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老人王建華回憶：1929年夏天，後來為革命犧牲的吳光浩寫了一張紙條，要我家拿出300塊銀元“支援革命”。300塊銀元，這對一個普通農家來說，是個近乎天文的數字，何況我們當時的家境已經寅吃卯糧，非常不堪。父親常年哮喘，平時不能出門，哪來這麼大一筆錢？於是……
10月底，收到武漢民間學者李乾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他一整篇發言稿，題為“在《柴山保往事》座談會上的發言”。
“柴山保”是個湖北的地名，我不陌生，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雖然不如延安、瑞金、遵義這些地方那麼赫赫有名，但也常出現在革命回憶錄和將帥傳記中。“柴山保”在鄂豫皖蘇區鬥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一些歷史文獻中，也寫成“柴山堡”，但實際上它並不是城堡，而是一個地區的名稱。
“柴山保”是一大批中國將軍的故鄉，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上將李德生，其次還有程世清、吳華奪、王才貴、張百春、魯家漢、李南征等開國將軍；這個地方，也是包括徐帥徐向前在內，以及王樹聲、許繼慎、吳光浩、吳煥先等先輩、烈士征戰過的地方。它被稱為“鄂豫皖邊區第一塊革命根據地，鄂豫皖蘇區的搖籃”。
《柴山保記事》封面，作者：程世清將軍。此書與這裡所說的往事毫無關係，我只是想用來說明，柴山保何等赫赫有名。
在收到李乾的這封信之前，我對“柴山保”一直保有一份崇敬。雖然我的思想已經走出中共體制，高度質疑那一輩紅色勇士所信奉的目標，但是對於他們無畏求索、艱苦奮鬥、要找到救國道路的獻身精神、犧牲勇氣，還是深感欽佩。
收到李乾這篇發言稿，隨後做相應檢索、搜尋，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在這片紅色土地上，竟然發生一起這麼駭人聽聞的慘劇！這些紅軍將士，竟然干出如此傷天害理的暴行！
我在以前的博客文章中，介紹過李乾，用的標題是：“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他在“文革”中是一個中學生，在造反派奪權之後，擔任了校革委會委員，竟然率領一幫人，深夜登門，親手開槍殺害外校兩個被視作“流氓”的中學生！他隨即被捕，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後來因表現較好，提前兩年釋放。他在獄中深刻反省，出獄後寫下回憶、懺悔與反思的30多萬言的血淚之作書稿《迷失與求索——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紀實》。
李乾自費印行的《迷失與求索——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紀實》。
他的這篇發言稿，是討論《柴山保往事》這篇文章的。我雖然知道“柴山保”，卻不知道“柴山保往事”講的什麼？於是，又去網上找。
原來，《柴山保往事》是眼下已經成為矚目焦點的《炎黃春秋》雜誌在2014年9月號上刊出的一篇回憶文章。但這篇文章，並未全文上網。我找到《炎黃春秋》雜誌網站，上面只節選了此文開頭的1800字。
好吧，我不用多說什麼了。就看看98歲的王建華老人口述的回憶，再來讀一下李乾在討論會上的發言稿吧。雖然我們若不讀到《柴山保往事》全文，無法具體確切地知曉作者的母親和他的弟弟究竟是如何被殺害，更無法了解他的其他家人包括他本人在後來的歲月中遭到了什麼厄運，但從網絡上對《柴山保往事》的有關介紹，以及李乾的發言，我們不難推測這個家庭遭遇了何種滅頂之災，這一悲劇，又對我們提出了何等沉重的叩問！
我從李乾的發言稿中挑了一句話，簡化壓縮作為他的發言稿的標題。
柴山保往事（節選）
王建華口述 王智仁整理，《炎黃春秋》2014年第9期
1916年農曆十一月初六，我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柴山保王家灣，今河南省新縣陳店鄉王灣村，族譜名王成寶。柴山保，據說就是後來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而唱遍中國的著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開》的誕生地。李德生在回憶錄中說：“據解放初期統計，新縣不足10萬人口，在歷次革命戰爭中就犧牲了5.5萬餘人”（《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李德生和我同齡，他住的村莊李家窪緊鄰我們王家灣。王家灣是新縣數一數二的大村莊，1993年10月編撰的《王南泗公家志》痛陳：“1927年至1934年……近千人口的王家灣，所倖存者不足300餘人。”
每當憶及那個兵連禍結、充滿血腥殺戮和暴力恐怖的歲月，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憐的父母、年幼稚氣的四弟，還有眾多慘遭殺戮的鄉親。80多年過去了，沒有人提起過他們的名字，如今我已年近百歲，來日無多，有責任把知道的實情告訴後人和史學家。
王家灣地處大別山深處，歷來就是個很窮的地方。在我的記憶中，全村只有後來成為紅四軍十師政委的王功在（我的私塾先生）家裡有一匹白馬代步。我家雖有一點祖業田地，但老人小孩多，勞動力少，從記事起，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能顯示我家曾經富有的可能就是那棟祖屋。祖父兄弟六人，平均壽命不到39歲，最長壽的也只活到54歲。祖父行五，六祖父無子，父親14歲時過繼到六祖父名下。六祖父35歲早逝，六祖母及她的女兒無以為生，只好和我的親祖父母在一起過。父親17歲就結了婚，母親整整比父親大10歲。
1915年，我大哥出世，360天以後我又來到人間。三弟也只比我小一歲半，接着，四弟、五弟（早夭）和小妹來到世上。父親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家裡的土地只有雇長工去耕種。在我的記憶里，父親雖然不能下地勞動，但也盡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來補貼家中所需，如做粉條、肥皂、蠟燭等，只是他手藝不精，樣樣不如人家做得好；他做女人針線活用的銅質“頂針箍”還比較成功，可惜需求有限，最後只好送人。
我們小小年紀也幫着父母養雞，養羊。這麼多孩子，可憐我的母親是多麼辛勞！我們兄弟幾個從小身體都很虛弱，發育不良，常年長瘡、害瘧疾，夏天還哮喘。數九寒天都只能穿單褲，上學時提着火爐取暖，渾身哆嗦。每年冬天腳後跟都凍破流血，來年夏季才收口；到冬天又犯了。大家庭按人口分棉花，我們分得的棉花全靠母親操勞，紡線、織布，給全家七口人做衣服、鞋襪。用筍葉和破布做的鞋底不結實，一雙鞋穿不了多久。
回想起來，和母親在一起的日子雖然艱苦，仍然是我這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我從4歲開始就和5歲的哥哥一起讀《三字經》、《百家姓》，6歲上私塾開始讀《四書》，放學後要上山去撿柴、放羊。正準備讀《詩經》的時候社會開始出現動盪，我的學業就此終結。
可憐的四弟從7歲開始放羊，直到8歲遇害沒上過一天學。
1927年冬爆發了黃麻起義，1928年開闢的柴山保是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的發源地，1929年成立的鄂豫邊蘇維埃政權早於中央蘇維埃。族兄王志仁（王成銘）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早期領導人。過去講究輩分排行，王家的輩分自上而下為：自、成、功、才。我父親王自綸和王志仁的父親王自松素來相好，王家灣的紅槍會就是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發起的，我們父子都參加了紅槍會，名曰“保身保家”。
黃麻起義後，到處都在成立農民協會，傳統的鄉村治理體系被打亂，基層農民的日常生活處在劇烈動盪之中。我曾親眼看到王志仁在王家灣祠堂演講，那時我剛滿10歲（他比我大12歲），聽不懂他講的什麼，但他雙手叉腰、來回走動演講的形象我一輩子都記得。
吳煥先是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我親眼看見他坐着轎子到王家灣發動革命，親耳聽他坐在轎子裡說：“好舒服啊！”
王氏家譜105位“烈士英名錄”排第二位的共產黨員王謀成（《新縣革命史》有記載，“成”實際應寫作“臣”，因兄弟輩多人名智臣、言臣[即我祖父]、干臣、禮臣）就是我的七叔，我父親排行老六（同祖父）。
兒時的記憶里，父親是“傾向革命”的，他對我們說“共產黨是要成功的”。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農民協會開會時不讓我父親參加。王家灣農民協會成立後開始搞土改，到1929年下半年開始打土豪、分田地，抄家搶財產。
1929年夏天，一個叫吳光浩的寫了一張紙條（有材料說他是當年5月犧牲的，但是我親眼看到他寫的條子），要我家拿出300塊銀元“支援革命”。300塊銀元，這對一個普通農家來說，是個近乎天文的數字。何況我們當時的家境已經寅吃卯糧，非常不堪。父親常年哮喘，平時不能出門，哪來這麼大一筆錢？
（來源：炎黃春秋網站。以上文字節選自《炎黃春秋》雜誌，全文6300餘字，網站註明：閱讀全文請訂閱本雜誌。）
另據有關介紹，《炎黃春秋》這期刊登98歲的王建華這篇回憶後面寫道：
“……萬般無奈之下，母親帯着兩個長工連夜趕回離家60里地的娘家，找舅舅借了600串銅錢，折合100塊銀元‘支援革命’。尚欠200塊，便讓大哥和我將兩頭耕牛牽到集市上去賣。父親本來是被扣的人質，經農會批准，他和三弟又將和佃戶共養的三頭耕牛牽到宴家河去賣。毌親讓我們乘機脫身，自已和四弟留下。結果1929年九月初三，我的母親胡氏在王家灣慘遭殺害。當時的口號是‘斬草除根’，我的四弟也被推倒在母親的屍體旁，用大石頭砸死。四弟蒙難時只有8歲！”
走出仇恨和血腥，對於我們民族生死攸關
在《柴山保往事》座談會上的發言
李乾
由世紀老人王建華口述、王智仁先生整理的《柴山保往事》在《炎黃春秋》2014年第9期上上正式發表。披露了一個血腥的故事。本文為中國大陸學者李乾對該文的評論。該文故事節錄和梗概附後。
《柴山保往事》這篇文章的內容講的是在1929年的夏天，一個母親和他8歲的兒子，因為沒有及時湊足被索要的支援革命的300塊銀元，被他們的鄉親用極殘忍的方式殺了，在那個浪潮里，人的生命完全被漠視，殺一個人就像碾死一個螞蟻。文章告訴我們像這樣的甚至更血腥的事情在那時是隨時可能發生的，滅門慘禍不是一起兩起。他們那個一千多人的村子在短短幾年內就被殺得只剩下300多人。那死去的600多人大都不是死於明刀明槍的對陣，而是死於私刑的虐殺。這是異常慘烈和血腥的一段歷史。由於歷史的這一類細節過去都被宏大敘事的光環所屏蔽，大量無辜被虐殺的生命不僅不能還以一個公道，而且他們的被殺還成了他們自身的一個延綿不絕的罪行，連他們的子孫都因此被剝奪了一個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因親屬中有人在紅色革命中被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成績再好的子孫也不能跨進大學門一步。那些製造了這類虐殺的人有不少也被同樣的方式所虐殺，倖存下來的人往往也未能從當年的血腥中走出來，不能對當年的歷史有所反思。更嚴重的是我們的主流媒體不僅同樣少有反思，而且一直在歌頌血腥和暴力，一直在宣揚仇恨，一直認為把一個社會人為地分成互相仇恨的兩部分，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須的。
走出仇恨，從而走出暴力和血腥，對於我們這個民族，對於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是生死攸關的事情。要走出仇恨，就要搞清楚這個仇恨究竟來自於哪裡？究間是怎麼一回事？這仇恨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些什麼？只有真正了解了歷史，我們才能做到以史為鑑，走出歷史的陰影。
那個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仇恨有其存在的合理邏輯和正當理由嗎？那仇恨究竟是走歷史的必由之路的必然選擇，還是人性中最邪惡的一面在最崇高的名譽下的肆意妄為？尋找回答這個問題答案的最權威、最科學、最有說服力的路徑就是還原歷史。讓歷史的真像來告訴我們答案，讓歷史的細節來告訴我們結論。在歷史的真像和細節面前，任何矯飾和歪曲都是蒼白無力、無濟於事的。也正是這個原因，幾十年來，歷史的真相一直被刻意地屏蔽着。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不再面臨他們的父輩、祖輩曾經面臨的慘烈和災難，多年來，有識之士的抗爭從未停止，儘管收效甚微並屢遭厄運，他們仍然鍥而不捨，為還原歷史的真實不懈地努力着。今天，這努力終於有了一個標誌性的成果，這就是由世紀老人王建華口述、王智仁先生整理的《柴山保往事》在《炎黃春秋》上正式發表。
歷史上的那血腥的真實第一次血淋淋地正式呈現在世人面前。儘管此前類似的慘劇已通過各種途徑讓人們有所耳聞，但第一次見諸刊物時還是令人震驚，讓人警醒，促使我們反思。
這是良知的勝利。在這裡我要向《炎黃春秋》所有的工作人員致敬。他們決定發表這篇文章是冒着巨大的風險和壓力的。我剛剛從網上看到一個報導，前不久在北京開了一個掌握意識形態鬥爭主動權理論座談會。一個叫逄先知的前中央文獻部門官員在座談會上說：有的刊物專門同共產黨對着幹，連篇累牘地發表反面文章，製造輿論，蠱惑人心，造成極壞影響。我不清楚他是不是說的就是《炎黃春秋》，但覺得可能就是說的就是《炎黃春秋》。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有這樣一種趨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頭，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增強。馬克思主義者常常處於守勢，處於被動地位，甚至失掉話語權。我們有些思想陣地並不鞏固，甚至在一個一個地丟失。
這裡我就弄不明白了。有着世界上最龐大的宣傳機器，又牢牢控制着人事權等全部社會資源，手裡還有花不完的銀子，怎麼會發出如此的感嘆？怎麼會有有如此嚴重的危機感？在所有出版物中連萬分之一的份額都沒有的一個刊物，怎麼會讓他如此恐懼？怎麼會要如此的討伐？是不是內心深處其實是清楚自己的那一套是建立在不堪一擊的謊言的基礎上的？是不是為了維繫謊言只有剿滅真實？於是發出了如此咄咄的戰鬥動員令？他有資格發出這戰鬥動員令嗎？並且我還想問一句：對剿滅真實有用嗎？在一個有限的時段或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大概是能夠有點作用的。但一定是靠不住的。
歷史的真相有自我顯現的本能，這是歷史的邏輯，這個邏輯的基礎是人們對謊言有本能的厭惡，對真實會本能的親近。這個邏輯會不斷地表現出自己不可遏止的生命力。歷史的謊言一定會被一步一步洗去油彩，不論這個過程會有多麼漫長，這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也改變不了的必然趨勢。這也是人們對未來不能不充滿信心的重要理由。
借這個機會，我還要向王建華老人和王智仁先生表示敬意，是你們的鍥而不捨，才有可能成就這一歷史性的突破。歷史會記住你們。
201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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