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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表明，即使是激烈對立的政治對手，也能夠履行這一責任。他們在1997年達成的預算協議，為當今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如何在不放棄自身信念的情況下開展談判的實際範例。小企業和工薪家庭理應得到同樣願意履行治理職責的領導人。

兩人的關係始於對抗。共和黨在1994年贏得了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控制權，金里奇推行了一套保守派議程，挑戰克林頓的施政方式。他們圍繞預算的爭鬥導致政府兩度停擺。雙方的分歧相當重大。

然而，他們找到了前進的道路。1997年5月，克林頓與國會領導人達成一項框架協議，旨在到2002年實現聯邦預算平衡。同年8月，克林頓簽署了《平衡預算法》和《納稅人減負法》。這些曾就華盛頓發展方向激烈爭鬥的領導人，接受了共同推動國家前進的責任。

雙方都作出了讓步。共和黨接受的減稅規模低於其原先要求。克林頓接受的聯邦醫療保險及其他領域的支出節省幅度，則超過了他此前的提議。談判要求他們確定，哪些優先事項最為重要，哪些要求可以暫時擱置，以便達成協議。

這項協議將財政責任與家庭和企業的需要聯繫起來。它將支出約束與稅收減免、教育優惠以及兒童健康保險計劃的設立結合在一起。兒童稅收抵免在實施首年之後達到500美元，而新的教育稅收抵免則幫助符合條件的家庭支付大學費用。

協議處理了小企業主直接面對的成本和義務問題。稅收立法擴大了居家辦公費用扣除的適用範圍，放寬了小型公司的替代性最低稅要求，並為符合條件的家族企業和農場提供了有針對性的遺產稅減免。這些條款回應了創業的實際需要，以及將企業保留在家族手中的挑戰。

協議涵蓋範圍之廣，有助於推動行動成為可能。參議院以92票贊成、8票反對，通過了最終的稅收方案。在簽署儀式上，克林頓歡迎“持各種觀點、來自各行各業、心懷善意的美國人”。政治分歧依然存在，但他們為在事關國家的重要決策上開展合作留下了空間。

財政成果十分顯著。1998財年，政府錄得約690億美元盈餘，比協議設定的目標提前四年實現收支平衡。到2000財年，年度盈餘約為2,360億美元。一個習慣於持續赤字的國家，證明了另一種方向是可能的。

應當如實呈現這段政績。此前的預算決策、冷戰結束後國防開支的下降、經濟增長以及稅收收入增加，也都為實現盈餘作出了貢獻。勞動者和企業創造了這些收入背後的經濟活動，而克林頓和金里奇則幫助維繫了財政合作。政府紀律與私營企業各自發揮了作用。

當今領導人也有機會，將艱難的妥協轉化為普通商業街區更低的成本和更強的信心。住房領域提供了一個在既有合作基礎上繼續推進的切入點。兩黨支持的《21世紀住房之路法案》於7月正式成為法律。其條款涉及住房供應、簡化審查和預製住房。國會現在應監督法律實施，並與各州和社區合作，縮短審批延誤。對小型建築商而言，減少等待時間可以降低持有成本。對家庭而言，更多住房可以緩解房價和租金壓力。

能源領域提供了另一個突破口。今年秋季，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西弗吉尼亞州的謝莉·摩爾·卡皮托（Shelley Moore Capito）和猶他州的邁克·李（Mike Lee），與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羅得島州的謝爾登·懷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和新墨西哥州的馬丁·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共同推動許可審批立法。他們的提案將加快審查、擴建電網，並為獲批項目提供更大的確定性。領導人應在保留環境保障措施的同時完成這項工作。更可靠的能源供應將有助於製造商規劃生產，也有助於社區食品雜貨店管理製冷成本，不過，這種緩解需要時間才能實現。

關稅問題需要更艱難的協商。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艾奧瓦州的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以及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華盛頓州的瑪麗亞·坎特韋爾（Maria Cantwell），提議要求新關稅若要持續超過60天，必須獲得國會批准。這為問責提供了一個起點。領導人還應就國內無法供應的關鍵投入品協商有針對性的關稅減免，同時保留應對不公平貿易的工具。當某種關鍵投入品沒有國產替代品時，關稅減免可以為小型製造商提供更多空間，以保障工資發放、維持價格並進行投資。

克林頓與金里奇證明，領導人可以為自身原則奮力抗爭，同時仍能找到共同點。當今領導人有責任為美國人作出這樣的努力。將個人積蓄投入企業的業主，以及指望下一份工資的雇員，都需要華盛頓盡到自己的責任。選舉已經結束。改善他們生活的責任，由兩黨共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