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大西洋理事會的兩位專家，其國際經濟事務主席兼地緣經濟中心高級主任喬希·利普斯基（Josh Lipsky）和其地緣經濟中心副主任巴特·皮亞塞茨基（Bart Piasecki）在《大西洋理事會網站》發文－－“中期選舉結束: 財政交鋒該開始了” 。請審閱他們的高見:

如今，中期選舉的政治較量已經結束，財政爭鬥該開始了。民主黨在兩院都擁有穩固的多數優勢，這意味着華盛頓很快就將為未來幾個月圍繞預算和債務上限的攤牌作準備。這兩件事都對美國和全球經濟有着重大影響，而隨着總統選舉周期升溫，黨派僵局的風險可能威脅美國的信用。

首先是債務上限。最初的債務限額於1917年設立，隨後在1939年出台了現行法律。自1945年以來，國會已調整債務上限104次，其中里根總統以十八次提高債務上限創下紀錄。但即將於今年夏天展開的爭鬥，可能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目前41.1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預計將在明年上半年被突破。這意味着，到初春時，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可能開始採取“非常措施”，調配資金，使美國政府能夠儘可能長時間地繼續償還債務。這將引發控制國會的民主黨人與川普總統的白宮之間的一場財政爭鬥。

觸及上限

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採取債務上限非常措施的時期）                      這些都不新鮮。自奧巴馬政府以來，此類對峙已經一次又一次上演。但有兩點不同：第一，民主黨獲得了強有力的選民授權，並在兩院都擁有充裕的多數席位。第二，全球投資者已經開始對美國債務的可信度產生一些懷疑。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在9月突破了百分之五這一重要心理關口，而債務上限爭鬥的歷史表明，即便世界並不擔憂美國債務，華盛頓的失靈也曾導致收益率上升。

迄今為止，債券市場尚不確定該如何反應。十年期和兩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隔夜最初下跌後，價格又重新上漲，這意味着市場正在為財政風險計入更高的溢價。美元則呈現出不同的情況。外匯市場已經決定做空美元兌主要貨幣。

債務已達40萬億美元且還在不斷增加，此時實在不宜再給世界更多理由，去懷疑美國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但未來幾個月，華盛頓可能恰恰會走向這個方向。正如我們此前所寫，事情不必如此。事實上，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以這種方式實行債務限額的主要經濟體。

大多數國家將債務限額與經濟增長掛鈎，通常採用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只要經濟增長，債務限額就會自動提高，從而為債務管理提供更大的靈活性。那麼，美國為什麼堅持這種近乎獨一無二的債務限制方式？因為它賦予國會——以及控制國會的任何一個政黨——更多談判籌碼。而國會無意放棄這項權力。

世界各國如何應對債務上限（或如何不予應對）:

不過，仍有一條脫身之路，儘管十分狹窄。在未來幾周的國會任期尾聲會期中，國會可以提高債務上限，使新一屆國會不必再處理這個問題。市場肯定會鬆一口氣。但同一個任期尾聲會期還有十幾項其他事務需要處理，包括確認提名，以及繼續為政府提供資金，而政府的資金從技術上說將在12月11日耗盡。

美國從未出現過未能償還債務的情況。但在聯邦政府撥款問題上——正如我們去年看到的那次持續七十六天的政府部分停擺——兩黨通常都願意至少暫時跨過停止撥款這道門檻。任期尾聲會期將是第一次考驗。即將卸任的共和黨多數派可以通過一項短期臨時撥款決議，將政府資金延續到新的一年；也可以嘗試鎖定本財年剩餘時間的支出，不過任何支出方案都需要參議院民主黨人的支持票。

即便如此，2027年晚些時候也幾乎肯定會發生預算爭鬥。共和黨的支出優先事項，當然與新一屆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所希望的完全不同——包括移民執法、醫療補助計劃、《平價醫療法案》、國防支出等。在任期尾聲會期，兩黨或許能夠就一項混合支出方案達成妥協，為部分機構提供整個財年的資金，而對其他機構只提供較短時間的資金，從而在新的一年圍繞特定機構，展開一場由截止期限推動的爭鬥。不過，鑑於此次選舉浪潮的規模，不要指望民主黨領導人在新的多數派就任之前作出多少讓步。

無論國會在任期尾聲會期選擇哪條道路，新一屆國會與白宮之間的對峙似乎都不可避免——尤其是隨着總統選舉周期升溫。如果最終的妥協導致支出增加，卻沒有增加收入或削減開支，赤字就會擴大，債券市場將作出負面反應——而美國也會更早觸及債務上限。

華盛頓早已習慣財政爭鬥——但即將到來的這一輪，可能與近代歷史上的任何一輪都不同。整個全球經濟都將感受到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