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基本性質與主要責任歸屬，中日史學界早已達成共識。學術層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遇難者的身份及具體數字；二是事件過程中的某些具體細節。而民間，則流傳着很多不實之詞妨礙形成準確的民族記憶


　　老高按：關於“南京大屠殺”，中共在上個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都基本上閉口不提，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大張旗鼓地宣傳，但打上鮮明的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印記，確鑿史實與不實傳言混雜。儘管海內外先後出版了張純如、拉貝等不少人的回憶錄和研究專著，但是在一般人頭腦中，還是存在許多模糊甚至錯誤的認知。相信下面的文章能幫助我們澄清一些看法！


　　誰掩埋了遇難者：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七個重要問題

　　言九林、隋風，《騰訊新聞·短史記》

　　一、大屠殺歷史記憶的變遷

　　南京淪陷後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紐約時報》等，開始報道屠殺事件。但總體上，這些報道比較零碎，產生的國際影響很有限。（1）
　　在事件的對外傳播中，影響最大、使其成為國際關注焦點者，當屬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田伯烈是澳大利亞人，自1920年代起長期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
　　該書的緣起，可參考曾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處長的曾虛白晚年在其《自傳》中的披露：
　　“我們花錢請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約史邁士寫兩本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目睹實錄印行問世。此後，他照辦了；他的《日軍暴行紀實》與史邁士的《南京戰禍寫真》兩書，風行一時，成了暢銷書，達成宣傳目的。同時，我們又與田伯烈商定，請他做我們國際宣傳處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聞社名義在美發稿……”
　　該書於1938年3月面世。除以英文原版在歐美各國廣泛發行外，“國際宣傳處”還組織翻譯推出了中譯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和日譯本（名曰《所謂戰爭》）。由蔣介石特批經費大量印刷分贈。（2）
　　南京大屠殺自此廣為人知。

　　圖：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曾命各收復區調查“歷年遭受敵人屠殺案件”及因日軍暴行而死傷的人口。具體到“南京大屠殺”，先後成立了三個專門的調查機構。
　　“南京調查敵人罪行委員會”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已獲得500餘份資料，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姦淫、劫奪、破壞、強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種。
　　“南京市抗戰損失委員會”調查發現，日軍占領期間，南京損失的各類財產，相當於法幣2萬億元。
　　“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任務是搜集大屠殺證據，“以供獻於遠東法庭”。經其調查，整理出大屠殺中有確實人證的案件2784件，包括槍殺1159件，刺殺667件，集體屠殺315件，燒殺136件，先奸後殺19件，炸死19件等。（3）
　　為調動民眾參與、配合調查的積極性，蔣介石曾在《中央日報》上親自撰文呼籲。蔣在文章中承諾：“在敵人大屠殺下殉難軍民之遺屬，冤憤一日未伸，余之責任一日未盡。……凡我同胞，其有身經當日大屠殺慘禍暨在敵偽暴力壓迫之下，受有各種枉曲者，余均願詳知其事實及屠殺壓迫之主謀，……一經查明屬實，定處分別以戰罪提付審判。”（《中央日報》，1945年12月21日）
　　稍後，蔣又召見陳裕光等人，親自過問大屠殺專案調查進度。惜因內戰爆發，調查匆匆中止，未能給後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及至1947年，國民政府將12月13日定為“京市忠烈紀念日”，並於同年12月13日舉行了首次公祭大會。
　　一九四九年後，南京大屠殺進入了歷史教科書。1950年出版的黨史教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學教材《中國歷史》第4冊中，都有關於大屠殺的內容。此外，大屠殺也出現在了各高校編寫的《中國現代史》教材之中。
　　不過，冷戰局勢下，關於“大屠殺”的宣傳側重點有一些變化。當時的口號是“反對美國扶植和武裝日本”，故而出現了“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之類的錯誤認知。比如，曾參與救助難民的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被錯誤指責“參與了當時南京的大屠殺。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學們傳布親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義下，把大批的中國難民移交給日寇，讓日寇集體屠殺了”（《金陵大學對美帝的控訴》，《人民日報》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研究相當薄弱。專業書籍方面，僅有1962年高興祖編著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1979年，此書以“內部出版”的名義，從油印本變為白皮書。
　　教科書的內容也在變化。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在1970年代末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後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據他回憶，“可以說我一直在南京求學，但我們的老師從來不講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也不提，任何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都不提。”（5）顯然，他讀到的教科書，與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發生了日本篡改教科書事件，將南京大屠殺發生的原因歸結為“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為保護大屠殺遺址、收集日軍罪證，南京市開展了1949年以來首次文物普查，並開始籌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此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漸成為顯學，大量的資料集和專著相繼問世。如今，關於大屠殺的宣傳與研究，已漸趨回歸正常。

　　二、中日史學界的共識與爭議

　　如今，中日史學界關於大屠殺的基本性質與主要責任歸屬，早已達成共識。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國外交部與日本外務省主持、組織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開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具體到南京大屠殺，雙方學者的論文定性一致，“都承認這是一次集體的屠殺事件”。
　　學術層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遇難者的身份及具體數字；二是事件過程中的某些具體細節。
　　關於前者，日方報告的說法是：
　　“日軍對俘虜、殘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進行了集體的或個別的屠殺，同時強姦、掠奪，放火事件也頻繁發生。因日軍的屠殺行為而導致的死亡人數，據遠東國際軍事裁判的裁決達20萬人以上（對於松井司令官的裁判書是10萬人以上），1947年南京戰犯裁判軍事法庭公布為30萬人以上。中國的見解是以後者的裁判為根據。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萬人為上限的，還有4萬人、2萬人等各種推算。對於犧牲人數的各種不同說法，其背景是由於對‘虐殺’（非法殺害）的定義、所定地區、期間、埋葬記錄、人口統計等資料的驗證上存在差異。”（6）
　　在共同研討的過程中，日方學者還曾提出如下意見：“其一，如果將戰後東京審判和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的判決當作歷史事實本身，而不引用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這對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其二，在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中被屠殺者與陣亡者有無區別？平民與軍人的比例是多少？”日方建議就此展開具體的學術討論。
　　關於後者，日方學者意見頗多。比如，有日方學者認為，“日軍方面並沒有……制定有計劃有組織屠殺俘虜的政策。”“（中方採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實，應該考證後再引用……另外，如何選擇史料也很重要，選擇不同的史料其結論也會不同，如拉貝日記中既有關於日軍的暴行，但同時也有對南京國民政府及守軍的批評……”。此外，雖然中方提出了異議，但“日方最後提交的文本中沒有刪除南京大屠殺中國方面次要責任的論述”，“沒有修改關於中國軍隊焚燒南京很多建築物的敘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學術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主流意見。
　　因為很難在遇難者數目上達成一致意見，“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實際上迴避了該問題的討論。1994年，在美國披露的一批檔案中，發現了田伯烈於1938年1月寫下的未刊電稿，該電稿稱：“自從幾天前回到上海，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道。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來函， 提供充分的證明……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8）這可能是“30萬”這個數據目前可見的最早出處。

　　三、滯留南京城的中國士兵

　　少數日本右翼學者，喜歡通過強調滯留南京城的中國士兵（他們稱之為“殘敗兵”）所帶來的“治安威脅”，來為“南京大屠殺”的罪行開脫。
　　這當然只是狡辯，並不成立。
　　有學者統計認為，約15萬中國軍隊參加了南京保衛戰，其中約1萬人陣亡，4.5萬人安全撤離，剩下的9萬多人，在日軍圍城後，被迫滯留南京。（9）
　　這些滯留士兵與南京市民，自發進行過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據日本海軍軍官奧宮正武回憶，他在南京下關看到十幾個中國人被日軍殘殺，遂詢問旁邊的日軍士官。該士官回答：
　　“聽說幾天前的夜裡，有一個勇敢的中國人，侵入我們陸軍小隊長級的青年士官的寢室，那裡面睡着十個還是十一個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國人把他們全都殺了。所以他們的戰友和部下們為了復仇而要處死那個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確我不得而知，也許是有人要求他這樣來解釋的。”（10）
　　另據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務排排長武××、步兵上士徐金奎與日軍遭遇，發生巷戰。武××回憶，“八小時的格鬥……我們相互來一個總結：37/41人。”他們在轉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敵人，匆忙隱蔽起來。隨即“徐金奎的槍響了”，武××的“十顆子彈也迅速地噴射出去。敵人應聲翻下去。”（11）
　　據杜聿明回憶：南京淪陷後，曾有兩位裝甲兵不願投降，隱藏在損壞的坦克上，“看見日寇又有一大隊步兵來到……他倆輕輕地將機關槍從戰車轉塔前後兩端伸出，突然襲擊。”因這支日軍只有步兵武器，無法強攻，雙方一直僵持至當天夜裡。兩名國軍士兵最終一人突圍、一人犧牲。杜聿明並稱：在繳獲的日軍文件中，“發現日寇敘述到南京戰役的經驗教訓時，也談到這一輛戰車的埋伏狙擊，給他們以沉重的打擊。”（12）
　　不過，因缺乏有效組織，總體上來說，抗擊只是一種零星存在的現象。大多數滯留士兵放棄了抵抗，遠不足以構成日本右翼學者所謂的“治安威脅”。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日記中是承認這一點的：
　　“（中國軍隊）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計的群體, 連武裝都不能及時解除。”“他們已完全喪失了鬥志, 只是一群群地走來, 他們現在對我軍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虜押往南京的一個兵營, 不料竟有一萬多人。”（13）


　　圖：1938年2月，難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總部，接受國際安全區第一次發放現金救濟。

　　除了被俘獲者，也有部分滯留士兵試圖偽裝成平民，暫時隱藏城中。滯留士兵的化裝易服，大約始於12月12日晚。據倖存者回憶，部分南京市民初時並不情願接納滯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絕。他們甚至冷嘲熱諷地說：你們是部隊啊，部隊有部隊的住處，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裡來咧。又復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這裡，我總不能為了你一個人，連累了我一家子！”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軍暴行之後，轉變態度，對滯留士兵“盡力掩護，儘量幫忙”。比如，第103師排長田興翔等三人，在南京堯化門外一老農家獲得招待，並被允許藏在牛圈裡的草堆後。日軍停止搜索後，他們找到幾隻大木盆，漂浮過江。（14）
　　那些換裝後沒機會出城的滯留士兵，大多數躲進了安全區。比如，貴州籍軍官夏明貴與部下陳少清、陳國安三人，換上便裝，進入了金陵大學難民區。1938年1月，難民之間傳說，“敵軍已知道難民區內隱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難民區的負責人商談，要搜查難民區”。不久，日軍果然前來搜查，聲稱國軍官兵只要主動站出來，不但不予傷害，還給安排工作。夏明貴等三人未動，而主動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槍殺。這種屠殺，顯然並非基於日本右翼所謂的“治安威脅”。（15）
　　大屠殺期間，日軍對安全區的搜索始終沒有停止。青壯年若被發現“手上有老繭，前額有帽痕的話，就被帶走”。（16）
　　按國際法，安全區中立，交戰雙方不得進入。日軍始終以南京“國際安全區”有中國士兵隱藏為由，拒絕承認其合法性。據日方說法，安全區原有居民18萬人，但不久這個數字上升至25萬人，“之所以增加，是因為換上便服的敗殘兵潛入進來了，而且他們將槍支彈藥藏匿在該丘陵地帶各處”。經日軍甄別，“6770名敗殘兵帶至下關刺殺”，日軍狡辯稱，“根據國際法，這些惡劣的敗殘兵失去了成為俘虜的資格。”（17）
　　總體而言，南京淪陷後，“軍民的反抗並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現為個別、分散和無組織的特點”，滯留南京的中國士兵，多數被俘虜並遭到了屠殺。他們滯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層的指揮失當，從“守”到“撤”的決策轉變過於突然與迅速，這也直接導致城陷後官兵失聯，完全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他們遭到屠殺，原因並非日本右翼所謂的“治安威脅”，而是日軍的刻意報復與對國際法的藐視。滯留士兵對日軍的殘暴程度也普遍估計不足，誤以為他們會遵守國際公約善待戰俘。（18）

　　四、是誰掩埋了遇難者？

　　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的暴行盡人皆知。暴行過後，遇難者遺體的掩埋情形，則鮮少獲得媒體介紹。
　　據《南京大屠殺史》，當日“有據可查的參加了埋屍活動的慈善機構共有8家”，這8家慈善機構中，以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南京市崇善堂、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三者為最主要。（19）
　　世界紅卍字總會，1922年設立於北京，是一個由民國著名士紳（如熊希齡、王正廷等人）組成的慈善機構，在全國各省市設有分會、支會300餘個。該會南京分會設立掩埋組，自1937年12月22日起開始收埋遇難者遺體。據該會統計，共掩埋遺體4.3萬餘具，歷時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經費主要來自多方捐贈及日軍特務班所提供的“財政支援”。
　　該會在南京的活動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該會在城內設粥廠、放糧、開辦施診所，且在獲得日軍的許可之後，從事遇難者遺體的掩埋；另一方面，該會的領導人物曾勉強就任日偽之職，獲松井石根讚譽“紅卍字會不錯”，為避免日軍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戶”，該會還曾參與組織慰安所，以至於親見其事的拉貝先生相當震驚，“紅卍字會中一個我們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員，我們一點不敢相信他竟然屬於這類人”。（20）
　　這種“兩面性”，顯然有很多的無可奈何在其中。

　　圖：世界紅卍字會成員在掩埋大屠殺遇難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個私立慈善團體，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慶年間。南京淪陷後，該會組織了“崇字掩埋隊”。據其戰後呈送給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統計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們共在城區、鄉區收埋屍體11萬餘具，其中以鄉區為最多，達10萬餘具。
　　《南京大屠殺史》對上述數據持保留態度：
　　“對於崇善堂總共埋屍112266具之數據，因系形成於戰後，其在冊工人只40餘人，較難實現日均數千具屍體之掩埋，故學術界對此存有歧見。對該堂的埋屍活動，尚待進一步發掘檔案資料，深入進行研究。”“該堂巨量的埋屍數字，目前還找不到相關過程性的數字予以支持。”
　　據檔案材料顯示，該會曾致函南京日偽政府，請求補助汽車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遺體。也有親歷者稱，崇善堂曾對外招募人手，應募者“一天弄塊把錢”。（21）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至1938年7月，共掩埋軍民遺體2.2萬餘具。在所有參與遺體掩埋的團體中，以該會的統計數據最為嚴謹、可信，“每月都填有按日統計表，……均成於當時，其月報表均為當月最後一日填報，非事後追記。各表統計精確，一絲不苟，甚至連馬、狗等畜類屍體都附帶統計。”（22）


　　圖：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掩埋隊。圖片來自《中國紅十字會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參與遇難者遺體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組織還有：世界紅卍字會八卦洲分會、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順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南京市偽政權也曾組織過掩埋工作，日軍則多有焚屍滅跡、拋屍入江之舉。
　　上述慈善組織的遺體掩埋活動，除了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外，概不被日本的“虛構派”（日本政、學界，對“南京大屠殺”的立場，存在着屠殺派、中立派、虛構派三大派別）所承認。虛構派常引用日本特務組織成員丸山進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團體向自治委員會提出了作業申請，自治委員會因為已將埋葬事務統一委託給了紅卍字會，所以沒有接受這些申請。他們即使作為下包方從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業量也是被包括在紅卍字會的作業量之中的。”（23）
　　這種辯解當然是缺乏說服力的。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偽政府請求補給汽車零件以便於遺體掩埋，該函就未經過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
　　不過，民間慈善團體所提供的遺體掩埋數據，確實存在不少有疑問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統計數據最具爭議。如學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隊，每隊除主任1人，另有日給米八合隊員1人和日給米六合隊員10人，此數字出自戰後《南京崇善堂掩埋隊工作一覽表》附件，其時揭露日軍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斷無少報的可能。其中，第一隊4月9日至18日間共埋屍體26612具，包括主任在內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隊4月9日至23日間共埋屍體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約104具。第三隊4月9日至5月l日間共埋屍體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隊4月7日至20日間共埋屍體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隊在這一時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紅卍字會的人均日掩埋數，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計，600名員伕人均不到11具(紅卍字會參與人手不明確。但據戰後報告，有“增派員伕六百名”之目，雖然增派此員伕數時未必是12月28日，但該會掩埋工作自日軍進城第二日即已開始，未嘗間斷，故員伕人數和掩埋人數大體應成正比，而“增派員伕六百名，理當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計不致有大出人)。堂、會人均掩埋數字相較，崇善堂是紅卍字會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這種統計數據方面的爭議，也是中日兩國學者難以在大屠殺人數上達成一致意見的原因之一。當然，如前文所言，中國兩國學者，在南京大屠殺的性質認定上，早已達成一致意見，“都承認這是一次集體的屠殺事件”。

　　五、蔣介石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關於南京大屠殺，中文互聯流傳過各種各樣的不實謠言。其中聳人聽聞者，莫過於“蔣介石當着日本人的面，承認不存在南京大屠殺”。
　　該謠言多以“田中正明回憶”的形式流傳。其大致內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書、‘興亞觀音維持會’會長、也是後來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主要人物，作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灣訪問，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准國賓級的待遇’。田中正明1999年發表文章稱，蔣介石在這次訪問中曾明確對自己說‘南京大屠殺不存在’，並向松井石根表示‘謝罪’。田中說：當時‘自己上前一步，與蔣介石總統敘話。告訴他我在1936年2月與松井石根閣下二人曾拜會過總統閣下。蔣介石總統聽到’松井石根’這個名字的瞬間，臉色驟然起了變化。他眼圈紅了，流着淚對我說：‘實在是對不起松井閣下。’他的手在顫抖，繼續說：‘（我們不認為）南京發生了大屠殺。何應欽將軍也在這裡，他當時的軍事報告中對有關情況肯定是做了認真的記錄的。我當時沒有接到說發生了大屠殺之類的任何報告。松井閣下是被蒙冤處死的。’他眼裡閃着淚花，連連緊握住了我的手。”（25）

　　據網絡流傳，田中正明該回憶，發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興亞觀音第10號》上。筆者未能獲見該雜誌。但參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可知，渲染蔣介石與松井石根在戰前的親密關係，以及以何應欽的軍事報告為說辭，是田中氏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常用依據。上述回憶，符合田中的一貫邏輯。（26）
　　但該回憶並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為論證其“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偽造、篡改史料的劣跡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書房出版南京大屠殺的製造者、日本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戰中日記》。該日記的收集、編篡者，正是田中正明。但日記內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飾乃至刪除。據《朝日新聞》報道,《中央公論》社的《歷史與人物》雜誌總編輯橫山惠一，將出版日記與日記原稿作對比考訂，然後發現，日記被篡改、粉飾乃至刪除者，多達九百餘處。其中篡改最嚴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領前後這段時期。
　　比如，松井石根《戰中日記》1937年12月14日，所記本來是：“進入南京城之兩軍所屬師團掃蕩城內外殘敵，徘徊於各處的（中國）散兵游勇達數萬之眾”，田中在出版的《戰中日記》中，將“數萬之眾”改成了“數千之眾”。再如，松井石根《戰中日記》1937年11月30日記載，當日松井在上海接見兩位外國通訊記者，向其說明日軍占領上海後的態度與方針，並聲稱保護外國在上海的權益，得到兩位外國記者的讚揚。在出版的《戰中日記》中，田中刻意將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諸如“軍紀風紀之鬆懈”一類詞句被刪除，更是田中在編纂松井日記時極尋常的小動作。（27）
　　其二，所謂“蔣介石當面承認不存在南京大屠殺”這段回憶，存在着非常明顯的篡改痕跡。
　　田中的回憶稱：“何應欽將軍也在這裡，他當時的軍事報告中對有關情況肯定是做了認真的記錄的。我當時沒有接到說發生了大屠殺之類的任何報告。”事實上，何應欽的報告作於1938年3月29日，當時諸多關於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邁斯的南京損害調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因日軍封鎖尚未披露出來，其未寫入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何應欽的報告，是一份純粹的“軍事報告”，其中敘1937年11月26日國軍放棄錫澄線到南京失守，僅寥寥數語，並非主要組成部分。蔣介石斷不會拿着一份並非以南京戰事為核心的軍事報告，來作為判斷南京大屠殺存在與否的依據，更不可能說出何應欽“對有關情況肯定是做了認真的記錄”這種話。（28）
　　當然，提及“何應欽的報告”，也顯示田中在1999年寫出的這段“偽回憶”，經過了他的精心炮製。彼時，蔣介石、何應欽均已去世，可謂死無對證，曲解何應欽的報告，以佐證蔣介石子虛烏有的“否認”，確實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讀者。
　　查蔣介石日記，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載其實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寫道：“倭寇在京之殘殺與姦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進退維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極矣。”3月5日寫道：“敵軍殘殺我南京附近之壯丁殆盡，痛極。”5月12日，對大屠殺情形獲得進一步了解，蔣又寫道：“提要：雪恥。見我男女同胞受敵寇慘殺凶淫之照片而不動羞惡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者，非人也！”5月13日寫道：“提要：雪恥。敵寇殘暴兇橫，實古今無例，若不消滅，何以維持人道！”7月19日寫道：“見寇軍殘殺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憶所載蔣介石講話——“我當時沒有接到說發生了大屠殺之類的任何報告”，顯然與事實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虛構。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蔣介石還曾發表公告，號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陳述受日軍迫害之苦痛。公告中，蔣也明確提到了“大屠殺”。公告稱：
　　“回溯抗戰開始，敵人對我首都採取猛烈攻勢，淪陷期間，敵人於實施大屠殺之餘，複利用奸偽蹂躪榨取，奴辱壓迫，無所不用其極，而我同胞身處黑暗痛苦之境，歷時八年之久，……在敵人大屠殺下殉難軍民之遺屬，冤憤一日未伸，余之責任一日未盡。……凡我同胞，其有身經當日大屠殺慘禍暨在敵偽暴力壓迫之下，受有各種枉曲者，余均願詳知其事實及屠殺壓迫之主謀，……一經查明屬實，定處分別以戰罪提付審判……”（30）
　　稍後，蔣召見陳裕光，命其推動南京大屠殺專案調查，惜因內戰爆發，調查匆匆中止。但這些史料，已足以證明蔣當年對待南京大屠殺的態度。田中正明所謂的“蔣介石當面承認不存在南京大屠殺”，顯然是一份偽史料。

　　六、偽滿洲國軍隊參與了南京大屠殺？

　　偽滿洲國軍隊參與了南京大屠殺，也是一個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了約10年之久的謠言。
　　該謠言常見的說法是：
　　“南京大屠殺中戰功赫赫的偽滿洲國軍（有）：靖安軍（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隊。……1946年8月，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被引渡南京進行公審。……他把責任往韃兵身上推：‘在進入南京後，全部的滿洲國軍人首先瘋狂屠殺中國平民，表現了極端的集體仇恨’。谷壽夫辯解：在南京戰役前，皇軍從沒有大規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軍部頒發的軍紀中有‘遵守國際公約，不屠殺平民’的條款，而正是滿洲國軍人參加了皇軍部隊，他們就積極地殺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國的韃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點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偽滿國軍‘於佳芷山部’（旅團編制）混編加入日軍18師團作戰序列。……該部日軍長途迂迴、奔襲，於12月8日攻陷蕪湖，截斷了南京守軍的戰略退路。隨後，該部混編了偽滿軍的日軍實施強行軍。在12日後，趕到南京城下，匯同日軍第6師團，第16師團，向南京中華門殊死抵抗的國軍發起了猛攻。……後來，審判日本戰犯時，谷壽夫為推卸責任，詭稱，進入南京後，是滿洲國軍人首先瘋狂屠殺中國平民，表現了‘極端的集體仇恨’。谷壽夫甚至無恥埋怨、詭稱，正是滿洲國軍人積極地屠城，錯誤引導了日軍對平民的殺害。……但是，目前卻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當年嗷嗷叫着，與日軍並肩作戰的偽滿洲國軍憤青們，在衝進南京後，沒有參與這次慘絕人寰的殺戮。”（32）

　　綜合，有兩個核心事實需要確認真假：
　　（1）偽滿于芷山旅是否隨日軍18師團參與了針對南京的進攻，是否進入過南京城。
　　（2）谷壽夫受審時的辯護詞，是否提到過“偽滿部隊參與南京大屠殺”。
　　試分別考證一下。
　　第一個問題：于芷山部有無隨日軍第十八師團進攻南京？
　　據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靖安軍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確實參與了淞滬會戰，被劃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軍”的戰鬥序列。（33）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顧祝同曾致電何應欽，提及“松井續向東京乞援，已經陸省核准，由偽滿抽調駐紮營口、鳳城一帶最精銳之芷山部警備隊一萬二千人來滬”；26日，顧再電何，稱根據楊虎的情報，“偽滿于芷山部四千餘人，養晚在楊林口、獅林登陸。”次日，朱紹良也致電蔣介石、何應欽等人，重複匯報了一遍楊虎所得情報。（34）
　　這三支偽軍部隊，目前資料所能證實參與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不過，並非直接攻擊南京城，而是攻擊南京的外圍城市。
　　據中方資料，于芷山旅當時隨日軍第十八師團行動，在12月8日對蕪湖發動攻擊：
　　“（十二月）八日，敵軍之第十八師團及偽滿軍于芷山旅猛犯蕪湖，……至十一日，南京與蕪湖間之當塗，亦被敵軍占領。”（35）
　　據日方資料，日軍第十八師團攻擊蕪湖的目的，是切斷國軍退路：
　　“這時出現了從蕪湖附近溯揚子江而去的敵大部隊，以及經寧國南下退卻的敵部隊。因此，軍司令官根據方面軍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斷敵之退路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師團改變前進路線，沿寧國—蕪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擊。……7日占領寧國，10日傍晚占領蕪湖。”（36）
　　據日軍戰史，第十八師團占領蕪湖之後，接到了新的命令，轉變攻擊目標，沒有再向南京進軍：
　　“11日，軍司令官為了讓該師團參加攻占杭州，終止了向南京追擊，主力在太平、蕪湖間集結。”“軍決定加上將來駐紮杭州的所屬兵團，以軍主力一舉攻占較為合適，命第十八師團返回，不參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師團占領杭州。
　　也就是說，傳言中所謂的“該部（第十八師團）混編了偽滿軍的日軍實施強行軍。在12日後，趕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華門殊死抵抗的國軍發起了猛攻”，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顧祝同向蔣介石報告日軍在杭州、海鹽等地與國軍交戰情形時，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駐紮蕪湖：
　　“蕪湖之敵系偽滿軍李守信、于芷山兩部，日人僅千餘。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紗廠。”（38）

　　第二個問題：谷壽夫有無指認“偽滿部隊參與南京大屠殺”？
　　查谷壽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給國民政府國防軍事法庭的“申辯書”，無一字提及“偽滿部隊參與南京大屠殺”。
　　“申辯書”中，谷壽夫重點強調的是：1、自己沒見過大屠殺；2、自己沒參與過大屠殺；3、1945年之前自己沒聽說過大屠殺。
　　“被告在中華門內側駐紮了一周，並非閉門不出，而是努力視察部隊的情況。此間沒有目睹過一件暴行事件，更沒有默認和下過命令，也沒有接到過有關報告。”“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戰爭結束之後，是從報紙上得知的，當時被告萬分驚訝。曾經親自參加南京戰役的被告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39）
　　顯然，所謂的“谷壽夫甚至無恥埋怨、詭稱，正是滿洲國軍人積極地屠城，錯誤引導了日軍對平民的殺害”一說，也是無依據的謠言。
　　兩個核心事實均不能成立，“偽滿洲國軍隊參與南京大屠殺”之說，自然也不可信。

　　圖：1947年4月，谷壽夫被押往刑場槍決

　　七、朝鮮士兵參與了南京大屠殺？

　　二戰期間，作為日本殖民地，朝鮮有相當多的壯丁被強制征入日本軍隊，參與對外戰爭。
　　朝鮮人參加日軍，始於1938年日本在朝鮮實施新的志願兵役制度——此前朝鮮人參軍被長期嚴格禁止。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前線吃緊，遂又在朝鮮改志願兵制度為強制徵發制度。截至日本戰敗，約有61萬多朝鮮軍人及軍屬被徵用，其中編入日本陸、海軍官兵者（包括軍屬在內）達23萬餘人；另外還徵用了86萬多朝鮮勞工前往朝鮮半島之外服役。（40）
　　具體而言，朝鮮籍志願兵數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後編入關東軍者，約有3000餘人，編入華北派遣軍者，約有1700人。至於強徵兵，約有11萬人被派往朝鮮半島以外作戰，其中編入陸軍者9萬人，編入海軍者2萬人。（41）
　　上述9萬餘名派往半島以外的朝鮮籍日本陸軍士兵，半數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國戰場。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曾應韓國臨時政府請求，對日軍中的朝鮮籍士兵給以特別優待，並將其移交給韓國“光復軍”加以訓練，以作為臨時政府歸國時的基本力量（“光復軍”長期在華，日軍投降前約有士兵近千人）。共計收編到朝鮮籍日本兵約5萬名，集中於北平、南京等地受訓。但因美、蘇以雅爾塔協定秘密劃分東亞勢力範圍，該部隊未能得到美國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歸國，最後遂以“朝籍日軍戰俘”名義被集體遣返。（42）
　　另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死於中國戰場的朝鮮籍日本兵及其軍屬，約為1100餘人（不包括台灣地區數據），死亡地點集中在湖南、湖北戰場及日占區。由此可以判斷，其基本活動軌跡，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軍對兩湖戰場的正面攻擊，以及對華北敵後的掃蕩。（43）
　　因為朝鮮籍日本兵在中國戰場的廣泛存在，中文互聯網上長期流傳一種說法，認為“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日本從韓國徵調的韓籍士兵，其殘忍手段一點也不遜於日本兵”（如下圖）。
　　但此事乃是謠言。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間，而朝鮮籍志願兵被允許編入日本軍隊，是在1938年3月，直到該年12月，首批志願兵才從訓練所畢業編入軍營。換言之，或許有個別朝鮮籍人員（如翻譯）參與了南京大屠殺，但略具規模的朝鮮籍日本兵，當時尚不存在。（44）
　　事實上，筆者迄今尚未見到過朝鮮籍日本兵在中國大規模燒殺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與非口述材料）。不過，確有相當多的回憶材料，對為日軍服務的朝鮮籍人員留下了惡評。比如，民革黨員何宗智回憶：“當時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齒痛恨日本人，……還有那些助紂為虐的朝鮮人，老百姓叫他們‘二鬼子’或者‘高麗棒子’。這些朝鮮人比日本人還壞。”（45）再如，據被日軍抓去做勞工的崔吉平回憶：“有個監工的是朝鮮人，打人特別狠，大夥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發生於東北地區。這與日本長期操縱朝鮮移民來控制東北，有直接關係。自1920年代以來，朝鮮移民在東北釀出種種事件，移民認為自己被中國政府欺壓，中國政府及民眾則認為移民乃日本侵華的馬前卒。內中邏輯，日本拓務大臣官方檔案曾有詳細概括：
　　（1）朝鮮人移居處多設有日本領事館及警察署，以保護朝鮮人為藉口，常引起種種事端，侵犯中國主權。
　　（2）朝鮮人與中國人發生利害問題時，定會成為領事裁判問題，不受中國法律制約。
　　（3）部分朝鮮人製造反日事件，日本則藉機加深侵略，中方若為防範此類事件驅逐某些朝鮮移民，又反會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難行。（47）
　　故此，東北中國民眾與朝鮮移民之間關係甚惡，乃至於1950年做抗美援朝動員時，部分吉林通化市民眾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鮮人是二鬼子，（美國人）打他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48）
　　雖則如此，所謂“朝鮮籍士兵參與了南京大屠殺”，仍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臆想，並非事實。

　　注釋：

　　（1）孫宅巍：《論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早期傳播》，《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殺史書之考證》，《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3）張連紅：《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案的社會調查（1945—1947）》，《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
　　（4）劉燕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1937—1985）》、《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殺》，《南方都市報》2013年12月18日。
　　（6）轉引自榮維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歷史認識的異同——以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為例》，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學術研討會，2010。
　　（7）張連紅：《如何記憶南京大屠殺——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的學術對話》，《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4期。
　　（8）吳天威譯《美國新公開的有關“南京大屠殺 ”的檔案資料》，《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
　　（9）孫宅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中究竟有多少軍人》，《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4期。
　　（10）奧宮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頁。
　　（11）倪受乾：《怎樣退出南京的？（南京潰敗時的一斷片）》，原載《七月》，1938年第1-6期。
　　（12）杜聿明：《南京保衛戰中的戰車部隊》，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保衛戰》，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頁。
　　（13）《中島今朝吾陣中日記（12月14日）》，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與書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郭歧：《陷都血淚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倖存者的回憶與日記》，第180頁。
　　（15）夏明貴：《南京大屠殺見聞》，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倖存者的日記與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頁。
　　（16）楊夏鳴：《論南京“安全區”功能的錯位及其原因》，《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
　　（17）犬飼總一郎：《南京攻防戰之真相》，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頁。
　　（18）馬振犢、邢炫：《日軍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反抗問題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4期。
　　（19）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846頁。
　　（20）高鵬程 池子華，《南京大屠殺中的紅卍字會——兼論紅卍字會活動的兩面性》。
　　（21）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862-864頁。
　　（22）同上，第867-868頁。
　　（23）程兆奇，《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第212-222頁。
　　（24）程兆奇，《日本現存南京大屠殺史料概論》，《社會科學》2006年第9期。
　　（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條目，2014年6月12日（現已更正）。
　　（26）參見《“南京大屠殺”之虛構》，田中正明/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第41-44頁，第85-87頁。
　　（27）參見李松林：《日本學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戰中日記〉》，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03。
　　（28）程兆奇：《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第308頁。
　　（29）蔣介石日記。轉引自張連紅：《蔣介石與戰後南京大屠殺的調查》。
　　（30）《中央日報》，1945年12月21日。
　　（31）佚名，《滿洲國的軍隊參與南京大屠殺》，四月網2015年12月13日。網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
　　（32）《橡樹：在軍事細節上，反思南京大屠殺》，公眾號“流浪的橡樹”2017年12月5日發布。
　　（33）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457～458頁。
　　（3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檔案出版社，2005年，第350～351頁。
　　（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戰》。
　　（36）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第一卷第二分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110～111頁。
　　（37）同上，地111、114頁。
　　（38）（台）“國史館”藏：顧祝同等電蔣中正日軍在杭州海鹽武康富陽吳興等處與國軍激戰情況及蕪湖現駐李守信于芷山兩部等綜合情報，1938/04/08，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21-212。
　　（39）《戰犯谷壽夫的申辯書等譯文》，收錄於《見證與記錄 南京大屠殺史料精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5～716頁。
　　（40）宮田節子/編：《朝鮮軍概要史》附錄，(日)不二出版社1989年，第82-87頁。轉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殺期間有朝鮮人組成的日本軍嗎？》，《南京大屠殺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1）同上。
　　（42）石源華：《論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
　　（43）《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第180頁。轉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殺期間有朝鮮人組成的日本軍嗎？》。
　　（44）朱成山：《南京大屠殺期間有朝鮮人組成的日本軍嗎？》。
　　（45）《何宗智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11年，第8頁。
　　（46）崔吉平/口述 賈崇文/整理：《豐滿勞工的悲慘生活》，吉林市郊區文史資料第1輯。
　　（47）《拓務省調查資料第三編·滿洲與朝鮮人》，轉引自《日本帝國主義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第195-196頁。
　　（48）吳錫業口述 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鮮戰場上開汽車》，通化縣文史資料第8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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