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盛行的就是强力推动两个极端：上面号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联”，全国游逛车船食宿一切免费，正常生产运输都要让路；而一旦上面不号召，自己出行就成为“盲流”“流窜”，寸步难行。那个时候非常“言论自由”，那个时候却也钳口禁言道路以目

　　老高按：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有几天才到，那么这段日子，还算是中国传统的过年期间。但这几天党国大事频出，气氛肃穆，大煞了团圆过春节的喜庆兴头，实在是始料不及！
　　今天读到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一篇文章《盲流少年奇遇记》，他说是因为“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但实际上既然是写文革浩劫年代，也就不可能真正“轻松有趣”。但总算没有那么沉重吧，转载于此。
　　这篇文章唤起我很多联想。秦晖到底是名不虚传的历史教授，回忆文革的经历，写下许多敏锐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例如此文结尾时的反思，就是一般知青回忆上山下乡往事时不可能写出来的。现在有不少人（经历过文革的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出自不同的心理动因而美化文革、浪漫化文革，我希望他们读一下此文，对文革时期真实的政治氛围，那种压抑、那种荒诞、那种混乱和整饬（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出自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种老百姓动辄得咎、只能任人宰割的命运和心态、那种一本正经、理由十足、却令人啼笑皆非的制度规定，都有非常生动鲜活的描述。我作为他的同时代人、同经历人，可以作证：他没有渲染夸大，更没有虚构捏造。他的文中说，“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碰上一个恶人”，这也正是我插队岁月的感受（我曾在博客文章中说过，当时无论社队干部还是农民，对我都非常好）。没有坏人作梗，却无可避免地仍然让我们经历了荒唐遭遇，这更深刻地提醒我们：那个时代的悲剧，必有更深刻的根源。
　　回想起来，我在插队期间，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我时常有冲动将之写出来，又憧憬着未来没有这么忙了，一定好好整理自己的记忆：例如中共九大开幕当天（1969年4月1日）我转到湖北天门县的惊悚遭遇——后来有人说九大是“秘密举行”，完全是记忆错乱，秘密举行的是中共十大（1973年10月），而九大开了三个星期，从开幕起就是公开的，会议进程每天都是头版头条；我还记得我到天门的公社报到这天，贫下中农社员被组织起来在只能容单人通行的水田田埂上举着标语游行，“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而类似秦晖这样的经历，也曾有过多次，虽然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知青，但就是如实写下，也会被我女儿辈视作天方夜谭，甚至我被招工进城，也完全是被命运捉弄而阴错阳差。
　　秦晖此文是在国内网站上刊出，谈到“文革”二字，都写作wg以避文祸。为海外读者阅读方便，我都恢复为文革。对共和国及其子民真实经历过的文革岁月，在回忆中都不能如实写来！控制言论到了可称疯狂程度，这种政治环境，居然还有人颂之为“盛世”，真不知他们是何心肠、是何眼光！
　　这里顺带要说一句，我的博客文章发出之后，往往遭到不少博友网友尖锐批评，我也没少对他们反唇相讥。前天以来，我看到好几位批评我最力的网友，对中共建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事态，都鲜明地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这让我感觉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我与他们的心，其实是相通的！这里也要提醒一下：网络意见之争，非常正常，也非常有益，彼此之间，就事说事，以理论理，摆出实实在在的数据、事实来驳倒对方，就最好不过，第一不必用侮辱性的外号加之对方，挑起情绪冲动，第二不必动辄明示暗示、猜测甚至认定对方的动机或背景，说对方是“为主子”如何如何。我们的意图，是弄清是非，而不是争个高下啊。


　　盲流少年奇遇记

　　秦晖，秦川雁塔

　　当年的“长假”

　　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说说放假吧。
　　说起来严格意义上的“放假”感觉，我这辈子似乎只是在保育院和小学才有过。初中三年正好碰上乱世，“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也就久违了放假一说。1969年以后在农村九年多，只有农忙农闲出工不出工，没有城里的法定节假日之说。后来读研三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除了规定的课堂时间以及开会什么的，其余就是自己把握。想干的天天看书写字十几个小时乐此不疲，不想干也尽可采菊东篱，悠然见山。所以尽管学校有节假日，我们当教师的节假日感并不强。
　　想想还是当年务农时的“农闲”比较有感觉。其实，那时的所谓农闲也基本都是在各种工地上服徭役，连过年上面都经常号召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如果碰到这种号召，农民还要在家过传统年，就近乎是开小差（尽管其实这种开小差也很普遍）。不过对我们知青而言，有个时段倒是类似于“长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们刚下乡那会大多只有十五六七岁，远离父母和故乡城市来到地老天荒的农村，艰苦劳作数月后，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乡后1970年初第一个春节时，这一拨知青（包括同村的三位女生）几乎都回城过年了，只有我们坝关村的三个男生在村里过了个“半革命化”（没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的春节。但却惨遭回禄之灾，这年过的很糟糕，这些我在另文中有述，这里就略过了。
　　且说我们之所以过年不回家，除了下乡之初“革命化”的热情外，其实也是由于家庭的情况：我们三人都是自治区教育厅的子弟，原来父母一个单位的“小朋友”。在我们下乡后不久，教育厅就被“斗批撤”了——今天的老人都知道，文革中大乱之后有个“斗批改”阶段，在整人斗人之后要对原单位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和重组，而那些被认为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影响太深的单位（大都是“知识分子成堆”之处）当时上面觉得不堪改造，就干脆整个单位撤销了，这就是所谓“斗批撤”。
　　这种单位的“阶级敌人”遭遇就不必说了，就算是“人民内部”的，除了特别红的一些人可以干原来的工作（教育厅撤销后成立了个“区革委会文教组”，后来叫教育局）乃至升官外，其余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赶到了外地。当时我们三人的家长都在此列。罗克家算是最幸运，被下放到了比较富裕、交通也比较方便的玉林县（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黄志先家里则都被下放到广西最穷的河池地区，而且都在该地区的最偏远之地——黄家被安置到黔桂边境新建的红山煤矿（后来与贵州境内的茂兰矿合组为红茂矿务局），而我父母则到了河池地区最穷县之一的凤山。
　　家里“下放”迁徙是在1969年底，到过年时还是乱糟糟的没有安顿好，这种情况下也没什么过年的气氛。所以家里也支持我们“在农村好好干”，没有要求我们回来。过年后就开始春耕大忙了，我们自然不可能离开。这样就一直到了1970年夏天。
　　广西虽地处亚热带，但当时我们插队的平塘公社是田林县的高寒山区，一年一熟不种双季稻，没有平坝地区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双抢（抢收抢种）”，春种秋收之间的夏天算是比较闲的。而且这时因为平坝地区适逢三夏大忙，县里也不搞大工程，不会征调徭役。这时家里也渡过了下放之初的适应期开始安顿下来，离别快一年了，希望孩子回来看看这新的环境。这时我们才开始考虑给自己“放长假”回家探亲了。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么简单，要比回南宁麻烦多了。罗克家那里交通还比较方便，他直接回玉林了。而我和志先的家都在穷乡僻壤。凤山与田林直线距离其实不算太远，但当时的公路要绕一个大圈，经百色、巴马两次换车，路上要走三四天。黔桂边的红山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我想，还不如绕得更远一点，走一趟贵州吧。志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两人同行。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我二姨曾随所在的设计院从上海内迁贵州遵义，我在1967年广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时在那里避难。三年来贵州也好几次“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今那里不知怎样了。而且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其他的山区简易公路基本上都是下雨即塌）。虽然那也不过是一条土基砂石路，放到今天连“乡道”的水平都达不到，但它从东南到西北穿过田林县城和全县地势较平经济最好的河谷区四个公社，可算是大动脉了。
　　那时百色到罗平有跨省长途班车，下行班从贵州南下，在午后经过旧州。我们一般都是走60里夜路步行出山，在上午到旧州等车，要到县城、地区以至南宁，这都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是上行班去贵州，那就是上午过旧州，经贵州的册亨、安龙到兴义过夜，第二天再去罗平。我们如果去贵阳，就应该在册亨下车，换车往望谟方向而行。
　　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但是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径。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跨过盘江

　　所谓旧州，指的是元代安隆“土州”（原住民土司世袭的“羁縻州”）治所，当时这个安隆州的岑氏土官传承数百年，管着今滇黔桂三省边区的广大地盘，我们要去的贵州册亨和安龙（安龙这个县名就从安隆州而来）等黔西南州各县都在其中。后来历经元明清，安隆州变成了西隆州，清雍正年间州治迁到了今天的隆林县城处，这个县城就叫“新州”镇，而我们这里就成为“旧州”了。
　　旧时风光，早已昨日花黄。1970年代它就是个两省三县之交的公社所在地，一大村寨而已，连个建制镇都没设。不过它仍是滇黔桂公路和到隆林、西林县去的县际公路交汇处，属于交通要道，设有旅社和汽车站。古州署（即土司衙门）就在当时的旧州小学，据说文革前还有残迹，可是我在那里啥也没看到，现在只怕连地方也找不着了。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这条“抗战公路”后来在1990年代全国公路统一编号时属于324国道，又名福（州）昆（明）国道的一部分。再后来为了运煤和开发天生桥水电，它被升级改造为盘（县）百（色）二级公路。以后国道全线进行了高速化重建，现在就叫“汕（头）昆（明）高速”了。但是从盘百二级公路开始，它就在旧州以西改线，从隆林县过江，而不再经过册亨。
　　我们1970年时走的旧州以北这段路，今天已不再是国道。在江北贵州境内，因为该省要开发南盘江上的八渡港（据说要成为大西南“通（珠）江入（南）海”的水路门户，但因为下游闸坝太多，该港如今基本闲置），对这段路还给予了“312省道”的地位。而江南的旧州-八渡段，则因为滨海的广西不在乎什么八渡港，连省道的待遇都没给，如今只是一条“县道”。南盘江上的车渡因为两省扯皮，也久已停航。所以，从旧州到册亨的这段路当年号称滇黔桂公路干线的组成部分，如今实际上已经常年不能贯通。
　　而当年它只是因水毁暂时没了班车。我们走到八渡口，只见南盘江浊流滚滚出峡而来。这条河以珠江正源闻名，地图上叫南盘江，下游则叫红水河。不过我们发现两岸百姓另有习称，北岸贵州人就叫盘江，南边广西人则称为红河。不仅两个名称与地图稍异，而且也不是上下游、而是南北岸的关系。
　　这条河在这一带是峡谷河流，因为基本没有河谷农田，两岸当时人烟稀少，南岸广西这边还有个村子，北岸贵州连村子也没有（现在反过来了，北岸搞了个八渡港，设了南昆铁路八渡站，虽然水运萧条，还是因港口设了个八渡镇。而南岸却还是老样子，没什么人气）。如今闻名的南昆铁路八渡南盘江特大桥那时还木有影踪。而八渡口的车渡那会儿倒是相当繁忙。虽然暂时没了班车，还是有货车过江开往水毁处以南地区。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上了船。那老旧渡船马力明显不足，靠着跨江钢缆维系，才得免被湍急的江水冲走，它吭哧吭哧吃力地缓缓驶向北岸，把我们送到了贵州。

　　山重水复

　　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当年我们就走在这百曲千弯的山道上，一过江就开始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直到这段路的最高点，一千多米海拔的尾兰垭口，一路上到坡顶又下深沟，艰险无比。原来，这里有平行于南盘江的打言河、宜哨沟、秧坝河等东西向溪河切割的峡谷，其间则是一条条高耸的东西向山脊，与南北向的公路恰恰构成了“小横断山脉”式的道道天堑。无怪乎后来的南昆铁路和汕昆高速都改道避开了这里。而老公路则绕来绕去如此曲折漫长。
　　我们觉得跟着汽车道七折八拐地盘山，太绕远了，想抄捷径走小道，却又不认路。这里荒山野岭，也无人可问。后来发现一个窍门：这里的电话线是走直路的，电话线下的小道应该与公路一个方向但少绕弯。于是我们就跟着电线杆走。没想到通常如此却有例外，有两次电线杆把我们带到沟里，找不着公路了，原来这电话线是通往山里一个大队的。还有一次电线杆下小路就没了，电线在延伸，人却走不过去，只好自认倒霉，原路返回。
　　结果是多走的冤枉路和节省的弯路相抵似乎差不多。我们怕碰上铁铗子（盘江两岸原住民猎取野猪的装置，往往循兽路布设，深山之中陌生人难辨人路兽路，伤人之事也偶有所闻），后来也不敢再轻易抄捷径了。
　　我想：为什么过去的先人要选这么一条线来修路？
　　我的感觉，原因之一是因为自古以来册亨与田林这两岸的人民来往非常密切。后来我知道，广西的壮族与贵州的布依族都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认定的。当时从政治出发，以盘江省界来划线，北岸在贵州者定为布依，南岸在广西者定为壮族。
　　但实际上今广西所谓壮族的构成相当复杂（越南就把我们所说的壮族在彼境内的部分划成了五个民族，即侬族、岱族、布标族、山斋族和拉基族），我们所称的“北壮方言”与“南壮方言”区别也相当大，但田林的北壮方言与所谓布依语则几乎完全一样。事实上我当时就知道我们平塘壮民就自称“卜锐”（布依），而我们在册亨秧坝看到圩场上的布依人讲话、穿着也与江南的壮族一般无异，甚至还听说有亲兄弟分居两岸，居江北者被划为布依，居江南者被划为壮族的故事。
　　传统时代南岸的旧州作为安隆（西隆）州治，与北岸州境来往密切。当年统治州境的岑氏土官，今天贵州说他是布依族，广西说他是壮族，其实也是一回事。近代虽然州治迁走，但文化上仍是浑然一体。晚清旧州成为“北路壮剧”的发源地，而几乎在同时，在江北不远处的册亨县乃言村也成为所谓“布依戏”的发源地。
　　实际上，在“民族识别”前并无壮与布依之名，两者都被称为“土戏”，其主要唱腔和剧目都如出一辙。不难想到，这一段盘江两岸的传统联系就是人们设法克服地理障碍的动力，加上抗战的背景，人们选择如此艰难的线路修成这条公路，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叹的是，这条路如今已经完全衰落了。

　　“李再含是个大坏蛋”

　　下午2点左右，我们翻过尾兰垭口来到乃言，这里是个公社所在地——那时贵州的公社就是原来的乡，上面还有区公所。广西原来也是如此，但1968年大镇压后，韦国清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志得意满要追求更“左”，进一步强化“一大二公”，把原来乡一级的公社合并成了一区一公社，新的公社就是区，而原来乡上的公社就成了“大队”。所以贵州的公社只相当于广西的大队，就是个村寨而已。这个寨子现在以“布依戏”发源地闻名，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寨子离公路也有点距离，我们没有进村。
　　但是公路边的乃言道班（当时称185道班）却是当地公路系统的先进单位，小有名气。我们一早出发，走到这里已是饥渴难耐，于是进道班讨水喝，吃干粮，休息打尖，还和道班的人聊了一会。这个先进道班果然政治气氛浓郁，在这崇山峻岭之地居然还有许多大字报。
　　在那个年代，广西与贵州的文革都是全国“浩劫”的一部分，基本特征应该说是类似的。但具体进程还是区别甚大。广西是全国仅有的文革前统治者文革后仍然掌权的地方，对“造反派”的镇压异常残酷而且彻底。
　　到1970年我们出来“盲流”时，广西已是铁板一块的韦家天下。而贵州政坛在文革前就波诡云谲，大饥荒时民怨沸腾的周林已失势，贾启允新官上任就在大乱中倒台，新旧两系官僚的纠葛尚未理顺，官民矛盾加上官官矛盾弄成一团乱麻。省军区一位本来并不主事的二流军官李再含投机上位，“西南的春雷”（贵州省在1967年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每个省成立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就要发一篇祝贺社论，祝贺贵州的社论标题是“西南的春雷”。这个典故，今天的读者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了。——老高注）名噪一时，李再含也一度成为“贵州小太阳”。
　　他的根基不稳远不如广西韦氏，却也心狠手辣。贵州镇压“四一一”与广西镇压“四二二”基本是同步的，1967年我在遵义就目睹了“八月踏平”的血腥，在广西以肃清“反共救国团”名义剿灭“四二二”不久，贵州也开始以类似罪名剿灭“四一一”，1968年9月就在与册亨相邻的安龙县龙广区，军队与数县官办组织的武装人员一起出动，对退入农村的“造反派”进行清剿，造成打死10人、抄家200余户、抓捕700多人的“龙广事件”。册亨县也被波及。
　　当然贵州的镇压远没有广西的厉害，而李再含更比韦国清倒霉得多，1969年10月他因紫林庵大屠杀事发，北京指责他搞“独立王国”，将他罢黜。被镇压的反对派借机复起，但北京是不会让“造反派”卷土重来的。于是中央调54军蓝亦农入黔实行军管，蓝将军手持尚方，口含天宪，既打李再含，又打造反派，同时也继续压制周林、贾启允时代留下的旧文官“走资派”，贵州进入了蓝亦农军政府时期。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四野”出身的蓝亦农受牵连被审查，贵州政坛又一次洗牌。
　　因此与广西近20年的韦家天下相比，贵州在短短数年间就换了周林、贾启允、李再含、蓝亦农及后来的鲁瑞林等人，而且基本上都是非正常垮台，城头的“大王旗”变幻莫测。我们就是在蓝亦农军政府时期来到册亨的。这时我才体会到公社杨书记所说的“贵州很乱”是怎么回事。
　　此时李再含已经被罢了省革委会主任（即文革时期的省长）之官，但军职尚未撤销，人已失势但尚未被捕。蓝亦农正在大批李再含。地方上的一些事也被翻了出来，龙广事件就是在此时翻了案，在兴义地区各县包括在册亨都掀起了一些波澜。乃言道班的大字报很多就是抨击李再含的。
　　关于李再含，如今最著名的笑话，就是他在得势时让人喊“祝贵州小太阳李再含比较健康”。不过这个笑话近乎戏谑，我在李再含得势时与倒台之初两次入黔，在反李和亲李的舆论中都没有听说此事。但在这个道班有一幅大字刷出的“标语诗”，我倒是印象深刻，47年后还记得很清楚：
　　“李再含是个大坏蛋，大权在手就蛮干，他控制贵州两年半，把贵州搞得稀巴烂。”
　　这标语诗使我想起1967年夏，我在遵义看到李再含得势时镇压四一一的恐怖情景：一队队头戴安全帽、手持钢钎梭镖的李家组织武装人员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参与下或乘车，或列队在街上行进，有节奏的押韵口号伴着咔咔的步伐响彻山城：
　　“打倒刘邓陶，踏平四妖妖！打倒李井泉，摧毁黑工联（指遵义的四一一派组织“红工联”）！打倒金风、牛会芳，牛鬼蛇神一扫光！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不时有四一一派的“牛鬼蛇神”和“坏头头”被五花大绑、头破血流地从一条条街巷中押出来……。
　　我们与道班的人聊天，他持同情“四一一”的观点，在这里我也第一次听说了“龙广事件”。当时有点感慨：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斩草除根了，贵州四一一却还余波未平。不过我那时已经厌倦了这种翻云覆雨，心想这一页还是快快翻过去吧！

　　夜宿知青屋

　　离开乃言继续前行，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水毁的路段：在乃言与宜哨之间的几条沟口，桥梁与涵洞都被山洪冲毁，还有多处塌方。绕过这一片狼藉之处，我们又开始爬坡。当晚本想到秧坝过夜，但是在八渡等船、乃言吃饭和路上几次抄捷径失败都耽误了一些时间，天黑时才到了一处寨子，只得投宿村中了。
　　我们上路口一间农屋探问，原来这里是秧坝区板用公社（如果在广西就该叫秧坝公社板用大队）的上板用村，而且我们问到的正好是这里的知青小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两个广西知青在此受到了贵州知青的热情接待。这里的知青组规模比我们大，知青都来自县城，年龄也比我们长些，初中高中都有。但贵州乱局初定比广西晚，因此他们下乡还略晚于我们。
　　当时如果上面不直接（派遣“带队干部”等）干預安置工作，一般基层自行安置知青都是对本县干部的子女照顾得比远来的陌生人更好些。我们这些南宁知青在田林将近一年，还有很多知青点没盖房，那些知青仍寄住村民家，即便给知青盖了房，也多是简陋的茅屋。而这里的知青屋就比我们那边的要“正规”不少。
　　晚饭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在条件较好的女知青屋住宿，主人则挤住到其他同学那里去了。我们两个半大小子住在大姐姐腾出来的闺房里，不知志先感觉如何，如今我可以说，当时16岁的我受宠若惊之余，还不免有点青春萌动想入非非呢……。
　　次日早起，再三道谢之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从板用北行不远就是秧坝，册亨县当时六个区公所之一的秧坝区就设于此。这也是我们从旧州到册亨间经过的最大集镇。在镇上饮食店里我们吃了早饭，又接着赶路。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到了册亨县城者楼镇，徒步旅行应该到这里结束，我们应该在次日坐上通往望谟县的班车向贵阳进发了。
　　当时的者楼镇比我们田林县城乐里镇似乎还要大些。这使得我们这两个在深山里待了将近一年的“乡巴佬”兴奋不已。现在想来，假如我们到县城后先持证明去住店安顿下来，买好次日的车票再去逛街吃饭，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当时都很穷，到了县城就先逛起街来，想到处看看后选个最便宜的住处，还心存侥幸，说不定能找个已经放暑假的学校，获准进到教室拼起课桌睡在上面过一宿呢——我们在“出民工”的路途上往往都是这样做的，那个年月社会上普遍贫穷，这种今天看起来像叫花子似的做法，那时并不奇怪。

　　沦为“流窜”人员

　　逛了一会肚子饿了，我们就进了个饭店吃碗粉。没想到这下子大意失荆州，我们的厄运来了。
　　吃完后我们出来，志先突然想到随身的挎包忘了带，返回去寻找已经不翼而飞。我们急得团团转：这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志先的探亲证明在里面呀！没了证明，我们可就走投无路了。我们一再问饭店的人，毫无所获，到外面各处找了一会，又回来看看是否有失物招领，结果仍是失望。
　　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旅店，出示了我的证明，希望可以让我们两人投宿。店里说不行，必须两人都有证明。这可怎么办？店里人说：你们去找军管会（指“公检法军管会”，蓝亦农时代贵州唯一的治安机构，从派出所、法院到监狱无所不管）吧，他们如果同意，给你们开个介绍信，我们才能让你们住。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军管会。值班的人义正词严：不行，任何人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窜”，一律要收容审查！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我急忙说我有证明呀，我来为他证明行不行？谁知他看了我的证明，脸拉得更长了：你一个广西知青怎么跑到贵州来探亲？证明上为什么不写探亲目的地？
　　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一遍，并说：要不先让我们住下，你们给田林县我们公社打个长途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们探亲这事，给遵义二院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二姨？如果没问题，你们给我们开个临时介绍信，让我们继续旅行好吗？
　　志先也说：丢了证明的是我，他有证明，你们让他住旅店吧，把我放进收容所还不行吗？
　　但他毫不客气，一挥手叫来人，把我们两个都带到“收容所”关了起来。
　　懊丧之余，我们初时还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我们确实不是“流窜”，他们打打电话问清楚就是了。公社书记对我们印象不错，还要评我们“先进”哩，他能不为我们解释吗？于是每天我们都问看守的：弄清楚了吗？我们说的不错吧？什么时候让我们继续走呀？甚至问：到望谟方向的班车一天有几趟？有直接开贵阳的班车吗……。
　　但是一起被关押的“狱友”们却很不乐观，而且觉得我们可笑：进了这里的人，有茬可抓的“流窜犯”就抓起来送监狱了，没茬可抓的“盲流”至少也得劳动一段时间再强制押解遣返，哪里有轻易放掉的？你还要他们补个证明让你们继续旅行？没见过这么傻的！
　　后来我们得知，册亨的电话经县里转到平塘公社，杨福宗书记知道后很光火：告诉了他们不要去贵州，他们还要去，还闯下漏子让人抓起来了！不像话！让贵州把他们押回来！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铩羽而归

　　我们一直被关了大约一个礼拜。收容所条件恶劣，伙食极差，一大堆人睡地铺，晚上亮着灯，白天还要被押着干活。如果是现在，那真是受不了。可是那时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吃尽了苦的人。收容所住得差，能比寒冬腊月里四面透风的集体工棚差吗？伙食无所谓好不好，只有解不解饿的问题。16岁的半大小子“年少不知愁滋味”，晚上亮灯我们照样睡得呼呼的，至于收容所里那点劳动与野外修公路相比更不值一提。我只是懊悔浪费了时间，见不着家人又不能看书，辛苦一年熬下来个“长假”，居然就这么一天天在囹圄中打发了，真是倒霉呀！
　　终于有一天，“牢门”打开，军管会的人宣布：“你们两人的问题弄清楚了。”我高兴地说：是吗？我就说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旅行了吧，今天望谟的班车还能赶得上吗？那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想什么呢你！现在决定把你们强制押解回田林！你们老实点！
　　我的天！我们从平塘到这里，三天里跋山涉水徒步走了230里路，过了水毁路段马上就要坐上车了，却莫名其妙进了班房，现在又要丢人现眼地一路被押回去，怎么这么背时呀！毕竟当时才16岁，不知好歹的我还要争辩几句，那人发怒了：进来这几天了还天天想去望谟？想逃走是不是？我看你不老实，把他铐起来！
　　我们吃惊不小，志先带着哭音嚷道：“不要铐他，证明是我弄丢的，要铐你们就铐我吧！”
　　这时一个小领导模样的人劝道：好了好了，两个孩子嘛，不用铐了，你们听话点，赶快走吧！
　　我们再不敢吭声，收拾一下就乖乖走了出去。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站在我们面前，他负责一路把我们押解回田林，移交给田林县公安局。这位公安名叫刘先礼，47年后我还居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的他早已从册亨县公安局退休多年了。旅游、写字，在当地的“退休界”很活跃，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才联系上的。从网上的报道得知，他今年已经80高龄。
　　而当年的大老刘还是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他初时对我们一脸严肃，俨然就是“押解”人犯的样子。在以后的几天里很快混得熟了，知道我们不过是两个本分的小知青，有点幼稚可笑而已。于是一路与我们有说有笑，甚至走路走热了，把手枪和武装带都放在我们的行李上让我们轮换挑着。在公路上有时一前一后几个人拉得很远。
　　后来志先回忆道：有几次老刘与我们中的一个聊天，另一个挑着行李只管走，在山道拐弯处都看不见人了。我想假如我们真是坏人，拿枪跑掉了他怎么办？
　　来时走路，原路返回自然还是靠两条腿。
　　来时乘兴，旧州～者楼85公里只走了两天，回程泄气，同样的路走了三天。一路上我都怕见人——那时我们脸皮薄，尤其生怕碰上来时曾经热情接待过我们的人，他们看见我们被公安“押解”回来会怎么想呢？
　　第一天路过秧坝正逢赶集，老刘兴致勃勃地要带我们逛集，我们两个却躲在区粮管所里不敢出来，因为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些知青模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板用小组的知青前来赶集，我们是没脸再见人家呀。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宿在乃言，又担心碰到乃言道班的哥们。幸好，我们住到了公社招待所。
　　说实话，当时我们真的觉得“盲流”是件可耻的事，甚至似乎真与“流窜犯”有什么瓜葛。我们只是懊丧自己明明不是“盲流”，只是不慎丢了证明，落得灰头土脸地被“押解”回来，太窝囊了，要是小心点，不丢证明该多好！我们却没有想过：一个人外出个几十里都要开证明，这正常吗？没有“证明”的“外地人”就可以不管青红皂白地抓起来还罚作劳役，这合理吗？
　　迁徙自由、公民权这类概念，那时在我们的脑子里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我们批评“暂住证”制度，为歧视“农民工”的现象鸣不平，有些左派朋友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罪过，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样的事！那时的确没有“暂住证”，人们外出办任何事都要一事一开“证明”，时间地点事由都要严格写明，我们想在一江之隔的邻县旅店“暂住”一晚都不可能，哪有让你跑到北京“暂住”一年或更久，“北漂”着找工作的可能呢？
　　我们在农村那时年年出“民工”，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民工”都是被征调无偿服劳役的，就像孟姜女她老公去修长城，哪里会有什么“薪”可欠？
　　当然这不是说“暂住证”和歧视“农民工”就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改革要向前走，而决不能向后倒退！
　　两天后我们回到旧州，我以为就可以回平塘去了。但老刘说我们还得到县城，因为册亨县公检法只能向田林县公检法办移交，不能交给下面的公社，更不能擅自“释放”我们。
　　而这田林县城也不像平坝地方那么容易到。滇黔桂边区的田林地广人稀，是广西第一面积大县，我们公社离县城足有100公里，从旧州行车也要近70公里。那时不少山里农妇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我们也是自去年离开学校踏上下乡插队之路途经县城后，至此近一年都没有再去。
　　而这次我们一行三人在旧州坐班车到了县城乐里镇（总算不用走路了）。回想一年前我们在这里看到田林县“欢迎上山下乡的南宁知青”时的兴奋和新鲜，现在被“押解”着进城是多么沮丧！
　　还好，县里早就与平塘公社取得联系，一见面就当着老刘的面“释放”了我们，被押解的“囚徒”生活结束了。县公检法的人还对老刘说：公社说这两个知青表现不错，感谢你们把他们送回来。临别时老刘还与我们吃了顿饭，也算是“不抓不相识”了。
　　县知青办的人还告诉我们，杨福宗的气消了，说是你们还可以照旧评“先进”，回去再给你们补个证明，回家探亲去吧，只是再别去“盲流”了。
　　县里和公社对我们是不错。但具体政策还得照章办事。我们出山进城很不容易，经常就是为探亲才经过县城。现在既然从贵州遣返的我们已经身在县城，要继续在广西境内探亲，直接从县城走不就行了吗？还不行。按规定，探亲证明还必须回公社开。
　　我们只好又掉头返回，再坐车回旧州，走一天路回平塘，开了证明再走一天出山，至此已经是第四次经旧州。这才登上了探亲的班车。那时的知青与农民一样没有“单位”报销，探亲都是自费的。我们走夜路到旧州是为了免去住宿费，到册亨没有马上住店也是希望找个省钱的地方，结果到头来往返折腾，车费宿费都多花了不少。当然比起一路受的罪，那就不值一提了。
　　我们后来还是各自回了家，只是这“长假”已经在跋山涉水和囹圄中耗去了大半。回想这一路，我们往返跋涉近500里，被关押一周，前后花去两个礼拜，吃够了苦头，乘兴而去，铩羽而归，怨谁呢？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碰上一个恶人，无论是发了脾气的杨书记，扣押我们的军管会，还是押解我们的大老刘，都是公事公办，对我们并无恶意。就是收容所里那些“盲流”和“流窜犯”嫌疑们，对我们也还可以，起码没有像孙志刚收容所里那些人那样揍扁了我们。
　　那么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过错吗？我们没偷没抢，丢了证明是倒霉，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罪过不是？黔桂边界上的广西人，办了“签证”入境贵州，不慎失落“签证”就成了“非法入境”，作为“偷渡客”被押解遣返——这是同一个国家内应该发生的事吗？其实我还没有失落，只是旅伴失落“签证”，如今就是在异国，通常也不会这样“连坐”遣返的，是不是？幸亏我们遇到的人都还不错，如果这些环节中有一个环节碰上个坏人我们又会落得如何结果呢？
　　其实现在想来，所谓“贵州很乱”就是高层在乱折腾，老百姓如“造反派”什么的卷进去也是为他们火中取栗，当时的说法叫做“挑动群众斗群众”。老百姓彼此有什么仇？有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坛犹如走马灯，周贾李蓝匆匆过，可怜涂炭是苍生。
　　其实这一路上，贵州基层社会给我的感觉是治安并不坏，民风也淳朴，像板用知青接待素不相识的我们投宿，现在人际间也难有这样的信任。反过来看，广西当时政坛倒是高压之下铁板一块，但基层无论经济、百姓生活还是治安也不比贵州好到哪里。我们这边的知青屋还不如他们那边的好。后来我们同村知青还有招工去了贵州谋生的呢。
　　就强制收容而言，那是全国的现象，我们如果外出在广西什么地方丢了“证明”，也同样会被当成盲流抓起来，与“贵州很乱”与否并无关系。如今有些小青年听父辈讲文革时“大串联”眉飞色舞，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凭个红袖章就能走南闯北，甚至上百万人涌进北京也不用“进京证”，就跟庚子年老佛爷招几十万义和团进京似的。
　　其实当年时盛行的就是强力推动两个极端：上面号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联”，不仅全国游逛车船食宿一切免费，甚至正常生产运输都要让路。而一旦上面不号召，你自己出行就成为“盲流”、“流窜”，乃至有牢狱之灾。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畅游天下，那个时候也是寸步难行。那个时候非常“言论自由”，那个时候却也钳口禁言道路以目。说实话，我们当时之所以公路中断后还要徒步“盲流”，一部分原因也是几年前曾有过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直到下乡后尚有余勇可贾。却不知那时“奉旨而流”与此时的无旨盲流完全不同。
　　不过另一方面，现在回想，那次铩羽而归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获，壮族与布依的关系、黔桂两地的文革异同，乃至一路山水民风都使我长了见识。我们这些知青在南盘江南岸待了那么些年，去过江北的没有几个人，我们也可以此自夸了。而亲历“盲流”的强制收容，更对我如今的一些研究有益。人生不论顺逆，其实都是大课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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