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誰扼殺了全球經濟？下一場危機的真正根源”，以回應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邁克爾·B·G·弗羅曼（Michael B. G. Froman）於2026年8月13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的發文－－“下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可能由中國製造，產能過剩如何走向終結”。請讀他們的相互回應： 尼古拉斯·R·拉迪,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中國並非唯一的罪魁禍首 在《下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可能由中國製造》（2026年9月／10月刊）一文中，邁克爾·弗羅曼發出警告，認為中國已經“超越”了其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所能承受的範圍。他認為，北京通過大量出口獲得巨額補貼的產品來充斥全球市場的做法，將導致保護主義抬頭，隨後可能出現中國出口增長崩潰和中國經濟實質性放緩，並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一連串不利影響。弗羅曼正確地指出，中國的順差過大，而突然進行調整將給全世界帶來衝擊波。然而，他關於這一風險目前尤其嚴重的論證，卻沒有那麼令人信服。 弗羅曼的預測最終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全球嚴重失衡會給全球經濟帶來風險的觀點，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就已經廣泛流傳。當時，全球貿易失衡的程度遠遠高於今天——2007年接近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6%，而今天約為3.7%。中國順差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當時與今天大致相同。但是，保護主義並沒有激增。當時，各國沒有對中國的順差採取報復措施，而是選擇吸收這些順差，可能是因為它們從中國低成本的製成品中獲得了利益。那些仍然充分利用廉價進口商品的國家，很可能再次選擇吸收中國的順差。 儘管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在過去幾年出現爆炸性增長，但這並不一定像弗羅曼所聲稱的那樣，是北京工業補貼造成的。至少從2015年李克強總理啟動旨在提高中國某些關鍵領域自給自足能力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以來，中國就一直實施規模龐大的工業補貼計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8月的一項研究，2011年至2023年期間，按照廣義口徑衡量的工業補貼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基本保持穩定。儘管中國在這些年份持續保持經常賬戶順差，但其平均規模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6%，遠低於2007年接近10%的峰值。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直接補貼是中國補貼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部分補貼從2022年的峰值下降了四分之一，到2025年降至國內生產總值的0.1%。 中國順差從2024年開始增長，更可能是由於國內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失衡擴大。中國的住房投資，以及最近的基礎設施和製造業投資已經放緩，而國民儲蓄仍然保持在高水平。因此，經常賬戶失衡有所擴大。 中國的順差並不是造成全球失衡的最大因素——美國的赤字才是。 在考察全球經濟面對失衡時的脆弱性時，弗羅曼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國身上。他積極評價通過合作與協調來消除全球經濟嚴重失衡的努力，儘管這一過程可能帶來經濟痛苦。但是，在他看來，這些努力必須以促使中國提前重新平衡其經濟為目標。他寫道，美國應該努力爭取中國作出可以核實的承諾，包括提高人民幣幣值、削減工業補貼、改革戶籍制度，以及建立更加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弗羅曼沒有提及華盛頓自身規模過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只要美國繼續保持如此龐大的赤字，就必然存在一批擁有相應經常賬戶順差的國家，例如今天的中國、德國、日本和韓國。 要儘量減少削減失衡所帶來的經濟痛苦，就需要順差國和逆差國相互合作，以限制不利的外溢效應，並支持全球經濟增長。中國的順差並不是造成全球失衡的最大因素——美國的赤字才是。2023年至2024年期間，以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衡量，美國的經常賬戶失衡規模是中國的兩到三倍。即使在2025年，當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激增至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0.62%時，仍然低於美國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0.94%的赤字。 弗羅曼提出的推動中國單方面作出改變的建議，不僅會給全球經濟帶來痛苦，而且也不切實際。隨着美國對貿易夥伴實施越來越反覆無常、令人疏遠的關稅政策，美國動員各國組成聯盟、向中國施壓以減少其過大順差的能力，已經變得遠不如過去那麼可靠。而且，即使能夠組織起這樣一個聯盟，中國對這種單方面做法的回應幾乎肯定會是報復。 弗羅曼關於針對中國進口商品的保護主義政策將會增加的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政策僅限於少數國家針對電動汽車等特定產品徵收關稅或採取其他限制措施，而不是全面阻止中國商品進入市場。更廣泛的限制措施可能沒有必要。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雖然仍然很高，但已經不再增長。今年前八個月，中國進口的增長幅度遠遠超過出口的增長幅度。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7月預測，2026年的全球失衡程度將低於2025年。縮小全球失衡的規模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國際合作，而不是單方面行動。 邁克爾·B·G·弗羅曼的回應： 我同意尼古拉斯·拉迪的看法，即美國赤字和債務的發展軌跡不可持續，並對全球經濟構成危險。但是，與中國貿易順差相比，這對全球經濟構成的是另一種性質的風險。美國是世界的最終消費者，購買其他國家的出口商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相比之下，中國的順差則削弱了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和生產基礎。 拉迪認為，中國的順差並不像我所說的那樣令人迫切擔憂，因為“中國順差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當時〔2007年〕與今天大致相同”。但是，最重要的是順差的絕對規模：世界其他地區吸收中國過剩出口的能力，並不會隨着中國出口能力的增長而同步提高。此外，中國順差占世界其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即扣除中國之後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急劇上升。美聯儲5月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在2000年至2007年的第一次中國衝擊期間，中國貿易順差占世界其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不到0.1%上升至0.5%，並在整個2010年代維持在這一水平。然而，自2018年以來，中國貿易順差已經增長至世界其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1%以上。根據這篇論文的說法，這一比例“相對於其貿易夥伴的經濟規模，達到了歷史高位”。 拉迪指出，過去十五年間，中國現行補貼計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保持穩定，以此輕描淡寫地否定我對北京國家補貼的警告。但是，我強調的一個更大、也更重要的趨勢是，中國私營部門中，特別是在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行業中，越來越大的比例由無利可圖的“殭屍企業”構成。允許這些企業在利潤率極低甚至為負的情況下繼續經營，可能是中國體制中最有意義的補貼形式，儘管這種補貼是隱性的，因為地方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為了實現更廣泛的政策目標而維持這些企業的生存。 拉迪還否定了我關於中國順差很可能導致進口國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的論點。拉迪寫道：“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雖然仍然很高，但已經不再增長。”他指出，其他國家採取的保護主義措施僅限於少數特定行業。但是，如果剔除中國黃金進口的大幅增長——黃金是一種金融資產，而不是供消費的商品——那麼2026年上半年，中國整體商品貿易順差的增幅就超過了800億美元。此外，雖然拉迪正確地指出，華盛頓和布魯塞爾迄今對中國出口商品實施的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主要針對電動汽車等特定行業，但全球的發展方向是保護主義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貿易政策活動指數顯示，2026年前五個月的貿易政策活動水平約為2024年的兩倍，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新的限制性措施造成的。據《經濟時報》報道，2026年年中，印度在一個月內就對中國發起了十項反傾銷調查，而2024年全年只有34項。這種保護主義並非來自美國，而是來自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具有啟示意義，也反映了更廣泛的趨勢。 最後，拉迪正確地指出，美國現任政府的行動可能使我所建議的志同道合國家聯盟更加難以形成，而我建議由這一聯盟領導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但是，政府官員提及中國順差的重要性，並將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場合視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平台，表明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存在採取行動的空間。這是一項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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