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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你未必能看到很喜欢的观点,但一定会进入挑战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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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要求中共淡出历史舞台的郑也夫何许人也 2019-01-09 10:54:17

  在习氏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际,这位国内学者公开建议本身就是件石破天惊的的事。紧接着,又发生一件让我吃惊的事:中国大陆聚集知识界很高人气的爱思想网,发表长达两万字的重头文章《硬汉郑也夫》,高挂在该网“一周排行”的第一名


  老高按:海外媒体上刊出署名郑也夫文章,提出中共建政70年来带来太多灾难,完全丧失自我纠错能力,唯有和平地淡出历史舞台,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消息一出,马上有朋友来电话,推敲身在北京郑也夫是不是真这么敢讲,这是不是真的出自郑也夫的手笔——毕竟在网上我们见识过太多的伪托名人的文章。他认识郑也夫,曾经与郑共同参加过电视台的一些学者访谈节目。十年前我也曾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见过郑也夫,那次饭局是北京知识界几位朋友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我正巧在北京,被邀当陪客。那次饭局,郑也夫的爽朗、犀利和知识面广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我读了很多有关奥运和体育的文章,最有收获的就是读郑也夫的文章,他想的最深最透。后来才知道,他早在1991年就出版过专著《中国足球的出路》,对体育、对奥运早有透辟的思考。
  还没有等我们去查证,已经勿须查证了:这个观点确乎就是郑也夫提出来的。他写了《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难的原因。文章说,(中共)“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
  郑也夫的期望非常诱人:和平地结束专制,这应该说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幻想。对这种幻想的可行性,自然会引起很多讨论甚至激烈争辩,但我认为最可笑、最无聊的就是推究作者的用意、是否为习近平“洗地”之类。
  在中国,在习氏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际,却有一位国内学者,公开地建议共产党淡出历史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件石破天惊的、非同小可的事。而紧接着,就在前天,1月7日,又发生了一件让我吃了一惊的事:中国大陆的爱思想网,发表了署名谢志浩的长达两万字的重头文章《硬汉郑也夫》。就从这个标题看,作者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这篇文章,现在仍然高挂在该网“一周排行”的第一名。一般来讲,中国网站在当局三令五申之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会公然与当局网管们硬抗,“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最多是寻求一些灰色地带,打打擦边球。但这次爱思想网,不会不知道郑也夫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吧,却敢于顶风上,义无反顾地发出这篇长文,对他表示毫不含糊的支持。这究竟如何解读,倒真是要细心琢磨琢磨。
  谢志浩文章写得不算很出色,有些话翻来倒去地说。也不是刚刚写的:从文中这句话“直到1998年,都已经48岁了,也夫才来到知识分子最适合的社区——大学。屈指算来,也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12年了”,我推断此文写在2010年。但此时端来,网站推出,都让人惊喜。时过近九年,作者这篇文章对我们了解郑也夫何以敢太岁头上动土,提供了切实的线索。
  为你喝彩,硬汉郑也夫!


  硬汉郑也夫

  谢志浩,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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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术生态

  社会学被取消,大体上是30年的光景;后来又被承认,大体上也是30年的时光。
  由于全能政治的作用,国家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自然疲软无力。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加以单位制度,社会的功能,长期被压缩在婚丧嫁娶、盖房、搬家等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取消社会学的大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取消社会学家而解决,所以,1979年之后,社会学被承认,老辈社会学者,经过长期投闲置散,终于人生“夕阳红”,重新归队。
  但是,就是在恢复社会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学依然属于“敏感”学科。社会学家所需要的数据,尚属于国家机密。可以想见,社会学者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2006年7月15日,笔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学的掌门人陆学艺先生,动情地诉说:社会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言外之意,社会学终于和经济学、法学一样,能够为和谐社会,出大力,流大汗。
  就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束缚手脚的时候,依然有社会学者,深度观察社会的转型,执著思考可能的走向。
  郑也夫由于洁癖,走上了独特的道路。他的社会学学问做得有趣、好玩和出活。“正宗”的社会学界既没有趣味,也不好玩。尽管郑也夫,活做得很棒,但是,不大为“正宗”的社会学界所认可,时间一长,自然非常边缘。
  性格决定命运,一点都不错的。其实,孙立平先生,也是很出色的社会学家。但,得到正宗社会学界的“礼遇”。2006年中国社会学太原年会,孙立平先生就是大会的报告人。郑也夫和孙立平,惺惺相惜,互相推重。由此,可以见出,孙立平先生雍容的一面。
  也夫的朋友薛涌,曾经采访过费孝通老先生,当面问老先生:要出现费孝通这么大个头的社会学家需要多少年?费孝通老先生沉思片刻,说了一句话:至少五十年。怎么说呢?费孝通的精神滋养,那是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马林诺斯基提供的。后辈吃的什么奶?谁可以成为当代的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
  其实,费孝通的意思是说:学术大师的出现,必须依赖健全的学术生态,出活的学术群落。当代大陆的社会学,也不能说是一潭死水,但是,充其量是学术大海上的泡沫而已。
  “正宗”的社会学界赢者通吃,只有宗派而没有学派。具有也夫风格的学者,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太多。一个也夫,就改变了学术思想的生态,这就是也夫的作用。
  也夫曾经说过,搞社会学的动力,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实用。中国大部分社会学家的动力是实用,费孝通老先生说自己志在富民,接近实用;当代一般的学者就更实在了,主要是富己。
  也夫搞社会学,出于一己的兴趣。也夫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社会的体察和思考,主要是在智力上挑战自我,也夫经常说自己是游戏人,就是这种意思。同时,也夫还具有深切的关怀,再加上博物学的视野,雄辩的口才、清通的文字,使得他对社会的观察,既具有真性情,也具有专业的水准。真性情在也夫那里,表现出执着甚至有点偏执,专业水准并没有使得也夫的东西硬梆梆的,而是在文章中体现理性的清明。郑也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郑也夫,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也夫长期以来,由于洁癖使然,不像孙立平先生那么雍容,不大愿意在社会学这个场子里面混,无形之中,就已经把自己边缘化了。至于郑也夫是否具有出活的学术成就,独特的学术理念、有趣的学术话语、好玩的学术生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生态圈,也不把郑也夫当回事。这就是双向互动。
  所以,就会看到奇怪的事情:先前,郑也夫争取学术资助的时候,往往争取不到。后来,干脆不干了,不玩了。根据我的判断,现在就是郑也夫进行课题立项,社会学的掌门人也不一定把项目给他。为什么?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给人家景天魁难看;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也被你批判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历任社会学会长,你都给人家鼓捣了。
  难道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真的连学术是否出活,都看不出来了?也夫的学问,到底如何?不仅潘绥铭、周孝正、孙立平、李银河一清二楚,而且,就是南方社会学界的实力派,比如南京大学的周晓虹,也明白得很。周晓虹当过基金的评委,郑也夫正好申请了一个项目,中国大陆学术界实行匿名投票,除了周晓虹赞成给也夫立项,其他几位评委,没有一位赞成的,结果,也夫的事情就算彻底泡汤了。周晓虹甚至说:只要是郑也夫,不管申请什么项目,都不会错的。可见,周晓虹心目中,也夫搞的东西,质量是信得过的。

  是不是其他评委就认识不到也夫的厉害?我才不相信呢?他们心知肚明。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李培林,说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掌门人,不知道郑也夫的厉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陆学艺先生1994年一手把也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如果郑杭生先生不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能够把郑也夫调过去?马戎先生把也夫调到北大,凭的是也夫过硬的学术成就。也夫这么有洁癖的怪人,身上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已经习惯于单打独斗。张鸣先生说也夫吃遍北京,意思就是这位老游击队员居然可以到处打游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也夫还嘴硬,给人家抬杠,从这里可以见出也夫的偏执。
  不错,也夫说自己是逃难,能跑就跑。但是,放眼大陆,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从中国人民大学逃到北京大学的,也夫应该承认吧!也夫在逃难之中,对于大陆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失望到极点,但是,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认可也夫的学术成就的。可见,在中国社会,即使像也夫这么怪异,还是能够容得下去的,不妨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再说了,没有项目,没有基金,也夫还不照样把社会学弄得精彩纷呈?不适合“集体项目”的也夫,主要是个性太突出。现在,什么都兴团队,必须有一大帮人,看起来似乎挺有声势,同时,必须具有资源,比方说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什么的,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掌门人,这样的人,最适合搞集体项目。
  也夫看到这里,兴许有点不高兴:难道志浩认为我不具有合作意识?也夫理解错了。坊间大部头的“集体项目”,可以说,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个性在这里,一点都没有,不奇怪;“集体项目”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的结晶,其实,就大陆目前的学术空气来看,笔者不相信,这些集体项目是充分交流思想和学术的结晶。充其量,一块分课题费、一块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奖项而已。
  也夫这种类型的人,其实是特别单纯善良的,这就是说,只要具有底线学术认同,并没有说多么难打交道。比方说,也夫和潘绥铭、沈原“三个混球”(沈原具有此语的知识产权,郑先生在人民大学的时候,还有刘世定、林彬、孙立平)合作编写《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每年一本,可以说合作无间,爽快得很。也夫这么有洁癖的人,都能与潘绥铭、沈原进行合作,这充分说明,也夫不是不能合作的人。只是,也夫更多地觉得,学术生产是一种个性化的产物,而且必须进行深度切磋砥砺。
  也夫之所以不大合群,也许在于他的天真烂漫,人家社会学家都是老成持重的。在社会学的田野,也夫到处都觉得好奇,旺盛的求知欲,宽广的视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注定也夫成为终生的游击队员。不仅是不断变换单位,更主要的是,也夫要阅尽社会这本无言的大书。

  二、学术标杆

  狭隘、封闭的社会学界,无论生态还是心态,也夫与社会学界,不大合拍。也就是说,郑也夫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并不是社会学水土和气候作用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反方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滋养郑也夫的精神资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也夫考取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也许是由于用力过猛,结果反倒不大理想。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夫这班的同学都属于补录的。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是,也夫看待事物能够具有通达的目光,可以算得上历史系的收获。
  也夫经常念叨,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惊人,也许就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学在专业化建构方面,举步维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979年费孝通老先生都已经69岁了,但是被胡乔木软硬兼施,硬着头皮归队。“五脏六腑”一样都没有,怎么办?只能在南开大学搞了社会学进修班,具有速成的作用。当今不少社会学的骨干和大腕儿,就是南开速成班的黄埔一期。这是1982年的事情。
  当时,也夫正好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殊途同归,1982年,也夫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员,带着理想,带着朝气,也带着那份属于也夫的特立独行。
  历史真是妙啊!
  也夫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时候,英语特别突出,齐世荣先生内心还是挺待见也夫的。无奈,也夫浑身散发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使他忍受不了“扩招”和“补录”的耻辱,学校不给补录生提供住宿,“走读”对于运动健将也夫来说,不值一提;关键是入学的时候,由于没有单位的依托,也夫不能享受助学金,这对也夫是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1979年也夫用力,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每月可以获得40元补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导师赵复三先生其实总共也就见了也夫十来回。学术理念各异,志趣不同,再加上老先生过度意识形态的心态,师生关系谈不上有多好。但是,导师不希望也夫走捷径,所以,也夫最初的选题被否定了。这时候,也夫的英语功底,大有用武之地,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此也夫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渐行渐远。
  也夫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已经领衔恢复社会学。别看费孝通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又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早年的书生意气已经荡然无存。既然被叫来救火的,就得听从人家的指挥。心高气傲的费孝通,身边很少有看得上眼的,但是,社会学这个大筐,什么样的人物都得往里装。何建章这样的经济工作者,协助费孝通工作,费孝通是高兴呢,还是伤悲呢?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应付一下场面。
  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人事档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1985、1986年两年时间在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是也夫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夫就是知名的“托派”(托福考试的相关知识,比较丰富),联系出国留学,有不少法门,经常传经送宝,接受出国咨询。这时候,也夫真是万丈雄心,心潮逐浪。
  也夫本来已经联系好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但是,中国社科院比较较真和呆板,就是没有允许,也夫干着急没有办法。丹佛大学比起伊利诺斯,学术品质要差一些,但也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其实,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热的改革氛围,激发了也夫的深沉思考。忙于出国的时候,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但是,来到美国,沉潜在也夫内心的思考,重新充溢心中。在美国,导师不认为硕士生是什么人才,充其量只是学术的半成品而已,不读到博士毕业,导师就会很伤心的。本来也夫去丹佛大学,是奔着博士去的。只要修满足够的学分,就可以获得博士毕业。但是,也夫实在难以忍受不能写作的痛苦。导师、亲朋好友,没有人认为也夫不读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不容易出国,结果连博士学位都不想要了,何苦来哉!见到画画的堂哥,也夫整天与堂哥争辩,内心充满创作的冲动,但是整天临摹的痛苦,实在是难以倾诉的。也夫的真性情,可窥一斑!
  正好也夫的学分够得上硕士,这样,也夫于1986年,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国。不到两年的时间,《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书稿就顺利完成,这是1988年的4月。接着筹备召开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戴河开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主力,许纪霖、黄万盛、陈明、谢泳都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议上,这些知识分子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达成一个共识:知识分子必须是对于专业之外的社会有所关怀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那时候是具有比较公认的底线认同的。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所以,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公共”。因为,随着犬儒化知识分子的暴富,人文关怀和担当道义,对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1985年费孝通老先生已经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彻底了断,来到北京大学。这对费孝通来说,也是一种寻找社区的努力。郑也夫1994年离开北京社科院,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98年离开中国社科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离开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时候费孝通已经步入晚年,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离开开满鲜花的田野,化作泥土。两位隔辈的社会学家,足迹有所交叉和重叠。仔细思量,确实很有趣味。
  晚年的费孝通,到底做得如何?这是费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自己仅是花瓶而已,哪里能够像张思之律师,哪怕做花瓶,也要做有刺的花瓶。1957年之后,费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气质上被全能社会彻底打倒。晚岁回首平生,遗憾实多。情不自禁地回忆“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难道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就没有费孝通的风采和神韵吗?也夫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实在难以在当代寻找精神养料,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历史。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智慧、悟性和才华的知识分子范型——费孝通。也夫对于1949年之前的费孝通,推崇备至。对于《乡土中国》流溢的精辟议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
  但是,对于晚岁的费孝通,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中所起到的作用,郑也夫并不以为然。也夫对于1980年以后的费孝通,并不看好。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费孝通难辞其咎。所以,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离开人世,也夫拒绝了《南方周末》的约稿。因为,也夫,不愿意在老先生刚刚离开我们,就要进行批判,也夫觉得那样不够厚道。
  但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邀请也夫做学术演讲,回答学友提问时,也夫还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与社会学界主流意见确实正好相反。也夫不认同社会学界同仁对晚岁的费孝通作出过高的评价。社会学界“言必称费老”的学人,坚定地把费孝通的这个大旗扛下去,晚岁费孝通小城镇调查和“离土不离乡”的构想,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有机部分,被说成是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大贡献。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不多的具有水准的政论家和时评家,晚岁的费孝通已经彻底抛弃了40年代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论证和印证了政府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聪慧、世故的费孝通,明白政府的需要,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曲学阿世”。
  也夫在深圳的学术演讲中,谈到费孝通的晚年:“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也夫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费孝通没有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是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所以,遇到环境的变化,不会把学术当作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地,早就把学术放弃了,对待学问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1978年以后的费孝通,只是做一些政府认为有用而且立竿见影的东西,这样可以给人证明:社会学是非常有用的,能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这样,在费孝通的影响之下,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走上一条“急用现学”的路径。
  大陆的社会学家,没有兴趣关心丰富生动的社会,心甘情愿做政府的助手,解释社会的能力及其有限,这与社会学共同体的不发达,互为表里,同时与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塑造,亦大有关联。
  社会学家对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中国社会大势的理性认知,对未来社会,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社会学家丧失了职守,能够忠于职守的,反倒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怪物。也夫,面对晚岁的费孝通,不由自主,神往四十年代的费孝通,羽扇纶巾,英姿勃发。尽管没有达致40年代费孝通的水准,但是,也夫抛弃80年代的费孝通,这就是不简单的事情,放眼望去,多少社会学家还在紧紧抓住80年代的费孝通。
  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一个寻找社区的任务。但是对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一个树立标杆的工作。不妨把郑也夫当作社会学的标杆,踏着也夫的足迹,寻找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影子。

  三、学术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建立大师的认证机制,以便分出“特殊”与“一般”的学者,这是2005年底的事情。万事开头难,推选出来具有极高学术水平、又红又专的学者,已经是2006年7月份的事情。影响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中国社科院总愿意关起门来办,一方面说明中国社科院没有宽阔的胸襟,不能涵盖香港、台湾的学者,另一方面,大陆各地社科院和大学里面的学者也没有涵盖。最主要的是,李泽厚先生不能成为学部委员,可见,评选资格不是按照学术水准,而是主要体现政治过硬。
  这让我们想起来,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出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至少在形式上能够包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但是,全能政治的社会生态,是要领导一切学术的,按照这种标准,顾颉刚先生是不能评选为学部委员的。
  1977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经济学、历史等13个研究所,整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岳霖、贺麟、钱钟书、杨绛、沈从文,可谓群贤毕至,但,社科院毕竟和大学不一样,很少有师生间交流切磋之乐。在也夫看来,社科院,不能说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社区。
  也夫就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在这里一直呆到1994年。1994年到1998年,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呆了四年,尽管也夫有洁癖,但是,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面的研究人员,低头不见抬头见,好在社科院不用坐班。1995年,也夫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年之后,景天魁从哲学所来到社会学所。在一次与西方学者交流会上,看似谨小慎微的景天魁,不经意间一开口就说错了,这对也夫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随后的几年,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冲突。如果真要说有的话,在我看来,只能说是学术理念的不同,学术胸襟的差异而已。
  所以,2006年中国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最后社会学所的学部委员就是景天魁,尽管这时候,也夫已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八年之久,但,也夫依然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荒诞。忍无可忍,7月31日社科院两周的公示期刚过,也夫发表博客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指出就在景天魁的同事里面,一流学者不少于五位,至于北京地界的学者里面,好过景天魁的也要超过十位。“中国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的声音都没有。”
  笔者也曾写文章,题目就叫做《也夫说“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比较厚道》。一些朋友觉得社会科学,分出高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学术共同体还没有成熟,但是就是没有成熟,或者说社会学比较弱势,难道就可以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社会学界,也夫说自己是边缘人,这不是客气话,社会学界主事的,因为有利益的纠结,内心的想法,不可能像也夫这样坦诚。也夫没有捞取什么利益,所以,说话就能够这么坦率。“利益相关者”举证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可能吗?“利益不相关者”也夫把这话说出来,社会学界对于特立独行的也夫能怎么办呢?也夫把这话说出来,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也可见出也夫对于社会学界的绝望情绪。
  也夫对于景天魁的怀疑,是为了推动社会学界良性评价机制的建立,原本是一个好事。但是,也夫这么出活的社会学家,不懂得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使得社会学界具有一点多元的生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实现。可以说,这不是也夫的失败,而是,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惯性。改变历史的惯性,建立好习惯,殊为困难,没有一两代人的努力,怕是办不成。
  也夫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超过景天魁的至少有五位,比如说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其他人,也夫没有说,也许是黄平、李汉林、陆学艺、渠敬东、王春光,这些学者在我看来,确实比景天魁出活。但,景天魁从1998年开始当所长,一直当到2006年。只要有可能,就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的主编,其他什么课题和项目的负责人,这些都是水到渠成。
  “景天魁是二流学者”这一说法,为什么比较厚道呢?因为,也夫毕竟承认景天魁是学者。景天魁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社会学所前任所长陆学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友,中国搞社会学的人有一部分出身于哲学,像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都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晚期,景天魁在山西日报理论部工作。文革结束之后,憧憬回到母校深造,但,此事未果,这样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景天魁毕业之后,留所工作,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1995年“半路出家”,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毋庸置疑,景天魁先生确实具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社会学界的学者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具有哲学造诣的学者,为什么非要来到社会学所,其实,此种事情,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平常的,因为西方学术界都具有宽阔的视野,这也是通才教育的理念,没有什么奇怪的。陆学艺先生回答学界的疑问时,也是这么回答的:景天魁哲学功底不错。
  笔者不愿意纠缠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没有意义。英雄莫问出处,不管景天魁什么教育背景,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成就和突破,就值得欣慰。
  社会学所关注的视野,极其广阔,所以,社会学家必须具有优美的常识。任何一位社会学者,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且变迁迅猛的中国社会面前,他的专业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所以,中国社会学家多元的知识背景和各异的学术兴趣,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差异性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对话、交流、切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话题。但是,这种劣势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转化成优势,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强调景天魁先生的哲学背景,而且进一步强调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确实不够究竟。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比如秦晖,历史专业出身;邓正来,外语专业出身;孙立平,新闻专业出身;也夫本人,既有历史学的背景,也有宗教学的背景。
  北京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集中了最多出活的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黄平、李汉林、渠敬东、王春光,中国人民大学有潘绥铭、周孝正,北京大学有郑也夫、王铭铭,清华大学有秦晖、孙立平、郭于华、沈原,中国政法大学有应星,还有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两位掌门:陆学艺和郑杭生。
  单就北京来说,至少不下十七八位,学术水准不在景天魁之下。不少人士面对也夫的质疑,说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言外之意,景天魁到底什么水准,怎么能看得清呢?我在业余弄学术地图的时候,葛兆光先生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初反对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一个理由。但是,觉得弄不出来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人家中国社科院就弄出来了,而且还是如此有趣。
  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形势比人强,也夫对于景天魁的质疑,还是比较厚道的。其实,中国社科院弄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47名,绝大部分,是现任或者前任所长,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四、学术自觉

  笔者曾经担任一门《比较文化学》的课程,选取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教材。希腊城邦制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与希腊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城邦?希腊人似乎没有形成帝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中国其实原来也有好多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在为大一统而斗争,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中国人什么都要讲究“大”,国家势力弱的时候,地盘小的时候,臣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爱国的热情之高,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宋一朝,出现了多少“爱国诗人”。中国人对“大”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心理积淀。也许希腊正是那么多小城邦没有统一起来,才为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发育成长的空间。
  所以在文化学意义上,“小”往往和多元、互动、多中心相联系,而“大”则往往和一体、融合相联系。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7年过去了,郑先生的思路成为一本书:《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6月1版)别看这本不到19万字的小书,我以为是社会学经典。只有经典学人,才能有经典著作。20万字篇幅是可以把一个问题谈透彻的。动不动就40万字的“理论著作”倒是挺吓人的,可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哪里呢?
  真正的社会学者,较别的什么人可能更要深入社区、尊重大众。他所研究的是大众的焦点,写文章肯定力求大众看懂。你看,郑也夫读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的《城市发展史》,不玩深沉,怎么考虑的就怎么说: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便是城市。城市的出现缘于交流与对话。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庄重威严。”
  郑也夫先生《城市社会学》第七讲,正是讲的城市的规模与类型,专门讲到小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入情入理,真是精辟。郑也夫先生讲:“要是在小地方,生存的情况没这么严峻,生存压力没这么大。周围的人没给你提供这么多不良的示范样板,这么多无形的压力。那地方很安静,那地方自得其乐,那地方居室不太大,周围人都挺高兴。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大地方似乎文化更繁荣,其实在小地方你可能更自得其乐,你可能更爱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最后因为你的热爱生活过得很有味道,最后做出了一点成绩,因为你没有随波逐流,你没有追时尚,追时髦。生存给你的压力要平和得多。”难怪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都在小地方呢?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也许,只有小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种宁静。宁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欠缺的正是心灵的宁静。宁静是一种境界,学是学不来的。大学问得自宁静,成功的大学亦得自宁静。当代中国,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宁静的氛围一扫而光,喧嚣正充斥着我们的耳鼓。
  阅读郑也夫先生的著作乐趣何在呢?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并且所进行的思考是依据常理的思考。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郑也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社会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值得欣慰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之不成熟,就在于社会学者好像漂浮在空中,若雪花飞舞,如落叶飘零。给人的感觉,是大海上面漂浮的浪花,而不是大海;郑也夫先生的著作,真是大海,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这种感人的力量,旁的社会学著作中是体会不到的。
  《城市社会学》、《代价论》,两本著作体现着社会学的文化自觉。旁的社会学著作,似乎时刻让人觉得著作的用处,其实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体现不出社会学的价值理性。郑先生的著作,让人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改造社会的力量,而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书店和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社会学著作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一门学科混同于其他的学科,只能说,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似乎已经不是那么充足了。失去了思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仅欠缺解释世界的文化力量,而且居然失去了描述世界的独特方法,无论如何是令人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社会学的尴尬。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欠缺学术的滋养、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滋养。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社会学的重建简直可以说是失败的,有什么胜利可言?愈到晚岁,费先生的这种想法越是强烈,老先生要否定自己的工作。
  社会学如何突破自己?也夫具有超强的学术胃口,对未知的好奇、对探险的乐趣,很少能够有晚辈与之抗衡。无形之中,也夫完成了对学术边界的跨越,获得了多学科滋养,达到了文化自觉的境界。

  五、学术想象

  2008年7月19日下午,我如约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发表演讲《社会学的硬汉——郑也夫》,为时两个半小时。着重讲郑也夫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认为这是郑也夫出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百年中国社会学地图中,老一辈先生大都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的想象力居然那么充沛,他们的文章,现在读来,都那么让人神往。
  1979年以后恢复重建的大陆社会学,尽管老一辈、小一辈都曾经在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中,饱受打击和压抑,但是,他们社会学的感应神经,似乎已经短路了。他们搞调查、做课题、跑项目、写文章,都不愿意甚至远离自己切身的感触和体验,他们似乎有意疏离着什么。作为一个整天在社会生活中折腾的、有时候甚至饱受社会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学术课题相关联。老一辈学者这么做,就是不愿意给自己和朋友身上撒盐,他们的理念是,痛苦已经过去了,说多了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对于费孝通这样的老社会学家来说,只能振作疲惫的精神,为现代化增砖添瓦。
  社会学家其实是挺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体验不一定比别人丰富;具有的体验,也不一定比别人深刻。一个出活的社会学家,必须忠实自己生活,必然对生活有真切而且别样的体验,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社会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给以合理的解释,给出社会生活的理想图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理解当下社会的,社会学家也不不例外。但是,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家,把真实的自我隐藏得很深,层层包裹着自己,利用问卷和概率,去了解中国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社会,行吗?事实已经做出很明确的回答,不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作为社会学的酵母,其实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不把自己放进去,做为考量的一个对象,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呢?
  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可以看到丰富的社会学问题,谁叫你是社会学家呢?这恐怕是社会学必要的想象力吧!既然老辈学者已经翻译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没有必要改正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就是“社会学的感觉”,好的社会学家,或者天然,或者经过训练,具有这种敏锐的感觉。秦晖、李银河、孙立平这些出活的社会学家,这种社会学的感觉特别丰富,而且忠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当然,社会学想象力,不是谁都可以具有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干瘪、枯燥、扭曲的论文。否则,何必写那么多毫无声气、死气沉沉的“著作”和“文章”呢!反正,阅读也夫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无趣。由于,也夫用心体察和思考社会,所以,不管多么无趣的话题,也夫都能写得那么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生机盎然。试想,从心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与真实的境况,怎能不发生碰撞和共鸣呢?
  为什么说也夫是自觉传承老辈社会学理念的一代学人呢?老一辈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经常在报纸发表学术文章,当然,民国年间,没有“核心期刊”的概念,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表达见解,是很平常的。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属于改良主义者,而没有必要当革命家,革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前景都具有底线乐观的情绪,觉得人文社会还是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都愿意成为富有建设眼光的批判者。社会学家还有费边社那样的精神气质,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不要觉得别人一定不接受。好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别人是可以被说动的。
  郭于华教授曾经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社会学者能够贯通历史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变幻不定的社会,其实具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好的社会学家,必然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理解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把握社会内在的机理。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就是大历史的观念。否则,总是临时抱佛脚,追着社会跑,但总也追不上,望尘莫及。
  好的社会学家必然具有自己解释很长一段社会史的能力,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家,了解民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一事一议,针头线脑,总也理不顺。也夫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出现杀熟的时候,很具有大历史的观念,能够恰如其分地解说杀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也夫梳理1949年以来的社会史,看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这个国家在短短50年之内积累了丰富的杀熟经验,当这些杀熟的经验转换到经济上的时候,后果还需要我们指出来吗?
  回想往事,1987年第一次听到郑也夫的讲座、得以结识先生的时候,先生37岁,血气方刚;笔者立志描摹也夫这一代学者的时候,也夫大概48岁,年富力强;当我深入也夫的心灵世界,探寻一代社会学家的职志和愿景之时,也夫竟然已经达到耳顺之年。
  人生真是经不起回首啊!

  六、记忆深处

  笔者2003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回学术的边缘人,自由的在未名湖畔读书、上课、听讲座。无讲课之劳神,无买菜之烦恼,无填写表格之痛苦,更无被逼下蛋之伤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神仙一般的日子。
  且说在北京大学那不成样子的“三教”,领受过经受过一场“公案”的王铭铭先生的“熏陶”,这位铭铭师在大庭广众之中,抽在北大第五代学人中极为少见的烟斗。据说在“王铭铭公案”中,已经被撤销一切学术职务的铭铭还在讲课,进行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研究工作的来自荒僻小城的笔者,无论如何都要见这位“传奇”的主人公一面的。北京大学给了我一个机缘,在人类学的课堂中,就看到了抽着烟斗养神的铭铭师。我问铭铭师,“你是怎么看待郑也夫先生的?”铭铭师不管我的背景,爽快地赞叹道:“那是一条汉子。”
  在铭铭的启迪下,笔者尝试着,将北京大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进行一点调查。我以为,这项工作,至少是很有趣的。倒是给自己平添了很多细节,《燕园日记》便是笔者在北京大学一年调查的索引。
  风入松书店成立于1995年10月,创始人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王炜先生,先生抱持为学人服务的理念与宗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传播,这对保存士气,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都是有大功的。风入松书店和1993年10月成立的万圣书园都是北京地区的学术圣地,在某种角度上说,对学术的传播甚至胜过北京大学的。它们的出现,使大学教育和学术传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建立了学者和书店的双向互动,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学术界的“知识空间”的开拓,功德无量。万圣、风入松为知识分子拓展了公共空间。
  风入松的创始人王炜先生已经于2005年4月11日逝世。据传,王先生逝世时还是一位副教授,但先生给与读者的恩惠,是不应忘怀的。当代中国的学术重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开拓学术传播路径方面,王炜先生是一位先行者。北大访学的一年中,不知去过风入松书店多少次,有好几次,从中午开始访书,晚上九点关门的时候,才不情愿地离开。
  查《燕园日记》,2004年2月19日上午11点到达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见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郑也夫先生的系列作品。四种书分别是《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走出囚徒困境》、《被动吸烟者说》。郑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但是先生的学术工作,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历经坎坷,得以面世,欣慰不已。
  往事并不如烟。
  认识郑也夫先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记得是1987年,郑先生在300人教室一层举行学术讲座,讲题似乎和权威有关,那时我还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最喜听的是民主、自由什么的,郑先生却是主张权威的,让我颇有失望的情结。但郑先生条分缕析,有大家风度。结果,我还是不接受权威主义的观点,但认同郑先生论证的方式。巧合的是,那天晚上,黎鸣先生就在300人教室的二层讲民主。
  毕业之后,通过《读书》,持续关注先生。郑先生研究社会学,以社会为学问,不摆弄主义,专门研究问题,有方法论的工具,弄出来就精透。此公撰有《礼语·咒词·官腔·黑话》(中国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月版)、《代价论》(三联书店版),对围棋和足球有强烈的学术兴趣,著有《中国足球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据我所知,在社会学界,有广阔学术视野的,也觉得郑先生出了边儿。
  郑先生有自己的理念,既以社会为学问,那么不能总是呆在象牙塔里,他往往以常人的心态,清新的理性,分析问题、解释问题,他的人文主义绝非伤感的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把握得如此谐调的,在学术界,极为罕见。有一大批“学者”陷入主体狂热综合症,把自己的课题来一个刘伶醉酒式的夸大,带着不知从哪弄来的理论,强拉硬扯到实践之中,把社会生活中的新鲜问题肢解之后,套入自己的“伟大理论”中。
  理论是洋人的,例子亦是洋人的,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量存在。充满学术良知的吴文藻先生才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才用尽心思进行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日前,在中国研究问题,从问题的剖析中寻找关节的学者,我们太需要了。前辈学者吴文藻、李景汉、晏阳初、费孝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何不见贤思齐?从文风上看,费孝通先生、郑也夫先生文风朴实、清新,如春风拂面,顿觉神清气爽。
  郑先生那本《被动吸烟者说》,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故事。读罢感慨不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和潘绥铭两位先生的工作被科研处排在最末,原因是两位拉不来学术赞助。就我所知,不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在中国所有的第五代学人中,两位先生都是极其出色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荒诞。
  为何阅读郑也夫呢?不仅在于,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更在于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可以说是稀有的品格。郑先生长年累月可以坚持自己的“不参加不公正的游戏”的理念,郑先生拒绝申请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正好说明了先生的独立人格;不进行所谓的集体创作,正好印证了先生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见,学术人格的坚守,学术良知的觉醒,学术理念的自觉,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们需要学习一下,学习下一课。下一课是什么呢?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七、思想灯盏

  知识分子的话题,在也夫心中,既饱含甜蜜也充满辛酸。饱含甜蜜,指的是也夫成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研究,是他自己学术的酵母,以后的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包括代价论,都蕴含了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信从的理念、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路径。注意到一个学者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必要的。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也夫最早进行的学术生长点,倒是成长最慢的,1988年写好的东西,直到2004年出版面世。16年的漫长跋涉,足可以消磨一个学者的锐气,但并不能改变一个学者的性情。从知识分子研究出版的艰难,一方面印证也夫的洁癖,同时见证知识分子的艰辛,农夫之所以是幸福的,就在于收获的喜悦,知识分子研究,可以说一度时髦的显学,竟可以让也夫岁月蹉跎。
  历史如此吊诡,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历经辛酸的跋涉,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2004年初的事情。南方周末主办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当年5月份试刊,2004年9月8日出版不足半年的周刊,制定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的榜单,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2002年我与陈远学友探访山西的学术朋友,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厅中,提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曾经尝试开出一张名单,巧合的是,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可以说是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学术地图,毕竟体现学术成就。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在于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特的秉赋,可以持续关注、关心、关怀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所必需面对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牛虻。学术领域属于象牙塔,社会领域属于十字街头。知识分子徘徊于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也夫最早的学术兴趣就是知识分子研究,恐怕不仅仅是把这种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为了达致知识分子之自觉。也夫经常援引西哲的话语,认定知识分子属于终生都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对于终生处于悬置状态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也许是最好的社区。在也夫看来,大学有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狂飙突进的年轻学子,大学教授整天生活在这种“半疯”学子的周围,师生辩难切磋,所以,终其一生,知识分子都会处于一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疯狂”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流,“怀疑一切”就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所以,大学是养育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佳土壤,具有最合适的气候、温度和湿度。
  至于社科院、政府调研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合适的社区,因在在这些部门,很少见到师生之间的交流切磋,而且年轻人也不够多。也夫1982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来到北京社科院,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1998年以后,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调入北京大学,这时候已经48岁了。也夫来到适宜的知识分子的社区,有点迟了。否则,也夫在培育学术种子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也夫也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既然很早就已经边缘化了,也夫是很不甘心的。也夫破门而出,主持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成为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不要说也夫有洁癖,就是也夫没有洁癖,也不能够适应中央电视台那种理念和机制的。也夫对于体育具有高度的关注,经常评论足球和奥运会,应该说,这些评论,文化含量并不低,但是,评论足球,不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理性,而是幽默与激情。也夫部分名声是从评论足球和主持节目中获得的,但是,在我看来,也夫即使不做这些评论,无损于也夫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光芒,甚至可以说,也夫沉迷于体育评论,并不是一件特别经济的事情。球迷们也不大认可也夫的评论。知识分子也觉得也夫整天弄这个,有点不务正业。当然,他们不明白,也夫是一个游戏人,只要认为好玩、有趣,哪怕有点自我摧残的味道,也在所不惜。
  也夫对于费边社非常钦慕,喜欢温和、独立、宽容,他认为中国最具有费边社风格的就是“天则研究所”。也夫对于中国社科基金制度、对于学术评价机制,失望到了极点。但是,还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态度,不断进行着质疑、批判,但是,也夫的批判,往往带着极大的建设的眼光。当然,也带有一点乌托邦的精神。比如也夫要批判轿车文明、批判消费主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饱经风霜,也夫作为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代学人,感同身受。但是,也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研究知识分子,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从来没有放弃抗争。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学者登上历史舞台,随着90年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分化、排列、组合。惊异地发现,20年来,也夫的身影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之内。所以,在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里面,也夫十分特立独行,与李银河、杨东平成为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家。
  笔者对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十分失望,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大成立。《南方人物周刊》评定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体现浓厚的“意图伦理”。
  这也是也夫的困惑。所以,远在异国的弟子发来贺信,祝贺老师成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也夫觉得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中国社会成为这个样子,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是这50个人影响的结果,在也夫看来,惨了点。
  笔者也是这种看法。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不是吴敬琏和茅于轼呼唤来的;中国要依法治国,不是张思之、江平呐喊来的;中国要搞和谐社会,更不是李银河、郑也夫提出来的。一句话,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充其量,改革开放产物而已。离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再出活的知识分子也无益。
  出活的知识分子只是大时代的小点缀而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讨论。每当看到或听说某某先生推动了某项改革事业的进展之类的大话,只是觉得感伤,还有这么天真烂漫的人物,着实可爱,可爱得很!
  此种看法,对知识分子的贡献,难道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非也。如果这些知识分子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何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如此不上轨道?再说了,既然具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怎么知识分子自己的社区,竟然也如此污秽不堪?
  也夫被人看作“老愤青”,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清明。但是,也夫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既然不能影响中国,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
  也夫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具有这样的认识,“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难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也夫来到学校教书之后,感受到“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快乐,所以,也夫说,我只能影响我的学生。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并不是自己的学生,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背后,有许多双注视的眼睛,晚辈多么渴求自己能够被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不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数后生的灯塔。智慧的光芒,人性的光芒,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于晚辈是何等可贵?
  这个时代,上苍给公共知识分子的礼物——互联网,通过网站和博客,真正的知识分子扩展了自己的课堂,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课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多少个夜晚,与可爱的学友,一起探讨具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逸闻趣事、喜怒哀乐,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乐而忘倦。这是为什么?因为思想的黑夜比白天多,需要榜样慰藉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思想。石家庄如此荒僻孤寂的小城,还能够呆下去,就是因为总是能遇到读书种子,知识分子的光芒总是能够照亮他们的内心,还有什么比照亮人心、温暖心灵更加让人激动不已的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盏灯,充满人文关怀和理性清明的灯塔。
  为什么社科院、党校、军校、政策研究部门这些地方容易说官话呢?无它,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官员。大学知识分子,其实,顺应官话的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但是,大学毕竟要与学友进行交流,无论学术讨论会,还是讲座和演讲。这种场合说官话,就有点困难。说假话、套话、场面上的话,可能吗?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说人话的,但是,说人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后也有一些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你,随时准备抓你的小辫子,给你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大学里面真正的知识分子,过得并不舒心。
  简单平凡朴素的真理,找寻起来,为什么那么艰难?由于无处不在的恐惧和谎言。所以,对于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度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良心,散发的人性的光芒,温暖着很多人。如果有一天,郑也夫、贺卫方先生老去,北京万人空巷,就像牺牲的英雄一样,获得市民高度的尊重。才可以说,中国产生了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渊源于俄国斯,俄罗斯的文化人承担起思想启蒙、文化建设的职责。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灿烂群星照夜空,他们是俄罗斯漫漫长夜中的文化守夜人。俄罗斯在知识分子的劳作下,终于迎来文化黎明。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从属于某个阶级,可以说是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可以是面包工人、小炉匠,也可以是公爵、贵族,但是,他们都可以担当道义,成为社会的良心。所以说,知识分子,本身具有公共职能,站在公共的立场,尽管他们自身是独立的。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信仰,追寻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斗争,哪怕面临牢狱之灾,在所不惜,大义凛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具有如此高洁的品质?甘当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照亮俄罗斯的夜空。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沙皇,都不能将知识分子彻底打垮。
  1978年之后,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分子,才是比较出活的;没有使用价值的依然生活在角落和边缘。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不是通过“画图”就能够出活的,社会科学家要“看图说话”,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和空气同等重要。
  社会科学的四大学科,法学和经济学繁花似锦,这些都不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而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口号,学术禁忌就大大减少,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没有这样幸运。
  孙立平先生是当代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也夫的好朋友。孙先生曾经提出“体制性的拘谨”,比较深刻地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从大历史来看,也许这种恶劣的表现正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体制性的拘谨”,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成立。学术界“体制性的拘谨”有哪些表现呢?官话、套话、场面上的话,一点不比官场少,有时候,甚至比官场还要多。学者说话、演讲、讲座、上课、报告、文章,特别时尚。学者争取的学术课题、项目、基金,学者紧跟政治时尚,决不越雷池一步。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话语,学术著作和论文,面目可憎、语言乏味、陈陈相因。大部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极大的力量,印证和维护政治家的言行。
  因为,很早以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大势已去,所以,只能够顺天应人、顺势而为。学术的自主性早已荡然无存,哪里还会有学术尊严!
  上过当、吃过亏,舆论一律。30年来的社会变迁,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多种声音,似乎印证进入“学术自由”的时代。其实,细细想来,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确实有多种声音,但是,在至关紧要的地方,社会依然充斥一种声音。
  是该认真思考一下: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

  八、薪火相传

  也夫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认识自己需要一个过程。也夫对中国社会,确实具有深刻的见识,但是,也夫对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办法弥补。通达一点的说法,也夫和大学的机缘,只是比较晚一点而已。
  笔者在北京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也夫的雄辩滔滔。当时有个感觉,也夫应该当老师,否则可惜了。谁能料到,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也夫,不能够认清自己,1982年就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但是,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漂泊多年,直到1998年,都已经48岁了,也夫才来到知识分子最适合的社区——大学。
  屈指算来,也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12年了。不记得,哪位学者曾经说过:党校、军校、社科院、政策研究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适合的社区,这些地方,不仅很少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与学者互动,关键是,这都是必须说官话、场面话的地方。也夫在大学的时间,比本人还短,但是,也夫如鱼得水。也夫觉得农夫和教师是快乐的,因为,农夫和教师都能够看到种子发芽、成长、壮大、成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也!
  要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计较学术课题和项目,也夫不会逃往北京大学。好在也夫已经成为教授,否则,在北大能否呆下去,还是未知数。也夫除了搜集图书和非洲木雕,花一点钱外,没有更大的花费。也就是说,从也夫自己的心态上来说,他自己已经处于“后物欲”时代。但是,他自己可以具有这样的境界,弟子们可不这样想,之所以投靠名师,还不是指着导师有项目和课题,哪怕无偿或者廉价给先生打工,都是比较舒服的。
  遗憾的是,也夫已经和课题和基金绝缘,所以,也夫很少能够招来自己心仪的弟子。这就是也夫洁癖的代价。也夫早年研究代价论,他自己门儿清。但是,代价总会有所补偿。也夫和弟子之间,比较洒脱。既然没有课题和基金的烦恼,所以,也夫就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发包给弟子。当也夫的弟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
  大学这个社区,真是鱼龙混杂,像也夫这样的老师,已经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教师都有自己的课题和基金,有的甚至手头上有六七项课题和项目,这么多项目,怎能忙得过来,招到弟子,正好打工。
  比较而言,也夫倒是没有这些烦恼,再加上也夫来到大学,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岁,所以总愿意找来一些出活弟子交流切磋。说实在的,也夫天然就是当老师的料,他的雄辩、他的激情、他的忧患、他的憧憬,总愿意向弟子们流露。至于大学里面,喜欢闷头搞课题的先生,实在不应该担任教授,时代无论如何变幻,老师的职守毕竟是教书育人。也夫别看有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健康,但是,也夫总是有旺盛的精力,在课堂上与年轻学子互动,不论是讲课、讲座,还是批阅论文,也夫觉得特别过瘾。
  也就是说,也夫天然具备一个好老师的所有条件。比起那些明星教授,可以支配的资源,也夫可怜得很。但是,也夫具有关怀,而且,只要也夫讲一门课,总愿意与弟子进行智力的竞争,看哪位弟子阅读的书籍能够超过自己,一旦发现哪位超过自己,也夫欣喜若狂。为什么也夫能够做到大气呢?也夫在年轻时候立志时,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只要能够担任国家田径队的总教练,给个副总理都不换。也夫那点洁癖,其实是对规则的尊重,不玩不公平的游戏。但是,只要规则公正,哪怕自己不出活,也要指导弟子获得锦标,所以,也夫愿意率领弟子进行各种门类的竞争。在黑龙江农场子弟学校,也夫曾经率领弟子获得地区锦标。直到现在,也夫提起这样事,都特别得意。
  也夫不仅具有这种能力,而且具有魅力。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30年,当代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人,按理说,应该培养出第六代,不幸的是,与海外学术界交流的时候,台湾学者已经带来自己的学术梯队,但大陆第五代还是占据舞台中央,晃来晃去。这说明第五代学者,心性之坏,心胸之狭隘,人品之恶劣,已经自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概他们心里想着: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也不能让后生出山,否则对不住掌握的资源。
  也夫每当看到这种局面,就痛心疾首。所以,当也夫看到孙立平先生在北京大学精心培养的弟子浮出水面,对孙先生倾慕不已。孙立平、郑也夫两位先生对于学术晚辈的舐犊情深,确实可以见出作为学术战略家的气概和胸怀。俗话说得好:万紫千红总是春。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总有一些把握学术资源的学阀和学霸,压制学术晚辈,自我膨胀。
  恢复以来的大陆社会学界,之所以气血衰弱,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的气象和人格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不少学人把社会学的不发达,归咎于外因,但是,这种说法不大具有说服力。社会学界好像与政治界有着互为表里的关联,其实,这些掌门人故意夸大其词,好为社会学的不长进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具备百家争鸣的自由的学术生态,一门学科肯定比较“和谐”,谁要是与学科的掌门人“不和谐”,那么,连项目和课题都不会捞到,现实就是如此残酷。郑也夫的学术成就,在法学界、经济学界,无论如何都应该具有更大的发展,谁让他在社会学界呢?
  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是,郑也夫没有经费和课题,但是,他所作的工作,都是那些掌门人不屑一顾的,比如说是给学生编书。《都市的角落》、《消费的秘密》,都是也夫开设选修课程上发现的学生作业。也夫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年轻人行动起来,到北京的角落发现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也夫自己出书特别难,但是,挡不住具有无比的狂热,最后说动了出版社,出版了学生的作品。《消费的秘密》是选修课学生的作品。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先生特别欣赏《都市的角落》,见到也夫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法学课程要讨论的必读书,华裔学者阎云翔先生对也夫编辑出版学生的作品,给以高度的敬意。一个最没有条件出书的学者,居然有心人,天不负。
  也夫在人民大学的时候,建议社会学系出版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是很好的学术规训,在这个基础之上,最后发展成《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北京大学的刘世定、林彬,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沈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先生,加上也夫,六位联袂,共襄盛举,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社会学要想人丁兴旺,怎么也要传宗接代,学术的生生不息,完全在于薪火相传。也夫,看透了不中用的社会学界,但是,并没有彻底绝望,也夫是理想主义者,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未来,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那些学术的根苗。当然,笔者这么表彰也夫,也夫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也夫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觉得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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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elehe 留言时间:2019-01-14 18:12:08

难的是不用中共的路数--如“你死我活”,如“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是几千年政治无文明也)”,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等等--去战胜中共。譬如,你说只有用流氓的办法才能打败流氓,等你打败了流氓,你就看不明白那是流氓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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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盘桓 回复 李杜fan 留言时间:2019-01-14 10:50:56

让“共产党下台"的含义,是中共不能再永久性地一党专政。它作为第一大党,完全可以信心十足地参加竞选,而不是强制性地让民众接受,它是”伟光正“,它是”三个代表“,它必须领导一切。。。。。。

如果它有这样的自信,相信自己真的伟光正,相信自己最受广大民众拥护和爱戴,就是选一万次,也不会败给任何一个乌七八糟的政党,更不消说郭文贵和李洪志了。

问题是它没这个自信心,就只有靠两个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来维系这个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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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杜fan 留言时间:2019-01-13 23:20:56

说“让共产党下台”,是一件不费思考的事。问题是,中国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政府的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假如明天就让共产党下台了,谁来代替执掌中国而不出乱子。民联民阵民主党们,自己都打的不可开交。如果说请郭文贵,或者李洪志来当中国总统,真的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和思维逻辑了。

如果搞得不好,中国发生内战,那可真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想过没有,中国如果发生了美国那样的“南北战争”,要死多少人。请博主发表“高”见,中国今天哪个党哪个领袖,适合于执掌中国,而不会给中国带来“中东式”的灾难?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不是吗?

今天俄国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和第一大反对党(俄国共产党),都是由前苏联共产党的成员组成的。亲西方的小反对党,尽管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全力支持,经历了28年后,反而越来越不成气候。28年并不算短,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夺取全中国,只用了28年。其间还经历了4.12大屠杀和长征两次大劫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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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net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1-10 04:53:11

对,再试一次就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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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边的雨 留言时间:2019-01-10 04:02:23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看见美国学者排解人家自己的东西,制度,文化,历史人物等等,马上好像打了吗啡,个个口若悬河,唾沫星子横飞。恨爹妈没替自己多生一张嘴。可轮到排解自己了,就全都哑了炮,好容易出了个把郑也夫这样的汉子,种种的掣肘,种种的小鞋,种种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不以为然,就都来了,没算他是砸锅都要算是他命好。让年轻人看到,混的风生水起原来顺着风鹦鹉学舌就够用了,真作学问反而不得烟抽,他们会怎么拣?再有个一两代人下去,中国的学问会成个什么样子?看看现在混的好的那些个头面人物,应该明白,前途挺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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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仔 回复 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1-09 18:01:56

不会是你和小鱼都在天朝打不开?我在大家拿打开没问题,打开文章也没问题。网站的服务器是在天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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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1-09 17:26:28

你的链接我也打不开,进了网站打不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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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1-09 17:25:02

小鱼就是小鱼,敏锐,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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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叫小龙鱼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1-09 15:35:19

好,我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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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豆子 留言时间:2019-01-09 14:44:19

这一篇不会上首页头栏导读,会在博客栏里而且比较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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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回复 我叫小龙鱼 留言时间:2019-01-09 13:44:47

不知您是否重新验证,证实可以访问该网和该文了?

请大家也不妨前往验证。爱思想网站的好文章不少:

http://www.aisixiang.com/

《硬汉郑也夫》一文的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403.html

回复 | 1
作者:高伐林 回复 我叫小龙鱼 留言时间:2019-01-09 11:41:57

你误解了。我过去在上爱思想网时,十有二三,也会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让我以为被关闭了。但马上刷新,或再点击一次,就又出来了。我半分钟之前上去看,都好好的。请您再试一次,多试几次。

回复 | 3
作者:我叫小龙鱼 回复 我叫小龙鱼 留言时间:2019-01-09 11:27:54

没有什么“高挂在该网“一周排行”的第一名”了,整个爱思想网都给人家一锅端了。

回复 | 1
作者:我叫小龙鱼 留言时间:2019-01-09 11:26:19

【又发生一件让我吃惊的事:中国大陆聚集知识界很高人气的爱思想网,发表长达两万字的重头文章《硬汉郑也夫》,高挂在该网“一周排行”的第一名】

又双叒叕发生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当我想上到爱思想网www.aisixiang.com去看一看,核实一下时,我惊恐万分地看到了这个:

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nginx/1.8.0

回复 | 1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1-09 11:14:16

“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

应该加上习近平时机已经成熟,早就可以一言九鼎,党主立宪化解贸易战危机。

嘿嘿嘿!

回复 | 4
作者:摩诃笨蛋 留言时间:2019-01-09 11:13:50

如果联想到崔永元敢于剑指最高法院丢失卷宗的丑闻而没人敢对他动手,可见当前中国政坛透着诡异。

回复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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