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我担心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事实”，压根儿不能再就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我担心我们在变成逊尼派和什叶派，只不过换了名称叫“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但弗里德曼请教了亦师亦友的多夫·塞德曼之后，得到新的启示


　　老高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问道：川普上台了，你真的不怕？我承认：我怕。后来我又发了一文《虽然川普不靠谱，民主法治靠得住》，有网友评论说：前些日子你在编者按中还说川普可怕，现在又说民主制度靠得住。我的理解，你的话有前后矛盾之处。既然民主制度靠得住，川普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不觉得我的话前后矛盾。在回应中我写道：
　　现在我仍然相信民主制度靠得住，但是我也仍然认为川普上台可怕。
　　当艾森豪威尔率领盟军在欧洲血战时，他相信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机器乃至制度的强大，但他难道不也多次说过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是“可怕的对手”吗？
　　我刚刚看过《钢锯岭》电影（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拍摄的），美国军人的意志与火力非常强大，但他们面对那些残酷而疯狂的日本军人，难道不也觉得对手“可怕”吗？
　　正义的一方最终是胜利了，但是付出了多少代价！许许多多的人，为战胜可怕的对手，为校正历史的航向，付出了一切，甚至付出生命。
　　——当然，这里只是用来举例，我无意将川普比作法西斯。……
　　我究竟怕什么？几个月前我曾经列举过我怕的内容，但感到自己思绪没有理清。今天读到《纽约时报》中文网刊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他文中引述了向总部在加州的LR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多夫·塞德曼打电话请教，塞德曼回答他的一句话让我顿开茅塞：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与民主政体根基的攻击，也就是事实与信任这两大支柱。”
　　是了！事实，信任！民主社会与政体根基的两大支柱受到攻击，这是我所怕（恐惧和忧虑）的关键。
　　必须指出，冲击事实与信任的，不自今日起头，也不只是川普一人——自由派喜剧演员Kathy Griffin手提川普的首级拍照示众，就极其恶劣，CNN立即将其解聘，我完全赞成，对这种行径不能容忍。但我坚持认为，当今我们在美国（全世界范围就另说了），重点要警惕和提防的，就是川普。这有两条理由，首先，川普手握重权啊！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了，我们自然就要“转移矛头”去盯紧她了；其次，川普否认事实、挑拨信任，是最为放肆，最没有底线，破坏力最超群的，诸位能另外举出谁出乎其右，哪怕能与他比肩的吗？
　　弗里德曼指出，事实与信任遭遇冲击，自古有之，为什么“这次感觉尤其危险，因为这种情况在被科技和特朗普恶化”。这个说法，我也赞成：其一，“尤其危险”是因为有科技加川普这两方面因素；其二，不能将“始作俑者”的帽子扣在川普头上，科技和川普二者的结合，是加剧恶化。
　　以上所谈，都是关于美国的。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到对中国的思考呢？


　　特朗普＋社交媒体＝民主社会的灾难

　　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文网，2017年6月22日，翻译：常青

　　几天前，我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会议，一位加拿大男士想搞明白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停顿了一秒，就像一位旁观者等着看我嘴里会冒出来些什么。然后我说了两点：“我担心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事实’——我们压根不能再就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我担心我们在变成逊尼派和什叶派——我称他们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但毁掉中东民族国家的宗派主义现在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以前是人们不想让孩子与一个不同的宗教或种族的人结婚时（这已经够糟糕了），才会把那些人称为“他们”。现在，“他们”成了一个不同政党的成员。
　　当一名自由派喜剧演员手提唐纳德·特朗普的头颅模型拍照，当总统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在谈到父亲的民主党对手时表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算人”，你知道自己在走向一个黑暗的地方。
　　所以，回家之后，我给对我而言亦师亦友的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打了个电话，问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塞德曼是帮助企业和领导层培养道德文化的LR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著有《怎样》（How）一书。（塞德曼这本书的完整书名是：《HOW: Why HOW We Do Anything Means Everything...in Business〔and in Life〕》，2007年出版。——老高注）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与民主政体根基的攻击，也就是事实与信任这两大支柱，”塞德曼回应道，“我们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我们同意达成一种关系，其中包含比我们自身更重要的理想，包含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认为它们将是我们一起迈向一个更好的国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一路上尊重反对观点的基础。我们也一致认为，正当统治的权威来自‘我们人民’。”
　　但是塞德曼认为，当“我们”不再存在——因为“我们”不再有共认的事实——“也就不再有正当的权威，不再有我们的联合继续存在的统一基础。”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事实与信任遭遇障碍的时候，但这次感觉尤其危险，因为这种情况在被科技和特朗普恶化。
　　有了社交网络和黑客袭击，极端分子能以我们不曾见过的速度与广度传播恶毒言论和虚假新闻。“如今，我们不仅像过去那样极为分裂，而且在被一些廉价的工具积极地分裂开来，这些工具让一个人传播自己的‘事实’变得十分容易，因而破坏了真正的事实，”塞德曼称。
　　现在，这个用愤怒牟利的行业要么在把我们送入看不到另一面的舒适的回音室，要么促使我们对其他人产生这种道德愤怒，以致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人性的一面，更不用说像拥抱跟我们持同样价值观的美国同胞那样，拥抱他们。
　　社交网络和黑客袭击也“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个机构深处的运行情况，看到使之运转的人的态度，”塞德曼指出，“它们已经破坏了几乎所有机构和许多领导者的威信，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看到的东西。”
　　随着共识遭到贬损，对领导人的信任减少，我们现在面临一场全面的“威信危机”，塞德曼称。他将“形式权威”和“道德权威”进行了区分。
　　他还表示，没有具备形式权威的领导层，我们的制度就无法运转，但真正让它生效的，是“占据这些正式职位的领导层——不管是商界、政界，还是学校和体育界——具备道德权威。有道德权威的领导明白他们可以向其他人要求什么，以及必须在他们身上激发出什么。他们也知道形式权威可以赢得或夺得，但道德权威必须在日常领导实践中获得。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此类领导。”
　　实际上，这类领导人数非常少，以致我们都忘了他们是什么样。有道德权威的领导有好几个共同点，塞德曼说：“他们凭借事实信赖人——不管是明亮的，还是黑暗的。他们被价值观——尤其是谦逊——和诚实原则激励，所以他们会做正确的事，尤其是在他们处在困境或不受欢迎的时候。他们以高尚的目的延揽人才，把他们带上值得自己奉献的道路上。”
　　想想特朗普距离这个定义有多遥远。在特朗普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无法领导我们度过危机的总统——因为他有形式权威，却没有道德权威——而且他每天在Twitter上的表现，是单枪匹马在加速腐蚀我们社会的事实与信任。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了特朗普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身上。
　　塞德曼解释说，有这么一句格言：“向我要求诚实，我给你我的忠诚。向我要求忠诚，我会给你诚实。”但特朗普对科米的诚实不感兴趣。他只想让科米无条件地给予盲目的忠诚，因为特朗普认为自己有要求这一点的形式权威。“但真正的忠诚不是要来的；只能是被激发的，”塞德曼说。
　　可惜，特朗普是不会改善的，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放慢。目前最迫切的是，共和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有道德权威的领导人物，真正对特朗普进行约束。但这点恐怕很难。
　　不过，今天这个政治-技术平台好的一面是，领导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快速冒出来。看看法国新任总统。从长远看，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有更多人——不论年龄、肤色、性别或信仰——在自己受尊重的领域培养道德威信，然后用它做一些大的、有意义的事。用它来竞选公职，开创企业，经营学校，领导运动或打造一个社区机构。这样就有助于把“我们”放回到“我们人民”之中。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章无关联）

　　墨西哥一家人，静静地坐在在美墨边境高高栅栏的墨西哥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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