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基·西奧多拉科普洛斯(Taki Theodoracopulos)是《美國保守派》雜誌的創始人，也是《塔基雜誌》的出版人。昨天2026年1月27日早晨12:01, 他在該雜誌發文，讚揚唐納德·川普在達沃斯的表現精彩, 使那些老面孔們都氣得七竅生煙——尤其是英國人：

我幾乎都能聽到達沃斯傳來的咆哮聲，而我當時離那裡只有150英里。庫什納關於加沙里維埃拉新計劃的設想也差點讓我咆哮起來——7萬多人喪生，而這個傢伙竟然還在想着房地產機會——但這與川普提議取代毫無用處的聯合國後那些富豪們的尖叫聲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更精彩的還在前面。上周二晚上，我在阿爾卑斯山的電視上觀看了這位偉大戰士表演“lukatmi”，這是一種最難、最致命的武術，他表演了將近三個小時。沒錯，我說的就是唐納德的記者招待會，他在勇氣、膽量、無畏和魄力方面超越了所有武士。以至於他讓左翼美國人目瞪口呆，許多英國人也怒火中燒。我讀了兩份英國保守派報紙，兩份報紙都對他的行為表示強烈憤慨，但我稍後會談到英國人。

我還注意到，唐納德已經馴服了白宮記者團，過去這是一個極其苛刻的左翼團體，他們自視甚高，比任何一位總統都更把自己當回事，前排坐着一位可怕的老巫婆，她總是以挑釁性的攻擊來刁難尼克松、福特、里根和布什總統。川普已經把這個團體的規模縮小了，現在大多數都是一些不知名的人在問一些客氣的問題。

但回到英國人，以及他們為什麼不喜歡美國佬。一位右翼專欄作家用最客氣的措辭形容唐納德的“lukatmi”武術表演是“陷入了卡利古拉式的精神病”。這聽起來可能顯得博學多才，但我從中嗅到了英國人嫉妒的味道，就像一艘發射魚雷失敗後即將投降的潛艇浮出水面一樣。第二位專欄作家則簡單地寫道，這位偉大的lukatmi武術家“已經精神失常了”。但我最喜歡的是那段提到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的評論，不是好萊塢電影裡的那個：“克利奧帕特拉死於2000年前，但胡夫建造的大金字塔比她早了2000多年……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川普的那些把戲不過是小插曲。”

天哪，這真是妙語連珠——克利奧帕特拉、胡夫、金字塔、川普。他忘了提到的是，好萊塢的克利奧帕特拉，伊麗莎白·泰勒，結了八次婚，而真正的克利奧帕特拉去世時是馬克·安東尼的第五任妻子。好吧，好萊塢這次算是贏了一回。第二天，這位曾經富有的皇后區小男孩又遭到了更多的謾罵。川普再次遭受了不應有的攻擊，尤其是在他正確地提醒達沃斯論壇的與會者，如果山姆大叔沒有參戰，他們現在都會說德語之後。“一個渴望火焰的縱火狂，”這是一位右翼評論員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詞。（我都不敢想象左翼英國媒體會寫些什麼，那些詞我根本無法在《美國保守派》的優雅版面上重複。）

算了。川普讓他們既困惑又不知所措，他的不可預測性讓每個人都感到不安。對歐洲那些爛攤子說實話並不會讓他受歡迎。然而，我最惱火的是英國的反美主義，這種情緒在貴族階層和媒體娛樂界的普通民眾中都普遍存在。為什麼法國或意大利的反美主義（這種情緒也很多）沒有讓我感到惱火呢？嗯，法國人討厭所有人，但他們在1779年是第一批伸出援手的人，比如羅尚博和拉斐特等等。意大利在戰後擁有歐洲最大、最富有的共產黨，在蘇聯的資助下，他們的媒體近50年來一直在宣揚反美言論。這就是為什麼英國人顯得與眾不同；不像法國人那樣憎恨所有人，也不像意大利人那樣收錢仇恨山姆大叔，英國人只是嫉妒美國的成功。在我住在倫敦的四十多年裡，我目睹過太多這樣的事情，其中既有無意中這樣做的摯友，也有那些膽小如鼠的左翼文人，他們對詆毀山姆大叔的機會趨之若鶩，就像他們不會拒絕免費的食物或飲料一樣。

即便山姆大叔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而英國人卻把所有功勞都攬到自己身上，至少在他們的媒體、電影以及在鄉村豪宅里醉酒的夜晚是這樣。難道現在是1776年，還是約克鎮投降之後，甚至是1815年的根特條約時期？不可能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或1983年的格林納達事件；沒有人會如此小氣。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非常敬重這位“好大叔”，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都在讚揚他的資本主義活力。她是我的朋友，還曾來瑞士拜訪過我。

以下是另一位在保守派報紙上撰稿的評論員，他談到了當今英國的問題：“我們已經被美國式的個人主義所侵蝕。婚姻和生育不再流行，教堂里空空蕩蕩，人們只顧着看電視。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抵擋住美國的影響力或個人主義的誘惑。” 我認為這並非什麼壞事，教堂之所以空無一人，是因為英國國教早就變得“政治正確”了。歷屆所謂的保守黨政府也是如此。英國人如今的境況完全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