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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第二個任期即將過半，他既削弱了美國維護自身涉華利益的能力，也削弱了美國作為亞洲地區安全提供者的作用。他在與北京打交道時缺乏章法，着重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Xi Jinping）建立親密的私人關係，卻輕視或無視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根源，削弱了華盛頓塑造雙邊關係的籌碼。與此同時，川普持續攻擊盟友和夥伴，促使它們對美國採取對沖措施，並加強與中國的聯繫。北京則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一股穩定的制衡力量，與反覆無常的華盛頓形成對照：在皮尤研究中心於2026年春季調查的36個國家中，有25個國家對中國持好感的受訪者多於對美國持好感的受訪者，其中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和墨西哥。

鑑於川普第二任期戰略的失敗，許多民主黨人，甚至溫和派共和黨人，可能會在中期選舉後以及2028年總統競選期間，嘗試在對華問題上採取更鷹派的姿態。這種誘惑可以理解：人們強烈希望與一種進退失據的做法形成對照，並糾正川普犯下的錯誤。但屈從於這種誘惑將十分危險。如果國會和未來的總統候選人本能地對中國採取更具進攻性的立場，他們既可能削弱未來政府保留與北京之間至關重要的外交空間的能力，也可能進一步令那些不願被困於一場新的漫長對抗中的盟友和夥伴感到不安。對川普的對華政策矯枉過正，也不太可能幫助候選人贏得選舉，或在2028年到來之前提高公眾知名度。近期民調顯示，在七個選舉戰場州，只有少數美國人將中國視為敵人，或認為中國是美國安全面臨的首要威脅之一。

下一屆國會以及最終接替川普的人，應當把穩健、稱職地處理對華關係置於表演式強硬之上。謀取政治得分，以及懷念那些無視北京日益增強的實力、也無視美國國內對大國關係保持平靜日益增長的支持的戰略，只會加重川普的錯誤，而不是減輕這些錯誤。更明智、更連貫的對華政策，應以有章法地與北京競爭、耐心爭取焦慮的盟友和夥伴的好感，以及大力更新美國實力的國內源泉為基礎，這樣的政策可以讓美國人的生活更安全、更健康，生活負擔也更輕。

新來的朋友

川普對中國的看法在華盛頓打破了常規，甚至與其政府和黨內其他成員的觀點相左。大多數政策制定者都認為，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但川普對競爭的理解十分狹窄，主要集中在中國貿易順差的規模，以及中國出口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上。他也不太把習近平視為一個意志堅定的地緣政治對手，而更多地將其視為一個可以通過交易打交道的商業競爭者，認為自己能夠與他談判，以穩定雙邊關係。

這種認為對華交往可以而且應該不受意識形態影響、以交易為基礎的判斷，在川普第一個任期內就已存在。它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間也未消失。當時，川普認為習近平將病毒傳播到了國外，因此授權高級顧問實施強硬的對華政策，包括挑戰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公開呼籲政治變革。但川普的核心觀點當時並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刻地主導美國政策，因為在第一個任期內，他對自己政府的掌控較弱，對整個共和黨的支配力也較小。

川普也在受挫後，對北京的實力有了更現實的認識。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頂住川普2025年4月關稅攻勢、迫使他退讓的國家。2026年，北京利用華盛頓對經濟關係再次破裂的擔憂，阻止川普在其全球擠壓伊朗經濟的行動中將中國大型銀行作為打擊目標。即使這位總統聲稱自己正在開啟美國主導地位的新時代，他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實力接近美國的國家——其政府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正式確立了這一定位。同樣，他還大肆宣揚美中“兩國集團”的前景，使盟友和夥伴擔心，他把照顧北京的敏感關切置於它們的憂慮之上。

川普對華政策處理失當，為新戰略騰出了空間。

在某些具體領域，川普政府仍然從競爭的角度看待中國。例如，它正通過“金庫計劃”等舉措降低美國對中國稀土出口的依賴，該計劃旨在儲備關鍵礦產；它還向各國施壓，要求它們承諾不參與中國主導的人工智能倡議。即使川普猛烈抨擊盟友和夥伴，指責它們利用美國的慷慨，華盛頓仍在深化與澳大利亞、菲律賓等亞洲條約盟友的安全合作，並加強對台灣軍隊的訓練。

然而，總體而言，這位總統對中國更多採取的是遷就而非競爭的態度。而且，由於他的其他外交政策目標——主導西半球、推動伊朗政權更迭，以及結束烏克蘭戰爭——競相爭取優先地位，川普對這組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投入的注意力，遠低於許多觀察人士在他重返白宮時的預期。他在對華問題上的種種退讓，使美國的處境變得更糟：他削弱了華盛頓對北京的籌碼，同時使美國的盟友和夥伴質疑，是否應該與這樣一個國家保持一致——它寧願維持對華關係表面上的穩定，也不願協調行動，應對中國在海外的強勢行為及其在國內的鎮壓。

矯枉過正

由於川普的對華政策使他與外交政策官僚體系中的許多人，以及包括本黨議員在內的絕大多數國會議員意見相左，恢復對華激烈戰略競爭的壓力很可能正在積聚。尤其是尋求2028年總統候選人提名的人，將很容易受到誘惑，承諾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的做法，其中可能包括呼籲減少美中官員之間的高層外交交流，或採取範圍更廣的措施來限制中國的技術進步。但試圖恢復川普第二任期之前的現狀，或對其稍作調整——乃至為了展現表面上的實力而走得更遠——都將是錯誤的。

最明顯的是，美國近十年來試圖通過制裁、關稅和出口管制來減緩中國創新的努力，正陷入困境。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企業正設法繞過這些措施，與美國同行一道提升自身能力。任何限制技術獲取的可持續嘗試，也都需要多邊合作；隨着華盛頓與許多最親密盟友和夥伴的關係惡化，人們越來越質疑，是否有任何聯盟能夠阻礙北京的技術進步，以及是否願意承擔為此付出的代價。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擴大其在電動汽車、先進機器人和生命科學等領域的領先優勢。試圖在美國周圍築起一道技術護城河，不太可能幫助美國重獲競爭力。相反，華盛頓需要在降低中國投資與合作帶來的安全風險，以及從中國的知識和產業中獲取商業利益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美國可以借鑑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對美國企業採用的技術轉讓做法並從中獲益，當時華盛頓在許多尖端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例如，在電池製造領域，美國企業可以通過從中國競爭對手那裡獲取技術訣竅而受益；如果兩國實驗室整合各自能力，加快發現癌症等疾病的治療方法，雙方都將獲益。

美國也可能無法從川普重返白宮之前中斷的地方繼續前行，因為即使是對美國抱有善意的人，也無法再將他的外交政策視為一種反常現象。他在2020年敗選後贏得了第二個任期，而且勝得比2016年更加乾脆。儘管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會歡迎川普之後出現一個更加奉行多邊主義的政府，但它們很難忽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將周期性地塑造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僅僅摒棄川普粗暴的霸凌行為，不足以重建信任；他的繼任者必須避免將盟友和夥伴視為戰略競爭的工具。

然而，矛盾的是，川普對華政策處理失當，卻為一種新的、更持久的戰略的出現打開了政治空間。過去，主張美中持續開展高層外交的人，往往被斥為目光短淺；中國在美國的投資被視為特洛伊木馬；對雙邊關係零和觀念的批評則被認為天真。但川普的行動改變了政策可能性的可接受範圍，為以更多樣的方式與中國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創造了空間。

共和黨和民主黨國會議員已逐步恢復兩黨聯合訪華。就連在參議員任內屬於最強硬鷹派之一的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也在9月表示，美中高級官員彼此迴避將是“荒唐的”。華盛頓一些備受尊重的人士，包括喬·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前高級官員，正在呼籲與中國企業組建一些合資企業，以幫助美國企業發展。國會和白宮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實力的穩步積累，要求美國以更有重點的方式開展競爭。

新的對華政策也獲得了公眾支持。儘管許多政策制定者將對北京的關係描述為一場必須取勝的競爭，但大多數美國人將其視為一種需要管理的現實。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25年7月的一項調查中，53%的美國人希望美國尋求“與中國友好合作和接觸”；這是自2019年以來，首次有多數受訪者表達這一觀點。年輕人正在推動這種轉變。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1月的一項民調發現，在18至49歲的人群中，只有32%的共和黨人和10%的民主黨人稱中國為敵人，而在50歲及以上的人群中，這兩個比例分別為55%和18%。中左翼智庫探照燈研究所2026年3月的一項調查發現，18至34歲的受訪者中，有62%希望美國“與中國合作，改善美中關係”。

穩健掌舵

更好的對華政策，首先要放棄那些要求在與北京的戰略競爭中“取勝”的空洞告誡。儘管中國面臨諸多內部挑戰，包括生產率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以及政府債務不斷增加，但它也擁有強大的優勢，其中兩項在川普第二個任期內已變得無可否認：中國在向美國人供應關鍵商品的供應鏈中占據主導地位，以及它對美國汽車業和國防工業基礎賴以運轉的稀土擁有牢牢的控制權。

下一任總統既不應低估，也不應誇大北京的發展勢頭；相反，正如我們此前所主張的，華盛頓應將其視為“一個長期存在但受到制約的競爭對手”。無法迴避的現實是，任何一方都無法在不使自身遭受嚴重損害的情況下，向另一方打出任何致命一擊。兩國將繼續相互依存，並且在行動時必須清楚彼此給自身帶來的脆弱性。

如果世界上最主要的兩個大國註定要圍繞共存條件展開競爭，它們就必須加倍努力，避免災難性的對抗。如果華盛頓要鞏固在亞洲的威懾力，就必須與那些有充分理由保持警惕的盟友和夥伴建立信任。它還必須繼續向北京表明，願意採取對等措施，降低意外空中相撞或海上碰撞等事件失控升級的風險。隨着人工智能迅速發展，釋放這類信號將變得愈發重要。保護美國本土免受人工智能濫用和目標偏離之害，將要求華盛頓與北京協調，為前沿模型設立安全邊界，並摒棄那種認為此類努力不利於取得對華決定性戰略優勢的論點。在人工智能安全問題上開展合作的需要，已經在塑造美中關係：在9月川普與習近平的峰會上，兩國同意建立事件預警系統，許多國會議員也公開支持與中國開展更廣泛的雙邊合作，以降低人工智能引發安全危機的風險。

再工業化也將是川普繼任者的一項重大任務。如果美國要降低自身對中國的脆弱性，並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尋求有利的共存，就必須在這方面取得進展。下一屆國會和可能參加2028年大選的候選人，可以提出切實可行的計劃，減少美國在藥物活性成分、稀土以及未來潛在瓶頸領域對中國的依賴。他們也可以優先發展美國安全所依賴的關鍵產業，例如人工智能驅動的機器人產業和造船業，並解釋將如何向這些領域投入資金和人才。在其他方面，隨着公眾對總統關稅政策的支持下降，他的繼任者可以縮小那些降低生產率、增加美國生產商投入成本的對華保護主義政策的範圍，為其設置到期終止條款，或通過行政命令將其撤銷。這些努力將在國內獲得廣泛的政治支持，也將使美國更有條件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抵制中國不公平的經濟做法，包括大規模補貼、低估幣值，以及壓低國內需求。

歸根結底，美國必須記住，其對外競爭力將源於內部活力。因此，華盛頓的領導人應將對華政策立場融入一種充滿希望的願景：幫助美國發揮其作為一個多元、能夠自我糾正的民主國家的潛力。圍繞美國引導對華關係朝着富有成效方向發展的能力來構建美中關係，比起將華盛頓描繪成受害者，或重新推行一個已不再適應當前形勢的政策框架，更有可能形成一種有韌性的應對方式。

觀察人士可以而且應該就具體政策立場展開激烈辯論。但美國對華方式若再次發生劇烈轉向，將造成更多政策不穩定，同時也會忽視北京崛起正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地緣政治力量平衡。川普無論多麼笨拙，畢竟創造了政治空間；利用這一空間，2026年中期選舉後就任的新一屆國會，以及有意角逐2028年總統大選的人士，將有機會提出一種更穩健的應對方式，清晰闡明以國家振興為重點、對北京採取平衡姿態的立場，以反映美國公眾的心態。以這種思路應對中國的挑戰，不僅在政策主張上更為合理，在政治上也將更具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