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氏思想控制日漸嚴酷之際，這位國內學者公開建議本身就是件石破天驚的的事。緊接着，又發生一件讓我吃驚的事：中國大陸聚集知識界很高人氣的愛思想網，發表長達兩萬字的重頭文章《硬漢鄭也夫》，高掛在該網“一周排行”的第一名


　　老高按：海外媒體上刊出署名鄭也夫文章，提出中共建政70年來帶來太多災難，完全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唯有和平地淡出歷史舞台，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消息一出，馬上有朋友來電話，推敲身在北京鄭也夫是不是真這麼敢講，這是不是真的出自鄭也夫的手筆——畢竟在網上我們見識過太多的偽託名人的文章。他認識鄭也夫，曾經與鄭共同參加過電視台的一些學者訪談節目。十年前我也曾在北京的一個飯局上見過鄭也夫，那次飯局是北京知識界幾位朋友宴請一位來自美國的著名學者，我正巧在北京，被邀當陪客。那次飯局，鄭也夫的爽朗、犀利和知識面廣博，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我讀了很多有關奧運和體育的文章，最有收穫的就是讀鄭也夫的文章，他想的最深最透。後來才知道，他早在1991年就出版過專著《中國足球的出路》，對體育、對奧運早有透闢的思考。
　　還沒有等我們去查證，已經勿須查證了：這個觀點確乎就是鄭也夫提出來的。他寫了《政改難產之因》一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難的原因。文章說，（中共）“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盪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
　　鄭也夫的期望非常誘人：和平地結束專制，這應該說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幻想。對這種幻想的可行性，自然會引起很多討論甚至激烈爭辯，但我認為最可笑、最無聊的就是推究作者的用意、是否為習近平“洗地”之類。
　　在中國，在習氏思想控制日漸嚴酷之際，卻有一位國內學者，公開地建議共產黨淡出歷史舞台，這本身就是一件石破天驚的、非同小可的事。而緊接着，就在前天，1月7日，又發生了一件讓我吃了一驚的事：中國大陸的愛思想網，發表了署名謝志浩的長達兩萬字的重頭文章《硬漢鄭也夫》。就從這個標題看，作者的推崇之意溢於言表。這篇文章，現在仍然高掛在該網“一周排行”的第一名。一般來講，中國網站在當局三令五申之下，為了自己的生存，不會公然與當局網管們硬抗，“好漢不吃眼前虧”，“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頭”，最多是尋求一些灰色地帶，打打擦邊球。但這次愛思想網，不會不知道鄭也夫捅了一個天大的婁子吧，卻敢於頂風上，義無反顧地發出這篇長文，對他表示毫不含糊的支持。這究竟如何解讀，倒真是要細心琢磨琢磨。
　　謝志浩文章寫得不算很出色，有些話翻來倒去地說。也不是剛剛寫的：從文中這句話“直到1998年，都已經48歲了，也夫才來到知識分子最適合的社區——大學。屈指算來，也夫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已經12年了”，我推斷此文寫在2010年。但此時端來，網站推出，都讓人驚喜。時過近九年，作者這篇文章對我們了解鄭也夫何以敢太歲頭上動土，提供了切實的線索。
　　為你喝彩，硬漢鄭也夫！


　　硬漢鄭也夫

　　謝志浩，愛思想網

　　一、學術生態

　　社會學被取消，大體上是30年的光景；後來又被承認，大體上也是30年的時光。
　　由於全能政治的作用，國家的觸角伸向社會的方方面面，社會自然疲軟無力。城鄉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加以單位制度，社會的功能，長期被壓縮在婚喪嫁娶、蓋房、搬家等有限的範圍之內。這是取消社會學的大的歷史背景。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長期積累的社會問題，並沒有隨着取消社會學家而解決，所以，1979年之後，社會學被承認，老輩社會學者，經過長期投閒置散，終於人生“夕陽紅”，重新歸隊。
　　但是，就是在恢復社會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之內，社會學依然屬於“敏感”學科。社會學家所需要的數據，尚屬於國家機密。可以想見，社會學者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2006年7月15日，筆者出席在太原召開的中國社會學年會，社會學的掌門人陸學藝先生，動情地訴說：社會學的春天終於來到了！言外之意，社會學終於和經濟學、法學一樣，能夠為和諧社會，出大力，流大汗。
　　就是在社會學這門學科，被束縛手腳的時候，依然有社會學者，深度觀察社會的轉型，執著思考可能的走向。
　　鄭也夫由於潔癖，走上了獨特的道路。他的社會學學問做得有趣、好玩和出活。“正宗”的社會學界既沒有趣味，也不好玩。儘管鄭也夫，活做得很棒，但是，不大為“正宗”的社會學界所認可，時間一長，自然非常邊緣。
　　性格決定命運，一點都不錯的。其實，孫立平先生，也是很出色的社會學家。但，得到正宗社會學界的“禮遇”。2006年中國社會學太原年會，孫立平先生就是大會的報告人。鄭也夫和孫立平，惺惺相惜，互相推重。由此，可以見出，孫立平先生雍容的一面。
　　也夫的朋友薛涌，曾經採訪過費孝通老先生，當面問老先生：要出現費孝通這麼大個頭的社會學家需要多少年？費孝通老先生沉思片刻，說了一句話：至少五十年。怎麼說呢？費孝通的精神滋養，那是吳文藻、史祿國、潘光旦、馬林諾斯基提供的。後輩吃的什麼奶？誰可以成為當代的吳文藻、史祿國、潘光旦？
　　其實，費孝通的意思是說：學術大師的出現，必須依賴健全的學術生態，出活的學術群落。當代大陸的社會學，也不能說是一潭死水，但是，充其量是學術大海上的泡沫而已。
　　“正宗”的社會學界贏者通吃，只有宗派而沒有學派。具有也夫風格的學者，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現太多。一個也夫，就改變了學術思想的生態，這就是也夫的作用。
　　也夫曾經說過，搞社會學的動力，可以是興趣，也可以是實用。中國大部分社會學家的動力是實用，費孝通老先生說自己志在富民，接近實用；當代一般的學者就更實在了，主要是富己。
　　也夫搞社會學，出於一己的興趣。也夫具有社會學的想象力，他對社會的體察和思考，主要是在智力上挑戰自我，也夫經常說自己是遊戲人，就是這種意思。同時，也夫還具有深切的關懷，再加上博物學的視野，雄辯的口才、清通的文字，使得他對社會的觀察，既具有真性情，也具有專業的水準。真性情在也夫那裡，表現出執着甚至有點偏執，專業水準並沒有使得也夫的東西硬梆梆的，而是在文章中體現理性的清明。鄭也夫之所以能夠成為鄭也夫，實在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也夫長期以來，由於潔癖使然，不像孫立平先生那麼雍容，不大願意在社會學這個場子裡面混，無形之中，就已經把自己邊緣化了。至於鄭也夫是否具有出活的學術成就，獨特的學術理念、有趣的學術話語、好玩的學術生涯，作為整體的社會學生態圈，也不把鄭也夫當回事。這就是雙向互動。
　　所以，就會看到奇怪的事情：先前，鄭也夫爭取學術資助的時候，往往爭取不到。後來，乾脆不幹了，不玩了。根據我的判斷，現在就是鄭也夫進行課題立項，社會學的掌門人也不一定把項目給他。為什麼？社科院推選學部委員，給人家景天魁難看；社會科學基金制度，也被你批判了；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從費孝通、袁方、陸學藝、鄭杭生，歷任社會學會長，你都給人家鼓搗了。
　　難道中國大陸社會學界，真的連學術是否出活，都看不出來了？也夫的學問，到底如何？不僅潘綏銘、周孝正、孫立平、李銀河一清二楚，而且，就是南方社會學界的實力派，比如南京大學的周曉虹，也明白得很。周曉虹當過基金的評委，鄭也夫正好申請了一個項目，中國大陸學術界實行匿名投票，除了周曉虹贊成給也夫立項，其他幾位評委，沒有一位贊成的，結果，也夫的事情就算徹底泡湯了。周曉虹甚至說：只要是鄭也夫，不管申請什麼項目，都不會錯的。可見，周曉虹心目中，也夫搞的東西，質量是信得過的。

　　是不是其他評委就認識不到也夫的厲害？我才不相信呢？他們心知肚明。陸學藝、鄭杭生、景天魁、李培林，說中國大陸社會學界的掌門人，不知道鄭也夫的厲害，無論如何說不過去。陸學藝先生1994年一手把也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如果鄭杭生先生不認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能夠把鄭也夫調過去？馬戎先生把也夫調到北大，憑的是也夫過硬的學術成就。也夫這麼有潔癖的怪人，身上流淌着英雄主義的色彩，已經習慣於單打獨鬥。張鳴先生說也夫吃遍北京，意思就是這位老游擊隊員居然可以到處打游擊？羨慕之情，溢於言表。但是，也夫還嘴硬，給人家抬槓，從這裡可以見出也夫的偏執。
　　不錯，也夫說自己是逃難，能跑就跑。但是，放眼大陸，不是誰都可以隨便從中國人民大學逃到北京大學的，也夫應該承認吧！也夫在逃難之中，對於大陸的學術界似乎已經失望到極點，但是，社科院、人民大學、北京大學，都認可也夫的學術成就的。可見，在中國社會，即使像也夫這麼怪異，還是能夠容得下去的，不妨說，這是時代的進步。再說了，沒有項目，沒有基金，也夫還不照樣把社會學弄得精彩紛呈？不適合“集體項目”的也夫，主要是個性太突出。現在，什麼都興團隊，必須有一大幫人，看起來似乎挺有聲勢，同時，必須具有資源，比方說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常務理事什麼的，某大學社會學系的掌門人，這樣的人，最適合搞集體項目。
　　也夫看到這裡，興許有點不高興：難道志浩認為我不具有合作意識？也夫理解錯了。坊間大部頭的“集體項目”，可以說，面目可憎、語言乏味，個性在這裡，一點都沒有，不奇怪；“集體項目”表面看起來是合作的結晶，其實，就大陸目前的學術空氣來看，筆者不相信，這些集體項目是充分交流思想和學術的結晶。充其量，一塊分課題費、一塊獲得人文社會科學獎項而已。
　　也夫這種類型的人，其實是特別單純善良的，這就是說，只要具有底線學術認同，並沒有說多麼難打交道。比方說，也夫和潘綏銘、沈原“三個混球”（沈原具有此語的知識產權，鄭先生在人民大學的時候，還有劉世定、林彬、孫立平）合作編寫《北大、清華、人大三校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每年一本，可以說合作無間，爽快得很。也夫這麼有潔癖的人，都能與潘綏銘、沈原進行合作，這充分說明，也夫不是不能合作的人。只是，也夫更多地覺得，學術生產是一種個性化的產物，而且必須進行深度切磋砥礪。
　　也夫之所以不大合群，也許在於他的天真爛漫，人家社會學家都是老成持重的。在社會學的田野，也夫到處都覺得好奇，旺盛的求知慾，寬廣的視野，懷疑和批判的精神，註定也夫成為終生的游擊隊員。不僅是不斷變換單位，更主要的是，也夫要閱盡社會這本無言的大書。

　　二、學術標杆

　　狹隘、封閉的社會學界，無論生態還是心態，也夫與社會學界，不大合拍。也就是說，鄭也夫能夠成為這個樣子，並不是社會學水土和氣候作用的必然結果，甚至可以說是反方向的結果。那麼，什麼是滋養鄭也夫的精神資源？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也夫考取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也許是由於用力過猛，結果反倒不大理想。按照現在的說法，也夫這班的同學都屬於補錄的。儘管這段時間不長，但是，也夫看待事物能夠具有通達的目光，可以算得上歷史系的收穫。
　　也夫經常念叨，社會學這一學科內部的差異程度非常驚人，也許就是這一點，使得社會學在專業化建構方面，舉步維艱。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1979年費孝通老先生都已經69歲了，但是被胡喬木軟硬兼施，硬着頭皮歸隊。“五臟六腑”一樣都沒有，怎麼辦？只能在南開大學搞了社會學進修班，具有速成的作用。當今不少社會學的骨幹和大腕兒，就是南開速成班的黃埔一期。這是1982年的事情。
　　當時，也夫正好從社科院世界宗教系畢業，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會學所，殊途同歸，1982年，也夫正式成為中國社會學界的一員，帶着理想，帶着朝氣，也帶着那份屬於也夫的特立獨行。
　　歷史真是妙啊！
　　也夫上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時候，英語特別突出，齊世榮先生內心還是挺待見也夫的。無奈，也夫渾身散發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使他忍受不了“擴招”和“補錄”的恥辱，學校不給補錄生提供住宿，“走讀”對於運動健將也夫來說，不值一提；關鍵是入學的時候，由於沒有單位的依託，也夫不能享受助學金，這對也夫是個不小的打擊。
　　所以，1979年也夫用力，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每月可以獲得40元補助，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導師趙復三先生其實總共也就見了也夫十來回。學術理念各異，志趣不同，再加上老先生過度意識形態的心態，師生關係談不上有多好。但是，導師不希望也夫走捷徑，所以，也夫最初的選題被否定了。這時候，也夫的英語功底，大有用武之地，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涂爾幹和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從此也夫走上了社會學的道路，漸行漸遠。
　　也夫在社科院讀碩士的時候，費孝通先生已經領銜恢復社會學。別看費孝通既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所長，又是中國社會學研究會的會長，早年的書生意氣已經蕩然無存。既然被叫來救火的，就得聽從人家的指揮。心高氣傲的費孝通，身邊很少有看得上眼的，但是，社會學這個大筐，什麼樣的人物都得往裡裝。何建章這樣的經濟工作者，協助費孝通工作，費孝通是高興呢，還是傷悲呢？沒有辦法，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其實，就是說一些場面上的話，應付一下場面。
　　1982年，來到北京社科院的鄭也夫，人事檔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1985、1986年兩年時間在美國丹佛大學攻讀社會學。“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這是也夫常說的一句話。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也夫就是知名的“托派”（托福考試的相關知識，比較豐富），聯繫出國留學，有不少法門，經常傳經送寶，接受出國諮詢。這時候，也夫真是萬丈雄心，心潮逐浪。
　　也夫本來已經聯繫好了美國伊利諾斯大學，但是，中國社科院比較較真和呆板，就是沒有允許，也夫干着急沒有辦法。丹佛大學比起伊利諾斯，學術品質要差一些，但也夫也管不了那麼多了。其實，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熱的改革氛圍，激發了也夫的深沉思考。忙於出國的時候，似乎也顧不了那麼多。但是，來到美國，沉潛在也夫內心的思考，重新充溢心中。在美國，導師不認為碩士生是什麼人才，充其量只是學術的半成品而已，不讀到博士畢業，導師就會很傷心的。本來也夫去丹佛大學，是奔着博士去的。只要修滿足夠的學分，就可以獲得博士畢業。但是，也夫實在難以忍受不能寫作的痛苦。導師、親朋好友，沒有人認為也夫不讀下去，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好不容易出國，結果連博士學位都不想要了，何苦來哉！見到畫畫的堂哥，也夫整天與堂哥爭辯，內心充滿創作的衝動，但是整天臨摹的痛苦，實在是難以傾訴的。也夫的真性情，可窺一斑！
　　正好也夫的學分夠得上碩士，這樣，也夫於1986年，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國。不到兩年的時間，《知識分子與中國》的書稿就順利完成，這是1988年的4月。接着籌備召開知識分子學術研討會，會議是在北戴河開的，知識分子研究的主力，許紀霖、黃萬盛、陳明、謝泳都參加了會議。據說，在會議上，這些知識分子研究者，對於知識分子這個概念，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分子必須是對於專業之外的社會有所關懷的人。那時候，還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提法，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那時候是具有比較公認的底線認同的。1989年之後，隨着政治風氣的轉變，知識分子日益犬儒化，所以，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個定語——“公共”。因為，隨着犬儒化知識分子的暴富，人文關懷和擔當道義，對於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奢侈。
　　1985年費孝通老先生已經與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徹底了斷，來到北京大學。這對費孝通來說，也是一種尋找社區的努力。鄭也夫1994年離開北京社科院，來到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1998年離開中國社科院，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2004年離開人民大學，來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這時候費孝通已經步入晚年，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離開開滿鮮花的田野，化作泥土。兩位隔輩的社會學家，足跡有所交叉和重疊。仔細思量，確實很有趣味。
　　晚年的費孝通，到底做得如何？這是費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自己僅是花瓶而已，哪裡能夠像張思之律師，哪怕做花瓶，也要做有刺的花瓶。1957年之後，費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已經在精神氣質上被全能社會徹底打倒。晚歲回首平生，遺憾實多。情不自禁地回憶“清華那一代人的風騷”。難道清華那一代人的風騷，就沒有費孝通的風采和神韻嗎？也夫作為自覺的知識分子，實在難以在當代尋找精神養料，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民國歷史。在那裡，他看到了一個具有智慧、悟性和才華的知識分子范型——費孝通。也夫對於1949年之前的費孝通，推崇備至。對於《鄉土中國》流溢的精闢議論，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溫情的敬意。
　　但是，對於晚歲的費孝通，在恢復和重建社會學中所起到的作用，鄭也夫並不以為然。也夫對於1980年以後的費孝通，並不看好。當代中國社會學之所以成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費孝通難辭其咎。所以，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先生離開人世，也夫拒絕了《南方周末》的約稿。因為，也夫，不願意在老先生剛剛離開我們，就要進行批判，也夫覺得那樣不夠厚道。
　　但是，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邀請也夫做學術演講，回答學友提問時，也夫還是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想法，當然，這個想法與社會學界主流意見確實正好相反。也夫不認同社會學界同仁對晚歲的費孝通作出過高的評價。社會學界“言必稱費老”的學人，堅定地把費孝通的這個大旗扛下去，晚歲費孝通小城鎮調查和“離土不離鄉”的構想，成為中國政府政策的有機部分，被說成是社會學對中國現代化的一大貢獻。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是中國不多的具有水準的政論家和時評家，晚歲的費孝通已經徹底拋棄了40年代人權、自由、民主的理念，論證和印證了政府對於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政策。聰慧、世故的費孝通，明白政府的需要，這在學術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曲學阿世”。
　　也夫在深圳的學術演講中，談到費孝通的晚年：“我覺得他是悲劇人物，極其遺憾。改革開放以後沒有什麼成就，此前在知識界，他是一個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見識的人，一個睿智的人，但是以後的成果讓人實在不敢恭維了。”也夫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後來當了很大的官，被約束了，但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個經世濟民的動機，他沒有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的情懷。”費孝通沒有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而是將學術當作一種職業，所以，遇到環境的變化，不會把學術當作一種神聖的不可侵犯的領地，早就把學術放棄了，對待學問的實用主義態度，使得1978年以後的費孝通，只是做一些政府認為有用而且立竿見影的東西，這樣可以給人證明：社會學是非常有用的，能夠為社會主義作貢獻的。這樣，在費孝通的影響之下，在政府的推動之下，中國大陸的社會學走上一條“急用現學”的路徑。
　　大陸的社會學家，沒有興趣關心豐富生動的社會，心甘情願做政府的助手，解釋社會的能力及其有限，這與社會學共同體的不發達，互為表里，同時與費孝通對社會學的塑造，亦大有關聯。
　　社會學家對於底層和弱勢群體的同情，對中國社會大勢的理性認知，對未來社會，所持有的理想主義，在當代中國社會學界，已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社會學家喪失了職守，能夠忠於職守的，反倒成為一種特立獨行的怪物。也夫，面對晚歲的費孝通，不由自主，神往四十年代的費孝通，羽扇綸巾，英姿勃發。儘管沒有達致40年代費孝通的水準，但是，也夫拋棄80年代的費孝通，這就是不簡單的事情，放眼望去，多少社會學家還在緊緊抓住80年代的費孝通。
　　所以，對於知識界來說，有一個尋找社區的任務。但是對社會學界的知識分子而言，還有一個樹立標杆的工作。不妨把鄭也夫當作社會學的標杆，踏着也夫的足跡，尋找四十年代費孝通的影子。

　　三、學術批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建立大師的認證機制，以便分出“特殊”與“一般”的學者，這是2005年底的事情。萬事開頭難，推選出來具有極高學術水平、又紅又專的學者，已經是2006年7月份的事情。影響這麼大的一件事情，中國社科院總願意關起門來辦，一方面說明中國社科院沒有寬闊的胸襟，不能涵蓋香港、台灣的學者，另一方面，大陸各地社科院和大學裡面的學者也沒有涵蓋。最主要的是，李澤厚先生不能成為學部委員，可見，評選資格不是按照學術水準，而是主要體現政治過硬。
　　這讓我們想起來，1949年以後，20世紀50年代出爐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至少在形式上能夠包容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但是，全能政治的社會生態，是要領導一切學術的，按照這種標準，顧頡剛先生是不能評選為學部委員的。
　　1977年，隸屬於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經濟學、歷史等13個研究所，整合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岳霖、賀麟、錢鍾書、楊絳、沈從文，可謂群賢畢至，但，社科院畢竟和大學不一樣，很少有師生間交流切磋之樂。在也夫看來，社科院，不能說是知識分子的真正社區。
　　也夫就是中國社科院畢業的，1982年來到北京社科院，在這裡一直呆到1994年。1994年到1998年，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呆了四年，儘管也夫有潔癖，但是，北京社科院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裡面的研究人員，低頭不見抬頭見，好在社科院不用坐班。1995年，也夫進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一年之後，景天魁從哲學所來到社會學所。在一次與西方學者交流會上，看似謹小慎微的景天魁，不經意間一開口就說錯了，這對也夫來說是不可饒恕的。但是，隨後的幾年，他們之間沒有更多的衝突。如果真要說有的話，在我看來，只能說是學術理念的不同，學術胸襟的差異而已。
　　所以，2006年中國社科院推選學部委員，最後社會學所的學部委員就是景天魁，儘管這時候，也夫已經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八年之久，但，也夫依然覺得這個世界非常荒誕。忍無可忍，7月31日社科院兩周的公示期剛過，也夫發表博客文章——《二流學者何以當學部委員——質問中國社科院》。直言景天魁是二流學者，指出就在景天魁的同事裡面，一流學者不少於五位，至於北京地界的學者裡面，好過景天魁的也要超過十位。“中國社會學界並不高尚，但也還沒有墮落到一點正直的聲音都沒有。”
　　筆者也曾寫文章，題目就叫做《也夫說“景天魁是二流學者”比較厚道》。一些朋友覺得社會科學，分出高低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說明中國學術共同體還沒有成熟，但是就是沒有成熟，或者說社會學比較弱勢，難道就可以良莠不齊、魚目混珠？我覺得不是那麼回事。
　　中國社會學界，也夫說自己是邊緣人，這不是客氣話，社會學界主事的，因為有利益的糾結，內心的想法，不可能像也夫這樣坦誠。也夫沒有撈取什麼利益，所以，說話就能夠這麼坦率。“利益相關者”舉證景天魁是二流學者，可能嗎？“利益不相關者”也夫把這話說出來，社會學界對於特立獨行的也夫能怎麼辦呢？也夫把這話說出來，從另外的角度觀察，也可見出也夫對於社會學界的絕望情緒。
　　也夫對於景天魁的懷疑，是為了推動社會學界良性評價機制的建立，原本是一個好事。但是，也夫這麼出活的社會學家，不懂得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使得社會學界具有一點多元的生態之外，其實什麼也沒有實現。可以說，這不是也夫的失敗，而是，中國學術評價機制的慣性。改變歷史的慣性，建立好習慣，殊為困難，沒有一兩代人的努力，怕是辦不成。
　　也夫說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超過景天魁的至少有五位，比如說李銀河、蘇國勛、李培林，其他人，也夫沒有說，也許是黃平、李漢林、陸學藝、渠敬東、王春光，這些學者在我看來，確實比景天魁出活。但，景天魁從1998年開始當所長，一直當到2006年。只要有可能，就可以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主編，《中國社會學年鑑》的主編，其他什麼課題和項目的負責人，這些都是水到渠成。
　　“景天魁是二流學者”這一說法，為什麼比較厚道呢？因為，也夫畢竟承認景天魁是學者。景天魁大學畢業於北京大學，和社會學所前任所長陸學藝都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系友，中國搞社會學的人有一部分出身於哲學，像陸學藝、鄭杭生、景天魁都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晚期，景天魁在山西日報理論部工作。文革結束之後，憧憬回到母校深造，但，此事未果，這樣到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1987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景天魁畢業之後，留所工作，從事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1995年“半路出家”，來到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毋庸置疑，景天魁先生確實具有很深的哲學造詣。社會學界的學者覺得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具有哲學造詣的學者，為什麼非要來到社會學所，其實，此種事情，在西方學術界是非常平常的，因為西方學術界都具有寬闊的視野，這也是通才教育的理念，沒有什麼奇怪的。陸學藝先生回答學界的疑問時，也是這麼回答的：景天魁哲學功底不錯。
　　筆者不願意糾纏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沒有意義。英雄莫問出處，不管景天魁什麼教育背景，能夠在社會學領域取得成就和突破，就值得欣慰。
　　社會學所關注的視野，極其廣闊，所以，社會學家必須具有優美的常識。任何一位社會學者，在人口眾多、地大物博、而且變遷迅猛的中國社會面前，他的專業準備都是不夠充分的。所以，中國社會學家多元的知識背景和各異的學術興趣，導致社會學學科內部的差異性非常之大，也就是說，社會學家對話、交流、切磋，並不是一件輕鬆的話題。但是，這種劣勢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轉化成優勢，為社會學的成長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強調景天魁先生的哲學背景，而且進一步強調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確實不夠究竟。中國出活的社會學家，比如秦暉，歷史專業出身；鄧正來，外語專業出身；孫立平，新聞專業出身；也夫本人，既有歷史學的背景，也有宗教學的背景。
　　北京作為中國的學術中心，集中了最多出活的社會學家，中國社科院李銀河、蘇國勛、李培林、黃平、李漢林、渠敬東、王春光，中國人民大學有潘綏銘、周孝正，北京大學有鄭也夫、王銘銘，清華大學有秦暉、孫立平、郭於華、沈原，中國政法大學有應星，還有當代中國社會學界兩位掌門：陸學藝和鄭杭生。
　　單就北京來說，至少不下十七八位，學術水準不在景天魁之下。不少人士面對也夫的質疑，說什麼“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言外之意，景天魁到底什麼水準，怎麼能看得清呢？我在業餘弄學術地圖的時候，葛兆光先生也是這麼說的。這也是為什麼我最初反對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一個理由。但是，覺得弄不出來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人家中國社科院就弄出來了，而且還是如此有趣。
　　後來，我的想法發生了改變，我們為什麼不來思考這個問題呢？形勢比人強，也夫對於景天魁的質疑，還是比較厚道的。其實，中國社科院弄出來的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47名，絕大部分，是現任或者前任所長，這讓我們說什麼好呢？

　　四、學術自覺

　　筆者曾經擔任一門《比較文化學》的課程，選取陳樂民先生的《歐洲文明十五講》作為教材。希臘城邦制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與希臘比較起來，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希臘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小城邦？希臘人似乎沒有形成帝國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中國其實原來也有好多地方，但是這些地方似乎都在為大一統而鬥爭，最終秦始皇統一六國。中國似乎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不斷擴大的國家。中國人什麼都要講究“大”，國家勢力弱的時候，地盤小的時候，臣民們特別是知識分子，愛國的熱情之高，簡直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有宋一朝，出現了多少“愛國詩人”。中國人對“大”有一種植根於傳統的心理積澱。也許希臘正是那麼多小城邦沒有統一起來，才為多元的文化提供了發育成長的空間。
　　所以在文化學意義上，“小”往往和多元、互動、多中心相聯繫，而“大”則往往和一體、融合相聯繫。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囂和騷動，多了一些樸素。
　　7年過去了，鄭先生的思路成為一本書：《城市社會學》（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6月1版）別看這本不到19萬字的小書，我以為是社會學經典。只有經典學人，才能有經典著作。20萬字篇幅是可以把一個問題談透徹的。動不動就40萬字的“理論著作”倒是挺嚇人的，可是，作者的真知灼見在哪裡呢？
　　真正的社會學者，較別的什麼人可能更要深入社區、尊重大眾。他所研究的是大眾的焦點，寫文章肯定力求大眾看懂。你看，鄭也夫讀芒福德著、倪文彥、宋俊嶺譯的《城市發展史》，不玩深沉，怎麼考慮的就怎麼說：文化傳播中僅次於語言的一項最寶貴的集體發明便是城市。城市的出現緣於交流與對話。
　　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中，有一段話，我把它抄在這裡：“城市衰敗的最明顯標誌，城市中缺乏社會人格存在的最明顯標誌，就在於缺少對話——並非一定是沉默不語，我同樣指的是那種千語一腔的雜亂擾攘，也都是這種表現。有一種社區既不懂得超脫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詼諧譏嘲又不懂得標新立異；既不懂機智的鬥爭又不懂公正的解決，與此種社區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顯得莊重威嚴。”
　　鄭也夫先生《城市社會學》第七講，正是講的城市的規模與類型，專門講到小城市的優勢與劣勢，入情入理，真是精闢。鄭也夫先生講：“要是在小地方，生存的情況沒這麼嚴峻，生存壓力沒這麼大。周圍的人沒給你提供這麼多不良的示範樣板，這麼多無形的壓力。那地方很安靜，那地方自得其樂，那地方居室不太大，周圍人都挺高興。有時候你覺得好像大地方似乎文化更繁榮，其實在小地方你可能更自得其樂，你可能更愛做你願意做的事情，而且最後因為你的熱愛生活過得很有味道，最後做出了一點成績，因為你沒有隨波逐流，你沒有追時尚，追時髦。生存給你的壓力要平和得多。”難怪牛津、劍橋、哈佛、普林斯頓都在小地方呢？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囂和騷動，多了一些樸素。
　　也許，只有小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種寧靜。寧靜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欠缺的正是心靈的寧靜。寧靜是一種境界，學是學不來的。大學問得自寧靜，成功的大學亦得自寧靜。當代中國，不管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寧靜的氛圍一掃而光，喧囂正充斥着我們的耳鼓。
　　閱讀鄭也夫先生的著作樂趣何在呢？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論，並且所進行的思考是依據常理的思考。套用一句時髦的話，鄭也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中國特色。立足中國社會的思考，無論如何都是讓人值得欣慰的。當代中國社會學界之不成熟，就在於社會學者好像漂浮在空中，若雪花飛舞，如落葉飄零。給人的感覺，是大海上面漂浮的浪花，而不是大海；鄭也夫先生的著作，真是大海，激盪着讀者的心靈。這種感人的力量，旁的社會學著作中是體會不到的。
　　《城市社會學》、《代價論》，兩本著作體現着社會學的文化自覺。旁的社會學著作，似乎時刻讓人覺得著作的用處，其實僅僅是一種工具理性，體現不出社會學的價值理性。鄭先生的著作，讓人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簡單地改造社會的力量，而是一種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書店和圖書館裡琳琅滿目的圖書，社會學著作和記者的調查報告，沒有任何區別的。如果一門學科混同於其他的學科，只能說，這門學科存在的理由，似乎已經不是那麼充足了。失去了思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當代中國社會學，不僅欠缺解釋世界的文化力量，而且居然失去了描述世界的獨特方法，無論如何是令人失望的。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看到社會學的尷尬。當代中國的社會學，欠缺學術的滋養、文化的滋養、精神的滋養。費孝通先生在重建社會學中擔負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來，社會學的重建簡直可以說是失敗的，有什麼勝利可言？愈到晚歲，費先生的這種想法越是強烈，老先生要否定自己的工作。
　　社會學如何突破自己？也夫具有超強的學術胃口，對未知的好奇、對探險的樂趣，很少能夠有晚輩與之抗衡。無形之中，也夫完成了對學術邊界的跨越，獲得了多學科滋養，達到了文化自覺的境界。

　　五、學術想象

　　2008年7月19日下午，我如約在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書店，發表演講《社會學的硬漢——鄭也夫》，為時兩個半小時。着重講鄭也夫所具有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我認為這是鄭也夫出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百年中國社會學地圖中，老一輩先生大都具有社會學的想象力，潘光旦、費孝通先生，社會學的想象力居然那麼充沛，他們的文章，現在讀來，都那麼讓人神往。
　　1979年以後恢復重建的大陸社會學，儘管老一輩、小一輩都曾經在天翻地覆的社會轉型中，飽受打擊和壓抑，但是，他們社會學的感應神經，似乎已經短路了。他們搞調查、做課題、跑項目、寫文章，都不願意甚至遠離自己切身的感觸和體驗，他們似乎有意疏離着什麼。作為一個整天在社會生活中折騰的、有時候甚至飽受社會生活的折騰，但是，他們不願意面對自己的生活體驗，更不願意把自己的生活體驗與學術課題相關聯。老一輩學者這麼做，就是不願意給自己和朋友身上撒鹽，他們的理念是，痛苦已經過去了，說多了有什麼必要呢？所以，對於費孝通這樣的老社會學家來說，只能振作疲憊的精神，為現代化增磚添瓦。
　　社會學家其實是挺不幸的，因為他們生活在社會中，體驗不一定比別人豐富；具有的體驗，也不一定比別人深刻。一個出活的社會學家，必須忠實自己生活，必然對生活有真切而且別樣的體驗，這樣，他們才能夠將心比心、設身處地。
　　社會學家的使命，就在於對身處其中的社會，給以合理的解釋，給出社會生活的理想圖景。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境遇出發，理解當下社會的，社會學家也不不例外。但是，恢復重建以來的社會學家，把真實的自我隱藏得很深，層層包裹着自己，利用問卷和概率，去了解中國社會。通過這種方式了解社會，行嗎？事實已經做出很明確的回答，不把自己的人生際遇作為社會學的酵母，其實是危險的。社會學家不把自己放進去，做為考量的一個對象，誰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家呢？
　　一個成熟的社會學家，應該從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可以看到豐富的社會學問題，誰叫你是社會學家呢？這恐怕是社會學必要的想象力吧！既然老輩學者已經翻譯成“社會學的想象力”，就沒有必要改正了。不過，我覺得，這種想象力，其實就是“社會學的感覺”，好的社會學家，或者天然，或者經過訓練，具有這種敏銳的感覺。秦暉、李銀河、孫立平這些出活的社會學家，這種社會學的感覺特別豐富，而且忠實於自己的這種感覺，並且把這種感覺提升到理性的層次。
　　當然，社會學想象力，不是誰都可以具有的。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有些人就喜歡那種乾癟、枯燥、扭曲的論文。否則，何必寫那麼多毫無聲氣、死氣沉沉的“著作”和“文章”呢！反正，閱讀也夫的文章，一點都不覺得無趣。由於，也夫用心體察和思考社會，所以，不管多麼無趣的話題，也夫都能寫得那麼生動活潑、生氣勃勃、生機盎然。試想，從心中流溢出來的東西，與真實的境況，怎能不發生碰撞和共鳴呢？
　　為什麼說也夫是自覺傳承老輩社會學理念的一代學人呢？老一輩學者潘光旦、費孝通經常在報紙發表學術文章，當然，民國年間，沒有“核心期刊”的概念，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在報紙和雜誌表達見解，是很平常的。
　　絕大多數社會學家，屬於改良主義者，而沒有必要當革命家，革命家畢竟是少數。大部分社會學家對於社會的前景都具有底線樂觀的情緒，覺得人文社會還是可以變得更加美好，也就是說，社會學家都願意成為富有建設眼光的批判者。社會學家還有費邊社那樣的精神氣質，你有一個好的想法，不要覺得別人一定不接受。好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別人是可以被說動的。
　　郭於華教授曾經指出：社會學的想象力，要求社會學者能夠貫通歷史和現實。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但是，變幻不定的社會，其實具有自己的內在的邏輯結構，好的社會學家，必然能夠從長時段觀察歷史，理解更加複雜的歷史背景，把握社會內在的機理。按照黃仁宇的說法，就是大歷史的觀念。否則，總是臨時抱佛腳，追着社會跑，但總也追不上，望塵莫及。
　　好的社會學家必然具有自己解釋很長一段社會史的能力，比如說中國的社會學家，了解民國的社會歷史變遷，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否則，一事一議，針頭線腦，總也理不順。也夫在解釋中國為什麼出現殺熟的時候，很具有大歷史的觀念，能夠恰如其分地解說殺熟的出現是一種必然。也夫梳理1949年以來的社會史，看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這個國家在短短50年之內積累了豐富的殺熟經驗，當這些殺熟的經驗轉換到經濟上的時候，後果還需要我們指出來嗎？
　　回想往事，1987年第一次聽到鄭也夫的講座、得以結識先生的時候，先生37歲，血氣方剛；筆者立志描摹也夫這一代學者的時候，也夫大概48歲，年富力強；當我深入也夫的心靈世界，探尋一代社會學家的職志和願景之時，也夫竟然已經達到耳順之年。
　　人生真是經不起回首啊！

　　六、記憶深處

　　筆者2003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學，作了一回學術的邊緣人，自由的在未名湖畔讀書、上課、聽講座。無講課之勞神，無買菜之煩惱，無填寫表格之痛苦，更無被逼下蛋之傷心。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一段神仙一般的日子。
　　且說在北京大學那不成樣子的“三教”，領受過經受過一場“公案”的王銘銘先生的“薰陶”，這位銘銘師在大庭廣眾之中，抽在北大第五代學人中極為少見的煙斗。據說在“王銘銘公案”中，已經被撤銷一切學術職務的銘銘還在講課，進行當代中國學術地圖研究工作的來自荒僻小城的筆者，無論如何都要見這位“傳奇”的主人公一面的。北京大學給了我一個機緣，在人類學的課堂中，就看到了抽着煙斗養神的銘銘師。我問銘銘師，“你是怎麼看待鄭也夫先生的？”銘銘師不管我的背景，爽快地讚嘆道：“那是一條漢子。”
　　在銘銘的啟迪下，筆者嘗試着，將北京大學作為文化人類學的田野，進行一點調查。我以為，這項工作，至少是很有趣的。倒是給自己平添了很多細節，《燕園日記》便是筆者在北京大學一年調查的索引。
　　風入松書店成立於1995年10月，創始人是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的王煒先生，先生抱持為學人服務的理念與宗旨，從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的傳播，這對保存士氣，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建立，都是有大功的。風入松書店和1993年10月成立的萬聖書園都是北京地區的學術聖地，在某種角度上說，對學術的傳播甚至勝過北京大學的。它們的出現，使大學教育和學術傳播，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建立了學者和書店的雙向互動，為學術共同體的形成，為學術界的“知識空間”的開拓，功德無量。萬聖、風入松為知識分子拓展了公共空間。
　　風入松的創始人王煒先生已經於2005年4月11日逝世。據傳，王先生逝世時還是一位副教授，但先生給與讀者的恩惠，是不應忘懷的。當代中國的學術重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開拓學術傳播路徑方面，王煒先生是一位先行者。北大訪學的一年中，不知去過風入松書店多少次，有好幾次，從中午開始訪書，晚上九點關門的時候，才不情願地離開。
　　查《燕園日記》，2004年2月19日上午11點到達北京大學南門的風入松書店，見到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鄭也夫先生的系列作品。四種書分別是《知識分子研究》、《閱讀生物學札記》、《走出囚徒困境》、《被動吸煙者說》。鄭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是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權威，但是先生的學術工作，特別是知識分子研究，歷經坎坷，得以面世，欣慰不已。
　　往事並不如煙。
　　認識鄭也夫先生是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記得是1987年，鄭先生在300人教室一層舉行學術講座，講題似乎和權威有關，那時我還是一個激進的大學生，最喜聽的是民主、自由什麼的，鄭先生卻是主張權威的，讓我頗有失望的情結。但鄭先生條分縷析，有大家風度。結果，我還是不接受權威主義的觀點，但認同鄭先生論證的方式。巧合的是，那天晚上，黎鳴先生就在300人教室的二層講民主。
　　畢業之後，通過《讀書》，持續關注先生。鄭先生研究社會學，以社會為學問，不擺弄主義，專門研究問題，有方法論的工具，弄出來就精透。此公撰有《禮語·咒詞·官腔·黑話》（中國社會科學版1994年3月版）、《代價論》（三聯書店版），對圍棋和足球有強烈的學術興趣，著有《中國足球的出路》（知識出版社1991年8月版）。據我所知，在社會學界，有廣闊學術視野的，也覺得鄭先生出了邊兒。
　　鄭先生有自己的理念，既以社會為學問，那麼不能總是呆在象牙塔里，他往往以常人的心態，清新的理性，分析問題、解釋問題，他的人文主義絕非傷感的人文主義，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把握得如此諧調的，在學術界，極為罕見。有一大批“學者”陷入主體狂熱綜合症，把自己的課題來一個劉伶醉酒式的誇大，帶着不知從哪弄來的理論，強拉硬扯到實踐之中，把社會生活中的新鮮問題肢解之後，套入自己的“偉大理論”中。
　　理論是洋人的，例子亦是洋人的，這種情況在上個世紀30年代大量存在。充滿學術良知的吳文藻先生才呼喚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才用盡心思進行社會學的本土化工作。日前，在中國研究問題，從問題的剖析中尋找關節的學者，我們太需要了。前輩學者吳文藻、李景漢、晏陽初、費孝通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何不見賢思齊？從文風上看，費孝通先生、鄭也夫先生文風樸實、清新，如春風拂面，頓覺神清氣爽。
　　鄭先生那本《被動吸煙者說》，有一篇文章講到一個故事。讀罷感慨不已！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鄭也夫和潘綏銘兩位先生的工作被科研處排在最末，原因是兩位拉不來學術贊助。就我所知，不但是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就是在中國所有的第五代學人中，兩位先生都是極其出色的。這個世界就是如此荒誕。
　　為何閱讀鄭也夫呢？不僅在於，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論，更在於先生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在當代中國學術界中，可以說是稀有的品格。鄭先生長年累月可以堅持自己的“不參加不公正的遊戲”的理念，鄭先生拒絕申請人文社會科學基金，正好說明了先生的獨立人格；不進行所謂的集體創作，正好印證了先生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見，學術人格的堅守，學術良知的覺醒，學術理念的自覺，對於大多數“學者”來說，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他們需要學習一下，學習下一課。下一課是什麼呢？
　　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七、思想燈盞

　　知識分子的話題，在也夫心中，既飽含甜蜜也充滿辛酸。飽含甜蜜，指的是也夫成長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研究，是他自己學術的酵母，以後的信任研究、城市社會學、消費社會學包括代價論，都蘊含了也夫在知識分子研究中信從的理念、研究的方法和具體的路徑。注意到一個學者自身成長的內在邏輯，是很有必要的。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也夫最早進行的學術生長點，倒是成長最慢的，1988年寫好的東西，直到2004年出版面世。16年的漫長跋涉，足可以消磨一個學者的銳氣，但並不能改變一個學者的性情。從知識分子研究出版的艱難，一方面印證也夫的潔癖，同時見證知識分子的艱辛，農夫之所以是幸福的，就在於收穫的喜悅，知識分子研究，可以說一度時髦的顯學，竟可以讓也夫歲月蹉跎。
　　歷史如此弔詭，也夫的知識分子研究，歷經辛酸的跋涉，終於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是2004年初的事情。南方周末主辦的《南方人物周刊》於當年5月份試刊，2004年9月8日出版不足半年的周刊，制定了影響中國知識分子50人的榜單，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浮出水面。2002年我與陳遠學友探訪山西的學術朋友，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廳中，提出當代中國學術地圖的概念，曾經嘗試開出一張名單，巧合的是，與影響中國知識分子50人，可以說是所見略同。不同的是，學術地圖，畢竟體現學術成就。
　　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在於知識分子有一種獨特的秉賦，可以持續關注、關心、關懷任何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所必需面對的，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牛虻。學術領域屬於象牙塔，社會領域屬於十字街頭。知識分子徘徊於象牙塔與十字街頭之間，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也夫最早的學術興趣就是知識分子研究，恐怕不僅僅是把這種研究作為一種職業，而是為了達致知識分子之自覺。也夫經常援引西哲的話語，認定知識分子屬於終生都處於一種懸置狀態，對於終生處於懸置狀態的知識分子來說，大學也許是最好的社區。在也夫看來，大學有精力旺盛、朝氣蓬勃、狂飆突進的年輕學子，大學教授整天生活在這種“半瘋”學子的周圍，師生辯難切磋，所以，終其一生，知識分子都會處於一種“瘋狂”的精神狀態，這種“瘋狂”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風流，“懷疑一切”就是知識分子的座右銘。所以，大學是養育公共知識分子的最佳土壤，具有最合適的氣候、溫度和濕度。
　　至於社科院、政府調研部門，都不是知識分子合適的社區，因在在這些部門，很少見到師生之間的交流切磋，而且年輕人也不夠多。也夫1982年從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來到北京社科院，後來調到中國社科院。1998年以後，才來到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調入北京大學，這時候已經48歲了。也夫來到適宜的知識分子的社區，有點遲了。否則，也夫在培育學術種子上，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
　　當然，也夫也曾經進行過多種嘗試，既然很早就已經邊緣化了，也夫是很不甘心的。也夫破門而出，主持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的節目，成為實話實說的總策劃，不要說也夫有潔癖，就是也夫沒有潔癖，也不能夠適應中央電視台那種理念和機制的。也夫對於體育具有高度的關注，經常評論足球和奧運會，應該說，這些評論，文化含量並不低，但是，評論足球，不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理性，而是幽默與激情。也夫部分名聲是從評論足球和主持節目中獲得的，但是，在我看來，也夫即使不做這些評論，無損於也夫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光芒，甚至可以說，也夫沉迷於體育評論，並不是一件特別經濟的事情。球迷們也不大認可也夫的評論。知識分子也覺得也夫整天弄這個，有點不務正業。當然，他們不明白，也夫是一個遊戲人，只要認為好玩、有趣，哪怕有點自我摧殘的味道，也在所不惜。
　　也夫對於費邊社非常欽慕，喜歡溫和、獨立、寬容，他認為中國最具有費邊社風格的就是“天則研究所”。也夫對於中國社科基金制度、對於學術評價機制，失望到了極點。但是，還是抱着知其不可而為之態度，不斷進行着質疑、批判，但是，也夫的批判，往往帶着極大的建設的眼光。當然，也帶有一點烏托邦的精神。比如也夫要批判轎車文明、批判消費主義，帶有浪漫主義色彩。
　　中國知識分子曾經飽經風霜，也夫作為最早研究知識分子的一代學人，感同身受。但是，也夫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僅研究知識分子，而且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分子，從來沒有放棄抗爭。上世紀80年代，第五代學者登上歷史舞台，隨着90年代的到來，知識分子分化、排列、組合。驚異地發現，20年來，也夫的身影一直在公眾的視線之內。所以，在公共知識分子50人裡面，也夫十分特立獨行，與李銀河、楊東平成為影響中國的社會學家。
　　筆者對當代大陸的知識分子，十分失望，所謂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不大成立。《南方人物周刊》評定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體現濃厚的“意圖倫理”。
　　這也是也夫的困惑。所以，遠在異國的弟子發來賀信，祝賀老師成為影響中國的50名公共知識分子，也夫覺得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中國社會成為這個樣子，發展到這種地步，如果是這50個人影響的結果，在也夫看來，慘了點。
　　筆者也是這種看法。中國要搞市場經濟，不是吳敬璉和茅于軾呼喚來的；中國要依法治國，不是張思之、江平吶喊來的；中國要搞和諧社會，更不是李銀河、鄭也夫提出來的。一句話，所謂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充其量，改革開放產物而已。離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再出活的知識分子也無益。
　　出活的知識分子只是大時代的小點綴而已，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沒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討論。每當看到或聽說某某先生推動了某項改革事業的進展之類的大話，只是覺得感傷，還有這麼天真爛漫的人物，着實可愛，可愛得很！
　　此種看法，對知識分子的貢獻，難道帶有虛無主義的色彩？非也。如果這些知識分子能有這麼大的能量，何至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如此不上軌道？再說了，既然具有改造社會的力量，怎麼知識分子自己的社區，竟然也如此污穢不堪？
　　也夫被人看作“老憤青”，對於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清明。但是，也夫樂於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既然不能影響中國，為何還要樂此不疲地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呢？
　　也夫自己是這麼說的：“我知道對於影響中國，我沒有積極的功能。但還是以為，略有一點消極的功能。”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能夠具有這樣的認識，“這消極的功能就是平衡社會管理者的力量。不讓社會的實踐吞噬輿論，抵抗宣傳的聲音催眠大眾。很可能政策和社會生活依舊，但是我通過自己的聲音，顯示了一個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進多樣化的思想生態。”
　　難道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一點積極的作用都沒有？也不至於如此悲觀。也夫來到學校教書之後，感受到“大魚前導、小魚尾隨”的快樂，所以，也夫說，我只能影響我的學生。其實，公共知識分子，影響的並不是自己的學生，在公共知識分子的背後，有許多雙注視的眼睛，晚輩多麼渴求自己能夠被人文主義的光芒照亮。
　　所以，公共知識分子影響不了中國，沒有什麼可以悲觀的，但是，公共知識分子是無數後生的燈塔。智慧的光芒，人性的光芒，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對於晚輩是何等可貴？
　　這個時代，上蒼給公共知識分子的禮物——互聯網，通過網站和博客，真正的知識分子擴展了自己的課堂，能夠進行對話與交流的，已經不限於傳統的課堂，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欣慰的事情！
　　多少個夜晚，與可愛的學友，一起探討具有關懷的知識分子，逸聞趣事、喜怒哀樂，津津有味的談論着，樂而忘倦。這是為什麼？因為思想的黑夜比白天多，需要榜樣慰藉我們的心靈，啟迪我們的思想。石家莊如此荒僻孤寂的小城，還能夠呆下去，就是因為總是能遇到讀書種子，知識分子的光芒總是能夠照亮他們的內心，還有什麼比照亮人心、溫暖心靈更加讓人激動不已的呢？
　　真正的知識分子，在我們的時代，是一盞燈，充滿人文關懷和理性清明的燈塔。
　　為什麼社科院、黨校、軍校、政策研究部門這些地方容易說官話呢？無它，因為經常面對的是官員。大學知識分子，其實，順應官話的不在少數，甚至可以說是絕大多數。但是，大學畢竟要與學友進行交流，無論學術討論會，還是講座和演講。這種場合說官話，就有點困難。說假話、套話、場面上的話，可能嗎？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說人話的，但是，說人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後也有一些眼睛在默默注視着你，隨時準備抓你的小辮子，給你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大學裡面真正的知識分子，過得並不舒心。
　　簡單平凡樸素的真理，找尋起來，為什麼那麼艱難？由於無處不在的恐懼和謊言。所以，對於大陸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具有高度同情的理解和溫情的敬意。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我們社會的良心，散發的人性的光芒，溫暖着很多人。如果有一天，鄭也夫、賀衛方先生老去，北京萬人空巷，就像犧牲的英雄一樣，獲得市民高度的尊重。才可以說，中國產生了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淵源於俄國斯，俄羅斯的文化人承擔起思想啟蒙、文化建設的職責。托爾斯泰、別林斯基，燦爛群星照夜空，他們是俄羅斯漫漫長夜中的文化守夜人。俄羅斯在知識分子的勞作下，終於迎來文化黎明。知識分子本身並不從屬於某個階級，可以說是一個階層，他們可以是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可以是麵包工人、小爐匠，也可以是公爵、貴族，但是，他們都可以擔當道義，成為社會的良心。所以說，知識分子，本身具有公共職能，站在公共的立場，儘管他們自身是獨立的。
　　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都具有堅定的信念和強烈的信仰，追尋真善美，與假醜惡進行鬥爭，哪怕面臨牢獄之災，在所不惜，大義凜然。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具有如此高潔的品質？甘當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照亮俄羅斯的夜空。不管是什麼時代的沙皇，都不能將知識分子徹底打垮。
　　1978年之後，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分子，才是比較出活的；沒有使用價值的依然生活在角落和邊緣。政治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不是通過“畫圖”就能夠出活的，社會科學家要“看圖說話”，自由表達的空間，就和空氣同等重要。
　　社會科學的四大學科，法學和經濟學繁花似錦，這些都不是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作用，而是隨着社會的開放程度，“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已經成為政治口號，學術禁忌就大大減少，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就沒有這樣幸運。
　　孫立平先生是當代中國出活的社會學家，也夫的好朋友。孫先生曾經提出“體制性的拘謹”，比較深刻地描繪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從大歷史來看，也許這種惡劣的表現正是歷史前進的槓桿。“體制性的拘謹”，在中國學術界依然成立。學術界“體制性的拘謹”有哪些表現呢？官話、套話、場面上的話，一點不比官場少，有時候，甚至比官場還要多。學者說話、演講、講座、上課、報告、文章，特別時尚。學者爭取的學術課題、項目、基金，學者緊跟政治時尚，決不越雷池一步。政治學、社會學，甚至沒有形成基本的學術話語，學術著作和論文，面目可憎、語言乏味、陳陳相因。大部分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用極大的力量，印證和維護政治家的言行。
　　因為，很早以前，知識分子就已經大勢已去，所以，只能夠順天應人、順勢而為。學術的自主性早已蕩然無存，哪裡還會有學術尊嚴！
　　上過當、吃過虧，輿論一律。30年來的社會變遷，在一些領域，已經存在多種聲音，似乎印證進入“學術自由”的時代。其實，細細想來，在無關緊要的地方，確實有多種聲音，但是，在至關緊要的地方，社會依然充斥一種聲音。
　　是該認真思考一下：知識分子，何以安身立命？

　　八、薪火相傳

　　也夫曾經深有感慨地說：認識自己需要一個過程。也夫對中國社會，確實具有深刻的見識，但是，也夫對自己，卻沒有做到這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再多的遺憾，也沒有辦法彌補。通達一點的說法，也夫和大學的機緣，只是比較晚一點而已。
　　筆者在北京求學的時候，就已經聽到也夫的雄辯滔滔。當時有個感覺，也夫應該當老師，否則可惜了。誰能料到，對於中國社會具有深刻了解的也夫，不能夠認清自己，1982年就已經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畢業，但是，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國社科院漂泊多年，直到1998年，都已經48歲了，也夫才來到知識分子最適合的社區——大學。
　　屈指算來，也夫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已經12年了。不記得，哪位學者曾經說過：黨校、軍校、社科院、政策研究部門，都不是知識分子適合的社區，這些地方，不僅很少有朝氣蓬勃的年輕學子與學者互動，關鍵是，這都是必須說官話、場面話的地方。也夫在大學的時間，比本人還短，但是，也夫如魚得水。也夫覺得農夫和教師是快樂的，因為，農夫和教師都能夠看到種子發芽、成長、壯大、成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樂也！
　　要不是中國人民大學計較學術課題和項目，也夫不會逃往北京大學。好在也夫已經成為教授，否則，在北大能否呆下去，還是未知數。也夫除了搜集圖書和非洲木雕，花一點錢外，沒有更大的花費。也就是說，從也夫自己的心態上來說，他自己已經處於“後物慾”時代。但是，他自己可以具有這樣的境界，弟子們可不這樣想，之所以投靠名師，還不是指着導師有項目和課題，哪怕無償或者廉價給先生打工，都是比較舒服的。
　　遺憾的是，也夫已經和課題和基金絕緣，所以，也夫很少能夠招來自己心儀的弟子。這就是也夫潔癖的代價。也夫早年研究代價論，他自己門兒清。但是，代價總會有所補償。也夫和弟子之間，比較灑脫。既然沒有課題和基金的煩惱，所以，也夫就不會把自己的研究發包給弟子。當也夫的弟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貧。
　　大學這個社區，真是魚龍混雜，像也夫這樣的老師，已經鳳毛麟角。絕大部分教師都有自己的課題和基金，有的甚至手頭上有六七項課題和項目，這麼多項目，怎能忙得過來，招到弟子，正好打工。
　　比較而言，也夫倒是沒有這些煩惱，再加上也夫來到大學，已經接近知天命的年歲，所以總願意找來一些出活弟子交流切磋。說實在的，也夫天然就是當老師的料，他的雄辯、他的激情、他的憂患、他的憧憬，總願意向弟子們流露。至於大學裡面，喜歡悶頭搞課題的先生，實在不應該擔任教授，時代無論如何變幻，老師的職守畢竟是教書育人。也夫別看有時候身體不是特別健康，但是，也夫總是有旺盛的精力，在課堂上與年輕學子互動，不論是講課、講座，還是批閱論文，也夫覺得特別過癮。
　　也就是說，也夫天然具備一個好老師的所有條件。比起那些明星教授，可以支配的資源，也夫可憐得很。但是，也夫具有關懷，而且，只要也夫講一門課，總願意與弟子進行智力的競爭，看哪位弟子閱讀的書籍能夠超過自己，一旦發現哪位超過自己，也夫欣喜若狂。為什麼也夫能夠做到大氣呢？也夫在年輕時候立志時，曾經說過一番話，大意是：只要能夠擔任國家田徑隊的總教練，給個副總理都不換。也夫那點潔癖，其實是對規則的尊重，不玩不公平的遊戲。但是，只要規則公正，哪怕自己不出活，也要指導弟子獲得錦標，所以，也夫願意率領弟子進行各種門類的競爭。在黑龍江農場子弟學校，也夫曾經率領弟子獲得地區錦標。直到現在，也夫提起這樣事，都特別得意。
　　也夫不僅具有這種能力，而且具有魅力。自從1978年以來，已經30年，當代學術地圖中的第五代學人，按理說，應該培養出第六代，不幸的是，與海外學術界交流的時候，台灣學者已經帶來自己的學術梯隊，但大陸第五代還是占據舞台中央，晃來晃去。這說明第五代學者，心性之壞，心胸之狹隘，人品之惡劣，已經自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概他們心裡想着：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也不能讓後生出山，否則對不住掌握的資源。
　　也夫每當看到這種局面，就痛心疾首。所以，當也夫看到孫立平先生在北京大學精心培養的弟子浮出水面，對孫先生傾慕不已。孫立平、鄭也夫兩位先生對於學術晚輩的舐犢情深，確實可以見出作為學術戰略家的氣概和胸懷。俗話說得好：萬紫千紅總是春。但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總有一些把握學術資源的學閥和學霸，壓制學術晚輩，自我膨脹。
　　恢復以來的大陸社會學界，之所以氣血衰弱，與費孝通、袁方、陸學藝、鄭杭生的氣象和人格有着直接的關聯。儘管，不少學人把社會學的不發達，歸咎於外因，但是，這種說法不大具有說服力。社會學界好像與政治界有着互為表里的關聯，其實，這些掌門人故意誇大其詞，好為社會學的不長進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具備百家爭鳴的自由的學術生態，一門學科肯定比較“和諧”，誰要是與學科的掌門人“不和諧”，那麼，連項目和課題都不會撈到，現實就是如此殘酷。鄭也夫的學術成就，在法學界、經濟學界，無論如何都應該具有更大的發展，誰讓他在社會學界呢？
　　讓我們覺得哭笑不得的是，鄭也夫沒有經費和課題，但是，他所作的工作，都是那些掌門人不屑一顧的，比如說是給學生編書。《都市的角落》、《消費的秘密》，都是也夫開設選修課程上發現的學生作業。也夫開設《城市社會學》課程，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年輕人行動起來，到北京的角落發現不為人所知的一面。也夫自己出書特別難，但是，擋不住具有無比的狂熱，最後說動了出版社，出版了學生的作品。《消費的秘密》是選修課學生的作品。清華大學法學院王亞新先生特別欣賞《都市的角落》，見到也夫的時候，特別指出這是法學課程要討論的必讀書，華裔學者閻雲翔先生對也夫編輯出版學生的作品，給以高度的敬意。一個最沒有條件出書的學者，居然有心人，天不負。
　　也夫在人民大學的時候，建議社會學系出版本科生與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這是很好的學術規訓，在這個基礎之上，最後發展成《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北京大學的劉世定、林彬，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沈原，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先生，加上也夫，六位聯袂，共襄盛舉，這可是功德無量的善舉。
　　社會學要想人丁興旺，怎麼也要傳宗接代，學術的生生不息，完全在於薪火相傳。也夫，看透了不中用的社會學界，但是，並沒有徹底絕望，也夫是理想主義者，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未來，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價，守護那些學術的根苗。當然，筆者這麼表彰也夫，也夫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因為，這些工作，都是也夫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覺得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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