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麦卡蒙（Ron MacCammon，教育学博士）是一位退役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上校，亦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官员；他在拉丁美洲地区拥有逾2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包括1999年至2002年间在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任职的经历。昨天 (5月21日)下午, 麦卡蒙博士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文－－“不速之客：奈杰尔·法拉奇给美国保守派的启示”: 美国人隔着大西洋观察英国改革党的崛起时，自然会感到好奇。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这支“起义式”政党，已经突破了英国长期以来似乎牢不可破的两党政治体系。它在从康沃尔到达勒姆郡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席位，并在全国民调中跃居首位，一些预测甚至认为法拉奇可能带着执政多数入主唐宁街。 左右两派评论人士都急于将改革党描绘成美国失望选民的一份路线图。然而，在任何人开始把英国当作蓝图之前，值得先理解一下：改革党成功背后的条件，在美国可能更难复制。 先从机制说起。英国采用“简单多数制”选举制度，与美国使用的是同一种基本选举制度：一个选区，一名胜者，不需要获得绝对多数。在稳定的两党竞争中，这种制度运作尚可。但一旦有四到五个具有竞争力的政党同时角逐，这套制度就会表现出不同特征。 工党在2024年仅凭全国34%的选票，就赢得了议会中的压倒性多数席位。而改革党则获得了14%的全国选票，却最终只拿下五个席位。多年来，由于其支持分布过于分散，这套制度一直在惩罚改革党。 然而，最终，改革党的规模已经足够大，并且其支持在关键地区实现了足够集中，从而开始直接赢得选区。一旦这一点发生，过去曾对改革党不利的同一套选举机制，便开始转而对其有利。 美国观察人士听到“相同制度”时，往往会以为同样的剧本也可以在美国上演。但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至少不可能以类似速度实现，因为两国规模完全不同。英国一个议会选区平均大约拥有7万名选民，而美国一个国会选区平均约有74万人。 参议院选举与总统竞选则是在全州乃至全国范围展开。在如此庞大的政治版图上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起义式”运动，需要远比改革党曾经所需更多的资金、组织能力、媒体曝光以及候选人招募能力。 但规模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个在美国报道中基本被忽略的部分是：改革党并不是从零开始建立这一切的。 当一位前财政大臣像纳迪姆·扎哈维（Nadhim Zahawi）那样转投你的政党时，你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运动。到改革党开始横扫地方选举时，它实际上已经吸收了现任议员、地方议员、捐助者、工作人员网络，以及来自一个明显正在崩塌的保守党政治机器中的部分结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往往以不同方式吸纳“起义运动”。在英国，一个衰弱的政党有时会被彻底超越甚至被取代。而在美国，起义运动通常试图从内部夺取一个既有政党的控制权。 这并不意味着重大分裂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共和党内部很可能具备这种分裂所需的原始条件，而民主党目前则并不具备。一场未来围绕“建制派”与“民粹民族主义派”之间的分裂，可能会形成一种局面：捐助者、媒体人物、活动人士以及民选官员开始分别流向彼此竞争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个更接近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制度保守主义路线的派系，与一个以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及民粹民族主义右翼为核心的运动之间发生决裂。如果像万斯这样的人物认为，共和党建制派已经无法继续推动“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发展，并且他同时带走主要媒体声音、捐助者、州长以及众议院议员，那么结果将不再像一次普通党内初选，而更像一场政治重组的初期阶段。 此外，还存在其他“未知变量”。一个愿意资助民族民粹主义运动的亿万富翁；一个直接向选民谈论经济衰退的商业巨头；或者一位具有魅力的退役军官，公开宣称政治阶层已经不再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所有这些，都可能加速一种已经在表面之下形成的分裂。 美国过去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92年与1996年的独立总统竞选，展示了一位富有的局外人如何通过直接回应公众不满而迅速建立全国性运动。而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2000年的绿党竞选，尽管规模小得多，却同样显示，一场“起义式”竞选仍然能够重塑总统选举，并暴露出主要政党内部的裂痕。 法拉奇的吸引力从来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他使用直接语言，指出明确失败，并让许多选民相信，政治阶层已经与其所治理的公众脱节。一个能够做到同样事情的美国人物，尤其是在经济压力或制度信任崩塌时期，可能会比大多数建制派战略家目前所设想的更具影响力。 但即便如此，真正的斗争也很可能并不是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持久第三党，而是争夺两大既有政党之一的控制权——最有可能的，仍然是共和党本身。 这才是关键区别。美国政治中的“起义运动”通常试图征服既有制度，因为建立真正具有全国竞争力的替代性政党极其困难。选票准入法律、竞选资金现实、各州不同的选举制度，以及总统政治本身的庞大规模，都在不断迫使各种运动重新回到两党结构之中。 英国的案例则展示了另一件事。改革党并不是通过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超越意识形态斗争、冷静而技术官僚式的替代方案而取得成功的。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成为了一场充满能量的运动，拥有清晰身份、明确不满诉求，以及不断改善的政治运作体系。 这才是美国保守派应当吸取的教训。那些抛弃英国传统政党的选民，并不是在寻找一个更温和版本的既有体系。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听起来像是真的相信某种东西”的政党。 美国政治人物是否能够通过他们已经掌控的制度来引导这种能量，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英国建制派政党曾以为自己的选民无处可去。而当他们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时，改革党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抗议运动。它正在变成一个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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