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研究角度來看，復原真相是第一位的——儘管真相有時是殘酷的，有時甚至是讓人難堪的，也必須正視。我們不需要摻假的象徵，我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熱情，也不能被虛假的東西所誤導。過去我們受當權者塑造的假英雄的騙還少嗎？


　　老高按：今天我節錄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關於“坦克人”的完整考證文字，與大家分享，徵求各方看法。
　　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修訂本2016年在亞馬遜的自助出版平台上出版以來，引起的反響不算大，在少數評述文章中，老牌《亞洲周刊》記者江迅寫了一篇深度報道，我隨即在“老高的博客”中轉載。因為該書內容實在浩瀚，篇幅也是一般人望而卻步的（136萬字，三大厚冊，足有一千七八百頁），所以江迅要報道也只能抓住幾個賣點，其中一個可能吸引讀者眼球的，就是“坦克人”。但是報道陳小雅在此書中對“坦克人”的身份來歷揭謎，引起關注的程度也似不夠。
　　2016年到現在，三年過去，到“六四”30周年來臨，“坦克人”作為“六四”事件中民眾對抗暴政的象徵符號，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台北中正紀念堂前的廣場上展示巨形充氣坦克和“坦克人”的藝術裝置；“坦克人”雕像在加州民主雕塑公園（一說自由雕塑公園）即將完工，將在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舉行落成儀式……
　　在這種情況下，陳小雅所提出的觀點：“坦克人”很可能是戒嚴部隊一手導演、用來證明自己是“仁義之師”“文明之師”的短劇，無疑很不合時宜！昨天下午，我對她的訪談視頻節目在YouTube上播出之後，不到20小時，已經有8千好幾百的瀏覽量。而跟帖評論，否定、反對陳小雅的觀點居多。著名獨立記者高瑜女士寫的跟帖，更是強烈抨擊陳小雅的說法。
　　很多反駁意見是針對陳小雅的答問。他們不了解，對陳小雅的訪談，是去年7月她來美國時在西部幾個國家公園遊覽之餘錄製的，不是那么正式，講得相對簡單，列舉了五個疑點。而在書中，她整整用了9頁，列出了九個方面，加上她在美國旅行期間，從網上找到那張同樣裝束的很多人在天安門廣場清理的照片，實際上是十個方面。
　　陳小雅的結論是：“坦克人”偶然出現在那裡阻擋坦克的的可能性很小，事先安排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事先安排，又以當局設計的可能性大：很有可能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編排導演的。因為坦克行進時間、路線這些信息只有戒嚴部隊才知道；因為住在北京飯店的外國記者拍攝的照片和錄像等等，都被收繳，唯獨這次所拍的照片和錄像奇蹟般地經過幾道關口被傳遞到西方；還有她剛才講的，坦克從天安門廣場往外調防，攔截沒有道理；以及此人的裝束，並不像學生也不像市民，那麼熱的天，穿着長袖襯衣，倒像是集體前來執行任務的公務人員之一。
　　她說的是否確有道理？這是一潭深水，她對成分、來源的化驗分析，究竟是否準確？我們還需要更多的信息。這裡也請各位博友來共同推敲——“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陶淵明）！
　　我在這次視頻訪談節目的結束語中說：

　　……有一些人對於“坦克人”可能是官方一手設計、導演的短劇這種可能性，情感上不能接受，因為“坦克人”這麼多年來已經在全世界成為奮不顧身地反抗暴政的象徵了、鼓舞了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追求民主自由，他們擔心，如果調查結果是當局搞的把戲，就會有受騙上當的感覺，心目中的象徵會垮掉，追求民主自由的熱情也會遭到打擊。
　　對這個問題，我認為：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復原真相是第一位的——儘管真相有時是殘酷的，有時是讓人難堪的，也必須正視真相，我們不需要摻假的象徵，我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熱情，也不能被虛假的東西所誤導。過去我們受當權者塑造的假英雄的騙還少嗎？當然，我並不是說“坦克人”一定就是當局安排來表演的演員，但是我們必須探究上面所說的疑點，弄清真相，不能自欺欺人。
　　從短期看，“坦克人”照片和錄像的確被中國當局宣傳所利用，1989年6月5日之後一段時間，央視反覆使用這個影像，來證明“仁義之師”、“文明之師”，是“人性化的”，對阻攔群眾保持克制的……但是此後這麼多年，他們再也不敢讓這一圖片和錄像與公眾見面，看到這幅場景的人，最強烈感受到的，仍然是大無畏的反抗專制暴政的勇氣和良知。長程的輿論勝利，屬於正義、進步的民眾！

　　下面的文字，是從陳小雅去年給我的書稿中節錄的。2016年她因為意外的機遇，倉促推出三卷本，其中文字錯誤確實不少。陳小雅自己從史實上繼續修訂、充實之後，改成了十卷本，給了我一份電子版（今年5月由公民社在美國出版的《八九民運史》，就是根據這一版本）。其中仍然有些瑕疵，這裡我轉載時，對錯謬文字和標點做了一點校正。本來還有許多關於出處的註解，為便於網絡閱讀，我就刪略了。
　　陳小雅書中，還披露、梳理了大量令人深思的史實，在今後幾天裡，我將陸續轉載。


　　“坦克人”
　　
　　陳小雅，節選自《八九民運史》（第十卷）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測試

　　第二節 “坦克人”

　　如果不是2013年從電子郵箱收到朋友寄來的上述王慶元的文章，我永遠不會懷疑“坦克人”是否有其它更複雜的背景，也不會有這一節的研究。但讀罷此文以後，下述事實，立刻從記憶的深層升浮到眼前：
　　據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負責人劉成社回憶，6月4日凌晨1:00——即戒嚴部隊合圍天安門廣場之前，該處就收到“即刻派人去北京飯店收繳外國記者違反戒嚴令非法攝製的錄像帶、膠捲，並對他們違反戒嚴令的行為提出警告”的上級指示。
　　外國人管理處地處北池子大街，距北京飯店僅兩個街區，該處的外事幹警很快於1:40在北京飯店大廳就位，“開始檢查每一個進入飯店的外國人”。
　　凌晨3:10，第一個“獵物”——美國某新聞社的攝影記者——落網。3:21，另一名“大鬍子”記者落網。4:45天安門廣場“清場”以後，大批外國記者陸續落網，“清場”完畢後，更是“魚貫而入”。
　　到6月4日上午7:30，北京飯店居住名單中的外國人全部回到飯店，這批外事警察才滿載而歸。
　　這個故事說明，即使是在最緊張的時刻，中國政府依然沒有放鬆對於輿論的管制。這是5月20日頒發《戒嚴令》後，北京市政府1、2、3號通告早有特示的要義。6月1日，在外交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再次對有關條款作了說明。當日，北京市公安局已經對敢於以身犯戒英國廣播公司駐京記者麥傑思、日本《讀賣新聞》社記者大島則之進行了警告。
　　當日，這些乘興而來，卻即將註定要敗興而歸的攝影記者絕對不會想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們能享受到一頓不僅是“不枉此行”，而且是“不枉此生”的“視覺的盛宴”。這就是事後被稱為“20世紀標誌”的“坦克人”的出現。
　　6月5日上午，就在劉國庚暴屍露腸地方的相反方向，在天安門東面的長安街上，上演了這齣劇目。據事後筆者從各種攝像記錄下的鏡頭中看到的場景，大體情況是這樣的：
　　一名青年男子（暫名“坦克人”），身着白衣、深藍褲（襯衫掖在褲子裡），腳穿疑似“懶漢鞋”，面朝一隊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坦克（據說是18輛59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着塑料袋，一手打着旗語，在將近10米的地方，攔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輛坦克。那輛坦克（的駕駛員）似乎是楞了一下，將坦克停了下來，隨後打右舵，打算躲開坦克人，跟隨在它後面的第二輛坦克也隨之改變路線。但坦克人左右移動着身體，繼續阻擋坦克前進。那輛坦克在距離青年2、3米遠的地方停了下來。青年向坦克走去，他試圖爬上坦克，但在一次滑落後，換了方向繼續往上爬，這一次，他成功爬上炮塔。之後，他開始探查坦克前部的一些艙門或鏡面，看上去是想打開它們。這時，坦克艙蓋打開，一位軍人從那裡露出了上半身，坦克人與他握手，彼此似乎還交談了一幾句。
　　另一目擊者稱：
　　“之後……先是一名騎着腳踏車的男子也騎向坦克前方並且與男子交談幾句， 之後兩名身穿藍色上衣並高舉雙手的男子也前往現場，接着便帶着阻擋坦克的男子快步離開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隊伍隨後則繼續向前行進。”
　　上述場景，大體上是現場的攝影者留給受眾的印象。像所有的“短劇”一樣，它傳達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個血雨腥風的次日，一個弱小的青年，以孤獨的身軀，成功對抗了象徵專制暴政強權的坦克；其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面對民眾的阻撓時，採取了極大的克制。
　　顯然，兩種解說，歧義巨大。正因為如此，它究竟是一場精心編制和部署的“短劇”，還是偶發事件，就成了後人解讀的關鍵。27年後的今天，歷史解讀者基本上也是依據以上思路分為三派：
　　第一派認為，這是一個偶發事件。坦克人要麼是一個學生，要麼是一個社會青年，但是“外地人”的可能性較大。持此觀點的民運人士甚至判斷，他可能剛下火車。並據此推測，“坦克人”已經被殺。
　　中國政府在公開的言論中，對其人身份也持同樣看法。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在1990年和2000年兩次對美國電視觀眾發表講話，都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在1990年面對美國廣播公司知名記者芭芭拉•沃爾特斯詢問“阻擋坦克男子的下落”時，江澤民先是對翻譯表示：
　　“我不能確證你提到的這個年輕人有沒有被拘捕。”
　　之後，沃爾特斯追問該名男子是否遭到秘密逮捕並且被處死時，江澤民則以英語回答說：
　　“不過我想他沒有被殺。”
　　2000年，江澤民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人華萊士專訪時，他已經能夠確切回答：
　　“這名學生並沒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第二派觀點認為，這個“短劇”，是應西方新聞媒體反對中國政府戒嚴的“輿論需要”，製造的一出“喜劇”。其當事人至今不敢露面，事發地點恰好在外國人聚集的北京飯店門前，似乎都可以佐證這一推測。在6月5日當晚，中央電視台播放該劇的片段鏡頭時，稱其為“螳臂擋車的歹徒”。事後，中國政府對此實行網禁，都說明，它即使不是西方人製造出來的事端，也是為中國政府所不高興的。
　　坦克人事件，的確是藉由西方記者之手，在第一時間傳遍世界的。資料顯示，6月5日當日，有5名攝影師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英國廣播公司的攝影團隊，不約而同，分別在北京飯店的不同樓層上，捕捉到了這一場面，並將其在第一時間加以發表。他們分別是：
　　1、美國最大通訊社——美聯社記者傑夫•懷登（Jeff Widener）在北京飯店6樓陽台拍攝的版本。他的位置，距離事發地點大約有800米。事後，他拍攝的底片，經由美國駐華大使館交給了美聯社。成為1989年6月6日歐洲各大報紙頭版使用的照片。
　　2、國際攝影經紀公司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攝影師斯圖爾特•弗蘭克林（Stuart Franklin）在北京飯店5樓陽台拍下了一系列視野比傑夫•懷登還要廣闊和深遠的照片。據說，其底片是由一名法國學生藏在茶葉罐裡面帶出中國，其中有些相片收入2003美國《生活》雜誌發行的《改變世界的100幅照片》。

　　“坦克人”近景

　　3、美國紐約《新聞周刊》攝影記者查理•柯爾（Charlie Cole）當時與有350餘家電視台加盟的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的攝影團隊在北京飯店同一陽台拍攝了這一場景。事後，他將底片藏在北京飯店的馬桶水箱中。據說，此後不久，便有中國公安人員上門搜查。他們將“找到尚未使用的底片以及拍攝受傷示威群眾的底片加以破壞，之後要求柯爾簽署一份懺悔書”。但他藏在水箱中的這卷膠片倖免於難，並且交由《新聞周刊》發表。而他也因此獲得了1989年年度世界新聞攝影獎。
　　4、當日，時任路透社攝影記者的香港記者曾顯華，在北京飯店11樓房間的窗口也拍下了男子阻擋坦克的一系列相片，並交給了路透社。一開始路透社只選擇使用男子爬上坦克炮塔的相片。但當工作人員注意到傑夫•懷登的相片版本大受歡迎後，他們重新檢查曾顯華的底片以尋找是否有和懷登類似時間點拍攝的影像。幾個小時後，路透社才重新發布了曾顯華所拍攝的男子阻擋坦克相片。
　　5、香港記者冼偉強也在北京飯店拍下王維林阻攔坦克隊伍前進長安街場景，之後在《星島日報》發表。
　　6、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攝影團隊也拍攝了現場狀況，並且隨即將影像發送到世界各地播放。
 

　　“坦克人”全景

　　此外，還有一名攝影師，一直到2009年6月4日——即“六四”事件20周年——才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他所拍攝的相片。攝影師為美聯社記者鍾同仁（Terril Jones）。與其它版本的“坦克人”照片不同的是，他的照片角度顯示，他是站在地面上拍攝的。而且，從中可以看出，“該名男子在坦克靠近自己之前便已經站在長安街中央抗議”。
　　鍾同仁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原本拍攝這張照片的目的是為了拍攝向前行進的坦克，因此他並不知道坦克人的存在；在美聯社發布懷登的相片幾個月後，他從洗出來的照片中意外發現，自己的鏡頭早已捕捉到“坦克人”。為了尊重前述標誌性的圖像，他從未將自己的作品向任何新聞媒體發表。對此他表示：“我錯過了1989年發布這張相片的時機，今天是時候把它公布於眾了。”
　　根據以上信息，筆者認為，指控“坦克人”事件為西方新聞媒體所製造，其理由並不充分。事發地點雖然恰好在外國人聚集的北京飯店門前，但北京飯店並不是外國租界，沒有人證明“坦克人”事前與外國記者有所來往，事後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庇護。而事實證明，早在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凌晨，中國的公安部門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包括北京飯店在內的所有涉外飯店。事情之所以發生在此地，如果不是出於偶然，應該另有原因。
　　這裡，我們就要討論第三派觀點，也就是筆者持有的觀點：“坦克人”事件，很可能與當天下午發生的“劉國庚移屍案”、次日發生的“木樨地軍民聯歡案”一樣，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的需要，所編排出來的。

　　“坦克人”位置圖

　　首先，如圖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間點，與這三地的最近邊緣線大約都相距100多米。與天安門廣場邊緣直線距離僅700米。從鏡頭中，人們可以看到從金水橋延伸而來的昔日皇城紅牆的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也是本人當年每次上下班都經過的地方。該地周圍居民，主要是國務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以及散落在院落夾縫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其二，在這樣一個地域，外國敵對勢力要安排一個反對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是不太容易的。而“坦克人”作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極小。回想觀看中央電視台播放這段錄像的當時，筆者對“坦克人”的身份也作過一番猜測。筆者第一個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學學生，因為他動作有度，似乎懂旗語。但事發路段空無一人，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遙遠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學生的話，在這個悲痛的日子裡，怎麼會孤雁離群，一個人跑到這個與學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來？
　　其三，他的裝束與連日來趿拉着拖鞋、穿着老頭衫、短衣短褲阻攔軍隊的本地居民相比，顯得過於正式（甚至堪稱拘謹）。特別是他把襯衣掖在褲腰內、將長袖袖口挽得一絲不苟、手提購物袋的形象，倒是與6月3日以來化妝進城的戒嚴部隊戰士有些相似。這些印象在腦海中聚集以後，“人武部”三個字便浮現於腦海。

　　陳小雅在美國旅遊期間上網發現：官方組織便衣和公安清掃長安街，他們的裝束，與那位“坦克人”很相似。

　　其四，也是最關鍵的因素，自坊間開始流傳“坦克人”名叫“王維林”以後，筆者開始轉為懷疑態度。因為，這個信息的披露，意味着這個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麼，所在學校、家庭住址、同學鄰居、父母親友，都是可以證實的。但是，直到今天，這麼多年過去，38軍抗命遭受軍法制裁的徐勤先獲得自由；被通緝的柴玲、李錄已經回到中國做生意；被判刑13年的陳子明出獄後週遊世界已經離開了世界……而“王維林”除了這個名字以外，一切都還是空白！這不合邏輯！
　　不論他是英雄，還是被中國政府視為“犯了錯誤”的人，他都沒有必要隱藏這麼久。他出來，不僅根本不會有安全問題，而且會受到國際社會的空前巨大關注，並得到幫助。
　　但是，他確實依然沒有出現。
　　筆者還注意到，在中國，一些重要紀事者——不論是處在最敏銳新聞前線的陸超祺日記、楊繼繩日記，還是處在最權威地位的李鵬日記，或是代表政府的袁木講話或陳希同報告，或是以包攬全局、明察秋毫著稱的《中國“六四”真相》——都沒有提及這個人的名字。
　　最近，從封從德為筆者搜集的王維林材料中，我注意到，有資料稱，“王維林（Wang Weilin）”的名字，最早出現在英格蘭的一家小型報紙《星期日快報》上。該報不僅指出其身份是“學生”，甚至披露了該人的年齡——19歲。 但是這一說法也遭到許多的質疑，其中曾經撰寫《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 的加拿大作家黃明珍指出，“《星期日快報》並沒有長期駐北京記者”。這就意味着，這份報紙，在北京沒有穩定的消息來源和調查能力，他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外事機構為其推薦或安排的“中國助手”。這意味着，這個名字的披露，存在着很大的解釋空間。
　　其五，是真正經歷過“六四”血腥場面的北京學生，對這次事件有“不真實感”。首先是6月4日晨撤離廣場，在“六部口血案” 中，被坦克軋掉雙腿的原北京體育大學學生方政，“6、7月他在醫院不斷看見中共電視上播放這一鏡頭來證明戒嚴部隊的‘克制’和坦克沒有碾人（他對此自然敏感，因此記憶深刻）”。“六四”事件數年後，美國公共電視網在採訪發起示威活動的北京大學學生時，“許多人對於阻擋坦克這張照片感到‘真正疑惑’，甚至有學生認為照片是一件‘藝術作品（Photo manipulation）’。”
　　其六，在整個事件中，鍾同仁所見坦克人事先已站在出事地點等候坦克大隊的出現，以及對結束整個事件起關鍵作用的那名“騎腳踏車男子”的來去匆匆，都說明，此事不僅經過時間、地點、場景、演員的精心準備，的確還有“導演”的存在。事後，伯克利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研究人的肢體語言的專家約瑟夫，分析了坦克人和將其帶走的兩人的手語，認為三人的肢體語言透露，他們是受過訓練的人。

　　一張罕見的照片：照片左側遠處，可見站立等待的“王維林”。

　　其七，“坦克人”事件的照片和錄像，雖然是藉助外國記者之手，傳遍世界的，儘管西方媒體在第一時間——事發第二天發表了其新聞，但中國人第一次接觸這個錄像，卻是在6月5日當晚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如果這個記憶不錯的話，那就不得不問，中央電視台從何處，以最快速度得到了這批錄像？他們顯然不是從美國公共電視網買到了該片的版權，而是擁有自己的版權產品。而這些錄像，正好適應了戒嚴部隊改善形象的宣傳。李鵬6月6日日記寫道：
　　“由於電視台播放了暴亂的錄像片，許多人觀點發生了變化。”
　　但不滿於中央電視台只將戒嚴部隊製作的鏡頭放在新聞節目最後，當日，在楊尚昆住處召開的“戒嚴工作會議”決定“派代表”到中央電視台“指導工作”。李鵬所指鏡頭是否包括“坦克人”鏡頭？尚待揭示。
　　其八，還有必要提到的是，鍾同仁的照片，之所以等到“六四”20周年之後才發布，並非沒有留下懸念。筆者認為，他很可能在事發前得到過某種消息，因此不惜冒違犯戒嚴令對外國記者的限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軍警密布的長安街上，“以身試法”。而鍾同仁的網上資料顯示，其時，他雖然身在北京，但身份卻是美聯社駐東京記者。在1989年他雖然已被“特派”北京四年，但應是受東京站領導，並與日本記者有密切來往的。而同行公認，在各國的記者中，日本記者歷來是對北京的事無巨細感覺最敏銳、行動最快，知情也最多的。他當時沒有發表那張不惜冒險拍下的照片，是否是對其“戲劇性”的內幕已有所了解？而從職業角度評價為“假新聞”，而放棄了這個得來不易的“出名”機會？而事後，當這張照片在世界引發轟動，並衍生為東歐劇變的歷史性成果時，他或已感到，沒有再澄清的必要了？
　　其九，本書修訂版2016年4月在（亞馬遜的）CREATESPACE出版後，筆者收到微信朋友轉來的一篇網絡文章。該文作者自稱當時受僱於“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6月5日下午，他受老闆指派，前往北京飯店取回該公司的“澳洲攝像師和他的英籍錄音助理”剛剛拍下的“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他的遭遇是耐人尋味的：
　　在到達飯店門口時，他看到一排“玻璃門都關着，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
　　“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裡執行公幹的人。”
　　與昨夜進入的外國記者一律遭到攔截和搜查的境遇不同，他被放了過去——這可能因為他是中國人，並順利到達14樓該公司攝像組的房間。交接順利。剩下的懸念就是，門口那幫人是否正“守株待兔”——就等着繳獲他的藏匿物品了！
　　“向大門口走去的時候，逆光，只覺得那門裡門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動不動，明顯是在盯着我向他們移動。那幾十步，實在是我此生邁得最沉重，最漫長的步子。”“當我走到那門口時，我終於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臉孔。我只是感到，一種無聲的壓力，一種……憤怒。只是，他們還是沒有攔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他順利將錄像帶送回老闆的住地——王府飯店之後，老闆又讓他立即將物品到機場“放信鴿”。儘管心理壓力巨大，他仍圓滿完成了任務。
　　事後，他認為，自己能在第一時間送出這份重要錄像，不可能沒有得到“幫助和支持”：
　　“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着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像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像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今天，我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通為什麼他們放我進入那隻容一個人出入的大門，又眼睜睜讓我從那門內出來。這就是，他們做出了個人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他們要讓世界看到那個大義凜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頭上勇士的光暈。” 

　　1995年10月，美國公共電視網紀錄片《天安門》評論，“坦克人”的行為“是人類良知與勇氣在向無情的國家機器挑戰”。
　　1998年4月時，美國《時代》周刊以“無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作為名稱，將“坦克人”的舉動“為這個世界重塑了勇氣的象徵”，因而將之評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而這，是除了毛澤東以外，唯一獲選的中國人。
　　2003年，美國《生活》周刊稱“坦克人”照片“顯示了十億多中國人仍然是有希望的”，為此將其評為“改變世界的一百幅照片”。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則將“坦克人”照片視為“20世紀最持久的形象，將再度永遠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
　　時下歐美評論界在論及“六四”時，也視“坦克人”為20世紀最偉大的英雄之一。
　　總之，這一切輿論，都足以讓鍾同仁及一切追求和執着於真相的人，放下自己的初衷和信念。
　　正如“八九學運”領袖封從德談論此事時，所發出的感慨：
　　“從宗教學的角度看，王維林擋坦克一事很可能成為一個神話，關於他的傳說已有好多不同版本的演繹，在大眾傳媒中廣為流傳，而真相即便在以後翻案後，恐怕也難以尋得。而且作為神話，真相併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象徵意義，而真相很可能被最後公眾定格的心理定勢（敢於反抗國家集權暴政的個人勇氣）所取代，雖然這一象徵意義也可能就離真相不遠。”
　　不管“坦克人”是誰，“坦克人”事件是“自發”還是“製造”，從短期看，它的確被中國政府的宣傳所利用。但長程的輿論勝利，卻是屬於世界的。自6月5日中央電視台使用“坦克人”的相關影像以來，它的確將傳說中的“大屠殺”力道進行了消解。正如央視解說：“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據此，鄧小平1989年6月9日講話可以很硬氣地聲稱：“坦克沒有碾過去。我們的軍隊考試合格。”
　　與此同時，國內媒體，大都藉此來表現戒嚴部隊“人性化的一面”——他們儘管被要求持續前進但仍對於示威群眾保持克制態度。不過，此後不久，有關影像便遭到嚴格禁止，而在國內的電視媒體上也沒有再度播放相關內容。其中緣由，江澤民在2000年9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人邁克•華萊士採訪時給出了答案：
　　“……我們充分尊重每個公民自由表達願望的權利，但是我不主張在緊急狀況下公開反對政府採取的行動，況且坦克停了下來，並沒有從這個年輕人的身上壓過去。”
　　可見，不論鄧小平、江澤民是否對戒嚴部隊宣傳部的種種“貓兒膩”知情，但戒嚴部隊的目的已經達到。就像已經替黨完成了宣傳任務的劉國庚遺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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