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弗莉·蓋奇（Beverly Gage）是耶魯大學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歷史學教授，著有《聯邦探員：約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與美國世紀的形成》。近日，蓋奇教授在《外交事務》雜誌就美國史副教授貝文·休厄爾（Bevan Sewell）的新書－－“《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利堅帝國的使徒》（2026年4月21日出版，424頁，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 發表書評－－“身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戰略家－－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與冷戰共識”：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最引人入勝、也最乏味無趣的人。1953年至1959年，他在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任內擔任國務卿，主導了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中一些最具爭議性、最富戲劇性的事件：美國暗中支持危地馬拉和伊朗發生的政變；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美國與法國、以色列和英國的決裂；為利用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揭露斯大林（Stalin）罪行的秘密報告而展開的狂熱行動；以及轉向將秘密行動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工具。杜勒斯主張與蘇聯針鋒相對，即使可能為此付出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代價。他竟然主張將核武器用於進攻，並堅稱應當徹底擊敗蘇聯共產主義，而不僅僅是遏制它。他的標誌性政策，即以“大規模報復”威脅回應蘇聯擴張，讓美國乃至全世界不寒而慄。

然而，他也是身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的終極典型，絲毫沒有弟弟艾倫（Allen）的瀟灑、鮮明個性和魅力；艾倫在同一時期執掌中央情報局。正如歷史學家貝文·休厄爾在新書中指出的那樣，與這位年長的杜勒斯同時代的人，既把他看作意識形態信徒，也把他看作埋頭苦幹的乏味之人。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如既往地說得最為精妙，將這位大外交家形容為“乏味，更乏味，杜勒斯”。就連杜勒斯自己也承認，與他相處可能是件苦差事。“我知道，在某些方面，我是個冷漠無趣的人，”他曾向自己的保鏢坦承，“而且，恐怕也就只能這樣了。”

休厄爾試圖呈現一個更討人喜歡的杜勒斯：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信徒，不如說是務實主義者，既關心戰爭，也關心和平。休厄爾寫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早年擔任巴黎和會初級法律顧問，到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那個充滿理想的時期，杜勒斯把大量時間用來“針對那個時代的危機提出解決方案，而對於一位華爾街律師而言，這些方案堪稱激進”。杜勒斯是一位毫不掩飾自己立場的資本主義者，同時也認識到社會主義具有強大的感召力。他支持英美，卻也明白其他國家，包括歐洲以外的國家，會希望擁有更大的迴旋餘地。他呼籲美國外交奉行“一項大膽的政策”，但最為擔憂的仍是全球秩序的穩定。

“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描繪成一個全心全意致力於尋求持久和平的人，難免令人感到突兀，”休厄爾承認。他並非通過探究杜勒斯的人生與性格，而是通過研究其著作、演講、備忘錄和信件，來論證這個更仁慈、更溫和的杜勒斯形象。如果這本書還算得上傳記，那麼嚴格說來，它是一部思想傳記，探討杜勒斯一生所接受和闡述的理念。他的婚姻、子女出生，以及因胃癌而緩慢走向死亡等重大個人事件，大多發生在敘述之外。關鍵的政治發展也是如此。對相關情況原本不了解的讀者，可能不太能意識到，他的弟弟執掌中央情報局，也未必知道，猖獗的各種麥卡錫主義如何塑造了他領導下的國務院。

這本書重思想、輕行動的取向，使作者能夠詳盡描繪，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劇變中，像杜勒斯這樣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思想世界。杜勒斯算不上偉大的思想家，但他認真思考了如何從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建立“一個能夠運轉並持續存在的全球體系”。然而，在成為國務卿之後，杜勒斯像他之前和之後的許多任職者一樣，發現治理比思考治理更為困難，也發現現實事件總會打亂最周密的計劃。正如休厄爾所寫，這份工作的要求“極大地限制了他閱讀和研究的能力、思考新理念的能力，以及考慮更激進或更具創新性解決方案的餘地”。

到那時，隨着冷戰全面展開，杜勒斯已經開始相信，蘇聯對美國構成生存威脅，必須讓蘇聯人認清自己的位置。在這種緊急危機心態下，他開始大力倡導一些政策，而年輕時的他本會譴責這些政策是不負責任的戰爭煽動。那個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夢想建立和平穩定世界秩序的杜勒斯，仍有一部分留存下來；但在20世紀50年代引領美國前行的，已經是一個更不知變通、也更加大膽的杜勒斯，而他的政策幫助構建了戰後世界。

政治家的養成

儘管美國大力宣揚個人主義和平等主義，其政壇卻從來不乏政治世家。19世紀有亞當斯家族和哈里森家族。20世紀和21世紀則出現了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克林頓家族。杜勒斯家族也屬於這一世家傳統，儘管其成員未曾成功競選公職。正如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1962年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郊外的杜勒斯國際機場落成典禮上所指出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出身於“一個非凡的家族”，這個家族擁有長期“為國服務”的歷史。用今天直白的話來說，杜勒斯是個“靠家族關係上位的孩子”，從出生到成長，都是為了執掌美利堅帝國。

他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於19世紀90年代擔任本傑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總統的國務卿，當時美國正積極攫取海外新領土。年幼的杜勒斯在外祖父身邊度過了無數時光，學習華盛頓的處世之道。他年僅19歲時，外祖父就帶他前往海牙，他獲准旁聽有關美西戰爭、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的討論。到那時，他從家族繼承的“帝國心態”已經牢固形成。

杜勒斯的姨父羅伯特·蘭辛（Robert Lansing）也曾擔任國務卿，任職於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治下。杜勒斯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短暫師從威爾遜，修讀這位未來總統開設的美國政府課程。畢業後，這位年輕人先到巴黎大學學習一年，然後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那些精英律師事務所看不起常春藤盟校以外的法律教育，但他的外祖父動用關係，讓他進入了其中最具精英色彩的一家——位於華爾街的沙利文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

杜勒斯從出生到成長，都是為了執掌美利堅帝國。

那是1911年。四年後，蘭辛出任國務卿。又過了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杜勒斯陪同姨父前往凡爾賽，參加巴黎和會。對杜勒斯這一代幾乎所有人而言，這場戰爭都是塑造其思想的經歷，影響着他們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由於視力不佳，杜勒斯未能參加軍事戰鬥，但他仍然認識到，這場戰爭是現代最大的悲劇，絕不應當重演。在凡爾賽，杜勒斯質疑對德國施加嚴苛賠款是否明智，並支持威爾遜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不過，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觀察和傾聽。

回國時，對於一個年僅三十出頭的人來說，他已經擁有非同尋常的外交履歷。杜勒斯回到沙利文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成為美國最炙手可熱的公司律師之一，並撰寫了自己的第一篇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文章，發表於1922年《外交事務》創刊號。在那篇文章中，杜勒斯警告，對協約國債務償還和德國賠款缺乏靈活處理，將破壞戰後的經濟復甦；他呼籲美國與債務國達成和解。這篇文章反映出兩項核心理念，此後數十年間，這兩項理念一直影響着杜勒斯的思想和行動。第一項是對全球秩序和建立穩定和平的深切關切，其動力來自一種迫切的認識：兩者隨時都可能崩潰。第二項是對務實主義的忠誠，在這種取向下，弄清什麼實際有效，往往優先於絕對的是非判斷。休厄爾將這種務實傾向作為反證，駁斥人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說法，即杜勒斯首先是一個僵化、說教且受意識形態支配的人。

其他歷史學家，包括杜勒斯研究學者羅納德·普魯森（Ronald Pruessen）和理查德·伊默曼（Richard Immerman），此前也曾提出類似論點。休厄爾開闢新領域之處，在於他分析了杜勒斯對人類歷史變遷的態度。這些態度深受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響，柏格森是他在巴黎大學的一位教授。大多數有關杜勒斯的研究，對他在巴黎大學度過的那一年都只是一筆帶過。休厄爾認真對待這段經歷中的思想內容，說明柏格森關於變化必然性的理念如何“成為杜勒斯人性觀和國際秩序觀的內在組成部分”。按照杜勒斯的理解，柏格森的著作表明，任何試圖將一套特定權力關係固定下來的做法都註定失敗，並且很可能導致戰爭。休厄爾認為，正是這種思維方式，使杜勒斯對德國賠款持懷疑態度，因為他覺得賠款壓抑了德國人追求權力和影響力的自然願望；後來，他也因此對聯合國設立常設安全理事會持懷疑態度，因為這一安排試圖把1945年前後世界上暫時存在的權力關係封存於琥珀之中。

恰好，柏格森關於流變與流動性的理念，與杜勒斯作為公司律師的工作相契合。20世紀20年代，杜勒斯在沙利文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成為跨國經營企業的首選顧問，無論是在中美洲經營的聯合果品公司，還是在世界各地施展影響力的華爾街大銀行，都找他辦理業務，他也由此成名並積累了財富。對杜勒斯而言，資本主義顯然是好事，正是人類實現其最深層目標和願望所需要的那種充滿活力、適應性強、跨越國界的體系。然而，即使資本主義也需要有效的法律和地緣政治架構，而他在那十年間一直致力於談判國際金融協議，希望這些協議既能保持穩定，又能帶來利潤。在這個過程中，他幫助將美國企業與政府緊密聯繫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動盪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打破了這一聯盟，至少一度如此。但即使混亂、暴行與衝突蔓延全球，杜勒斯仍堅信，沒有理由驚慌失措，也沒有理由拋棄華爾街銀行和國際聯盟等既有機構。然而，他強烈反對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儘管曾在威爾遜政府任職，杜勒斯卻終身都是共和黨人。

在那十年間，杜勒斯日益轉向自幼信奉的長老會信仰，逐漸將跨大西洋的基督教視為身處危難中的人類最後、最好的希望。他相信，宗教能夠成為一股制衡“國家神化”的力量；在他看來，正是“國家神化”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應聯邦教會理事會的要求，他主持了一個戰時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43年發表了《和平的六大支柱》報告。在介紹這份報告的演講中，杜勒斯主張，出於“道德和開明的自身利益的考量”，美國必須承諾在戰事結束後參與“有組織的國際合作”。

這些年間，杜勒斯也提出了一些並不那麼高尚的論點，包括支持以“種族和文化優越觀念”為基礎的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然而，他的著作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穩定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並避免重蹈他年輕時在凡爾賽所目睹的錯誤。他的著作書名足以證明其抱負之宏大：1939年的《戰爭、和平與變革》；1950年的《戰爭還是和平》。他熱切希望參加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並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提供建議，也同樣體現了這一點。幾乎所有人都預期杜威會在1948年獲勝，如果如此，杜勒斯或許就能提前四年出任國務卿。實際情況卻是，他不得不等到1952年艾森豪威爾獲勝、冷戰已全面展開之後，才有機會嘗試將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踐。

現實的檢驗

全書八章中，休厄爾用了六章講述杜勒斯出任國務卿之前的人生與思想。這一選擇使全書的篇幅分配顯得失衡，例如，書中用於敘述20世紀30年代基督教合一運動的篇幅，遠遠超過講述杜勒斯兄弟密謀推翻危地馬拉和伊朗政府的篇幅。哪些地方深入挖掘、哪些地方淺嘗輒止，部分取決於作者希望探索杜勒斯思想演變過程中較少為人所知的階段。“畢竟，他只在人生最後六年擔任國務卿，”休厄爾寫道，“而在1953年之前，他已經擁有一段漫長而重要的國際事務參與經歷。”這話確實不錯——但同樣真實的是，倘若沒有他在國務院的任職經歷，讀者也不會多麼關心杜勒斯的大學論文或基督教信仰。

至於杜勒斯早年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任內的所作所為，答案似乎既是很大，也是很小。“誠然，那些基本理念依然存在，”休厄爾寫道，“但它們缺乏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所展現的想象力。”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想象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遠比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容易。杜勒斯仍然夢想建立一種體系，讓資本主義貿易與國際機構取代戰爭，成為各國解決分歧的機制。然而，他主要考慮的，還是美國需要粉碎蘇聯共產主義。

結果，這位國務卿與本書其餘部分所呈現的那個務實、倡導基督教合一、奉行國際主義的人物，形成了鮮明矛盾。年輕時，杜勒斯希望基督教信仰能夠帶來世界和平；擔任國務卿後，他主要把它當作攻擊蘇聯無神論的棍棒。20世紀30年代，他批評民族主義是一股撕裂世界的力量；到了20世紀50年代，他卻力主美國民族主義，認為這是僅存的選擇。他曾經主張建立靈活的世界秩序，以容納新興國家不斷變化的需求。然而，在任期間，他卻試圖削弱和摧毀第三世界的領導人及運動。最重要的是，他自稱是和平人士，但無論在言辭還是戰略上，卻不斷試探全球熱核戰爭的邊緣。

美國領導人有時會浪漫化20世紀中葉那段時光。

日益加劇的冷戰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一轉變。休厄爾將杜勒斯描述為一個較晚才認識到蘇聯威脅的人，他始終傾向於憎惡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但最初對其具體情況並不十分感興趣。1952年，隨着《生活》雜誌刊登《大膽的政策》，這一點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這篇文章是他為美國冷戰戰略制定的藍圖，主張採取更具進攻性、以解放為導向的路線。正如休厄爾指出的，杜勒斯主張即使在地區衝突中也應發動進攻性核戰爭，這成了人人議論的話題——這完全可以理解。杜勒斯認為，即使面對共產主義勢力的小規模進犯，美國也應作出“大規模”回應，以此向世界表明誰說了算。他採用的是一種締造和平的邏輯：美國報復的前景將可怕到無人敢冒險觸發它。但這項政策並未贏得多少支持者，即使在白宮也是如此，因為核邊緣政策帶來的風險並非只會落在一方身上。

杜勒斯對如何贏得冷戰的思考則更為細膩。他首先將這場衝突視為一場圍繞美好生活和理想社會的不同願景展開的鬥爭。他認為，美國需要支持一場“意識形態攻勢”，而不僅僅是核攻勢。這種觀點偏離了他年輕時所擁護的跨國制度建設。然而，它也體現了他從早年經歷中獲得的一些智慧：那些經歷讓他認識到，心理、抱負和想象力，而不僅僅是精打細算的自身利益，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投入這場休厄爾所稱的“爭取人心的戰鬥”時，杜勒斯的言論最終聽起來極像他曾經鄙視的新政自由派。“我們今天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提高生活水平、增進人的尊嚴，對於各國和睦相處及持久和平至關重要，”杜勒斯於1958年宣稱。他相信對外援助可以作為外交工具。他認為，冷戰可能成為精神和社會復興的源泉。“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把我們自己的社會建設成沒有任何人想要推翻、世界各地的人都想要效仿的社會，”杜勒斯主張。羅斯福恐怕也難以說得更好。

從今天來看，這類宣言強化了這樣一種認識：20世紀中葉確實存在一種共識，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於美國應當如何行事，擁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理念。但以共識為框架，可能會淡化美國領導層在20世紀50年代突然一致認定為理所當然做法的那些事情究竟有多麼駭人。那個時代，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發生了劇烈轉變，包括艾倫·杜勒斯領導下的中央情報局開始採用秘密政變和暗殺手段，而在上一代人看來，這些做法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艾森豪威爾在1961年的告別演說中所指出的，美國人也已經接受建立一個龐大的聯邦安全國家體制，以保護他們免受蘇聯共產主義的侵害。用艾森豪威爾的話來說，這個“軍事工業複合體”永遠改變了美國的政治與政府。

未竟的夢想

今天的世界，是杜勒斯幫助創造的世界；聯合國和中央情報局至少目前仍在運作。然而，他的人生故事並不完全是一曲凱歌。儘管杜勒斯或許曾設想過一個和平開展國際合作的世界，但在任期間，他卻提倡一種將世界劃分為善惡兩極的做法，使戰爭更有可能發生，而非更不可能發生。儘管他早年曾主張地緣政治必須保持靈活、接受變化，但在政府任職的經歷卻讓他變得僵化、過度自信、自以為是。

撇開他性格上的怪癖和對激烈言辭的偏好，這些都沒有使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華盛頓顯得格外與眾不同。他在面對身居高位的直接壓力時拋棄青年時代的夢想，也同樣如此。今天的美國領導人有時會將20世紀中葉浪漫化，視其為兩黨團結、國家自豪感高漲的時代，但那個時代的冷戰共識也滋生了狂妄自大，以及考慮採取大規模毀滅性政策的意願。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如今杜勒斯不過是一座機場的名字。然而，對那些仍然立志推動美國實現杜勒斯所追求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人來說，他的殷切希望與巨大失望、他的遠見與盲點所構成的故事，最好被理解為一個警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