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語言中的外來詞，能折射這種文化對外交流是入超還是出超。一百年間的現代漢語裡，有關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詞彙，幾乎全是英源詞和日源詞包打天下，離開這些詞彙，中國人雖然不會變啞巴，但稍為複雜的思想和信息將無法表達


　　老高按：中國經濟崛起，對外貿易高額出超。中國海關總署今年元月公布數字：2017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7.79萬億元人民幣，貿易順差高達2.87萬億元。川普說去年美中貿易，美國逆差高達3752億美元，中國認為計算方式不同，這個數字過於誇大。但不管怎麼說，中國向國外輸出的物質產品，遠遠大於從國外輸入，殆無疑問。
　　精神產品呢？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入超還是出超？
　　中國人，不論是精英還是大眾，恐怕都承認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在中外的思想文化交流中，中國逆差巨大。說中國人提出了什麼社科理論、文化成果，“風靡西方”、“舉世矚目”、“轟動美國”、“震驚歐洲”……都不過是意淫罷了。真有某項中國產品被國際媒體突出報導，恰恰說明其特殊——不是“狗咬人”的常態。中國官方也感覺到自己的“軟實力”實在太“軟”，於是才投入巨資搞“大外宣”，效果如何，有目共睹。
　　思想文化交流的出超和入超，目前沒有可靠的量化指標。不過，還是可以從一些角度，來間接地了解。各種語言中的外來詞數量和比例，就可以算是衡量思想文化交流的出超和入超的一個具體指標——雖然這方面我也並不知道有過什麼樣的統計和研究，但我讀到段宇宏在中國《新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感覺增長了知識。
　　以前我就知道，英語中各種外來詞鋪天蓋地，主要來自西班牙語、德語、法語……來自中文的外來詞也在上升，我們常見的有“fengshui”（風水）“kungfu”（功夫）“tofu”（豆腐）“ginseng”（人參）“Zen”（禪）……此外還有一些意譯過去的詞彙，如“paper tiger”（紙老虎）。但總的來說，不僅數量微不足道，而且主要的是中國餐飲詞彙，很少與現代生活有關，更談不上體現中國當代思想文化成果。
　　而漢語中的外來語呢？請看下面段宇宏的文章——您會吃驚！


　　如果漢語沒有了英源詞和日源詞，中國人會變啞巴嗎？

　　段宇宏，《新周刊》442期

　　羅馬皇帝派大使來中國，向孔夫子下跪，請賜予文字，孔夫子正吃飯呢，一心不能二用，隨手用筷子夾了幾根豆芽放在大使帽子裡，大使把豆芽帶回羅馬，就有了如今流行120多個國家的拉丁字母。
　　這當然不是真的。孔夫子去世後幾百年才有羅馬帝國，這是周有光老先生在他的《語文閒談》中講的一個沙文主義者們編造的笑話，意在諷刺文化上的無知自大。
　　每種文明都是在開放和交融中才能不斷向前，創造出新的成就，語言自不例外，當今世界的主流語言找不到一個是“純潔”的，倒是有大量已經消亡或瀕臨滅絕的語言相對比較“純正”。

　　周有光。

　　中國人使用的主流語文——漢語幾千年來不斷吸納外來詞彙增強了自己的生命力，豐富了表達能力。跟漢族有過密切交流的異族文化都給漢語帶來過外來詞，從外部看，有英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阿拉伯語、希臘語等語種。在內部，有蒙語、藏語、維吾爾語、滿語等語種。
　　只要有交流，必然就有外來詞的輸入，因為新事物需要新詞彙才能對應表述，這個過程不受文化高下的影響，但這種交流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徵：處於強勢地位的文化向處於弱勢地位的文化輸入詞彙時，抽象詞彙所占比重很大。
　　古代從西域和漠北、西南等民族引入的外來詞，主要是向古漢語提供地名、人名、物名、官名為主的詞彙。要說到古漢語外來詞的“戰鬥機”，還數“佛源外來詞”，是指通過佛教傳華輸入古漢語的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詞彙，這個引進過程從漢朝持續到唐朝，有數百年時間，是漢語第一次大規模引入外來詞。佛源外來詞不僅提供了大量“人物地”方面的名詞，最重要的是它向漢語輸入了海量的抽象詞彙，大大豐富了漢語的表達能力，也推動漢語詞彙從單音節詞為主向雙（多）音節詞方向發展，很多佛源外來詞的使用已超出宗教、哲學範疇，融入中國人日常生活。
　　常見的佛源外來詞有：菩薩、羅漢、閻王、涅槃、世界、因果、報應、劫難、魔鬼、覺悟、境界、普度、剎那、姻緣、智慧、輪迴、三昧、懺悔。常見的佛教成語有：一塵不染、六根清淨、心花怒放、天女散花。
　　漢語第二次大規模輸入外來詞則要等到鴉片戰爭以後，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民國中前期，高潮發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英語和日語外來詞扮演了難分伯仲的主角。這個時期引進的外來詞中，日源外來詞占49.16％，英源外來詞占42.98％，法源外來詞占3.92％，俄源外來詞占 1.01％，其他語種的外來詞可忽略不計。
　　第三次大規模輸入外來詞發生在改革開放後一直到今天，如果再細分的話，互聯網興起又是一個里程碑事件，新時期的外來詞中，英源外來詞擁有絕對優勢，占85％，日源外來詞仍然排在第二名，占11.02％。
　　現代漢語外來詞，最值得說道的就是來自英源和日源外來詞，關涉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詞彙，幾乎全是英源詞和日源詞包打天下，離開這些詞彙，中國人不會變啞巴，但是稍為複雜的思想和信息將無法表達，學生們無法上課，政府寫不出工作報告，公務員無法寫作公文。

　　1945年，楊令茀在教援華美軍學漢語。清代中晚期到民國年間，隨着中外交流越來越密切，漢語中湧入了大量外來詞，逐漸形成了現代漢語。圖/U.S. Army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歷史是國人不斷睜眼看世界的過程，前期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帶有被動性，到了清末民初則變得相當積極主動，大規模譯介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著作是汲取新文明的重要手段。翻譯外來詞是個很有技術含量的活兒，一個詞彙的流行或衰亡，這當中有人為不可把握的規律。
　　大致來說，外來詞有“音譯詞、意譯詞、借形詞”幾大類型。
　　沙發（sofa）、咖啡（coffee）、巴士（bus）、幽默（humor）、迪斯科（disco）、吉普（jeep）等詞彙屬於典型的純音譯詞，通常咱們一眼能看出來，生活中常用的“休克”（shock）和“邏輯”(logic)等詞，如不特別留意，容易忽略它的外來屬性。
　　冰淇淋（ice-cream）、奶昔（milk shake）、因特網（internet）等詞彙，一部分採用漢字意譯，一部分用音譯，稱為半音半譯外來詞；有些音譯詞是在音譯基礎上加漢字註解，合成一個詞，如“芭蕾舞”（ballet）、“高爾夫球”（golf）、“啤酒”（beer），其中的“舞、球、酒”都是音譯時添加上去的。
　　水泥（cement）、電腦(computer)、熱狗（hot dog）、軟件（software）、硬件（hardware）屬於典型的意譯詞。能把音譯和意譯完美結合，做到“音意兼達”的外來詞十分罕見，屬於巧奪天工之作，可遇而不可求，如“脫口秀”（talk show）和“繃帶”（bandage）。
　　大陸和台灣對部分外來詞各有自己的譯法，比如大陸把“laser”叫作激光，台灣稱為鐳射；我們把“hacker”稱為黑客，他們叫作駭客；我們把“lotto”叫作彩票，他們稱為樂透；我們把“cheese”稱為奶酪，他們叫作起司。
　　隨着改革開放後港台流行文化的風靡，這些台式譯法也大舉滲入，經過一番交融，有些被我們直接搬來使用，有些詞彙兩種譯法並用，得到大陸官方語言機構認可，收錄進詞典，如台灣的“維他命”（vitamin）（這說錯了。“維他命”是民國時期的一種譯法，台灣一直沿用，而大陸六十年代以來比較多地改稱“維生素”。——老高注）跟大陸的“維生素”同列於詞典中；有些詞彙未得到大陸官方語言機構認可，還沒有收納進詞典，但民間的使用已經如火如荼，如“聖代”（sundae）、“布丁”(pudding)、”泡芙”(puff)。台灣很常用的“杯葛”（boycott），也常被一些大陸作家用在文章當中，不少讀者還誤以為是古漢語詞彙。
　　借形詞是來自英語的字母詞和日本的漢字詞，來自英語的借形詞我們很容易分別出來，“MTV、WTO、UFO、SOS、CT、BBS”屬於全借形詞，另一種英源借形詞由英語字母和漢字共同構成，如“AA制、X光、卡拉OK、T恤、U盤、B超”，這些字母詞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高頻詞彙。清末民初時輸入的字母詞數量較少，魯迅的“阿Q”是獨特創舉；改革開放後，字母詞湧入漢語的數量越來越多。到底該怎麼對待字母詞一直存在爭議，有人認為要“警惕字母詞侵襲漢語”，有人覺得根本不必大驚小怪，詞彙的流行自有其規律。

　　現代漢語中，日源外來詞是重要的一部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譯介西方著作，由於文化相近的緣故，中國在清末民初大量譯介日語著作，很多西方作品通過日譯本進入中國，日源外來詞在這種背景下大舉進入現代漢語。
　　日本學者譯介西方著作時不得不展開大造詞運動來對應各種新概念新事物，他們創製新詞通常有兩大模式：“和制西語詞”與“日造漢字詞”。和制西語詞，是日本知識分子用和文創造的新詞彙。日造漢字詞有兩種情況：日本知識分子把近乎消亡的古漢語“死詞”、“偏詞”或兩個單音節詞賦予新義，對應西方術語將其用活，然後我們引進後變成日常用語；日本知識分子用漢字重新構造新詞，對應西方術語後用活再傳入中國。

　　部分從日本傳入的漢語詞彙。

　　清末革命黨人以前把自己的反清行為稱作“造反”、“起事”、“光復”，孫中山流亡日本看到當地報紙稱“支那革命黨首孫逸仙抵日”，頓覺眼前一亮，從此採用了“革命”一詞並在黨人中推廣使用，國民革命時代這個詞在全國得以普及。其實，“革命”出自《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但這個詞已在中國人生活中消失，日本人採用此詞對應英語的“revolution”並賦予現代意義，將其用活。
　　“經濟”在古漢語中出現過，《宋史·王安石傳》寫道：“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這裡是指“經世濟民”的意思，泛指參與政治，治理國家。日本人用“經濟”一詞對應“economy”，賦予新義，傳入中國成為日常用語。“人民”在古代漢語中也能尋覓身影，不過它是“人”和“民”兩個單音節詞，日本學人給它賦予現代含義。
　　中國知識分子曾嘗試自創新詞以對抗外來詞彙。某些音譯的西語詞的確逐漸被淘汰，但在與日源外來詞的角逐中，幾乎全面敗下陣來，日本人創製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新詞，簡直所向披靡。日本明治時代的大啟蒙家西蒙周就是個造詞高手，他創製的“哲學、藝術、技術”等詞彙與中國人的生活已密不可分。
　　梁啓超起初堅決反對用日語新義的“革命”一詞，而主張翻譯成“變革”，但他本人聲望再高，也鬥不過時尚，只得妥協，最終他自己還寫了篇文章《中國歷史上的革命研究》。
　　早期國民黨的知識分子較早密集關注西方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思潮，宋教仁曾用“富紳”，朱執信曾用“豪右”一詞翻譯過“bourgeois”（資產階級），但都未普及；朱執信還反對用當時的日語詞“紳士閥”來翻譯“capitalist”（資本家）；最終還是日語詞“資本家”和日語組詞組合而來的“資產階級”勝出。
　　中國人用“格物學”或“格致學”來翻譯“physics”，最終卻敗給了日語詞“物理學”。民國初年，中國知識分子曾用“德謨克拉西”翻譯“democracy”，用“賽因斯”翻譯“science”，即我們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個中國人自創的音譯詞如曇花一現，很快被日本人創造的日語詞“民主”和“科學”所代替。

　　“民主”和“科學”是日本人創造的日語詞。

　　陳望道曾應戴季陶邀約，從日文版翻譯了首個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伴隨着這類文獻的傳播，中國人早期所使用的“集產主義”或“均產主義”，“集產黨”或“均產黨”也被日語詞“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所替代。

　　另一類日源外來詞存在爭議。自明朝末年始，西方傳教士來華活動，翻譯了大量西方宗教和哲學書籍，還有少量科學著作，他們也創造了不少新漢語詞，如：天主、上帝、聖父、亞當、耶穌、十誡、福音、造物主、祈禱、救世主、讚美、愛慕、受難、復活、罪惡……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創造了“幾何、人類、文學、數學”等詞彙，可幾百年過去，這些詞在中國從未傳播開來，鮮有人知，日本在譯介西方著作時，同樣參考了傳教士翻譯的漢文書籍，部分詞彙直接借用傳教士的成果，先在日本將其用活，然後傳入中國得到普及。這些詞不是日語詞，但日本卻有盤活與傳播之功。
　　改革開放後日源詞的輸入數量雖然遠不及英源詞，但仍然位居第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高頻率地使用：我們會“登錄”招聘網站“求職”，每年都過“黃金周”，經常上網看“寫真”和“動畫”，喜歡在網上“吐槽”。
　　這些詞語因為太常使用，熟極而流，我們早已忘記了它們的移民身份，被當成了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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