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中日史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而民间，则流传着很多不实之词妨碍形成准确的民族记忆


　　老高按：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共在上个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都基本上闭口不提，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打上鲜明的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印记，确凿史实与不实传言混杂。尽管海内外先后出版了张纯如、拉贝等不少人的回忆录和研究专著，但是在一般人头脑中，还是存在许多模糊甚至错误的认知。相信下面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看法！


　　谁掩埋了遇难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七个重要问题

　　言九林、隋风，《腾讯新闻·短史记》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产生的国际影响很有限。（1）
　　在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影响最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者，当属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该书的缘起，可参考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的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2）
　　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

　　图：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已获得500余份资料，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杀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3）
　　为调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蒋在文章中承诺：“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稍后，蒋又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及至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一九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外，大屠杀也出现在了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之中。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有一些变化。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故而出现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错误认知。比如，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错误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当薄弱。专业书籍方面，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此书以“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教科书的内容也在变化。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5）显然，他读到的教科书，与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为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并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为显学，大量的资料集和专著相继问世。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与研究，已渐趋回归正常。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如今，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双方学者的论文定性一致，“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关于前者，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6）
　　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关于后者，日方学者意见颇多。比如，有日方学者认为，“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 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8）这可能是“30万”这个数据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喜欢通过强调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他们称之为“残败兵”）所带来的“治安威胁”，来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这当然只是狡辩，并不成立。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中国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9）
　　这些滞留士兵与南京市民，自发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据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回忆，他在南京下关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日军士官。该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10）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11）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12）
　　不过，因缺乏有效组织，总体上来说，抗击只是一种零星存在的现象。大多数滞留士兵放弃了抵抗，远不足以构成日本右翼学者所谓的“治安威胁”。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 只是一群群地走来, 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 不料竟有一万多人。”（13）


　　图：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除了被俘获者，也有部分滞留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滞留士兵的化装易服，大约始于12月12日晚。据幸存者回忆，部分南京市民初时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军暴行之后，转变态度，对滞留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比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14）
　　那些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滞留士兵，大多数躲进了安全区。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这种屠杀，显然并非基于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15）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16）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日军始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中国士兵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狡辩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17）
　　总体而言，南京沦陷后，“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中国士兵，多数被俘虏并遭到了屠杀。他们滞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层的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决策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这也直接导致城陷后官兵失联，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他们遭到屠杀，原因并非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而是日军的刻意报复与对国际法的藐视。滞留士兵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也普遍估计不足，误以为他们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18）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情形，则鲜少获得媒体介绍。
　　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19）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据该会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
　　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为避免日军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户”，该会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20）
　　这种“两面性”，显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在其中。

　　图：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南京沦陷后，该会组织了“崇字掩埋队”。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们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
　　“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
　　据档案材料显示，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也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21）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的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22）


　　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南京市伪政权也曾组织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23）
　　这种辩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就未经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l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当然，如前文所言，中国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认定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文互联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不实谣言。其中耸人听闻者，莫过于“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该谣言多以“田中正明回忆”的形式流传。其大致内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书、‘兴亚观音维持会’会长、也是后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作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湾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准国宾级的待遇’。田中正明1999年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这次访问中曾明确对自己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并向松井石根表示‘谢罪’。田中说：当时‘自己上前一步，与蒋介石总统叙话。告诉他我在1936年2月与松井石根阁下二人曾拜会过总统阁下。蒋介石总统听到’松井石根’这个名字的瞬间，脸色骤然起了变化。他眼圈红了，流着泪对我说：‘实在是对不起松井阁下。’他的手在颤抖，继续说：‘（我们不认为）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松井阁下是被蒙冤处死的。’他眼里闪着泪花，连连紧握住了我的手。”（25）

　　据网络流传，田中正明该回忆，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兴亚观音第10号》上。笔者未能获见该杂志。但参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可知，渲染蒋介石与松井石根在战前的亲密关系，以及以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为说辞，是田中氏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常用依据。上述回忆，符合田中的一贯逻辑。（26）
　　但该回忆并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为论证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伪造、篡改史料的劣迹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书房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该日记的收集、编篡者，正是田中正明。但日记内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饰乃至删除。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央公论》社的《历史与人物》杂志总编辑横山惠一，将出版日记与日记原稿作对比考订，然后发现，日记被篡改、粉饰乃至删除者，多达九百余处。其中篡改最严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领前后这段时期。
　　比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2月14日，所记本来是：“进入南京城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外残敌，徘徊于各处的（中国）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田中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将“数万之众”改成了“数千之众”。再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1月30日记载，当日松井在上海接见两位外国通讯记者，向其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与方针，并声称保护外国在上海的权益，得到两位外国记者的赞扬。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田中刻意将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诸如“军纪风纪之松懈”一类词句被删除，更是田中在编纂松井日记时极寻常的小动作。（27）
　　其二，所谓“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回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篡改痕迹。
　　田中的回忆称：“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事实上，何应钦的报告作于1938年3月29日，当时诸多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迈斯的南京损害调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因日军封锁尚未披露出来，其未写入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何应钦的报告，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其中叙1937年11月26日国军放弃锡澄线到南京失守，仅寥寥数语，并非主要组成部分。蒋介石断不会拿着一份并非以南京战事为核心的军事报告，来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可能说出何应钦“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这种话。（28）
　　当然，提及“何应钦的报告”，也显示田中在1999年写出的这段“伪回忆”，经过了他的精心炮制。彼时，蒋介石、何应钦均已去世，可谓死无对证，曲解何应钦的报告，以佐证蒋介石子虚乌有的“否认”，确实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读者。
　　查蒋介石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其实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3月5日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5月12日，对大屠杀情形获得进一步了解，蒋又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5月13日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7月19日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忆所载蒋介石讲话——“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虚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还曾发表公告，号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陈述受日军迫害之苦痛。公告中，蒋也明确提到了“大屠杀”。公告称：
　　“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辱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同胞身处黑暗痛苦之境，历时八年之久，……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30）
　　稍后，蒋召见陈裕光，命其推动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蒋当年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田中正明所谓的“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显然是一份伪史料。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也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约10年之久的谣言。
　　该谣言常见的说法是：
　　“南京大屠杀中战功赫赫的伪满洲国军（有）：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队。……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南京进行公审。……他把责任往鞑兵身上推：‘在进入南京后，全部的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谷寿夫辩解：在南京战役前，皇军从没有大规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军部颁发的军纪中有‘遵守国际公约，不屠杀平民’的条款，而正是满洲国军人参加了皇军部队，他们就积极地杀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国的鞑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点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伪满国军‘于佳芷山部’（旅团编制）混编加入日军18师团作战序列。……该部日军长途迂回、奔袭，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了南京守军的战略退路。随后，该部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汇同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时，谷寿夫为推卸责任，诡称，进入南京后，是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但是，目前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嗷嗷叫着，与日军并肩作战的伪满洲国军愤青们，在冲进南京后，没有参与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32）

　　综合，有两个核心事实需要确认真假：
　　（1）伪满于芷山旅是否随日军18师团参与了针对南京的进攻，是否进入过南京城。
　　（2）谷寿夫受审时的辩护词，是否提到过“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试分别考证一下。
　　第一个问题：于芷山部有无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进攻南京？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被划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33）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顾祝同曾致电何应钦，提及“松井续向东京乞援，已经陆省核准，由伪满抽调驻扎营口、凤城一带最精锐之芷山部警备队一万二千人来沪”；26日，顾再电何，称根据杨虎的情报，“伪满于芷山部四千余人，养晚在杨林口、狮林登陆。”次日，朱绍良也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重复汇报了一遍杨虎所得情报。（34）
　　这三支伪军部队，目前资料所能证实参与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不过，并非直接攻击南京城，而是攻击南京的外围城市。
　　据中方资料，于芷山旅当时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行动，在12月8日对芜湖发动攻击：
　　“（十二月）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35）
　　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击芜湖的目的，是切断国军退路：
　　“这时出现了从芜湖附近溯扬子江而去的敌大部队，以及经宁国南下退却的敌部队。因此，军司令官根据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断敌之退路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师团改变前进路线，沿宁国—芜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击。……7日占领宁国，10日傍晚占领芜湖。”（36）
　　据日军战史，第十八师团占领芜湖之后，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变攻击目标，没有再向南京进军：
　　“11日，军司令官为了让该师团参加攻占杭州，终止了向南京追击，主力在太平、芜湖间集结。”“军决定加上将来驻扎杭州的所属兵团，以军主力一举攻占较为合适，命第十八师团返回，不参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
　　也就是说，传言中所谓的“该部（第十八师团）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杭州、海盐等地与国军交战情形时，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驻扎芜湖：
　　“芜湖之敌系伪满军李守信、于芷山两部，日人仅千余。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纱厂。”（38）

　　第二个问题：谷寿夫有无指认“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查谷寿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给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法庭的“申辩书”，无一字提及“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申辩书”中，谷寿夫重点强调的是：1、自己没见过大屠杀；2、自己没参与过大屠杀；3、1945年之前自己没听说过大屠杀。
　　“被告在中华门内侧驻扎了一周，并非闭门不出，而是努力视察部队的情况。此间没有目睹过一件暴行事件，更没有默认和下过命令，也没有接到过有关报告。”“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战争结束之后，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当时被告万分惊讶。曾经亲自参加南京战役的被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39）
　　显然，所谓的“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一说，也是无依据的谣言。
　　两个核心事实均不能成立，“伪满洲国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之说，自然也不可信。

　　图：1947年4月，谷寿夫被押往刑场枪决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有相当多的壮丁被强制征入日本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朝鲜人参加日军，始于1938年日本在朝鲜实施新的志愿兵役制度——此前朝鲜人参军被长期严格禁止。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遂又在朝鲜改志愿兵制度为强制征发制度。截至日本战败，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征用，其中编入日本陆、海军官兵者（包括军属在内）达23万余人；另外还征用了86万多朝鲜劳工前往朝鲜半岛之外服役。（40）
　　具体而言，朝鲜籍志愿兵数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后编入关东军者，约有3000余人，编入华北派遣军者，约有1700人。至于强征兵，约有11万人被派往朝鲜半岛以外作战，其中编入陆军者9万人，编入海军者2万人。（41）
　　上述9万余名派往半岛以外的朝鲜籍日本陆军士兵，半数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国战场。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并将其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以作为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力量（“光复军”长期在华，日军投降前约有士兵近千人）。共计收编到朝鲜籍日本兵约5万名，集中于北平、南京等地受训。但因美、苏以雅尔塔协定秘密划分东亚势力范围，该部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归国，最后遂以“朝籍日军战俘”名义被集体遣返。（42）
　　另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死于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本兵及其军属，约为1100余人（不包括台湾地区数据），死亡地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战场及日占区。由此可以判断，其基本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军对两湖战场的正面攻击，以及对华北敌后的扫荡。（43）
　　因为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广泛存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如下图）。
　　但此事乃是谣言。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而朝鲜籍志愿兵被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直到该年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训练所毕业编入军营。换言之，或许有个别朝鲜籍人员（如翻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略具规模的朝鲜籍日本兵，当时尚不存在。（44）
　　事实上，笔者迄今尚未见到过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与非口述材料）。不过，确有相当多的回忆材料，对为日军服务的朝鲜籍人员留下了恶评。比如，民革党员何宗智回忆：“当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齿痛恨日本人，……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朝鲜人，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或者‘高丽棒子’。这些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坏。”（45）再如，据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崔吉平回忆：“有个监工的是朝鲜人，打人特别狠，大伙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发生于东北地区。这与日本长期操纵朝鲜移民来控制东北，有直接关系。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的马前卒。内中逻辑，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47）
　　故此，东北中国民众与朝鲜移民之间关系甚恶，乃至于1950年做抗美援朝动员时，部分吉林通化市民众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鲜人是二鬼子，（美国人）打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8）
　　虽则如此，所谓“朝鲜籍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仍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并非事实。

　　注释：

　　（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4）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
　　（6）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
　　（7）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
　　（8）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0）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11）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
　　（12）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
　　（13）《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
　　（15）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
　　（16）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17）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18）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1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6页。
　　（20）高鹏程 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2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62-864页。
　　（22）同上，第867-868页。
　　（23）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212-222页。
　　（24）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条目，2014年6月12日（现已更正）。
　　（26）参见《“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41-44页，第85-87页。
　　（27）参见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
　　（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29）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
　　（30）《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31）佚名，《满洲国的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四月网2015年12月13日。网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
　　（32）《橡树：在军事细节上，反思南京大屠杀》，公众号“流浪的橡树”2017年12月5日发布。
　　（3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457～458页。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350～351页。
　　（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战》。
　　（3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111页。
　　（37）同上，地111、114页。
　　（38）（台）“国史馆”藏：顾祝同等电蒋中正日军在杭州海盐武康富阳吴兴等处与国军激战情况及芜湖现驻李守信于芷山两部等综合情报，1938/04/08，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21-212。
　　（39）《战犯谷寿夫的申辩书等译文》，收录于《见证与记录 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5～716页。
　　（40）宫田节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不二出版社1989年，第82-87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1）同上。
　　（42）石源华：《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43）《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4）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5）《何宗智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年，第8页。
　　（46）崔吉平/口述 贾崇文/整理：《丰满劳工的悲惨生活》，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辑。
　　（47）《拓务省调查资料第三编·满洲与朝鲜人》，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95-196页。
　　（48）吴锡业口述 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通化县文史资料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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