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按照權力者的邏輯和願望行事，提出“官媒姓黨”口號，我一點也不奇怪。讓我震驚的倒是“絕對忠誠”這樣的效忠標語暢行全國，識時務“俊傑”越來越多。“習大大”早已喊出了；“核心”也已開始普及；第二次“文革”離我們還有多遠？

　　老高按：猴年春節之後，人們感到第二次“文革”的陰影驟然加速逼近了。
　　隨着習近平總書記快閃視察三家主要央媒：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親自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官媒姓黨”的口號一夜之間震動海內外。　　
　　作為權力者，按照權力者的邏輯和願望行事，習近平提出這樣的口號，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讓我震驚的，倒是央視大樓里的巨大標語：“絕對忠誠，請您檢閱”、倒是這樣的效忠標語公然在全國輿論場鋪天蓋地傳播。比習近平本人提出“官媒姓黨”，更讓我感到凜凜寒氣。
　　猴年除夕的春晚，實際上已經亮出了信號（總導演敢於自己給自己打一百分，就暗示了他想必是拿到了尚方寶劍，有了充足的底氣）：為傳播黨國“正能量”，就要正面強硬出擊，就要封殺一切質疑異議，就要敢於公布“高達95％的海內外觀眾對春晚滿意或基本滿意”的“統計結果”。你不信？管你信不信！你不信你能怎麼着？反正他信——更準確地說，是他說“我信”，他說“高達95％的全國人民都信”！
　　識時務的俊傑們爭先恐後地在效忠：撰文、賦詩、作畫——從少數帶頭羊，逐漸蔚為大觀，獨立思考者，不僅感到孤立，更感到敵意。
　　前天，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件事，給我三個鏈接，幾乎讓我心志崩潰：曾經詳細調查過他所在的省分成千上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浩劫、出版了長篇調查報告的一位老人，現在對青少年做革命傳統報告，“講述毛澤東和紅軍的豐功偉績”。
　　思想文化界的一切，讓我強烈地感覺到1964年、1965年“文革”臨近時瀰漫中國的氣氛——猴年春晚，像不像1964年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沒有那樣的水平和影響（那時倒真是95％的全國人民都叫好），卻有如出一轍的導演意圖、輿論導向。上面說一不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下面競相投靠，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最近不斷有朋友越來越認真地討論再次“文革”的現實危險性。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當然，大家都公認：第二次“文革”不會叫“文革”這樣的名稱，不會完全照搬毛澤東“大亂達到大治”的思路和具體舉措，也會設法避免第一次“文革”時失控的風險……）
　　有朋友斷然否定“文革”會全面重演，認為：“文革”的標誌就是“造反有理”，而習近平完全不可能重提這個口號，但他在一點上，正在借鑑“文革”：那就是“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大樹特樹絕對權威”；
　　有朋友則認為：兩害相權取其輕，恐怕只有“文革”這樣的“虎狼葯”才能治中國的沉疴；
　　有朋友衷心盼望“文革”早日來臨，否則始終有相當一部分民眾和精英在翹首期盼習近平當明君，不到黃河不死心，不撞南牆不醒夢，“文革”來臨了他們才能大徹大悟，明白那是絕路——但中國，也可能置之絕地而後生……

　　“習大大”早已喊出來了（讓我想起郭沫若等一干人等頌讚斯大林為“慈父”）；
　　“核心”也已經開始普及了；
　　“習主席萬歲”呼之欲出，誰能奪得首喊權？
　　轉貼幾篇短文，幫助我們理解目前的局勢。我當然不認為“文革”已經是迫在眉睫、一觸即發，但是當年“文革”爆發的種種條件，似乎又在一個一個地逼近實現。


　　新一輪文革已無可避免
 
　　東步亮，東網

　　2016年2月19日也許註定將寫入歷史。
　　這一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辭世19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同樣被打上改革標籤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代表性人物、招商局常務副董和深圳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袁庚被海葬。這一天，著有《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以幫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貪官污吏知名的新華社著名老右派戴煌，在醫院不治身亡。這一天的晚上將近8點，曾在北大舉着蠟燭孤身紀念六四、哲學學者和基督徒、似對政治已經完全失望的青年教師江緒林，選擇了自縊身亡。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帶有某種隱喻意義，在對當天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一項毫無疑問將寫入歷史的活動做出一種明示或暗示性解讀：“改革已死”。
　　這一天，習近平上午連續視察三家主要央媒：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下午親自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他還作了非常具體的指示，“各級黨報黨刊、電台電視台要講導向，都市類報刊、新媒體也要講導向；新聞報道要講導向，副刊、專題節目、廣告宣傳也要講導向；時政新聞要講導向，娛樂類、社會類新聞也要講導向；國內新聞報道要講導向，國際新聞報道也要講導向”。簡而言之，所有不符合“黨”的心意的文章和報道，從此以後都將再無容身之地。
　　上述講話主要精神公布後，媒體界均表示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中國媒體今後怎麼活下去”，成為絕大多數媒體人思考的主要問題。業界普遍認為，接下來將會有大規模的媒體人離職，而一些具有一定銳氣的媒體的生存空間將會越來越窄，甚至可能被迫關閉；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的審核也將越來越嚴，偶爾打政治擦邊球的娛樂和商業化自媒體可能被大範圍整肅。
　　也有民間和境外媒體發表洗地文章說，這可能預示習近平將對文宣系統進行變革，“抓了槍桿子之後開始抓筆桿子”，要在高層爭鬥中奪取掌握筆桿子者的權。這種幼稚的觀點早已不值一駁。早在習剛剛上任之時，就有此類說法，認為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高層故意和習作對，讓習難堪。一度我也認同此觀點。習上任後不久的某年某天，我碰到一位與習的母親齊心有來往的人士，他說，放心，目前的狀況是暫時的，習對下面的情況非常清楚，習母接到的對意識形態太左的反映，都傳到習那兒去了，習控制權力後就會改變。
　　事實是，這幾年中共最高層的一言一行，所表現出的完全不是民間的善良想像。我們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言論空間一步步緊縮，文革式做法一天甚比一天：以法律的名義毀壞法治，以改革的名義倒退到保守。這絕不是一個改革者的一種暫時策略，而是其真實心態流露。
　　“報紙春晚統一口徑傳播‘核心正能量’，各地官員被嚴懲‘妄議中央’，軍政首腦被東廠規矩‘宣誓效忠’，政治局被淫威集中‘統一思想’，退休領導人被軟禁‘以防干政’，人為強托股市、房市、匯率粉飾經濟”，民眾對這些看得再清晰不過，這不是改革，這是文革。
　　新一輪的文革已經無可避免。血雨腥風即將到來，做好迎接的準備吧。


　　“絕對忠誠”者不只是央視

　　長平，德國之聲

　　“黨媒姓黨”，這在中國似乎並不值得大驚小怪：自誕生以來，它們有不姓黨的時候嗎？但是，上周的一幕仍然令人感到震撼：習近平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並視察中央媒體，新華社以大幅標語宣示“我們聽黨指揮”，央視則以在巨幅屏幕上打出大字“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拔得頭彩。
　　這種“檢閱”並不意外，但是也非尋常，它意味着中共輿論控制的升級，是一種軍國主義思想效忠。在這種效忠面前，央視近年來剪輯播放被打壓者“自我懺悔”等惡劣行為，似乎只是一場更大的思想災難的前奏。
　　有些習慣了黨媒表演的人們，對這種閱兵式效忠不以為然。有人甚至認為，那些媒體工作者不過是在演戲，逗習近平高興而已，誰也不必當真。也有人認為，這種戲演得太拙劣，騙不了人，反而暴露統治者粗鄙和愚蠢，是他們自殺的毒酒。
　　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但是我仍然認為，不能忽視思想效忠的後果，何況是以這種赤裸裸的軍事管制模式。形式即是內容，愚蠢的表演占據輿論舞台，不僅意味着表演者的愚蠢，同時也意味着對於信息接收者的愚化教育。
　　愚化教育的一個結果，就是在文明社會中令人羞愧的表達，可以冠冕堂皇、義正辭嚴地出現在主流媒體。一篇《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開始是這樣的：“一句‘黨媒姓黨’能讓‘優秀黨員’任志強跳得這麼高，不惜把黨性與人民性對立分割，不惜充當某些勢力的急先鋒，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黨性淪喪的個體，以及這個個體所代表的群體的冰山一角”。中國人這種文風並不陌生，它就是“文革”大字報體。所謂“文革結束”四十年來，它從來沒有遠離，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趾高氣揚。
　　過去十多年間，在中共輿論控制之下，真正的思想討論和時事評論被驅逐，若干地產商被媒體捧成“公共知識分子”。在商業明星的光環之下，他們變成了人生導師、時事評論人甚至哲學思想家。任志強是其中之一。
　　正如任志強不久前公開表態一樣，地產商們從來沒有“反黨”。但是只要正常思考就可以“犯錯”，他們時常會發表一些“妄議中央”的言論。習近平視察央媒之後，任志強在微博上說：“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這一言論引來不少反擊。某網友以“給任志強上黨課”為題，批判其作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卻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質特徵就是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也不知道黨和政府的基本關係，更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全社會中都處於領導地位，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網友”二字，曾經代表着那些與主流聲音不協調，因此沒有機會在主流媒體發表意見的人。宣傳部門大量聘用“網絡志願者”，冒充普通網民發言之後，越來越多的“網友”的發言，幾乎就是領導的講話稿。
　　這些“網友”的言論，讓一些為黨說話的知識人也感到難堪。沒有想到的是，相比那些費力講道理的知識人，黨寧可要這樣粗鄙的言論，推出連文句都寫不通順的“網絡作家”周小平作為宣傳典型。
　　這種羞辱並沒有讓知識人放棄思考。一些人思考的結果是，任志強既然是“優秀的共產黨員”，的確就沒有資格批評黨。除非他先退了黨，否則這些話有違倫理。
　　可以理解的是，體制內人士“兩頭討好”讓人反感。但是，在要求任志強退黨之前，應該看到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一個非黨員固然也有機會發財，但是在給定的時期和給定的背景下，不入黨就意味着沒有升職機會，退黨更可能等同於犯罪。退黨的巨大代價，並非所有人可以承受。不退黨就不要批評黨，無疑是要求他們效忠專制政權。
　　再說，任志強宣誓加入的共產黨，未必就應該是這個模樣。在早期共產主義者看來，繼承毛澤東衣缽的習近平，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什麼不要求他退黨呢？
　　“黨媒姓黨”也帶來同樣的爭論：既然是黨媒，難道不應該聽黨指揮、為黨說話嗎？一直有中國媒體人在抗爭，但是他們也一直被質問：吃黨的飯，豈能砸黨的鍋？要批評，先辭職吧。且不說事實上很多媒體人因此辭職或者被辭職，首先應該看到在中國“普天之下莫非黨媒”的現實。“吃飯不砸鍋”，無異於從另一個角度要求所有媒體人都對黨“絕對忠誠”。
　　因此，“央視姓黨”不僅事關央視，而且是發向中國所有媒體人的咒語。那些與中國媒體有着各種合作關係的外國機構，也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合作對象了。


　　怎麼理解“黨媒姓黨”
    
　　傅桓（文化觀察家），東網

　　近日，習近平連續走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央視三家中央宣傳機關，在這些黨的喉舌單位受到了近乎效忠式的歡迎。央視利用其影像優勢，在大廳的電視牆上打出了“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的標語，引起了相當廣泛的討論，以為“變天”了。
　　在視察完之後，習近平率眾召開了座談會議，對宣傳工作發表了長篇大論，事無巨細地進行指導，涉及宣傳傳播的各個方面。而在這些具體意見之上，是一個“黨媒要姓黨”的綱領性概括。由此可見，央視的標語並非心血開潮，可認為是預先釋放與鋪墊。
　　通過習近平的視察，央媒的第一方陣已經確立，相較於從前的“三報一刊”有了較大變化，不僅意味著宣傳載體的劇烈變動，也代表著“喉舌”地位的重新洗牌。《解放軍報》連夜學習習的講話，除了要緊跟形勢外，也能看到它已經沒有入圍第一方陣中了。
　　中共先行的宣傳指導方針以及框架性原則，發軔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延安《解放日報》改版，而後經歷了文革時期的冶煉，經過八十年代一個自由發展的“小陽春”階段，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執政總結後，有了嚴密的建設，其中得力者，以江澤民為甚。
　　也可以說，中共現有的宣傳及媒體安排，其原則精神都是在江澤民時代確立並完善的，諸如“輿論引導”、黨管媒體等等。此後的歷年，都是根據需要對江時代原則擇選一二加以強調。這些強調的部分，要麼鼓勵新聞屬性，要麼重申黨性，並無出奇之處。
　　歷屆黨魁對新聞宣傳工作都有訓令，而在做這些訓令的時間上，一般都是在秋季的記者節或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也有的會在長江新聞獎、韜奮新聞獎的頒獎會議上傳達。與前任不同的是，習近平發布完整的宣傳守則，是在年初，顯示出這是超出常例的安排。
　　一般來講，對黨委機關報或直屬宣傳機構的視察，是衡量後者馴服程度的標誌之一，非常具體地代表著對權力新格局的參拜與認同。習上台三年多，才完成這個操作，由時間節點可以揣測，習對宣傳系的掌控已經是達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視察是一個宣告的儀式。
　　比較所講的內容看，大體上習與江、與胡都沒有差別，關鍵詞都一樣在既定的盤子裡，但是對關鍵詞的排序顯然不同。江為了改革，所以提倡新聞屬性；胡為維穩牽著走，控制乏力；而習放在第一位的，是黨性，而且用了“黨媒姓黨”這樣的政工語言。
　　黨媒要姓黨，一下子將黨性原則拔高到標杆的高度，超越了改革派依賴周旋的“人民性”，也徹底粉碎了指望用媒體產權暗度專業主義“陳倉”的策略。在這樣的局面下，媒體除了效忠，所剩空間不大。但是黨媒姓黨，扯開了籠罩在黨媒上掩飾的面紗，難免引發公信力反彈，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別怪我對著“黨媒姓黨”狂噴，都是你們逼的
    
　　王藥師（獨立評論員），東網

　　死人這種事情，天天都在發生，比如閻肅之死，原本除了其家人和那些靠唱他所寫讚歌立功晉升的文職將軍們外，沒多少人會在意。可有了七常委的花圈加持，效果就完全不一樣。同樣的，對於剛剛離世的“老右派報人”戴煌，許多人甚至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但由於恰好撞上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的召開，相關媒體及媒體人諂媚、舔菊醜態百出，故而老先生的死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其人生也被發掘出某種鏡像意義。
　　財新網在回顧這位“老右派報人”的生平時，用了《大記者戴煌》的標題，相比較而言，如今的許多媒體和媒體人是何其之“小”？把春晚辦成文藝新聞聯播還不算，黨魁走馬觀花逛幾家媒體，都能把你們激動成這樣——先是新華社副主任蒲立業“手指滾燙”寫詩讚嘆，“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今天有詩撕開我的胸腔”，接著有央視的屏幕宣言：“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再然後，最高領導人關於新聞工作的48字方針居然登上人民日報報眼——過去放毛語錄的地方，“黨媒姓黨”的最高指示更是風傳全國，成為次日各報頭版的不二標題。
　　如此大張旗鼓，這般恬不知恥，在早有不臣之心的社交媒體上自然是炸開了鍋。人們或者埋頭梳理歷朝歷代的讚美詩，從李白的“雲想衣裳花想容”，到郭沫若的“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賽過我親爺爺”，都被一一拎出來示眾評點；或者忙著給CCTV改名“黨中央電視台”並製作新台標；還有人甚至翻出當年朱鎔基給央視的題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與今上的“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兩廂對照，頓時有種不知今夕何夕的錯亂感。
　　其實，歷史地看，習的講話不過是延續了中共對於新聞媒體一貫的定位和要求，雖然措辭簡單粗暴了點，但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所謂“央視姓黨”雖然不中聽，說的卻也是實話。事實上在內地，除了網絡站點沒有徹底黨化，傳統媒體哪家不姓黨，不姓黨會被叫做黨報、黨台、黨刊？至於說蒲詩人的舔菊詩，噁心是噁心了點，但跟汶川地震時王兆山主席所作的“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比起來，畢竟還沒有到拿死人開玩笑的地步。之所以這一次輿論反應如此激烈，除了多種噁心點匯聚所產生的疊加效應外，我想關鍵還在於社會的整體氣氛和大背景不同了。
　　自從有互聯網，特別是以論壇、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勃興以來，官方與民間基本處於你講你的建設成就，我扒我的負面新聞，你放你的新聞聯播，我上我的天涯凱迪，各說各話的狀態。雖然有些人“打通兩個輿論場”的努力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總體還算相安無事。這種狀態如果能夠延續下去，本來倒也不錯，即便所有媒體都姓黨，所有版面都只登一個人的消息，大夥也不會太在乎。畢竟這年頭，早就沒幾個人還在讀報紙看聯播了，許多新聞基本處於誰寫誰看、寫誰誰看的狀態。
　　然而最近這幾年，最高當局顯然越來越不安於坐守原有的媒體陣地，從整頓微博、嚴打大V，到刪帖、刪號，權力陸續打出一連串的組合拳，一步步越過楚河漢界，企圖以強制手段硬性統一兩個輿論場，實現對言論空間完全、徹底的占領。從表面上看，權力無疑獲得了絕對的勝利，原本脆弱的輿論生態平衡已被徹底打破，反抗的人群風流雲散，異議的聲音也被壓低到了最小分貝。但傳播學的經驗告訴我們，你能夠限制人們的視野，決定人們談論什麼話題，卻無法決定人們如何談論這個話題，談論的角度和方式。
　　所以，別怪我對著“黨媒姓黨”狂噴，都是你們逼的。要不是你們鋪天蓋地小廣告般地亂貼“同心共圓中國夢”海報，要不是你們狂刪亂封搞得微博上只剩下“正能量”的口號，要不是你們好為人師把個娛樂節目都硬生生弄成政治說教，誰有心情跟你們討論百家姓。換一句比較文藝的話講，“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這是戴煌說的，蒲立業們學著點，那才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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