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本周四11月5日刊发奥利弗·梅尔顿（Oliver Melton）和洛根·赖特（Logan Wright）的联名经济学评论：“中国的否认经济学－－北京面对失败时的成功理论”。奥利弗·梅尔顿是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中国业务部门总监。洛根·赖特是荣鼎集团合伙人，负责领导该集团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研究，著有《破碎的中国：经济奇迹如何破灭及其对世界的意义》一书。请读他们的评论：

中国正确诊断出了自身最紧迫的经济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家庭消费持续疲弱是未来增长面临的核心威胁。领导层也知道，这种失衡的增长模式正在引发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而且还将继续如此。他们知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国内许多低调发声的人士，正在发出警告：如果北京不尽快作出重大调整，中国将面临不断放缓的增长、接连不断的贸易争端，以及可能陷入停滞的家庭收入。

但令人困惑的是，中国领导人并未采取行动。北京宣布的提振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的计划力度有限，其总体经济战略基本没有改变——仍然着眼于扩大制造业投资，尤其是先进技术和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

对于北京为何选择无视这些警告，各种解释层出不穷。许多人猜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没有获得准确的信息，或者他及其最亲近的盟友已不再将发展作为优先事项，转而追求国家安全目标，或希望控制全球工业的制高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北京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政治或体制约束使其无法采取果断行动。

事实上，尽管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策制定，但真正的解释要简单得多。中共之所以坚持这条道路，是因为领导层相信这条道路行之有效。他们看到了同样令人不安的数据，包括不断扩大的对外顺差、疲弱的消费、放缓的家庭收入增长、疲弱的信贷需求、不断上升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以及持续的通货紧缩，但对于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北京应该如何应对，他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中国的经济政策嵌入一套系统性的规划程序之中，旨在确保短期压力不会使长期优先事项受到干扰。问题在于，这一长期战略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控制先进技术和工业将引发新一轮高速增长。要理解这一经济战略，最恰当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错误运用：北京执着于控制技术和实物资本，并相信超高水平的投资将加速生产率提升和工资增长。但是，如果这些投资脱离市场需求和最终总需求的变化趋势，对制造业和技术的过度关注就无法提高生产率或工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已经是世界最大出口国、无法依靠进一步扩大出口来推动增长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坚持己见

中国的世界观将发展等同于资本积累，并认为生产率取决于对技术的控制和运用。这种观点认为，服务业增长、工资提高和消费增加都是上述物质基础带来的结果——一旦生产性产业蓬勃发展，这些结果就会在发展进程的后期自然出现。在这种经济发展观念中，正确的战略永远是增加投资、发展更多工业和采用更多技术。国家的作用是确保家庭储蓄和工业利润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或政府引导的资本，重新投入优先领域，而不是流向服务业或消费等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活动。因此，由此造成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家庭收入增长、服务业和公共服务受到的削弱，并非意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这被视为一种自律，最终将以更快的长期发展获得回报。

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通过直接干预，主动引导资源配置，而不能被动地依靠利率和汇率。国家可以利用市场的活力和进取心，在划定的领域内促进效率和创新，但政府的职责是确定正确的投资重点，确保优先产业以最快速度增长，然后在失衡不可避免地出现时进行干预，缓解失衡。

在这种宏观经济观念中，经济由一张庞大的投入产出表组成，矩阵中的每个单元格都是一个部门，既消耗其他单元格的产出，也为其他生产者提供投入。如果某些产品的供给或需求出现失衡，并通过价格过高或过低显现出来，原因可能是生产部门投资过度，或者下游消费部门投资不足。政府政策力求通过促进整个矩阵中的投资和生产，增加产出并稳步降低价格；如果某个单元格的产出超过其他单元格的需求，就根据需要调整资源配置的速度和平衡。目标并不是让这些重点部门出现产能过剩或盈利能力低下，但实现快速发展的最优路径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些部门推向这一方向。

许多人猜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获得准确的信息。

北京一直严格遵循这套做法。例如，2022年房地产行业崩溃，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严重到无法忽视时，北京的应对方式是加大对信贷流向进行微观管理的力度，逆转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改革试验，同时加强对资本市场和产业政策资金的监管。如今，央行再贷款工具引导低成本银行贷款，优先支持特定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设备采购。数千只政府运营的股权基金向支持一系列产业和技术战略的企业提供低成本资本。国有企业介入以帮助抬高股市估值，监管机构则在新股上市方面优先考虑战略产业的企业。当某个行业投资过度时，就会开展诸如“反内卷”这样的政策行动——这是一个新词，用来描述一系列旨在化解产能过剩、彼此却并不协调的政策——以减缓未来投资，通过固定价格支撑盈利能力，或者制定标准限制市场准入，力图放缓产出增长，等待投入产出表中的其他单元格逐渐赶上，并随着时间推移恢复平衡。

尽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难以理解，但这种做法的某些方面在中国具有可以理解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在微观层面。房地产行业在巅峰时期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其崩溃通过经济中一些非常具体的供需传导路径引发了巨大冲击。北京针对受影响行业调整政策，并在设计应对措施时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思考，是有道理的。过去15年，中国股票、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市场频繁出现泡沫，使政策制定者对面向整个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深感警惕，这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正在试验针对特定行业、更具针对性的工具。

同样，北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必胜心态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企业正在汽车、电信等主要传统产业中跻身领先行列，另有许多企业有望在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蓬勃发展——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内生产总值遭受巨大打击之后。对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在努力振兴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过程中积累经验的那一代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世界领先企业的涌现，而且往往是私营企业，是北京已经找到制胜之道的确凿证据。从这一角度出发，北京也对外国关于不公平市场干预或贸易失衡的抱怨不屑一顾，将其视为那些已经习惯依靠技术垄断寻租的富裕国家的酸葡萄心理。

中国领导人还将部分通货紧缩视为来之不易的效率提升所结出的果实：消除瓶颈、制造业集群的规模经济、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改善物流，以及消除市场壁垒，都降低了制造业供应链上下游的成本。他们会认为，效率提升带来的一次性成本下降，或建筑活动骤然减少造成的冲击，必须由经济自行消化，而不是通过刺激措施予以抵消。而且，尽管外国评论人士和政要警告称贸易反制正在加剧，数据却讲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不同故事：在川普（Trump）政府加征大范围关税、欧盟针对电动汽车等少数行业设置防御措施之际，中国的出口增长几乎没有放缓。

存在缺陷的基础

然而，中国经济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内总需求始终远远低于国内供给。除非国内劳动者购买中国工业生产的商品，否则中国规划者的投入产出表就无法实现平衡。否则，其余所有产品都必须出口，而且往往以更低的价格出口。领导层在原则上理解这一点，但相信控制先进产业和技术本身就会提高生产率，维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更高的工资，进而带来更高的消费。

这正是北京做法中的缺陷——残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被错误运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留下的危险遗产。事实上，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可能压低整体生产率，即使中国成功推动了先进产业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也可能停滞不前。

诚然，在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和技术能够带来生产率提升。但如果资源是通过脱离投资回报的政策干预来配置的，这种因果关系通常就会失效。控制或拥有先进产业本身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因为这些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小。相反，只有当新产品或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得到推广和使用，并以提高效率或增加产出的方式发挥作用时，它们才会提高生产率。例如，带来效率提升的并不是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成功，而是其机器人被部署到工厂中，以节省生产成本——也就是取代工人——并增加产出。如果这些收益未能超过新型工业机器人的真实成本——即便有层层补贴——那么，无论工厂本身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或者机器人企业本身看起来多么成功，其净效应都不是正面的。

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向全球经济外溢。

新生产技术的应用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北京自身的产业政策干预却抑制了这一过程。当技术和投资决策由政府而非注重价格的企业作出时，政策制定者押注的不仅是自己比市场更懂得如何提升长期表现。他们也在押注自己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创造富有创新性的新商业模式。然而，在中国，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使市场僵化，尤其是通过减少破产，以限制创新成果和效率提升在更广泛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使市场僵化。此外，中国的许多产业政策旨在实现自力更生，而这从定义上说，就是侧重于重复性投资，这些投资增强了国内工业实力，却未必提高效率。

此外，尽管中国多层次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企业取得成功，并建起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超现代化工厂，但也存在大量从未登上新闻头条的低效和浪费。计算整体生产率必须全面，既要评估产出的净增长，也要计入政府提供的所有产业补贴、坏账、放弃的利润以及对投资的间接支持。现实是，中国的总体成功率远低于那些明星企业所呈现的水平：比亚迪、宁德时代和理想汽车等电动汽车及电池制造商在全球市场取得的非凡影响力，掩盖了数十家失败企业的存在，这些企业在该行业及其供应链的大部分领域形成了不良贷款，消耗了未能带来盈利的资本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产业政策支出最高可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尽管存在局部成功，但这些支出的净投资回报是否为正，远不明确，而且可能是严重的负值。

最后，北京正在押注，超高效率的制造业和战略产业的成功最终将带来更高的工资，继而推动消费激增。诚然，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生产率增长会使实际收入上升。但如果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投资由国家政策而非投资回报驱动，那么即使企业效率提高，工资也可能下降。家庭收入上升需要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就业，而就业并不是中国资本密集型先进制造业投资战略的核心特征。事实上，国家资金已经帮助中国这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为高科技“黑灯工厂”的世界领先者，这些工厂在运转时，无须配备照明等为人类提供便利、却会造成干扰的设施。这或许能够提高投入产出表中备受重视的制造业单元格的产出，但如果总的劳动力需求没有增长，整个等式就开始失效。

被推迟的中国梦

不过，北京经济模式最有害的后果，是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侧重扩大生产，再加上中国疲弱的消费需求，导致过去十年中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的时间长于上涨的时间。对中国经济而言，这一威胁远远超过行业失衡带来的些许困扰。通货紧缩削弱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降低新增投资的动力，并重创就业、工资预期，进而重创消费者信心，导致国内需求进一步疲弱——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界限分明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遍及整个经济。通货紧缩还会削弱财政收入，并给金融机构带来压力；持续时间越长，就越会严重限制国家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还通过更便宜的出口商品和走弱的实际汇率向全球经济外溢，加剧北京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抗击通货紧缩方面行动滞后，风险极大，但如果北京继续相信，其战略将从长期提高生产率并启动国内需求，就不太可能改变方向。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失业压力或不断增多的对外贸易摩擦，可能迫使北京重新评估其构想，但北京已经亮明了自己的选择。失业、就业不足和低工资问题不断累积，对中国家庭和劳动者造成的影响已经相当严重，但北京的应对仅仅是少量新增家庭补贴，以及对社会服务的小幅追加投资。同样，随着对外贸易紧张关系加剧，北京将这些与各国之间的争端作为外交问题处理，通过威胁与谈判相结合的方式，保住中国的大部分出口市场。

对于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和对外贸易紧张关系，选择采取短期的权宜补救措施，乍看令人困惑。对于一个高度专注于自力更生和消除对外依赖的政府而言，越来越依赖自身几乎无法控制的外国需求，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一种奇怪的战略。同样，对于一个极度重视社会稳定的政权而言，更加关注工资和劳动力需求似乎才是审慎之举。然而，如果从领导层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角度来看，这一战略就有一定道理。这一过程或许令人不快且十分艰难，但却是通往技术引领型增长模式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步。

领导层目前对这一转型过程的信心意味着，已经显现的警示信号可能还要经过许多年，才能在内部产生说服力。这几乎可以断定，北京将继续推迟行动，而通货紧缩压力和对外贸易紧张关系则会不断累积。通货紧缩和企业盈利疲弱已经在侵蚀中国的财政收入，自2019年以来，财政收入按名义计算基本持平。通货紧缩和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也在侵蚀金融体系，最终将需要大规模核销坏账，并由政府预算出资补充资本，以防止信贷增长进一步放缓。就在两个月前，银行业刚刚获得了540亿美元的资本补充，但对贷款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对以工业和技术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执着，正在形成一种危险循环，可能导致消费进一步疲弱、收入增长进一步放缓，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更为严重的贸易摩擦。此外，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领导层正通过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弥补不足，而这些干预又进一步削弱市场力量和私营部门的独立性。照此发展下去，即使领导层最终认识到需要改变战略，中国也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财政或金融空间，来推动经济再平衡，转向更可持续、更加多元化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