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酣然入夢、更不夢筆生花。他一方面全副身心都在做白日夢，另一方面時刻睜大眼睛，警惕着掃視周圍，要發現“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擁有無比雄闊的想像力，又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毛澤東將自己的夢放大為國家的夢、民族的夢，直接驅使億萬民眾去付諸實施
◆高伐林
2012年11月29日，中共新總書記習近平領著全體政治局常委，來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他發表講話說，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據新華社）
這番話之後，“中國夢”一時成了熱門話題，自政治局常委劉雲山以下，朝野各方人士紛紛出來解讀。解讀演變成爭辯，頂點便是《南方周末》風波——被戲稱為“兩夢之爭”：一個是“憲政夢”，一個是“復興夢”。
今年“五四”，習近平來到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參加“實現中國夢、青春勇擔當”主題團日活動，發表講話強調：
青年最富有朝氣、最富有夢想，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共青團要在廣大青少年中深入開展“我的中國夢”主題教育實踐活動，用中國夢打牢廣大青少年的共同思想基礎，用中國夢激發廣大青少年的歷史責任感，為每個青少年播種夢想、點燃夢想，讓更多青少年敢於有夢、勇於追夢、勤於圓夢，讓每個青少年都為實現中國夢增添強大青春能量。
下意識做夢，有意識說夢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本是人在睡眠中某個階段自發性的心理活動，屬於人人皆有的正常精神現象。古人無法科學解釋夢的成因，夢的功能便放大了，進入社會領域，成為藝術、宗教、哲學的催化劑，甚至被用作政治鬥爭的武器——託夢、解夢、圓夢，在各個民族的傳說中所在多有，甚至傳說一個夢改變了一段歷史進程：韓愈《幽蘭操》詩句援引於史無征卻千年流傳的故事說：“文王夢熊，渭水泱泱。”說文王夢飛熊而得到太公姜尚為相，興王師而誅無道，解倒懸而撫黎元。
夢境奇幻玄妙，不受拘束，與藝術的關係更為密切，文人墨客更多地側重將現實中無法實現的嚮往，通過“夢”來呈現：“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參），“鐵馬冰河入夢來”（陸游），“夜來幽夢忽還鄉”（蘇軾），“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辛棄疾）、“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李煜）……還有無數乾脆就以夢入題的詩文，巔峰自然就是那部中國古典文學的扛鼎之作《紅樓夢》。
這時，是否真做過這樣的夢，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過對夢的津津樂道，強烈地反襯現實、否定現實——做夢，是下意識的，說夢，則是有意識的。
在中國人傳統文化編碼中，談到“夢”，大多數人是將之看成一個個五光十色的肥皂泡——盡可以作為審美欣賞對象，但可別真想去把它抓到手，抓到的瞬間，必定砰然崩裂。中國人用無數成語典故，冷嘲熱諷那些沉溺夢境、硬要充一個其中角色的人：“南柯一夢”、“黃粱美夢”、“痴人說夢”、“浮生若夢”、“醉生夢死”，還有“做夢娶媳婦”之類民間俗話。
“夢”與理想是怎麼掛上鈎了呢？這個傳統或許自孔子始？“不語亂力怪神”的“至聖先師”，竟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我真衰老得太厲害了！好久沒有再夢見周公了！
孔子與周公相隔好幾個世紀，他夢周公，其實是將周公當作理想人格的象徵，將周公治理的時代視作夢寐以求的黃金時代。孔子這句話，給“夢”和“理想”架起了橋梁。久而久之，“實現”與“夢想”這兩個本來互相扦格不入的詞連在一起，人們也不再覺得荒誕突兀了。儘管在民間私領域，“夢”還未擺脫人們譏笑的陰影，但在公眾領域，“夢”，成為“理想”的同義詞，再正面不過了：就是要“實現夢想”！
毛澤東大做白日夢
談到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理想——“中國夢”，我們首先想到毛澤東。
毛澤東酷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這“三李”恰恰都是寫夢大師。毛澤東在詩詞中也寫到“夢”，不過，儘管有人稱譽他是“偉大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人”，也有人說他的詩詞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然而就其傳世的作品看，毛澤東極少寫到夢，其中多數是否定式的，例如：“別夢依稀咒逝川”、“一枕黃粱再現”；正面抒寫的，恐怕只能找出一句：“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就這一句，還不是真寫夢境，只是“欲”而已！
（這一句，毛澤東也是偷懶，“拿來”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的現成詩句：“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
不僅如此，更有他的詩句證明，毛澤東很少能安穩做夢，相反，他是時時警醒：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虞美人·枕上》，1920年）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清平樂·會昌》，1934年）
一唱雄雞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1950年10月）
毛澤東還不乏這樣的文字：“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這裡，毛澤東將“學西方”，既稱作“迷夢”，又稱作“理想”，將這兩個概念，直接當成了一回事。
毛澤東否定了“學西方的迷夢”，要以自己的理想來取而代之。他不酣然入夢、更不夢筆生花，是因為他一方面全副身心都在做白日夢，另一方面時刻睜大眼睛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擁有無比雄闊的想像力，又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毛澤東便將自己的白日夢放大為國家的夢、民族的夢，直接驅使億萬民眾去付諸實施。  毛澤東用詩筆呼喚“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我們看到：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澤東將聖賢的標準加諸全體臣民，要求人人“鬥私批修”，“改造世界觀”，做“社會主義新人”；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同上）
——這一“隨心”一“著意”，就直接開啟了大躍進、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巨禍；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水調歌頭·游泳》）
——這裡用了一個楚襄王夢見巫山神女的典故，但“截斷”則硬生生地否定了舊夢，取而代之的是“高峽出平湖”的新夢。毛澤東躍躍欲試，但終於未敢動手，數十年後，三峽大壩才成就了李鵬的“歷史豐碑”；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對外反修防修，對內“四清”“社教”，最終，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放出無數“金猴”，釀成曠世浩劫；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毛澤東在全球舞台上輸出革命，煽風點火，釀成無數巨災：1965年印尼共與華人被殺50～300萬；七十年代中期紅色高棉殺害柬埔寨高達四分之一左右國民……
毛澤東還以如椽大筆，揮灑過許多在別人看來是夢話連篇，而他自己卻認真得很的設想。例如，《念奴嬌·崑崙》《念奴嬌·鳥兒問答》……從中體現出來的主旋律，是“平等”“大同”：“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而毛澤東的夢想，最完整、最系統的體現，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寫下的一封信，史稱“五七指示”。
毛澤東之夢的藍圖
1966年5月，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之畔。
他沒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對中國未來的事變至關重要：討論“文革”戰略決策，搞掉彭羅陸楊，通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卻宛若事不關己。他欣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境界。決策已經作出，意圖已經傳達，人馬已經部署，如果還像1959年廬山會議一樣，去跟對手聲色俱厲地面對面地訓斥甚至罵娘，未免有失主帥的身份了。
他要謀劃更宏偉的夢，要獨創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模式，要解決以前的革命家都沒有能解決的任務。
5月7日，毛澤東細閱林彪前一天報送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拿起筆來，寫了一封很長的給林彪的信。
他不僅是要當中國的領袖，也不僅要當世界共產主義的教皇，他想成為整個人類的導師——他後來對埃德加·斯諾說，他想當的只是“teacher”。
“五七指示”，就是毛澤東雄心勃勃規劃的夢的藍圖：
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這不是人人都一樣了麼？是的。毛澤東就是要人人一樣：地位一樣，職業一樣（最多只是有主輔之分）；思想一樣……他要建立的“夢之國”，標誌就是“一樣”。
毛澤東抓住了現存的經濟社會體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別，才有交換，才有商品與貨幣，才有形形色色的剝削，才有了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要反對這一切，不能修修補補，小改小革，而要從根本上動大手術——取消分工，釜底抽薪！要改造組成社會的最基本單元，從家庭轉成單位，每個單位，都是自給自足、小而全的政企合一的準軍事化組織。
可以看出，這個“夢之國”的關鍵是：人人都“一專多能”，事事都“自給自足”——任何一個成員，都是多種角色集於一身；任何一個單位，都可以“萬事不求人”，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黨政軍民學……都是一個又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微型封閉系統，即使將之打碎成齏粉，它也是完整獨立的機體。
而政權組織的頂層設計，是黨的一元化領導、權力集中於黨的最高領袖。除了最高決策班子之外，各級領導以巴黎公社的方式由群眾選舉產生。這些“人民的勤務員”應該參加生產勞動，不得享受任何特權，接受群眾以“四大”的方式對他們進行監督，隨時對其中的蛻化變質分子“炮轟”、“打倒”。全國將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文革”，進行全面大清洗，吐故納新，確保國家永遠不偏離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毛澤東40多次到杭州。圖中的這一次，是起草《憲法》。可惜，他起草了，並不真打算帶領中共遵循。而“文革”前夕再到杭州，他寫下“五七指示”，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改造中國的新藍圖。
更可怕的是：讓夢成真的兩大法寶
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實現夢想的兩大法寶了：
一是不擇手段、不計代價。
毛澤東無數次地對臣民有言在先：“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人固有一死，“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實現夢想至高無上，人人都不應盤算個人得失，必須隨時準備，為了“夢之國”“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而他自己就更不必庸人自擾、“婦人之仁”。要攻占山頭就不能害怕傷亡，攻下了山頭才能保證全局勝利。死幾個“黑五類”“黑七類”算什麼？騙幾個紅衛兵算什麼？整下去造反派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乃至50個500個領袖算什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之言）。就是死成百萬、上千萬人又怎麼樣？不，死三億人又怎麼樣？在殘酷鬥爭中生還下來的，必是最強悍、最有生存能力的新人。——他在與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教義的導讀權時，脫口而出：“核大戰也沒有什麼可怕，中國六億人，就算最多死一半，但帝國主義也完了，剩下的人將在廢墟上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番不可一世的狂言，把赫魯曉夫驚得目瞪口呆，傳出去後，在整個世界引起一陣怒不可遏的咒罵。
二是別出心裁，專抄近路。
毛澤東之夢，是以“一代人”“世紀”等等為單位的。他考慮的，是不僅號令當代全國軍民建成“夢之國”，而且要保證中共第三代、第四代、乃至千秋萬代都做、都只做這一個夢。他跟蘇聯柯西金總理爭論，一開口就是中蘇要“爭論一萬年”；討價還價，才減少為“九千年”，他認為這是很給面子了，一減就減了一千年——這並不幽默的幽默，正符合毛澤東的性格：“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只爭朝夕”怎麼爭？就要走捷徑。毛澤東從奪取政權之後，無時無刻不在想着“提前”。他戰勝“小腳女人”，提前完成了農業合作化，提前實現了對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大躍進”變成了大災難，“人相食要上書”對他有一定遏制功效。於是，他便發揮他雄闊的想象力，另行開拓新的思路：
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是一定要消滅的。怎麼消滅？如果說五十年代毛澤東還提出“工農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那麼“文革”前夕，他在“五七指示”中別闢蹊徑了：提低就高，多麼費力費時！鏟高就低，多麼省力省時！與其讓鄉村趕上城市，讓農民趕上工人，讓體力勞動者趕上腦力勞動者，不如倒過來，讓城市向農村看齊，工人向農民看齊，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看齊——既然連城市、連腦力勞動、連現代工業都不存在了，哪裡還有什麼三大差別！
毛澤東的夢想，當然不是憑空而來，其根源植根於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精英的夢想。中國知識精英有什麼樣的夢想呢？手頭正有一個頗有意義的案例：整整80年前，1933年元旦，久負盛名的《東方雜誌》以大篇幅刊發了各界人士的“新年的夢想”。（未完待續）
（原載《新史記》第12期，2013年2月出版。2013年5月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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