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中國夢”的理念，比起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理念，更少理性色彩，更缺思辨力量。內涵如此清湯寡水，外延如此浮泛無涯，提出這樣一個施政口號，實在是讓學問人束手，讓思想者撓頭，能挖掘出什麼建設性的思想資源？但有朋友告訴我，習近平一上任提出這樣一個口號，證明了他的政治智慧
◆高伐林
我們上次曾談到，毛澤東的夢並非憑空而來，其來源之一，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精英的夢想。中國知識精英有什麼樣的夢呢？手頭正有一個頗有意義的樣本：整整80年前，1933年元旦，著名的《東方雜誌》以大篇幅刊發了各界學者文人的“新年的夢想”。
該刊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400多封徵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裡，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胡愈之的苦心，被魯迅一語道破，他沒有寫“說夢”，倒寫了篇《聽說夢》，給了另外一家《文學雜誌》（4月15日）：“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
夢話的重點是否定現實
征夢活動算得上成功。這一期雜誌以83頁篇幅，刊出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林語堂等142位知識分子的244個夢。
編者在《讀後感》中統計，做夢者中知識精英至少有107人，而勞工大眾“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閒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啊！”
代表性雖有限，但全國百位精英集體“做夢”，也算破天荒了。
讀他們“新年的夢想”，我首先一個印象就是：竟有這麼多人用否定句式！——他們的夢境，是由“沒有這樣”、“沒有那樣”的祈望構成的。
多年前，我曾計算過，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光是不、無、非、否、莫、弗……這些否定詞，就占了數百字；而80年前的這批中國學者文人，竟也紛紛如此描繪：
“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柳亞子）；
“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女作家謝冰瑩）；
“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郁達夫）；
“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時代畫報》編輯章克標）；
“沒有階級，不分彼此”（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
“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
“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爭執，國里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
“連現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後患”（《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
……
還有些人雖沒用否定詞，但否定意願極強烈，例如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說：“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毀之列”。
絕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官商兩界的頗有地位者，都通過“夢”尖銳否定現狀、否定當政者。時任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上海銀行張水淇，夢想着未來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讀書雜誌》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則抨擊當局只會向國際聯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
除了在夢想中否定許多事物，直接否定夢想本身的，也不乏其人：
茅盾：“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我只在努力認識現實。夢想是危險的”；
鄭振鐸教授：“我並沒有什麼夢想，我不相信有什麼叫做‘夢想’的”；
俞平伯：“我沒有夢想”；
孫伏園：“只有回憶沒有夢想！”
凌夢痕教授：“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千年桃花源
我們進一步考察，中國精英們的夢想究竟是什麼呢？
他們常常提到的一個詞，是“大同”：柳亞子說“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邦”；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為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也嚮往“大同”……
所謂“大同”，是《禮記》中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這像孔子的弟子顏淵所說：“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徵稿者想要的是“我們卻還有明日”，寫出來的卻其實是悠久的昨日甚至前日！
他們常常提到的另一個詞，是“社會主義”。與“大同”不一樣，這是個新詞，女作家謝冰瑩夢想的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過多年軍閥混戰、多次暴動之後，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連裕豐紗廠老闆畢雲程和銀行家俞寰澄，都夢想“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失業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鄭振鐸心中未來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再細看一下，這兩個詞，“大同”與“社會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二者可以互換！——柳亞子就直接將兩個詞連起來，他夢想中的未來“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而這個世界，門楣上高懸的牌匾，大書“平等”二字。
他們“夢想的中國”，其實就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
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等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這些“夢”儘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相似，中國這些學者文人都熱切地憧憬著的，是以平等為標誌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於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千年不絕，這些19世紀的“80後”“90後”，身子進入了20世紀，接觸到歐風美雨，但頭腦還停留於古老的往昔。
其中頗有些文人的“田園夢”，更接近中國傳統“桃花源”。《生活周刊》編輯艾逖生夢想有一日“效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到鄉村里去，好像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自耕自食”；章衣萍夢想“回到山裡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鐵道部次長曾仲鳴夢的是“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教育部科長吳研因夢的是“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鄉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
追求平等超過追求自由
80年前中國知識界人士的這些夢，作為個人的“夢”，無可非議；但是作為知識界群體的“夢”，就大為可議了。
在他們思想的坐標繫上，縱軸，是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大同”的迷戀；橫軸，打下20世紀30年代整個世界的風潮的烙印——在平等與自由這兩個價值取向中，鐘擺擺向了平等。中國這些精英，跳過了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那樣的步驟，省略了個人意識的覺醒，自由權利的伸張，做夢的重心跟上世界的潮流，向社會平等傾斜。法國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指出：人有對自由的愛好，也有對平等的愛好，但是對平等的愛好常常超過、取代對自由的愛好。為什麼？因為對平等的愛好更容易滿足。不是嗎？殺富濟貧，永遠比脫貧致富更省力省時啊！
他們的夢昭示我們，為什麼後來中國會走上那樣巨大的彎路了。平等的夢，在中國有更深廣得多的社會心理基礎，更能契合傳統的思想觀念，也更能契合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潮流。毛澤東和中共強調“平等”，遠比自由民主的口號有更強大的威力，“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能成為蘇維埃最能點燃民眾乾柴的火星，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像某些人以為的那樣是鐵板一塊、是步調一致的整體。他們的夢，也不僅是“大同”，還有更廣泛的取向：像孔子仁的理想啦，列寧共產主義學說啦、孫中山三民主義原則啦、中國的王道啦……不一而足。有人甚至做着“開明專制”夢、“獨裁”夢，呼喚秦嬴政、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在國難當頭之際，免不了“病急亂投醫”，這類夢，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法治、自由、民主和公民權利，也不是沒被中國的精英看到：
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着“本國人民不論屬於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各黨和平競爭，絕對不用武力”；
《人民晚報》編輯宓汝卓說，“應許言論絕對自由”；
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後之出路》的長文回答《東方雜誌》，提出軍人“不得對於政治問題，發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
律師張耀曾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
北大教授李宗武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戰，不能抗外”；“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禦侮”；“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軍閥，聯絡要人”；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中國民眾能監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軍閥所私”等；
馬相伯老人的夢想，也十分全面：“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應有的天賦人權：即身體自由權，財產所有權，居住權，營業權……言論出版集會權，並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
缺法治夢，更缺公民夢
然而，正如中國大陸學人傅國涌所評價的：在247個夢中，“法治夢”連零頭都不夠！
相形之下，來自實業界的穆藕初所提出的主張，實為難得：“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全國上下必須同樣守法，選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貪污不法者，必須依法嚴懲，以肅官方”。他認為這才是“政治清明”。
更讓我感嘆的，是這麼多“夢想”中，如此缺乏“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着這國家的建設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
大陸學者傅國涌口氣沉重地說：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使他們很少願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狀，卻普遍嚮往着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他更進一步指出，這“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農業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
我在上篇文章中寫到毛澤東“文革”初起時在杭州發出的大段“五七指示”，與這些知識分子的夢想，正是一脈相承！80年前的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想“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村公共食堂去吃”，這更像一個預言，是不是讓我們立即聯想起四分之一世紀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災難？
區別只在於，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是在野之身，只能描繪對烏托邦的朦朧願景；而毛澤東大權在握，便一手將億萬人民推入改造社會、改造人心的恐怖實踐，烏托邦頓時變成了驚天噩夢！
習近平的“白日夢”
斗轉星移，80年過去，長江後浪推前浪，輪到習近平來大談做夢了。
習近平以“中國夢”作為自己登台執政的開篇，讓我不無吃驚。比起江澤民到執政的晚期才提出“三個代表”，比起胡錦濤執政陸續提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僅提出得更早——在其剛剛上任之後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而且三番五次地強調，幾乎是逢公開場合必講，甚至一篇不長的講話中九次提“夢”，大有將之作為執政關鍵詞、治國主旋律的架勢。
一時間，應者蜂起，舉國談“夢”，開談不說中國夢，飽讀詩書也枉然。“夢”本來是個多麼溫軟的話題呀，竟平添了堅硬的政治稜角！
習近平這個“中國夢”的理念，同樣法治、憲政、公民統統缺位，比起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理念，更少理性色彩，更缺思辨力量。江胡的“三個代表”也好，“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也好，你可以不同意它，但不能否認，它們都涉及根本課題，都有一定理論的支撐。而習近平的“中國夢”是什麼？這只是一個無比正確、無比博大、無比響亮、卻又無比空泛的口號！它的內涵如此清湯寡水，外延如此浮泛無涯，有什麼東西不能往裡裝呢？有什麼東西不能歸結為“中國夢”呢？從釣魚島，到“國五條”；從禁止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民眾請願，到封殺披露政要元老家族財富的西方媒體……但是什麼都往裡裝，也就等於什麼都沒有裝進去。
提出這樣一個口號，實在是讓學問人束手，讓思想者撓頭，習近平的智囊團、筆桿子絞盡腦汁：又能挖掘出什麼建設性的思想資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習近平三番五次提倡下，中國人人說夢，全民做夢。
有朋友告訴我，習近平一上任就提出這樣一個口號，恰恰證明了他的政治智慧：他知道中國畢竟還是中低層民眾人數眾多，於是不吟“陽春白雪”，高唱“下里巴人”，他提出這一口號，本來就沒打算訴諸理性，其用意正是要效仿毛澤東動員底層民眾，他訴諸、調動民眾的民族主義感情。
或許是這樣吧！但習近平大談特談“中國夢”，就能讓民眾“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嗎？今天的中國人，會被重新催眠入夢，就像“文革”期間那樣被蠱惑着自欺欺人、自戕戕人嗎？
在當年《東方雜誌》的夢話中，大夏大學教授梁園東的話空谷足音：“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
這是最關鍵的分野。習近平當然是做不到的。與以個人為本位的“美國夢”大異其趣的習近平牌“中國夢”，口口聲聲“中華民族的復興”，實際上當然是要以“黨”為本位——雖然習近平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悍然泯滅個人的夢，要求黨員和民眾“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實現其社會改造大夢，習近平說過“中國夢歸根結底是人民的夢”。但是，個人的夢，絕對不能干擾、阻礙國家、民族的夢。一旦發生衝突了，個人必須讓位，公民的權利，不由分說地要讓政府的權力——而個人的夢，是否干擾、阻礙國家、民族的夢，誰來判定？當然是權力者！這樣，“中國夢”必然變成一根棍子、一道柵欄，一個新的打壓異己的緊箍咒。
在本文即將結尾時，得知兩個消息：
其一，4月6日，網民“紅衣大叔”李磊創作了一個《中國夢》的歌唱視頻。李磊在歌中唱道：“中國夢不是獨裁的夢，不是專政的夢，不是貪官的夢，不是權貴的夢，不是黑幫的夢，不是審查的夢，不是屏蔽的夢，不是強拆的夢……是人民的夢，民富的夢，民主的夢，憲政的夢，選舉的夢，自由的夢……”
這個充滿正能量的夢，上網第一天，竟被刪掉了！
其二，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作“重要指示”：“要把中國夢的宣傳教育融入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教學之中，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園文化建設之中，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
這更讓我毛骨悚然：
——根據中共建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凡這種利用權力大力推行、情況不明卻決心極大的“夢”，無一例外，都會把好事辦成壞事，把建設搞成災難，把美夢變成噩夢！
（原載《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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