，与中国下层官员见到上层官员时的哈巴劲儿一模一样。我躺在行进的床上，看着屋顶天花板上的光影一个个向后滑闪，听着车轮与地砖相碰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不禁联想起40多年前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时的情景，当年曾发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却由“未能被我们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别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来解救。
进入一道大门后，两名工作人员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由于紧张，报码时直打磕绊儿。老伴儿赶紧帮忙，被立即制止。他们坚持要我自报，然后二人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像是签字。之后，又分别由另外两拨儿人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
进入手术室后，两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动起来。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岁，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岁。谢天谢地，在关键的人物中没有俄国人。约7：30，大夫说开始打麻药，只觉左手臂稍有点疼，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手术室外，老伴儿密切注视大厅上方屏幕的变化：“范雨臣入手术室”……“范雨臣开始手术”……“范雨臣手术中”。此后几个小时无变化。约1：30，屏幕上终于跳出：“范雨臣手术结束”。老伴儿立即紧张起来、全神注视手术室大门。此时她忽觉身旁似有人蹲下，侧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对老伴儿说（老伴儿正坐在沙发里）“纳开－阔尔比赛得”。“纳开”的意思是全部切除干净，“阔尔比赛得”的意思是手术进行非常顺利。老伴儿连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每次送来时都挺热乎，且质量很好。老伴儿很快发现，在医疗中心楼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费提供简单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费提供正餐。一天下来后，老伴儿还发现无论志愿者的饭、还是楼下教堂的饭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给病人的饭每次都剩下许多份儿（病人免费用餐）。此外，院方还为陪住人员提供冰箱。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未完待续）
最后修改于：2013-04-21
感谢诸位的关心，有诸位的祝福，我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
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详谈“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手术免费。
4）住院免费（包括用餐）。
5）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20年前是每月交 82谢克尔（1谢克尔＝1.7元人民币），现今是每月交101谢克尔。如有工作，这钱从工资里扣。如没工作，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10100 谢克尔／月）。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同样也绝非“贵宾”待遇。
中美医疗差距在哪里？
龚晓明，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年05月15日
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10多年，我已经习惯了繁忙的临床工作，拥挤不堪的门诊，炒号的黄牛，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司空见惯，甚至认为医疗工作就应该是这样。
2012年我用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来到美国参观学习，这一年时间，除了学习医疗专业的知识，更是看到了中美两国医疗的差别和不同，认识到美国的医疗服务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去的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是在全美排名第二的诊所，拥有全球知名的妇科泌尿专科诊疗中心，但是刚刚到医院的时候，我发现就诊的人群并没有想象中的拥挤，宽敞明亮的大堂看起来像酒店，门诊病人不像协和那么多，候诊区环境也非常舒适，就诊的时候每个病人都可以安排一个单间。我开始还以为医院病人不多，但是工作了几天后发现，来我们科的患者几乎全是妇科泌尿专业的疑难疾病患者，每年妇科泌尿手术的量超过了协和。患者和专家沟通的时间也不算少，初诊30分钟，复诊15分钟，专家不仅在专业技术上非常深厚，而且对病人的态度非常友好。从带我的主任和患者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中，我看到了融洽的医患关系，对比在中国，老百姓去协和看病时，通常是三五分钟就被打发走，在美国，病人去看专家门诊简直堪称是享受了。
我因此在努力思考差别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说中国人太多，医生又太少，必须这么看病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这是人口的问题吗？不全是，世界银行2010年的数据显示，以每1000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量计算，中国为1.5人，美国为2.4人，两者差距并不悬殊（同期全世界每1000人拥有医生最多的国家为古巴，达6.7人）。专就妇产科来说就更加不成立了。中国人口13亿，2008年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统计显示，中国已有19万妇产科医生，相当于6842个人拥有一个妇产科医生，这个比例和美国2亿多人口，注册的妇产科医生2009年统计为4.2万人，平均每4762人拥有一个妇产科医生相当。
区别在于医生服务的质量，我们中国的医生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协和作为国内顶级的三甲医院，在国内拥有最知名的专家，而到了偏远地区或者县级医院，医生水平就和协和的相差甚远。而在国内各地，还存在着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等级之分。
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存在，全美各地医生的医疗水平基本是持平的，大城市与小镇、大学医院和专科诊所并没有显著差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去查塔努加(Chattanooga)，一个位于田纳西州的不起眼的小城，拜访美国妇科腹腔镜医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 Laparoscopists，简称AAGL）的前主席刘宗源(C.Y. Liu)，作为全球知名的妇科专家，他居然不是在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内执业，而是在街边租了一栋楼，和一个自己的学生合伙开设了妇科专科诊所，在诊所看门诊。如有病人需要手术，就去一个邻近的社区医院做手术。在美国，医院是不分层级的，有很多这类私人开业的妇产科诊所在满足着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持平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全美国的医生在临床方面基本上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就以妇产科为例，美国妇产科学院（The 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简称ACOG）发布全美的妇产科规范，让全美的妇产科医师去遵循。而在其他专科，比如神经内科、肿瘤科，也都有类似的极其全面的规范和指南。
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不得不去谈美国的医学人才培训体系。
越是了解美国的医疗体系，我越是钦佩其百多年来建立的医疗人才队伍培养体系的合理性。从1893年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开始实施住院医培训制度，这项体系很快在美国得以系统推行，并沿袭至今。在美国要成为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必须要经过全国性的考试和Match（即医学生与申请医院进行面试、匹配——纽约时报编者注），获得住院医(residency)的机会，进入为期四年的住院医师培训阶段，在住院医结束以后，通过执照考试，才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住院医不算是固定的工作，在毕业以后面临着三种职业前景的选择，可以去医疗机构找工作，可以自己开业，也可以进入到2-5年的专业医师(fellowship)培训体系中，向某一个专业进一步进行深造，真正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在美国，无论是住院医师培训还是专业医师培训，其终极目标都是要让医生在毕业以后就成为独立的医师，因此在培训期间有明确的要求，以妇产科为例，需要在四年住院医结束的时候，可以独立开展产科工作以及一些类似于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全国范围的医师培训遵循同样的培训标准，对于妇产科医师，ACOG基本上提供了各家培训中心需要达到的标准指引。这样的培训体系，源源不断地为整个美国输入质量比较均一的医疗服务人才，在美国各地，妇科泌尿专业有30个左右的培训中心，每个中心每年招收一名fellow，在全国范围 内，大概有200多名专科的妇科泌尿医师为全国的医师提供妇科泌尿的专家服务。
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国内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可以帮助年轻医生成长的培训体系。以我个人为例，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15年，作为外科系统的医师，我大概花了十年左右才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手术的医师，而在美国这个过程就是住院医培训的四年。在协和医院，病人基本上是奔着专家去看门诊做手术的，全部的体系似乎也是围绕着专家在转，住院医师在门诊主要的作用是帮专家写病历，并没有积极参与诊疗。
能进入北京协和的医学生已经是幸运儿。中国的医护人员流动性极差，进入到一个工作单位，和工作单位一签约大概就定了终生，在这样的培训体系下，医院的水平也就决定了医生的水平，全国医院之间的差别很显著，在协和是协和的水平，到县医院则是县医院的水平，全国医院参差不齐，也就使得医师和医师之间出现了显著差异。此外，各家医院之间对于同一疾病也没有统一的规范。作为病人，尤其是患疑难重症的病人，总会有在全国范围内找到最好的专家为自己治病的心理，这也使得病人对大医院趋之若鹜，而小医院则没有病人。这样一想，协和的门诊人挤人，而人家门诊很舒心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以前，协和刚刚创建之初，交通还没有现如今这样方便，但是现在只要你愿意，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在一天之内到北京，去协和医院看病，供需矛盾就日渐突出。
身处协和，做一个专科的医师，很多患者需要我。离开协和看外面的世界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状态的异常，因为供需矛盾的突出，我的7元的普通门诊号被号贩子炒到1000元，我甚至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的实际价值似乎很高。但是，作为老百姓一方，却是痛苦万分，为了看我的门诊，甚至有在零下10度的大冬天通宵排队的，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是当老百姓有医疗问题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可以为他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
看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我认识到其实导致中美之间差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医师培训体系。其实，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建立起了医师培训体系，放眼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体系。对中国医师来说，最关键的准入门槛是在医科大学取得本科学历后，须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然而，中国医生在专业实践能力方面缺乏考核，不具备像多数国家那样的要求去多个科室轮转以汲取治疗经验的硬性要求，造成“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问题比比皆是。
虽然自2008年来，上海首先开始尝试卫生主管部门部署下的住院医师轮转培训，随后北京、广东、湖南等地也陆续开始实施。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目前的问题，现在轮转的住院医，三年的工作并没有培养起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恐怕也就学会了写病历、开化验、拉钩和简单的小手术，即使回到工作的医院，也不能实质性地提高其未来工作单位的医疗水平。
国内的大型三甲医院与协和类似，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围绕着“专家”转的运作模式，如何打破这样的利益格局，重新建立起符合全国患者利益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呢？
个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参考全球其它国家，建立起全国性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由各专科学会审核批准各个住院医师培训基地，以最终培训出独立工作的医师作为对基地的考核目标。
开放医师多点执业。公立医院和专家要将教学作为第一要务， 把重点转移到培训合格的医师上来。同时，要允许专家在民营医院或自己开设的诊所里面多点执业，让专家在第二、第三执业点按照市场的规律实现个人价值的体现，在公立医院则要做好培训的工作。由此，我也同意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出来，全部交给民营医院来运作。
取消医院级别评审，目前的医院等级评审实际上诱导了病人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求，应该学习多个国家，让知名的专家就在街边的诊所里面也可以找到，这样病人就没有必要非要跑到协和这样的地方来找专家。
最后，取消手术级别分类等限制医院发展的制度，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保障医疗安全，但是看国外，只要经过了一定培训，取得资格证书的医师，就不存在在哪不可以做什么样手术的问题，只要医院有条件、医师资质有保障，就应该允许民营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开展一些高难度的手术，就像在查塔努加的社区医院可以见到全球顶级的专家手术一样。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协和作为国内现代医学的缔造者和见证人，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应该思考要建立起一个医疗培训基地，作为全国其它医院的榜样；要思考如何经过我们医院的培训，能让住院医、研究生和进修医生能够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我们只有不断为全国的医疗市场输出合格的人才，也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就医难的现状。希望看到有一天，老百姓不必再千里迢迢来协和，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为自己提供满意医疗服务的合格医生。
龚晓明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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