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海啸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美国。在周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以巨大优势赢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使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进入分立政府时期。上周三11月4日下午，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评估了这场大胜对全球的影响，涉及能源、经济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等议题，并将专家们的评估观点发表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与君分享：

中期选举失利可能推迟、但无法阻止与伊朗的又一次冲突升级 (威廉·韦克斯勒（William F. Wechsler）是大西洋理事会拉菲克·哈里里中心及中东项目的高级主任。他最近担任的美国政府职务是负责特种作战与反恐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川普的中东政策无疑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之一，而他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川普已经公开承认，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其败选的原因之一。此外，他在选举日一早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两个月后终止美国对以色列军方的财政支持，这表明他认为，这个问题在右翼和左翼阵营中都是一个迫切的政治难题。在以色列，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抓住了川普的这一表态；在上周选举之后，他很可能首先获得组建新政府的机会。双边关系面临的威胁日益加剧，将成为以色列下任总理的首要议题。

伊朗政权无疑会将这一结果视为其以自身方式在华盛顿推动“政权更迭”的又一个例子。如果他们公开表达这一看法，就可能促使川普决定升级冲突。选举之前，川普已经审阅了作战计划，并下令向该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令人鼓舞的是，迄今为止，伊朗就美国选举结果发表的声明总体上有助于缓和局势。

这种喘息可能只是暂时的。伊朗有着相当一贯的误判和得寸进尺的记录，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虽然有权阻挠川普的国内立法议程，却没有多大能力阻止总统行使其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力。

川普最终可能会认为，按照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达成外交协议，只会强化这样一种看法：他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共和党的选举前景以及他个人的历史遗产。因此，川普可能得出结论，唯一的出路就是打赢这场战争。这可能促使他决定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即便不是立即重启，也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启。

川普可能进一步加码能源政策 (兰登·德伦茨（Landon Derentz）是大西洋理事会负责能源与基础设施事务的副主席兼全球能源中心高级主任。他此前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事务主任):

随着民主党取得国会控制权，川普很可能更加倚重其广泛的行政权力和外交政策权限。尽管立法阻力不断增加，但在2028年总统竞选全面展开之前，总统将其优先事项转化为持久政策和投资决策的时间窗口正在缩小。

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主导了昨天选举前的讨论，路透社与益普索的一项民调发现，百分之四十八的登记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决定其投票的首要议题。今年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也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大了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但随着中期选举结束，川普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在短期消费价格问题与长期战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这种矛盾在能源政策中将尤其明显，因为外交政策抱负、国内产业优先事项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并不总是一致。

首先是伊朗问题，与短期选举考量相比，川普可能会更加重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一长期目标。他在2025年和2026年发动打击之前的行为表明，外交言辞与军事升级可以并存。持续施加经济压力仍然是一条可能采取的路线，而再次升级军事行动也是一种可行的替代选择，即便代价是地区稳定和能源价格受到冲击。

然而，总统权力也有其局限。川普可能会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寻求以能源为核心解决乌克兰战争，但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大西洋这一侧的美国国会两党反对放松制裁，而欧洲决心消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有依法规定、持续至2027年的逐步淘汰安排作为支撑，这些都构成了巨大障碍。这甚至还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恢复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将损害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利益，以及川普更广泛的能源主导地位议程。

除了外交政策和外交抱负之外，总统在推进国内能源议程方面拥有大得多的行动空间，无须外国政府或国会配合。预计他将再次推动扩大传统能源生产、出口能力，以及为美国人工智能和制造业雄心提供动力所需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先事项可能只能在短期内有限地缓解消费价格压力，但它们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将行政权力转化为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和商业承诺，使未来的政府更难将其撤销。

市场尚不确定该如何看待民主党的大胜 (乔希·利普斯基（Josh Lipsky）是大西洋理事会副主席兼国际经济事务主席。他此前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

两年前，川普再次当选总统时，债券收益率飙升——因为市场预期关税将提高，赤字支出将增加。市场判断正确。两年后，随着民主党横扫国会，债券市场最初作出了相反的反应——市场认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基础设施支出将不得不放缓，而政治僵局将意味着支出协议减少。这一次，市场可能判断错了。

民主党计划在明年1月开展一场持续一百小时的立法闪电战，推进一系列优先事项，包括撤销关税——根据出口民调，关税是川普第二任期最不受欢迎的政策之一——以及恢复医疗补助计划和《平价医疗法案》遭削减的资金。所有这些都会增加赤字。

市场认为，川普会否决整套方案。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拥有稳固的多数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将在两场重大财政争斗中占据有利的谈判地位。首先是联邦政府拨款，因为现有资金仅能维持至12月11日。处于任期尾声的本届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临时拨款决议，但2027年几乎肯定会爆发一场预算争斗。这场争斗可能恰逢美国触及债务上限——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某个时候突破41万亿美元的限额。民主党将坚持把满足其支出优先事项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如果未来一年出现一些双方的支出优先事项都得到满足、债务继续累积的协议，不必感到意外。

与此同时，关税不太可能改变。选民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川普贸易政策及其对物价影响的感受。但川普会拒绝任何限制他使用这一最钟爱的工具的尝试。民主党的立法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表明该党希望在2028年及以后采取怎样的贸易政策方向。但对于那些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获得关税减免的国家来说，等待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中国。川普与北京的贸易缓和，部分源于两国领导人今年举行的一系列峰会（预计年底前还将举行两次）。这些峰会结束后，川普可能会在任期最后两年重新聚焦于自他首次竞选总统以来一直驱动其经济主张的核心理念——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能找到一个罕见的两党共识领域。

财政拨款权将成为塑造美国对北约政策的途径 (托里·陶西格（Torrey Taussig）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倡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此前，陶西格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

只要川普仍在任，对美国参与北约事务的疑问和担忧就会持续存在。反复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以及拒绝保护国防支出不足的北约盟友，从而引发跨大西洋危机的，是总统，而非国会。同样，绕过一切争取欧洲支持其对伊朗战争的努力，甚至没有设法让欧洲知晓这场战争的，也是政府，而非国会。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取消向欧洲部署部队的计划时，不仅令欧洲人措手不及，也令国会感到意外。如今民主党控制了立法部门，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都将关注，该党能否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从行政部门手中夺回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支持美国在欧洲保持强大存在、并对北约作出坚定承诺的民主党人，已经拥有坚实的基础。尽管政府对待盟友的方式笨拙失当，国会对北约的支持早已跨越党派界限，而且产生了实质性效果。在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通过了对乌克兰的多年安全援助，以及限制政府削减驻欧美军能力的条款，并要求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继续兼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尽管两党对北约的支持已经十分强劲，民主党控制国会仍将对跨大西洋安全产生重新校准的作用。到2027年1月，民主党人将担任参众两院所有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包括拨款委员会，以及对欧洲安全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人将决定哪些法案获得听证机会，掌控调查，并主管约三分之二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预算。我们将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谈判，以及有关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态势的听证会上，看到这一转变的影响。尽管川普在外交政策领域仍拥有广泛的行政特权，民主党人将开始为一种与美国盟友合作的新方式铺路。

政府推行亲普京政策将付出更高代价 (约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是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曾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为川普最近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采取的举措设置了新的障碍。近一个月来，尽管有悖于美国的重大利益，政府的政策仍大幅转向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方向。

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提供的好处包括：达成向美国出售俄罗斯柴油的协议，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政策；使林赛·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的制裁法案失去效力，而该法案几周前才刚刚在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并由川普签署；切断星链和星盾卫星系统向乌克兰提供的关键情报；以及积极考虑普京提出的建议，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习近平、川普和普京三方会晤。

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前，向无意通过妥协实现和平的克里姆林宫赠送这些好处，也已引发各政治派别的强烈批评，其中包括国会共和党人，以及《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等总体上支持川普的主要媒体。参众两院的几位共和党人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不停止迁就克里姆林宫，他们将在中期选举后的国会任期尾声会期阻挠川普的议程。这些批评令政府感到意外，并可能与以下两件事有关：首先，没有任何官员愿意为切断情报服务承担责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这项服务已于几天前恢复。

如果川普继续对普京表现出顺从，中期选举结果只会使他面临更多问题——超过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对普京持负面看法。周二投票之前，人们预计民主党将赢得众议院，但他们的表现更好，同时也赢得了参议院。这意味着，川普团队可能因其转向莫斯科的政策而面临两院的调查。这些调查很可能会涉及一些棘手问题，例如，白宫为何选择无视本国情报界的判断，淡化莫斯科向伊朗提供军事情报一事，而这些情报使伊朗军队能够有效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和军人。

这一切意味着，政府推行亲克里姆林宫政策将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代价。这并不能保证它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会重新采取真正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但俄罗斯战争博主一直在为选举结果哀叹，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将不再能够帮助普京。

公众信任正在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治走向——如今或许也在推动政策走向 (格雷厄姆·布鲁基（Graham Brookie）是大西洋理事会负责技术项目与战略的副主席，同时兼任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高级主任。他此前曾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多个职务):

美国若要在人工智能时代有效竞争，就必须解决美国公众对这项技术严重缺乏信任的问题。这是大西洋理事会人工智能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得出的一项关键结论，该委员会汇集了两党国会议员、行业领袖和公民社会专家。

美国人对这项技术的深切焦虑，以及对开发这项技术的行业巨头的怀疑，在整个中期选举过程中及选举结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一项出口民调发现，百分之五十六的选民表示，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是他们在国会选举中作出投票决定的“关键或主要因素”。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担忧不会继续在下届国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其他地方的州级政治中充分显现。

尽管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对人工智能的怀疑却跨越了党派界限，从密歇根州到得克萨斯州，许多共和党候选人都主张放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或加强对科技行业的监管。同样，本届国会中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两党政策提案也越来越多，例如《前沿法案》和《人工智能紧急关闭开关法案》，这些提案很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在下届国会重新出现。

归根结底，尽管人工智能在全国各地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和融合，但最近至上个月的民调仍显示，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或担忧，而非兴奋，尤其是在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就业、教育、环境、安全与安保，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这些担忧在年轻人中尤为普遍。

这次选举举行的一周前，人工智能行业普遍发布表现不佳的财报，引发了一场规模居前的科技股抛售，导致近一万亿美元市值蒸发。这场抛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信心动摇：人们怀疑，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动力的创纪录借贷和支出能否转化为可持续收入，而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时间，并已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无论如何，美国经济都极度依赖于投向人工智能的巨额赌注能否获得回报。综合来看，我们很可能还将继续经历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市场和政策调整。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将长期存在，但它也正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决定因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过制度管理它的能力，我们早就应该就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应当呈现何种面貌，展开一场连贯的全国性讨论。这场辩论将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届国会中充分展开。

美中人工智能安全谈判可能重新提上议程 (肯顿·蒂博（Kenton Thibaut）是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的中国事务高级驻院研究员):

民主党控制国会，可能会加强对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协调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前沿模型风险、事件通报和危机沟通方面。这次选举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在2026年9月的峰会上，川普与习近平同意建立双边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以及一个人工智能相关事件沟通渠道，后续会谈定于11月举行。

国会民主党人已经提出了一项更具雄心的双边接触议程：9月，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阿米·贝拉（Ami Bera）和萨拉·雅各布斯（Sara Jacobs）与另外二十六位同僚一道，敦促政府寻求共同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建立危机沟通机制、应对先进能力扩散问题，并促进美中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与十六位民主党同僚牵头提出的另一项倡议更进一步，呼吁就前沿人工智能的测试、监督、人类控制和核查达成正式协议。这些参议员还提议考虑双方共同暂停前沿人工智能开发，凸显国会对管控日益加速的技术竞争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感兴趣。

掌控两院之后，民主党人可以利用委员会听证会、拨款和立法，推动政府将新的对话机制付诸实施。潜在的优先事项可能包括界定哪些人工智能事件会触发双边通报、制定信息共享规程，以及支持围绕模型评估和灾难性风险开展技术交流。

这一做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两党支持。9月，两党组成的问题解决者党团成员也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测试和事件通报开展协调。公众对当前人工智能政策日益强烈的反对——包括数据中心建设、宽松的人工智能自律监管，以及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日益担忧——也可能为重启人工智能领域的接触增添动力。

然而，重大制约因素依然存在。行政部门掌控外交谈判，而在半导体限制、技术获取和核查方面的分歧，使合作更加复杂。民主党议员对于双边承诺应当延伸到何种程度，也存在显著分歧，其中更侧重国家安全的民主党人对这一进程表现出更强的怀疑。

此次选举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使落实现有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成为国会更加重视的优先事项。对话能否发展为正式协议，将取决于政府的谈判意愿，以及北京是否愿意接受相互适用的保障措施——考虑到北京此前曾拒绝华盛顿围绕美国界定的优先事项来安排人工智能安全谈判的努力，这是一项艰巨任务。

民主党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取到一些让步，但不要指望对欧政策发生巨变 (约恩·弗莱克（Jörn Fleck）是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高级主任):

欧洲可以期待，下届国会的民主党人将释放信号，表明美国将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重新参与跨大西洋关系、乌克兰问题，甚至贸易问题。但欧洲决策者降低预期是正确的，因为民主党控制国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美国在欧洲大陆最关心的事项上作出实质性政策改变，仍然有限：这些事项包括支持乌克兰、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以及贸易和关税政策的更大稳定性。

即便在国会两院拥有稳固多数，考虑到川普的宪法权力，以及他突破界限的意愿，民主党人也将难以对其外交政策行为施加有意义的限制。民主党人可能会通过旨在表明政治立场的法案，迫使他和共和党人就俄罗斯柴油协议及豁免对俄制裁等事项公开表态。他们可以将对乌克兰的追加拨款提上议程，并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等必须通过的立法，尝试在支持乌克兰，或与政府正在进行的兵力部署态势审查相关的美国对欧洲安全和驻军承诺方面，争取让步。新的多数党还将尝试收回国会在川普第二任期内让渡给行政部门的贸易和关税权力。但川普已经表示愿意动用否决权，而对总统权力施加刚性限制的可能性不大。

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国会共和党人面对中期选举惨败，将在政治上走向何方。参议院中余下的里根派鹰派人士，可能不会继续压低他们反对总统与莫斯科和北京打交道，或向基辅及欧洲盟国首都施压的声音。民主党在国会两院拥有庞大多数，可能使凑齐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变得更容易。共和党鹰派将拥有更多筹码与白宫对抗，即便他们必须选择在哪些问题上展开斗争。

使局面更加复杂的是，欧洲将不得不周旋于华盛顿的两个权力中心之间。一方面，欧洲将面对一个希望推动与欧洲盟友重新接触议程的民主党国会，但这个国会无法在关键关切领域实现重大政策改变，至少无法独自做到。另一方面，布鲁塞尔和各国首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总统在贸易和乌克兰问题上持续造成的扰乱，同时避免采取过度党派化的做法而激怒他。

北约和欧盟国家将继续面对一位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在分立政府之下，他很可能因国会调查、预算争斗和政治僵局而在国内承受重大压力，因此可能会在外交政策上进一步加码。摆脱了再次接受选民投票检验的束缚，川普可能会全力加速达成交易，以巩固自己的历史遗产。在此过程中，他将更加倚重那些界定其外交政策世界观的本能——所谓大国之间的势力范围安排、个人化的领导人之间的交易，以及硬实力现实主义。川普的交易模式既为欧洲及其对手带来风险，也带来机会。

莫斯科和北京如今将不得不应对一个受到更多掣肘的川普政府。川普的本能可能仍是寻求与普京和习近平达成交易。因此，从乌克兰到欧洲安全和贸易，欧洲人都应评估自己能够影响哪些机会和交易，即便这些最终可能更多具有战术性而非战略性，因为与这届白宫开展更广泛的倡议可能仍然难以实现。但考虑到总统的权力，以及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对欧洲大陆的重大利害关系，欧洲根本承受不起以宿命论的态度放弃未来两年。

国会将进一步加强国防与情报监督 (特雷莎·格诺夫（Tressa Guenov）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负责项目和运营的高级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她此前曾在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办公室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防部长):

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导人需要立即关注伊朗和乌克兰等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有望重新加强对核心国防与情报问题的监督。预计民主党人将就五角大楼的全球兵力部署态势计划，以及获取关键弹药库存数量和相关国防生产问题的数据等事项施压。民主党人也可能调查有关国防部内部不当商业行为的报道，并就近期针对加勒比地区和伊朗目标的军事行动寻求问责。川普的优先项目，例如“金穹”，以及人员战备、晋升和招募等更广泛的问题，也可能被列入议程。

在情报问题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重新活跃起来的两党核心议员群体，他们将希望获得基本信息，了解裁员和退休如何影响美国的情报收集能力、人工智能在哪些方面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机遇，以及对手可能如何以新的方式合作，损害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这些根本性问题并不容易解决。甚至在新一届国会于明年1月宣誓就职之前，就需要两党紧急关注，并在多个委员会之间迅速协调。未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现在是两党共同推动移民政策取得进展的时候了 (托马斯·沃里克（Thomas S. Warrick）是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阿德里安娜·阿什特国家安全韧性倡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此前曾担任国土安全部负责反恐政策的副助理部长):

民意调查始终清楚表明，美国人民希望拥有一套既公正又公平的移民制度，而且准备投票反对那些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对美国移民制度的担忧，帮助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川普将儿童与家人分离的政策，帮助拜登在2020年当选总统。边境混乱帮助川普在2024年当选总统。过去两年，川普移民执法中的残酷做法，促成了民主党昨晚的选举大胜。

川普的边境事务顾问汤姆·霍曼（Tom Homan）两年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川普只专注于驱逐那些有犯罪记录的无合法身份移民，他或许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保住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相反，川普的移民政策似乎已经失去了美国人民的信任。截至周三凌晨，预计民主党将在美墨边境沿线的每一个国会选区获胜，包括过去深红、如今看起来正转为紫色的得克萨斯州的边境选区。

凭借新获得的权力，预计国会民主党人将开始调查川普政府的移民拘留体系。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只有在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两党合作的方式，才能获得美国人民的持久支持。美国需要一项类似2023年至2024年参议院两党妥协方案或两党《尊严法案》的解决办法。第120届国会应当更新2024年的妥协立法，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现有拨款重新分配给其他优先事项，强制要求拘留和庇护政策作出重大转变，并将其附加在川普认为必须通过的任何立法上，送交白宫。即使两党移民改革未能在2027年通过，它也将有助于确立2028年的议程。

预计以色列和伊朗将受到更严格审视，乌克兰可能获得更多支持 (莱斯利·谢德（Leslie Shedd）是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曾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顾问):

共和党昨晚的惨败将立即对外交政策产生一些影响。首先，新一届国会将失去一大批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经验丰富的共和党人士，他们有的昨晚败选，有的退休，还有的已经去世。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缅因州）、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北卡罗来纳州）、约翰·科宁（John Cornyn，得克萨斯州）、林赛·格雷厄姆（南卡罗来纳州）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肯塔基州），以及众议员迈克·劳勒（Mike Lawler，纽约州）、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得克萨斯州）、安·瓦格纳（Ann Wagner，密苏里州）、唐·培根（Don Bacon，内布拉斯加州）和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宾夕法尼亚州），一直主张保持美国实力，并建立包括与乌克兰在内的牢固联盟。这对两院共和党党团而言，是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重大损失，需要多年才能重建。

以色列今天早晨也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国会对其诉求的支持将大幅减少，而且削减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以色列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明智的做法是立即与愿意修复关系的民主党人接触，尝试重建支持。川普本人周二宣布，将切断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40亿美元援助，但他需要国会同意，因为实际上负责拨付这笔资金的是国会。如今，他很可能拥有一个愿意这样做的国会。

在促使许多选民转而反对共和党的伊朗战争问题上，下届国会可能会优先推动立法，停止或至少大幅限制美国的军事行动。不过，除了通过一项反对决议之外，具体会采取什么形式尚不清楚，因为伊朗一直不愿就结束冲突进行任何合理的讨论。

新一届国会也给乌克兰政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尽管民主党人在冲突期间总体上一直坚定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但选民在此次选举中发出了强烈信号，要求聚焦国内政策和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目前还不清楚，这批新当选的民主党人是否有兴趣向海外输送资金和武器——无论目的地是哪里。对乌克兰而言，好消息是，可能出任国家安全相关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尤其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都有坚定支持乌克兰的记录。在基辅争取获得急需武器之际，他们将成为乌克兰在新一届国会中的有力盟友。

委内瑞拉石油交易和军事行动将受到审查 (贾森·马尔恰克（Jason Marczak）是大西洋理事会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丁美洲中心副主席兼高级主任):

拉丁美洲政策并非昨天选举的议题，预计民主党人将聚焦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和其他民生经济问题。但民主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尤其是在夺取的席位超过预期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在至少三个优先领域，针对川普在拉丁美洲的一些标志性政策举行听证会、开展监督和调查。

排在首位的将是委内瑞拉。相关调查的范围可能涵盖谁从石油协议中获益、收入如何管理，以及这些安排的法律授权依据，同时更加严格地审视通向民主转型的道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在成形。可能出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新任主席的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可能会就选举的确切时间和计划向政府施压。

预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银行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可能参与其中。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有关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包括众议员米克斯和罗伯特·加西亚（Robert Garcia）在9月致信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要求提供更多有关委内瑞拉石油收入管理，以及川普9月宣布的石油交易的信息。

但受到关注的不会只有委内瑞拉。有望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史密斯表示，如果获得足够支持，他将推动调查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整个地区开展的船只打击行动和整体军事行动。听证会可能涉及美国行动的法律依据、成本和伤亡情况。全球关税也将被列入国会议程，其对墨西哥等国家的影响很可能受到更多关注，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听证会和调查并非国会仅有的工具。在2028年选举之前，两党都将面临压力，需要通过立法——并希望通过两党协调一致——在那些将决定美国在西半球持续扩大存在的问题上，拿出具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