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11月6日，斯德哥爾摩產業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教授、著有《更富裕、更平等：西方財富新史》的作家丹尼爾·瓦爾登斯特倫（Daniel Waldenstrom）在《外交事務》雜誌呼籲：“不要向富人課以重稅”。他特別強調－－“制度薄弱——而非私人財富——扭曲了民主” ： 隨着私人財富持續增長，達到現代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水平，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觀念正在西方紮根：巨額財富的積累對民主構成了生存威脅。這種觀念並不新鮮。十多年前，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就斷言，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富豪統治的興起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一個標誌性趨勢。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2011年指出，“收入的極端集中與真正的民主互不相容”。 然而，最近，這種觀念開始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權力殿堂中獲得支持。美國前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告別演說中表示，一個“擁有極端財富、權力和影響力的寡頭集團”正在威脅“我們的整個民主制度、我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2025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表達了同樣的看法，警告稱，財富集中“侵蝕民主制度”。 如今，一些人認為，沒收財富就是解決辦法。在經歷激烈辯論，且支持者和反對者累計投入超過3億美元之後，加利福尼亞州選民在本周的中期選舉中否決了一項全州性的“億萬富翁稅”公投提案。但該提案的支持者包括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中有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們在一封支持該稅的信中，將其描述為“民主與寡頭統治之爭的一個轉折點”。法國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稱，該措施遭到否決“僅僅是個開始”，並誓言，儘管“硅谷的億萬富翁贏得了這場戰鬥……但他們將輸掉這場戰爭”。包括德國綠黨前領導人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和丹麥首相梅特·弗雷澤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在內的多位歐洲政治領導人，近年來也提出了各自的財富稅方案。 他們指出的風險確實存在。民主社會在防止超級富豪不當影響政治方面做得還不夠。但他們的診斷是錯誤的，更不用說他們偏好的解決辦法了。億萬富翁參與政治，本身並不意味着一個民主國家已經被有錢的利益集團所俘獲。旨在防範這些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社會機構是否強健，是一個重要得多的衡量指標。 真正重視維護自身政治體制的國家，應當借鑑那些成功使政治免受巨額財富影響的民主國家的做法，而不是徵收財富稅。它們應當制定透明的選舉法律，限制私人競選捐款，並鼓勵強大、獨立的媒體。此類措施將有助於使社會更加民主。對財富徵稅只會使它們更加貧窮。 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八 以民主之名支持對財富徵稅的論點，往往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之上：億萬富翁是一個鐵板一塊的集團，致力於推行違背公共利益的議程。這些說法包含一些真實成分。根據作為衡量基準的民主多樣性指數和自由之家指數，美國確實自2010年代初以來一直處於民主衰退狀態。但這並不意味着億萬富翁作為一個群體應當為這種衰退負責，也不意味着這樣一個統一的群體確實存在。 為了通過實證確定這一群體是否存在，我依據可追溯的政治捐款，對2026年《福布斯》美國富豪400人榜中的最富有者進行了分類，分析了他們過去三十年的年均捐款和捐款總額。這種方法無疑並不完美——捐款可能通過非正式渠道進行，也可能被隱藏起來，而且捐款並不是獲得政治影響力的唯一途徑——但由此呈現的模式，仍應使人們對一個統一的億萬富翁階層正向華盛頓進軍的觀念產生懷疑。 證據表明，《福布斯》美國富豪400人榜中大約有30人，即百分之八的美國億萬富翁，屬於大額捐款者，每年為政治目的捐款超過100萬美元。約有一半的美國億萬富翁平均每年捐款不足3萬美元，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捐款不足1萬美元，而百分之十五的人，即榜單上的60位億萬富翁，沒有可見的政治活動痕跡。過去30年裡，只有16位捐款者——占百分之四——捐款超過5000萬美元。這一小部分人向選舉投入的資金，或許足以彌補大多數億萬富翁對政治明顯缺乏興趣所留下的空缺（不過，如果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中期選舉中的支出能說明什麼，那就是即便投入巨額資金，也無法保證政治結果）。但這兩個群體同時存在這一事實本身表明，僅僅存在超級富豪，並不一定是美國民主衰敗的原因。另一方面，旨在制衡其影響力的制度薄弱，才是原因所在。 購買權力 對於那些確實參與政治的美國億萬富翁而言，聯邦規則和制度使他們很容易通過大規模私人支出，獲得與其人數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獲准接受來自個人、企業、工會及其他政治委員會的無限額捐款。獨立公共服務媒體的空心化和私人媒體的集中，使情況進一步惡化，讓少數富有的所有者能夠不受制約地塑造主導敘事。 推動徵收財富稅的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但美國遠非唯一一個超級富豪居民占比很高的國家。瑞典和瑞士都是世界上人均億萬富翁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每百萬居民分別約有4.7位和5.0位億萬富翁——高於美國的2.9位，也遠遠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1.3位的平均水平。如果財富稅支持者對極端財富與民主健康狀況之間關係的判斷是正確的，那麼人們理應看到，瑞典和瑞士的民主都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但在這兩個國家，巨額私人財富的存在都沒有嚴重損害民主。在評估選舉公平性、法治、對行政權力的制衡、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媒體自由時，兩國都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名列前茅。瑞典在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排名第五，瑞士排名第八。截至2025年，兩國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中並列第六；美國排名第29。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5年的信任度調查，百分之六十二的瑞士受訪者信任本國政府，在所有受調查國家中比例最高。瑞典為百分之四十二，在受調查國家中排名第15，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百分之四十的平均水平，也遠遠超過公共服務夥伴組織測得的美國百分之二十七的水平。 人們或許很容易將稅收政策視為一種解釋。的確，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截至2024年的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百分之四十一，是世界上稅收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瑞士的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百分之三十四的平均水平，與美國百分之二十五的水平大致相當。這些國家能夠在不犧牲民主的情況下容納企業家擁有巨額財富，實際上並不是因為它們對這些財富如何用於政治施加了嚴厲限制。它們共有的另外兩項制度特徵，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答案。 在瑞典，政黨的資金主要來自公共體系。私人捐款是被允許的，但個人捐款在政黨資金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相對較小，而且披露規則使所有大額私人捐款都公開可見。瑞典憲法賦予公民和記者查閱幾乎所有官方文件的權利。部長們對行政機構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力，使這些機構能夠獨立於行政權力運作。這些規則並未消除遊說，但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私人資金悄然進入並影響政治進程。 瑞士在私人財富與政府權力槓桿之間設置的屏障同樣堅固，但阻止金錢影響政治的方式略有不同。該國的聯邦制度將權力分散到26個州和2000多個市鎮，頻繁舉行的地方和聯邦公投賦予公民否決立法的權力。瑞士沒有由聯邦直接向政黨提供資金的制度，也沒有普遍適用的支出上限，但2022年出台的全國性披露規則要求大型競選活動和大額捐款者披露其資金來源。該國確實徵收一項可追溯至19世紀的財富稅，但這項稅由各州管理，其最高邊際稅率的懲罰性遠不及加利福尼亞州的提案。分散權力，以及通過直接民主確立對政府決策的問責制度，才是瑞士民主取得成功更為重要的原因。 兩國也都有私人新聞業和獨立公共服務媒體的悠久傳統。私人媒體與公共服務媒體並存，能夠防止任何單一新聞提供者壟斷廣播渠道或壓制信息；事實證明，這種組合能夠增強公眾對新聞的信任，以及抵禦網絡虛假信息的能力。 這些制度並不完美，私人捐款在瑞典和瑞士的政治中仍然發揮着作用。然而，這些人均億萬富翁人數接近美國兩倍的國家擁有蓬勃發展的民主，這應當足以戳穿一種觀念：超級富豪僅憑其存在本身，就會扭曲民主。 懲罰資本 當前流行的提案，被描述為針對財富集中這一新問題的新穎解決辦法。但各國社會過去就曾嘗試對財富徵稅。整個20世紀，許多歐洲國家都曾出於再分配目的，對家庭淨財富徵收設計相似的稅。問題很快就出現了。對那些很少獲得現金收入、因而財富難以估值的個人徵稅，激怒了企業家，減少了投資，並阻礙了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左翼和右翼政府都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它們嘗試對某些企業資產的計稅價值打折，並對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給予免稅待遇，以減輕這些扭曲。但這些修修補補只引發了新的不公平問題。稅收收入隨之下滑，而當時這項稅在歐洲各國的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尚不足百分之零點五，相比之下，稅收總額往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十。最終，大多數國家取消了這項稅。 如今，許多支持者更傾向於將空前巨額的財富對民主構成的威脅，而非再分配的需要，作為徵收財富稅的動因。但他們並未針對舊問題提出新的解決辦法。財富稅也無法阻止億萬富翁資助政治，因為最富有的人幾乎不需要動用全部財富，就能施加政治影響力。 支持者可能會辯稱，支持財富稅的民主論據涵蓋的範圍要廣泛得多。畢竟，超級富豪影響政治的方式遠不止捐款。財富稅或許無法阻止億萬富翁買下一場州級選舉，但可能阻止他們收購派拉蒙或《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儘管這一解決辦法並不完美，但就億萬富翁稅舉行公投，比起通過修憲從行政部門手中奪回權力，是一個更容易實現的目標。 各國需要願意承擔風險、創造財富的企業家。 但財富稅從來都不是一種高效的財政工具，也不能替代實質性的民主革新。它可能切實帶來的任何微小民主收益，都不足以抵消它對企業經營、資本形成和長期經濟發展構成的威脅。一旦超出象徵性措施的範圍，對價值不確定、且往往缺乏流動性的資產徵稅，本質上就是對企業家的冒險行為徵稅。但反對財富稅的理由，不應被誤認為是對所有資本徵稅的全面抨擊。政府仍應尋求通過對資本收益徵稅來籌集可觀的財政收入，並可自行設定稅率和稅級。然而，它們絕不能忘記，對已經實現的收入徵稅，與對未來可能產生新收益的資產徵稅之間，存在着至關重要的區別。 為了保護民主免受金錢影響，一套更好的議程應當優先改革那些因自身薄弱而使這種影響成為可能的制度。限制競選和政黨資金，並更加透明地披露遊說活動和利益衝突，至少能夠使選舉更難被收買。增加公共媒體的資金，並制定更嚴格的反壟斷規則以阻止媒體合併，將使私人媒體和獨立公共服務媒體的格局更加多元。這些措施只會影響到少數將大量財富投入政治的美國億萬富翁，讓該國大多數最富有的人能夠繼續從事他們最擅長的事情——創造價值、推動增長。 民主國家當然應當始終警惕寡頭統治。它們應當積極努力，遏制金錢對政治的影響。然而，它們不應將經濟成功與政治被俘獲混為一談。各國需要願意承擔風險、創造財富的企業家。在巨額財富空前湧現的時代，民主若要存續，靠的是讓政治權力更難被收買，而非敵視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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