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史實在已難取信於人。各色人等的回憶錄紛紛出台，人們對此興趣極濃，儘管許多事說法不一，真偽難辨，有此野史交叉證明，任憑讀者各據判斷取捨，相對說來比官史可信的成分還高些。歷史學界企盼有朝一日能出台一部“知情權法”！


　　老高按：歷史研究者和對歷史感興趣如我者，無不深知歷史檔案的重要。借用那句俗話：檔案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檔案是萬萬不能的。
　　不幸，檔案的重要性，當權者也深知。
　　他們的理解，正如喬治·奧威爾在其《1984》中的那句名言：“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
　　對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感興趣的人，對這個問題更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怨氣——中共領導人堪稱對檔案把關最嚴的人！
　　楊奎松、劉統等人在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領域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卓然有成，著作繁富，固然有他們各自的勤奮刻苦、聰穎才氣等主觀因素，但不能否認的是，他們一度在接近機密檔案的部門工作——在一般體制內的單位都不行，他們是真正對機密檔案“近水樓台先得月”。
　　我有位大學同窗好友，在文藝理論研究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研究生畢業之後，卻去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開頭我不太理解，勸他：那裡嚴格的黨性要求會束縛你的才氣！但是後來我看他一部部著作出版、一部部大型電視專題片推出、一場場演講觀眾爆滿，對他的選擇有所領悟。這些作品的觀點傾向如何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但至少，他確實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獨家掌握眾多一般人根本無法觸及的檔案史料。可以預期，當他退休之後，如果才氣尚未被禁錮消磨殆盡，又有了更多的時間、更少的顧忌，著述將更豐富、更深刻。
　　像他這個路子的學者，可以數出不少位。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退休了，到華東師大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當研究員，文章的內容、角度就顯然有了改變，他多年積累了檔案資料，就有機會做更多發揮。今年9月，他提交給紐約的土改鎮反國際研討會的兩篇論文，介紹“土改的前奏曲”——由中共大軍所到之處征糧激起民變、然後投入重兵剿匪。他的數據就讓我大開眼界：
　　……中共攻略南方諸地之順利與各地新政權建立後突發起來的大面積“匪亂”，在不足半年時間內，形成了冰火兩重天的大反轉。為了平定新區“匪亂”，中共當局調動了140個師約150餘萬人的兵力，花費了三、四年時間，才得以弭平。共消滅了各種“股匪”260多萬人。 中共在打敗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又在打平地方勢力中進行了3年多的剿匪戰爭，所花費氣力甚至不亞於前者。由此也可以認為，整個“解放戰爭”的時間不是3年，而是6年之久。
　　因為他的身份和學術背景，我相信，他的這段話，比隨便什麼人，例如某位網上寫手、自媒體網紅說同樣的話，公信力要高得多——因為人們相信他有檔案史料的依據。
　　今天我推薦資中筠的《關於解密檔案的一段往事》。雖然是“往事”，但今天同樣如此，甚至變本加厲！
　　順便說一句，紐約這次“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國際研討會，很有學術水準，其近百萬字上下兩厚冊的論文集，即將出版——很多人的論文，基於衝破各種阻撓獲得的檔案史料。

　　關於解密檔案的一段往事

　　資中筠，《書時光》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了第一屆中美關係史研討會。這應該算是中外關係史界的一項帶有開創性的活動。那是在改革開放的新環境下，擺脫純粹以“帝國主義侵華史”來概括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套路，以新的、客觀的、全方位的視角探討中美關係史的一次盛會。主辦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中美關係史叢書編委會”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這兩個單位都是在新時期應運而生新成立的。當時中美建交才五年，兩國之間已經問題層出不窮，中美關係及其歷史的研究成為熱點，到會有來自全國各地七十餘名學者，從年近古稀的資深學者到尚未畢業的碩士生，濟濟一堂。氣氛空前活躍。會上竟然有年輕學生與老教授為一個觀點爭得面紅耳赤，這是極少有的現象，足見當時的自由氣氛。
　　在短短幾天會議中，有一個問題不斷凸顯出來，就是檔案資料問題。毋庸贅言，凡治史者，都離不開檔案。而我國近代史的檔案查閱困難重重。自改革開放以來，學者接觸到國外的圖書檔案，愈加痛感其便捷與我國成鮮明對比。本人在短短的幾年中對此就有親身體驗。

　　美國的檔案解密制度

　　美國依法三十年解密政府檔案（後改為25年），每年由政府出版部門出版，全世界都可訂購。我國當時能進口這套資料的只有極少數幾家圖書館。二〇一一年，美國國務院出版的《美國對外關係（FRUS）》舉行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檔案始於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期間。當時美國國務院還很小，外交規模也有限。實際上，臨時性的解密從開國以來就有，那時每當與外國簽訂條約需要國會批准，除提供條約文本外，還須附談判經過的原始文件。不過一八六一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僅是個案，而是全部外交檔案；不僅對國會，而且對公眾公開，媒體都予以報道。其特殊動因是南方鬧分裂，正進行爭取外國承認的活動，國務院需要向公眾交代在外交上為抵制這些活動做了哪些工作。因此一八六一年那一卷被定為FRUS首卷。
　　開此先例後，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或主動，或應國會要求。那時還不一定要等三十年之後。後來美國對外關係日益擴大、國際關係日益複雜，保密制度日益正規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的制度。一九六六年約翰遜政府通過《知情權法》（Fredom of Information Act），我國通常按字面直譯成“信息自由法”，我認為“知情權法”更準確。該“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檔案的解密從“需要”，變為“權利”，就是說，過去是因為某種工作需要知道而公布，現在是確定了解真相為公民的權利。因此定期公布檔案是政府的義務。原來英國早已有三十年解密政府檔案的法律。美國援英例，此法也適用於一切政府部門的檔案，時限不等，不過只少於，不會多於三十年。國務院專門成立了“歷史辦公室”，由專人負責整理分類，到期必須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繼續保密的（例如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會引起外交糾紛的敏感問題等），必須有法可依，經過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幾句話因故尚不便公開，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虛點標出，明告查閱者：此處有省略（我就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看到過這種文件）。也就是說，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倒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訴查閱者。根據《知情權法》，有關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項暫未解密的檔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請，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檔案館或有關部門。據我了解，已經有不止一起學者因寫書需要而打官司勝訴的案例。
　　所以史學研究的發展，往往跟着解密檔案走，從尼克松訪華以來興起的中美關係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一九八五年最新公布的就是一九五五年的材料。

　　本人在美查檔案經歷

　　我一九七九年調到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圖書館發現了FRUS，如獲至寶，像發現金礦一樣。那個圖書館進書及時，一九四九年的已經上架。我鑽進圖書館，詳細翻閱自雅爾塔會議以來有關中國和遠東的那幾卷，外加歷年國會記錄等等，經過大半年時間，寫出美國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對台政策的詳細決策過程，在當時是國內第一篇根據最新外國解密檔案寫成的有關這一熱點問題的論文。由於材料很多，我決定寫一本書。一九八二年正好有機會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就一頭扎進圖書館和檔案館，無盡寶藏，任你挖掘。
　　我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曾專程到華盛頓去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那時檔案館尚未遷入新址，舊館設施陳舊，比較擁擠，在密密麻麻的卷宗架旁邊擺了一些長桌供閱覽。不過手續十分方便，工作人員熟悉業務，敬業而熱情。接待我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對我研究範圍的資料如數家珍，查找效率極高。他們的業績是以查閱資料的人次和數量計算的。這也是一種激勵機制。我曾遇到提出要看的文件在目錄上有，但是標明此件暫不公開。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竟慫恿我根據《知情權法》去向有關部門申訴，要求開放，如不允，還可到法院告他們。我大為驚訝，說外國人也能告嗎？他說能，已經有先例，有一位蘇聯學者告過，而且勝訴。此前我知道有美國學者運用此“法”勝訴，並根據爭取到的檔案寫出一本書，但是不知道此權利還包括外國人。我國的檔案管理者與“機要員”混為一談，以保密為己任，養成一種心態，越少讓人知道越好。而美國相反，他們站在檔案館立場，越多公開越好，因為這是他們的財富。這一遭遇使我大開眼界。當然我不至於因看檔案而打異國官司。還有一事令我意外，我在華盛頓只呆兩星期，由於國家檔案館正進行內部整理，在我逗留期間有一部分我要的卷宗不在架上。誰知我回普林斯頓不久，又接到檔案館那位接待我的老先生來信，告以現在這部分檔案已經上架，你可以過來看了。這種服務態度真使我受寵若驚。

　　在國內的遭遇

　　中國的檔案管理以“保密”為主。而且“機密”的範圍可隨意擴大。有的並非是國家機密的歷史檔案，例如故宮博物館的清史檔案，本來是開放的。但是由於“文革”把一切打亂，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檔案管理問題非當務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長期以來，檔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沒有為學術研究服務的觀念。我在大量運用美國的檔案之後，照理應該有中方資料的旁證，才算完整。我從不指望在國內也像在美國一樣自由地鑽檔案館，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與中共之間有限幾次重要交往的史實，求得中方的說法。但是在國內尋訪的過程處處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門而入，託了許多人，走了“後門”，才找到了門路，一路打報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層層審批，終於拿到了特許的“批件”，找到中央檔案館，通過層層管卡，進入神聖殿堂，遞上清單。檔案館的規定是，只能看明確列出的那幾個文件，不能根據某一個範圍查目錄。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單子上最重要的幾個文件，還是被拒絕。管理員說，他們領導認為與我的研究範圍無關，“就不必看了吧！”我報的題目是中美關係，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蘇冷戰的背景，實際上是美、蘇、國、共的四角關係。被否決的是與蘇聯有關的文件。檔案館的領導認為你研究中美關係，不該涉及蘇聯，就這樣給否了。我據理力爭也無效，對方言詞溫和而態度堅決。由檔案管理人員來決定學術研究的內容，也是一大奇聞。
　　另一經歷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決定撰寫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外交史，組建了一個寫作組，我從研究所被調入。剛參加時，發現該小組成員獲特許閱讀許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檔案，裡面也確實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資料。我十分高興，失之桑榆，收之東隅，以為可以有補於我正在寫的專著。誰知此小組有嚴格的紀律，每人發一筆記本，檔案資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寫在筆記本上，下班時鎖進柜子，不許帶出。另外，每人只能看與他分工的範圍有關的檔案，每寫一段都要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審查，按當時的欽定口徑定稿，寫進書中的大部還是報章公開發表過的，“內部”資料不准引用，更不能註明出處。在那裡呆了幾星期後，儘管檔案資料很誘人，我還是決定找理由逃離，寧可根據已經獲得的美方材料繼續寫我的書。
　　我的專著於一九八五年殺青（出版社因故拖到1987年出版），以後就調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動，而外交部那個寫作組一直存在到那部《當代中國外交史》出版（也是1987年）之後。坦率地說，集中這麼多寫作高手，獲得如此寶貴的獨家資料，經過如此長的時間，讀者引頸以待的第一部關於新中國外交的官史，作為資料匯編有一定參考價值，而如果作為學術著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絕大部分都是已經發表過的公開資料，如果有個別沒有發表過的情節，也沒有註明來源，在學術上難以引用。這決非寫作者之過，而是檔案制度的問題。如果時間比作金錢的話，從性價比來說，是不上算的。我慶幸自己及早逃離，沒有把那幾年寶貴時光陷進去。

　　上書言事

　　再回到一九八五年的會議。與會學者每人都有類似的遭遇。大家不約而同地圍繞檔案問題大倒苦水。特別是，外國學者看中國檔案反而比中國學者得到更多機會，令人着實意難平。有人舉例：“西安事變”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繞開的一個課題，中國學者多少年來看不到有關的檔案。但是有一位常來常往的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邀請某檔案館的管理人員赴美訪問一次，就取得了閱讀西安事變檔案的許可，從而根據第一手材料寫出論文，提出新的看法。中國學者對此即使質疑，也無強有力的依據。這一例子使在座者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認為再這樣下去，連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都與外國學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場討論的結果是，大家一致認為必須向有關領導上書，力陳利害，爭取檔案依國際慣例開放。經議定內容，本人被公推為執筆人。現在還留有底稿。主要段落如下：

　　喬木、兆國同志：
　　……（介紹本次會議的情況略）
　　就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而言。近二十年來美國出版的這方面著作卷帙浩繁。近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從事研究和著述。但是所能得到的依據主要也仍是美國的檔案或引自美國著作中的第二手材料。這樣，我國學者總是處於劣勢，跟着別人後面。在掌握美國材料方面，我們當然無法與美國學者抗衡，而美國人卻往往引用我們既不能肯定又無法否定的據稱是我國的（包括清、國民黨時期以及我黨成立之後的）原始文件檔案對我國的歷史、情況、政策肆意解釋。致使些片面反應美國人偏見的論點在國際上流傳甚廣。……國民黨方面已有意識地向其有關學者開放部分檔案，並已成書多種。最近台灣報刊有文章建議加速對這一段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要求當局開放史料，以免在“美國或中共方面出版許多歪曲歷史的解釋後才圖對策”云云。說明國民黨方面已在有意識地與我爭奪對近代史的解釋權，並企圖造成先入之見。
　　此外，有個別外國人或外籍華人通過某種特殊關係即可查閱中國學者所無法接觸的材料，結果珍貴史料首次發表的權力落入外人之手，往往由他們做出我們所不能同意的解釋，在國際學術界搶占權威性的地位。這種現象不但使克服種種困難從事艱苦的學術工作的我國學者為之寒心，更重要的是對我國政治上影響極為不利。
　　以上情況也適用於一般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有一名美國負責外交檔案解密工作的人員曾對我國學者（按：此“我國學者”即本人）說：“我們根據法律必須公布檔案，而你們什麼都保密，表面上似乎你們占便宜，但是從長遠看，歷史將對你們不公平，因為以後的世界史都是我們一面之詞。”這句話是值得深思的。何況就在目前，對我們不利的影響已經顯示出來。
　　……
　　根據目前現實情況，我們建議辦法如下：
　　1．主導思想上進一步明確為歷史研究服務是檔案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檔案工作人員的考績、獎懲應把服務查閱的人次列為標準之一。
　　2．據了解，現在有的檔案館工作人員正在編印各種檔案（《資料匯編》），陸續出版，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但是檔案資料浩如煙海，工作人員人手有限，……編印出版《資料匯編》不能代替原始材料的開放。
　　3．目前主要有關史料分別存放於第一、第二和中央檔案館，其機密程度不同，可區別對待……
　　（以下4～8點提出一些具體辦法，略）
　　這件事看來與國計民生無直接影響，卻關繫到當前我國精神文明的建設、文化學術領域的現代化，以及教育子孫後代的問題。我們作為歷史工作者，深感一個多世紀以來我中華族備受外侮之痛，如今在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的情況下，面臨開放政策所帶來的在文化方面的挑戰，懷着歷史的使命感，願在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方面作出與我們今天國際地位相稱的貢獻。特此懇切陳辭，希望中央和各級有關領導同志體察，並給予切實的關注。

　　中美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全體人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這是一份中規中矩、政治正確的“奏表”，最終目的是爭取檔案開放，“對我政治上有利”，是能夠打動“上面”最正當的理由。今天大多數嚴肅的歷史學者恐怕不會把與外人爭奪對歷史的解釋權作為研究的宗旨。不過直到今天，不論是上呈的奏摺，還是下達的敕令，恐怕還是以“對我政治上有利”為準繩，例如發展文化是為了在國際上顯示軟實力，等等。至於我自己，自那時以後，基本上擺脫了寫此類“奏摺”的任務，是一大幸事。
　　此件上達後，據說胡喬木有批示，我沒有見到，但被告知，批示仍重申了他過去的指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檔案可以開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暫緩。換言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之後，與之有關的檔案就屬保密之列。不論怎樣，這份報告連同批示正式傳達到有關部門，包括檔案館，的確產生了效果。以後情況有所改善。據說有的檔案館還組織了對這份文件的學習討論。最明顯的是南京的第二檔案館改進管理方式，加速整理積案，加強了服務於查閱的觀念。這裡所謂“整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二檔館是民國時期建立的，建築設計十分講究、科學，在尚未有空調的情況下，做到防潮、四季保持恆溫。其中的檔案一部分被國民黨運到台灣，即“大溪檔案”。留在南京那部分原來也是排列有序，有完整的目錄。但是後來，主要是在“文革”期間，為體現政治立場，把卷宗題目都改了，例如原來編目有“總統府”，就改成“蔣匪”，原來“××部”，則加“偽”字，等等，而且裡面的細目也打亂了，所以同類文件可以放在不同卷宗內。總之，體系亂了套，查找十分困難。要重新還原，按照專業的檔案編目、整理，確實需要費不少功夫。後來我很少去那裡，據稱現在查閱已經很方便了。
　　事隔近三十年，今天我國檔案開放的程度己經大有進步，而且已經正式有了三十年解密的規定。有的地方的檔案開放程度還要寬。史學界根據新的檔案資料寫出的佳作迭出，成績斐然。不過大多數根據還是境外的檔案，特別是蘇聯解體後大量公開的資料。在我國，在實踐中還有種種阻力。我個人就碰過兩個釘子：
　　一是我寫《財富的歸宿》一書時，涉及福特基金會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之事。福特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被批准在中國正式設立辦事處的，主管單位為我供職的中國社科院，一九八六年雙方領導簽有正式協議，當時我就知道此事。上世紀末，我遠涉重洋，在紐約福特基金會總部的檔案室中查到這份協議的英文本原件，回來後希望從社科院找到中文本。我原以為很簡單，就在本單位。卻不料與有關辦公室聯繫，得到的回答是：這份文件確實存在他們那裡，但是經請示領導，不能查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於是我在書中只好據英文本轉成中文。按理說，這一協議當時就是公開的，根本不是機密文件，只是一旦“歸檔”，就“侯門一入深似海”了。不許查閱，也不知根據什麼規定，是什麼心理作祟。
　　另一次是我寫自己親身經歷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和平運動，有些記憶不準確，想查閱當時的檔案，如今存在對外友協。開始接洽時，管理人員友好熱情地接待，並提供了卷宗目錄，我列出了要查的卷宗清單，其中不少就是我自己原來寫的報告文件，請他準備好，約好下次再去。誰知幾天后接到通知說，經請示領導，此類檔案不得查閱。按理說，早已超過三十年期限，也不知根據何種理由，何種規定。我國沒有《知情權法》，無法抗訴。不過這不能妨礙我憑記憶寫作，只是某些細節的準確性無法保證。至於中共黨史的檔案當然更加是禁區。這種把歷史檔案視作禁臠的主導思想就是不承認公眾有知情權，一切以掌權者制定的官史為準，不讓普通人知曉內情，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現在官史實在已難取信於人。各色人等的回憶錄紛紛出台，人們對此興趣極濃，儘管許多事說法不一，真偽難辨，有此野史交叉證明，任憑讀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取捨，相對說來比官史可信的成分還高些。有朝一日，能出台一部“知情權法”，並且真正能落實，恐怕不只是歷史學界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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