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存在：“谁谁谁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印度亡我之心不死……谁教的这种对立思维？《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说：人在成长中要吃进很多谎言，人成熟第一件事，是先把谎言呕吐出来　


　　老高按：看看这张照片——魏祺，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他，看他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会猜测：他是个大学生或者刚被录取的研究生吧？

　　 　　　魏祺（受访者供图）

　　然而，他真实的身分是老师，一位北京的高中历史教师，还是位班主任。
　　到我这个年龄了，往往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个“九斤老太”，嘟囔着“一代不如一代”。尽管不敢对年轻人看不起（他们嘴里的新名词，手里的新玩意，多是我们不懂奥妙的），但内心里还是看不惯，“看不惯”的潛台词还是蕴含“看不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竞技场，年轻人在他们那个领域内如鱼得水，换个领域呢？要F4方程式赛车手扯块红布去斗牛，不吃瘪吗？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让我刮目相看。他们就在我所着迷、以为自己更熟悉的领域崭露头角。纽约有位年轻学者，名字中有“闯”也有“创”，掌握的党史、近代史史料相当丰富，常有锋利的见解一语中的或者别开生面；上个月在加州见到一批大陆的年轻历史研究者，也让人感到后生可畏。这里谈到的魏祺，也是这样的一位佼佼者。看看他接受凤凰网历史频道专访侃侃而谈，讲得精彩，讲得实在，让人钦佩！
　　一般来讲，年轻学者读书的涉猎面比较广泛，但生活经验可能相对欠缺，但让我惊讶的是，魏祺的许多睿智见解，显然来自他的生活经验，是他从社会生活经验提炼的结晶，而且思考相当到位。他讲述的中国大陆高中生的校园生活、学习，也让我大开眼界——看来我要大幅修正我对中国教育的观感和评价。
　　魏祺和他的学生，让我对中国的未来感受到了希望——尽管在同龄人中，他这样的人或许只是少数，但是不管哪一代人，“拔尖”本身就意味着不是多数么。


　　90后历史教师魏祺：我告诫学生永远别滑向反智主义

　　魏祺，周昂／采，凤凰网历史频道　


　　摘要
　　我跟学生说，无论这个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动荡，你们永远记住了，坚守对于知识的渴望，永远不要滑向反智主义的深渊，反智主义就是“读书无用论”，砸烂旧世界，你砸烂什么旧世界？砸烂了半天你要重建。

　　嘉宾简介：魏祺，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历史教师，90后。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中医学院附中教师魏祺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周昂

　　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在吴建民先生追思会上，你有过一个发言，提到自己在教学中会运用到吴建民先生的一些理念，能否具体讲讲你用到的是哪些思想？
　　魏祺：吴大使有条理念非常重要，屏幕跟屏幕的交流，不能取代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现代学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追着屏幕——手机屏幕、ipad屏幕、电脑屏幕，他都一门灵，发表言论都很畅快。人跟人一面对面交流，就完了，又紧张了，说话又不符合逻辑了。
　　说白了，现在高考制度存在一个问题——按点给分。按点给分有个大弊端，给个词你就得给人加分，到最后学生不会连词成句了，就会蹦词。所以这怎么办？你这样的话都以高考为指向了，那学生能力怎么培养？大问题！
　　所以我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我说历史是有记忆的，家族是有记忆的，你们也要跟家长学会面对面交流，很多家长爱回忆他的青春年代，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种指导，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青春，他们都爱聊。
　　采访爷爷奶奶那辈，你们就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你们爷爷奶奶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坏，也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好，这才能形成你的思想交锋。我爷爷是普通的工人，他就认为文革很好，我影响不了他们，那代人的现实情况就在这；可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文革有反思，那一代人的记忆一定不一样，他可能亲眼看到过一些事。

　　凤凰历史：讲文革这样沉重的历史记忆，学生们能够理解与体会吗？你怎样拿捏把握？
　　魏祺：学生一开始听文革很开心：哟，不用上课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甚至还可以反抗老师。青年人，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思想是激荡的，他很爱反权威，他更爱反对老师，老师是他能接触到的最大权威，紧接着就是家长，这跟他青春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文革的时候学生也是这样，但当时的学生跟他们现在相比还有一点不同，政治参与性被调动。
　　“五一六”通知一发，紧接着北京的学校最先开始停课，然后学生上街搞革命了，到“红八月”的时候，出现了打人，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当时教室里有网，我搜图片给学生们看，我说这就是卞仲耘，当时是副校长，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那毫无疑问北京市重点，我说你们想，人怎么从一个nice girl变成一个魔鬼？这就是学生的蜕变。这时候学生们就知道，原来文革的血腥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埋下了。
　　我再给他们看照片，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挂一串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红卫兵让她跪，她不跪，红卫兵当时就踹她小腿，强迫她跪，又给他们讲到“井冈山兵团”武斗，他们丝毫没有觉得好，我马上看到学生的脸阴下来了。有好多女生很惊讶，她们都说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这样。
　　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不是那么爱看文字。你让他玩文字游戏，他死也不玩，你只有让他玩画面的，他才爱看。当他真正形成视觉冲击，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看到卞仲耘生前的画像，又看到死后的脸，都已经浮肿了，他就知道痛心。后来我又跟他们讲，卞仲耘还是一个著名高中的女校长，其他的普通中学老师呢？受难的太多了。这个学生就引起反思了，原来文革不是我们知道的那样，只要不上课什么都好。
　　我说你们现在玩的那个“撸啊撸”我也知道，你看那个《名侦探柯南》我也看，你看《海贼王》我也看，咱们看这个东西都是外国来的，文革时期这种别说东西你不能看，苏联的小说都被禁，《红与黑》都算禁书，你以为文革真的是开放，真的是自由吗？根本不是。
　　咱们前些年的一部电影，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张艺谋拍的。我跟学生们说你们去看看那里面，知识分子什么境况，你再看看当时的学生。陆焉识的女儿为了自己能够上宣传剧，把她父亲的那些事抖了出去，她不接受父亲。我说这种社会的裂痕，家庭的裂痕，一辈子没法弥补。陆焉识的妻子一辈子都想接陆焉识，接的到吗？接不到。他不光接的是那人，还接的是那个记忆和精神，但这种创伤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学生对这些马上也能理解。

　　凤凰历史：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您觉得当下中学生思维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魏祺：吴建民大使除了说过要重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也说要保持理性。文革时期大家也是面对面交流，那就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是革命的，你是反动的，那面对面都是在唾骂，那根本谈不上任何理性。中学生我觉得应该呼唤他们的理性存在，因为有一个事件给我触动挺大的。
　　我们学校是所完中，所以我还教初中。有一次初中课，有一个孩子看我用的手机，苹果的，他说老师您居然用苹果手机？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用一部苹果手机就要给美国捐6块钱，他们就要用这个钱制造武器，来准备打中国！我当时一听这个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初中孩子有这个意识：首先他敢指责你，我觉得我的课成功了，因为学生敢说话；但是第二，我也有一丝隐忧，就是他这么小，谁给他灌输的这种敌对的、排外的概念？
　　很简单——思维定式。
　　中国的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存在，一定是“谁谁谁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印度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下就很糟糕。我那会儿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话：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吃很多的谎言，人成熟第一件事就是先学会呕吐，把那堆谎言吐出来。谁教的这种对立思维？这就是教育的大问题。
　　只有学生回归理性了，你再让他去看文革，他不会说文革是正确，什么我就要上街打老师，我告发谁。他的思维意识一定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要存疑”。
　　所以我告诉学生，如果你们想学历史，你们就去看数据，咱们北京市有档案馆，区县有档案馆，有的档案是能查到的，通过你这次暑假，你跟你父母访谈，跟你们家亲戚访谈，或者你找一个路边带着红袖章的大妈访谈，你看看国民记忆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历史教材里，现在很坦诚的承认一件事——文革造成了五千亿国民经济损失，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边缘，我觉得教材既然敢说这事，一定是有事实考证的。所以我没觉得文革是敏感事件，我觉得是很多人把它看得太敏感了。

　　凤凰历史：但是口述历史也容易出现诸如史实错漏的问题，这个如何解决？
　　魏祺：是有学生质疑说，口述历史会不会有“碎片化”的问题，以及记忆历史到底有没有这么准确。我就跟他们说，咱们教材上学的太不“碎片化”了，那简直太宏观了，全是大框架，这也是一个问题。
　　碎片化历史你还是能填充的，历史毕竟是人构成的嘛。钱穆先生就说，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一定要注意两项，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有制度而没有人，那制度是宏观的，没有人你对谁去实施？有人而没有制度，那这只是一个故事，你不能形成历史体系。咱们教材更重的是宏观制度，但是如果像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这种普通人的东西镶嵌到历史里，你才知道历史是活的，这才符合马克思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能光说上面，不说下面。
　　第二，回忆要批判的看。我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好多孩子长大以后，回忆12岁的时候妈妈非常慈祥地帮他洗被单，但他恰恰不说的是，那个被单是由于他往上尿了一泡尿。所以我说，你们在采访回忆的时候，还要回到历史事实，这你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档案来做到。
　　我觉得学生在这方面有感悟。我从高一他们刚入学，就教他们区分，什么是现代人的著述，什么是史料，什么是考古，什么是档案，哪个的价值各有多少，我在期中考试命题当中也会刻意让他们去做这些，所以学生们现在对这个感悟非常强，现在学生都知道，外交部档案是开放的，可以查询。北京市档案馆看得严，但外地的一些档案比较开放，他能利用档案进行史学研究，不一定是用教科书。我那天在吴建民大使追思会上发言说，不能迷信教科书——当然你也不能迷信我，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凤凰历史：如果说不能迷信教科书，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历史著作是值得推荐向中学生的呢？
　　魏祺：我觉得吴建民大使还有一个观点很对——开眼看世界，就是学生一定要有世界情怀。我那天跟我们学生说，还是要多读读不同角度的书，我给他们推荐日本讲谈社那十卷中国历史，还有像布罗代尔的、克林伍德的作品，剑桥中国史等，当然中国的历史书也得多看，只要是合法出版物，说的是历史，又是有专业训练的都行。看完了以后，你就有一个不同的思想冲击，你就知道，某个问题，两方面的论述为什么不一样，再去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才能形成理性批判精神。我觉得批判精神在高中时是必须要养成的。
　　当然我也跟他们说，批判是必须要有依据的，要建立在理性的情况下。中国在抽筋的年代也搞批判，那叫所谓的“大民主大批判”，那是扣帽子，哪是建立在历史史实上？都是胡扯嘛。

　　凤凰历史：那学生也批判过你吗？
　　魏祺：学生对我的很多观点不同意，包括我讲的马可波罗游记。我认为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什么“遍地是黄金”？太夸张了，我就觉得他是编的，甚至他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凑过来的。学生马上给我一个批判，学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老师你没有注意到马可波罗的身份，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商人”，老师如果您要注意到这点的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关注中国人吃饭为什么不用筷子了。他关注的侧重点都在什么？中国的税收是怎么来的，盐卖多少钱，铁卖多少钱，铸币的含金量是什么样的。我突然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下就对我形成批判，而且人家是建立在充分的阅读之上——这就是批判意识养成的。
　　老师要敢于承认错误。觉得大学老师比高中老师强就强在这，他是很鼓励学生发散性思维跟批判性思维的。我讲的观念不对你可以说，也可以写论文，你甚至可以拍案而起。高中不是，高中因为有高考、分数的限制，老师像填鸭一样往里灌知识，老师就是绝对权威，你听我的拿分，你不听我的拿不到分，结果学生批判意识被高中老师给磨没了。所以大学老师老指责我们高中老师。我上大学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原来学的历史都不是历史，你们都是错的。
　　所以我回到高中怎么教？让学生养成批判意识。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他网上搜的东西比你知道得全，他的经历可能比我也要多。他批判你，他让你批判，师生关系面对面交流，就和谐，什么思潮来也不怕，你们永远都是师生，他觉得你值得信任。再加上他建立了理性的分析基础，什么思潮来，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时候你就能认定，他已经是向“公民”转向了。
　　高中就是要完成公民教育，18岁就成年了，他要完全负法律责任了，他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国家，怎么看待与人相处，都是未来要面临的。
　　有几个学生家长后来跟我打电话，说想要利用暑假带孩子到欧洲，我就建议他们多走一走，看一看，你对于国家的认知不仅仅对于你这个国家，还要有世界眼光，我们跟人家有什么差距，人家又有什么不足，我们有什么优势，你都把这个分析全了，你内心强大，不能被忽悠，你不就理性了？
　　还有对于社会的热点事件也要关注。我们学生关注雷洋案，我推荐他们安装了几个新闻客户端，包括你们凤凰的新闻客户端。雷洋案的很多追踪报道，学生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警方在执法这方面不妥。但是我们也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视角，我说你们看雷洋他是一个什么名号？人大的硕士毕业，报道中就是“人大的硕士”非正常死亡了。如果换一个，拿他的职业来做名号：国资委下属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领导，涉嫌嫖娼，被警察询问过程中离奇死亡——你再看看网络的舆论，那就马上不一样了！
　　所以说咱们怎么认知社会？你就得多看，你得打开思维视角，千万别听这家媒体说完了，那家媒体也说完了，你们就不考虑了。要看雷洋家属的声明，看北京市公安局的声明，再去看检方的声明，都看全了，你再去形成一个自己的思维意识，等他那个结果出来，你看看你的哪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批判，也是理性的，也是在认知社会。
　　我就不同意现在好多学生说“我生活在二次元”，你二次什么元？您连这一次元你都没有过好，还二次元？最起码人要养成思维意识，你怎么跟家长去沟通，怎么理解社会，怎么看待国家，这三条你想清楚了吗，你只要把这三条想清楚了，咱们教育没白做。
　　我告诉学生，你们甭打算咱们学校培养出那种大领导人、高官，咱们培养的都是社会上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恰恰这个社会的主体就是这些人。一个国家的正常情况是肚子大，两边小——富人不那么多，中产阶级比较牢固，下面的贫困阶级也比较小，这样的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果中产阶级是最瘦的，上下两头大，就是贫富差距扩大，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以后你们要当中产阶级，你们就是最稳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对社会的最好认知，我们既不要滑到最下，也不要一心想着向上钻，就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好多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太功利，他忽略了一点：教育最根本应该是培养人性，就是孩子的乐观心态，他把这个事忘了。

　　凤凰历史：关于中学历史教育，国外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可以介绍吗？
　　魏祺：美国的历史课应该是思想性最强的，中国现在可能到不了那个程度，但我尽量在改变，既然我们要学习人家的优点。
　　我们现在也在强调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就是“立德树人”，这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姜刚主任说的，什么叫立德树人？你首先要认知什么是德，才能形成人。你教育不就是干这个，到最后是感知人性。
　　你看美国教育，美国的初中课本就有大段的《独立宣言》，还有他的宪法，就原文引用，让学生去讨论。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教材，我们的教材有没有大段的宪法呢？我们中国是设立宪法日了，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我们也都在讲，但是不读文本。宪法是最薄最精髓的，都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根本大法里面有什么，学生不知道，学生只知道政治书里面教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这些宪法里都有，你让他去读宪法文本，比你政治课本教他的好得多，他还有法律常识了，宪法意识还树立了。这就是教育的缺失，这就是课本的问题，也是我们高中老师存在的问题。
　　美国现在有一个教育趋势——不太爱招中国留学生了。为什么？中国留学生考试一门灵，一到进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开始抓瞎，对于社会关怀更抓瞎。你看咱们中国人到美国去，净学商科，我跟学生说你自己去看，什么东西多，他就是臭市场。为什么选它？因为它简单，好毕业。你看有几个中国学生说去外面学历史，学人文学科？相对来说很少。因为这些学科对于语言的要求能力极高，对于社会感知敏感度要求极高，我说中国人就这点缺乏，做不到。
　　所以北大陈平原教授前几天有一篇文章，我还把它做了一个简报，就是谈人文学科如何面对困境，怎么走出困境。你得面对，你得首先承认我们历史是困境。

　　凤凰历史：培养学生思维意识固然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高中老师而言，分数线和升学率是现实存在的，你怎么平衡这方面的压力呢？
　　魏祺：很简单，就从历史学科来说，两条腿走路。首先我觉得历史学科必须要突出思维性，所以要让孩子学会深刻；另外一条腿，应试呗！教科书的东西你给他简化就行了。我就觉得历史课你得让孩子笑出声，历史课你要给孩子都讲睡了，完蛋！那他什么都接受不了，他一乐，他的意识一触到他的脑神经，他有可能听一句就拿到分了。
　　另外说到应试，现在高考改革趋向是什么啊？“立德树人”。北京高考实打实地说，题越来越活了，原来的死记硬背的这些东西，全部被打破。现在文科生有一个危机，就是你刚才说的“得分”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选文科？文科死记硬背。他就觉得理科需要脑子，我脑子不好使，那我就自己硬背吧！后来我跟他们说，你去看看今年和2015年的这两套高考题，出题人的思路。你不能说完全脱离课标，但是思维已经开拓得非常广阔了。
　　比如今年高考试题中有一道非常明显，考了海昏侯墓。原来的学生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背完知识点以后，不知道知识点安在哪，老师要干的就是给你画一个图，告诉你把知识点安哪个题，那个东西能突击。所以原来学生说高三真累，那是突击的啊，大量做题，搞题海战术。现在还行吗？你再突击，做了半天题，不看海昏侯墓，完，一看题傻了。我带学生去看过首博的海昏侯墓特展，假期我没事就带着他们走，三年我带着他们走了六个博物馆。
　　今年的物理试题出了一道阅读题，像语文阅读那样的一个古诗词，一下今年理综就难了。历史试题的第一道，出了个诗经，语文的题。语文老师做那题比我还快，那个题我吭哧半天，语文老师一下就选出正确答案了——学科在整合，学生思维在打开，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不能说，哪条是没用的，社会热点他必须关注，因为姜刚主任已经提及了人文学科必须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
　　去年2015年的高考试题，论述一带一路，这都是社会热点，学生关注国家了吗，关注社会了吗，甚至说关没关注你自己身边生活？今年还有很多题考阶梯水价，考小区停车位怎么样错峰停车，这种东西我原来高考时候完全没有过，我知道这是生活现象，但我从来不观察，因为那会儿我就死记硬背，结果后来发现思维性减弱了，等我真正再想认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很强的思维惯式了，这种惯式很难打破。
　　现在学生不是这样。既然中国高考走了这步改革，很艰难，就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现在说白了，教育逐渐地在防这个“突击意识”，你再想靠背拿分，很难很难，当然基础知识点肯定要有，但是起码你把学生视野打开，别让他见着题慌了。

　　凤凰历史：你怎样定义自己在历史教育中的角色？
　　魏祺：吴建民大使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你教历史，你一定要记住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我觉得他非常担心我们走向原来的照本宣科的那条路，那条路就是死的，人也是死的，历史课也是死的，现在我就是一个小泉眼，要把历史课盘活。
　　我那天在吴建民大使的追思会上说，外交真的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做好的，真要能喊个口号就做好，我觉得钓鱼岛早回来了，台湾早统一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历史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归于人。
　　吴建民大使，我们教科书上都没有这个人，但就是这些人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干的背后，才造成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一定要把眼光转移，不能光看国家怎么样，不看背后付出努力的人，教科书上没有这些人，社会就过于滞后。你可能还没有采访初中老师，我觉得初中老师历史教得都很痛苦，我有一次去一个中学听课，历史老师说西安事变他讲得痛苦死了，因为完全跟档案材料对不上，他还是过去那一套理论，不像是大学老师编的教材，可能是中学老师编出来的教材。我们高中现在用的教材是大学老师编的，虽然有不足，但是他有一种思想意识的改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进步，千万别让我们高中历史教科书跟初中再像了，那就糟了，你给老师的束缚太大。

　　凤凰历史：你在教学中会感受到外在的束缚吗？
　　魏祺：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就是历史。家长没找我任何麻烦，我是班主任，所以家长其实开始对我有非常大疑虑，后来家长都说我们非常庆幸学生有这么一个班主任，带着他们玩，玩里面又学了，这学生高兴啊！其实学习多痛苦，高考是要死人的！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好多学生高考完了之后他撕书，因为他压抑啊。
　　我觉得历史课是所有学科里最不应该让学生感到压抑的，如果历史课让他感到郁闷，学生没活路，那真的就厌学。我不给学生压力，学生爱学，你也别给我压力，我教学也爱教，这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老师卡得那么死，一个历史课你管得那么死有什么用？你领导就是天天坐我后面听课，学生成绩就能上去？要那样太好了，领导天天听课吧。我们全都是重点，全都是北大了，可能吗？没有一所学校是这样，就说人大附中，它的教育理念也是“促进学生思考”。
　　教师应该给学生研究精神，这个理念就是我从高中老师那继承过来的。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研究性学习”，你可以三四个人，五六个人组成一个课题小组，你就研究一个课题，你们自己去达成共识，怎么样开题，怎么写报告，怎么结题，我们的感悟是什么，你言之成理即可。你不能老给学生一条线，只能学书本，不能学其他的，那怎么可能？我们这期研学，有很多学生的文章很好玩，比如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性恋的发展，哪个国家对此怎么看，我觉得这些题目我当初都做不出来，他们能做出来。
　　你说课堂死吗？课堂很活，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把课堂把握死的话，我只能说他违背了中央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你根本就不自信，自信的标准就是开放！
　　现在的《中学生守则》也已经变了，由原来指令性的那种，“必须”什么，“不得”什么，变成“应该”怎么怎么样，“建议”了解党史国情，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进步，这是语言的进步。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低碳环保生活，这都是现代语言，学生就能接受，你那个“必须”、“不得”，简直像弄犯人一样，学生有逆反心理，你觉得他可能去遵守吗？没有任何说服力，他根本就无视。
　　我觉得北大就是这样，你既得容得下贺卫方，又得容得下孔庆东，两个人政见完全不同，但是北大能够容下他俩，这就是它一个开放的标志。
　　监察这种东西恰恰没法促进社会进步，而且很容易让学生反感，学生最讨厌的就是老师和家长不信任我们，我们明明有思想，我们能说，全让你把嘴堵着了。
　　同时你也要看到学生是很容易被政治操控的，你可以观察政治，了解政治，但不要过分地去参与政治，尤其是参与政治斗争。学生真的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所以我跟学生说，无论这个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动荡，你们永远记住了，坚守对于知识的渴望，永远不要滑向反智主义的深渊，反智主义就是“读书无用论”，砸烂旧世界，你砸烂什么旧世界？砸烂了半天你要重建。

　　凤凰历史：你对中学历史教育的改进有哪些希望？
　　魏祺：我希望的是能高中尽量引进开放性资源。我觉得你们媒体特别好的一点是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了，因为这是初中高中这六年是他们人格提升期，这六年，老师的行为和他所学的知识，有可能对他一辈子奠定一个真正的价值观基础。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高中老师不应该放弃继续学习，高中老师跟大学老师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放弃研究精神了，很多高中老师就停在“课标”，还有课本，还有教参上，他除了看教参真的什么书都不看，这非常普遍，那不是开玩笑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会给学生教成什么样？学生为什么听你讲课，你讲的话书本都有，我照着看不就行了？历史教师如果要是放弃继续学习，是非常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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