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2021年至2025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现为哈佛肯尼迪学院“基辛格国家方略与世界秩序实践教授”。近日，沙利文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长文，讨论美国如何掌控科技制高点以确立对华优势。一家之言，不妨一读：

在大国博弈中胜出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善于适应变局的国家。雅典、斯巴达及其盟邦曾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各自的海军力量能够超越对方。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耗费了近二十年的光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太空竞赛。如今，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乃至更广泛的全球格局塑造之争的核心战场；面对这一新形势，美国必须再次调整策略以适应变局。这场竞争正全面铺开，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清洁能源等一系列前沿领域。若想在这场博弈中胜出，华盛顿必须明确界定何为“成功”，并制定一套清晰且连贯的战略，以指引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数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基于一个虽未明言却极具影响力的预设：即北京本质上是在与美国进行同一场竞赛，只不过步伐稍显滞后而已。当时的中国被视为一个“模仿者”——擅长仿制，但在创新方面相对滞后，且最终不得不依赖获取西方的技术资源。美国当时普遍认为，自身所拥有的领先优势是稳固且持久的，甚至能够实现自我维系与延续。

然而，这一预设并未得到事实的印证。中国早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追赶美国的创新步伐。它正在奉行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逻辑：将生产制造、规模效应以及对关键要素的掌控权，置于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地位。当美国将重心狭隘地局限于维持其在“创新突破”层面的领先地位——并自信地认为这些突破将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经济、军事及软实力优势——之时，中国却将目光聚焦于这一“转化”过程本身：致力于将技术进步切实转化为贯穿其整个经济体系及国家安全体系的实际应用能力。换言之，当美国在一条赛道上奔跑时，中国却在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赛道上疾驰。尽管这一战略转向的演变过程显得渐进且缓慢，但其所产生的深远后果如今已不容任何人忽视。在各个细分领域中，中国已然确立或正在构建其在诸多“基础层级”上的主导地位——而正是这些基础层级，构成了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坚实基石。

美国人往往倾向于将这场竞争视为一场“冲刺终点线”的赛跑——即一场比拼哪一方能率先触及下一个令人振奋的创新里程碑的较量。然而，这种认知框架不仅具有误导性，且极易产生适得其反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场竞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终结之日”。所谓的“成功”，绝非表现为某一方宣告胜利的那个孤立且瞬时的“凯旋时刻”；它也绝非仅仅源于在某一条单一赛道上的一味狂奔。恰恰相反，这场竞争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并广泛渗透至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与各个领域之中。如果他国在应用新成果方面动作更快，那么仅仅率先发现技术突破已不再足够；如果生产所需的关键投入要素和产能受制于美国及其盟友之外的势力，那么仅仅在设计上保持领先也无济于事。华盛顿的目标必须是同时确立上述所有形式的优势。

这场较量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击败”中国。如果美国在某些相对指标上超越了中国，却未能切实提升本国人民的安全感或为他们创造更多机遇，那么它就彻底失败了——毫无疑问。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培育一个能够驱动持续创新的科技工业基础，迅速调整美军以有效威慑重大冲突，并推广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与此同时，还必须对与中国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保持开放态度，以避免陷入那种导致全球整体境况恶化的“逐底竞争”。

确保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成为21世纪美国治国方略的核心任务。为此，美国必须实现一种超越党派界限、并能跨越多届政府任期而持续存在的思维转变。然而，当下锁定并落实这些变革已刻不容缓；因为技术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直接程度，迅速转化为地缘政治力量——其烈度之高，乃世界多年未见。而且，在时隔许久之后，美国如今正面临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我行我素

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军者，已成为中国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指导原则。北京的产业政策正是围绕这一目标而构建的，其战略布局亦着眼于长远。中国领导人致力于让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依赖，而中国自身则力求摆脱对任何外部势力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在他们看来，若要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并不需要在每一个前沿科技领域都独占鳌头；相反，它只需掌控那些具有战略杠杆作用的关键“节点”——即那些维系先进经济体和军事力量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与系统。北京目前已成功掌控了其中数个关键节点，包括稀土深加工产品、医药中间体以及电池制造等领域；与此同时，它正全力以赴，力争将机器人技术等其他关键领域也纳入掌控之中。

中国在技术突破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在掌控了电池供应链之后，中国得以在电池创新领域一路领跑；如今，其锂离子电池产量已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并掌握着全球约四分之三的电池单体制造产能。目前，中国正试图在生物技术产业中复制这一成功模式。

中国之所以能够实施这一宏大的战略，得益于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与华盛顿不同，北京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和协调性，将庞大的国家资源导向既定的国家目标。国有银行、产业政策、政府采购以及监管机制，无不步调一致、迅速联动。军用与民用领域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界限，因此民用技术领域的突破能够直接转化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实力。此外，国家权力不受自由市场机制的束缚，这意味着政府能够调动规模惊人的资源投入，并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提供巨额补贴——尽管在此过程中，大多数获得资助的企业终将折戟沉沙，但少数脱颖而出的“领军企业”最终将具备主导全球产业的能力。为了换取长远的战略收益，短期的低效率和大规模的资本错配都在容忍之列；毕竟，这里没有选民会向其选出的民意代表质询：纳税人的钱是否本可以用于更具成效的地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的体制不屑一顾，认为其过于僵化，无法孕育出前沿性的创新成果。诚然，美国的体制——一个融合了民主与资本主义、奉行有限政府理念、拥有世界一流高校、具备强有力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且在自由市场中优胜劣汰自然演进的体制——确实孕育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颠覆性技术突破。美国既无法复制中国的模式，也不应试图去复制。然而，在这个日益广阔的竞争舞台上，美国人必须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竞争之道——这不仅意味着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更意味着要具备大规模生产先进技术的能力，通过多元化且富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并依托与盟友及合作伙伴的紧密协作，牢牢掌控那些为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动力的关键要素。

系统更新

一套行之有效的美国技术战略，其核心目标应是确立并守住四大“战略高地”。所谓“战略高地”，即能够提供持久且结构性优势的关键领域；它能产出具体且可量化的成果，从而将宏观政策的蓝图切实转化为惠及美国民众现实生活的具体福祉。首先，美国必须重振其技术与工业基础。此举不仅旨在巩固其在创新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更在于构建足以支撑先进技术大规模生产的产能——这一生产体系必须依托多元化且极具韧性的供应链网络，并建立在与盟友及合作伙伴的紧密协作之上。就美国军方而言，必须致力于快速创新与适应，这对威慑多战区的侵略行为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华盛顿还必须构建一种民主的数字秩序，使美国技术成为主导模式——这种模式应受到高安全标准的保障，资金来源透明，并充分尊重人权与数据隐私。最后，这一方针必须为美中关系确立一个稳定的底线，并在两国之间建立富有实质意义的合作，从而避免陷入那种损人害己的“逐底竞争”。

上述这些“制高点”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重焕生机的科技工业基础，将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提供有力支撑。旨在威慑“台湾战争”的军事创新，将有效保护美国的产业利益，并维护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一个弘扬民主价值观而非威权主义理念的全球数字秩序，将构建出一个让拥有不同背景与信仰的人们都能自由参与的经济环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三大类技术将对这一战略至关重要。第一类是计算技术，其中包括半导体、量子信息系统，以及尤为重要的人工智能。第二类是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其应用范围涵盖从药物研发到建筑材料合成生产的各个环节。第三类是清洁能源，特别是涵盖电池、电机、芯片和电力电子器件的“电气技术栈”。这三大技术领域的突破将为其他领域的进步奠定基础：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更充沛的清洁能源将提升人工智能的水平；而更先进的生物技术和更强劲的电气技术栈，则能将这些技术进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科学与产业成果。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抢占并守住这些技术制高点，便能确立持久的战略优势。但若未能如愿，美国不仅面临在创新领域落后的风险，更可能丧失至关重要的战略自主权。随着国内产业实力的空心化，以及竞争对手施压削弱华盛顿对关键军事技术供应链的掌控力，美国的经济活力与军事威慑力也将随之消退。随着对报复行动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愈发难以采取防御性反制措施，以应对来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外部胁迫或不公平贸易行为。此外，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式微，其为本国国民创造发展机遇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也将随之削弱。

技术支撑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技术设计与研发是美国的固有强项，而制造业不过是一个“成本中心”，完全可以放心地转移至海外。然而，事实已日益清晰地表明，创新与生产绝不可割裂；因为一旦制造业外迁，与之相伴的工艺工程诀窍与知识也将随之流失。长此以往，这种知识的外流将破坏维系技术领先地位所需的“反馈回路”。历史经验业已证明，投资于一个多元化且极具韧性的制造业基础，其价值何等巨大。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曾详实地记述了在工业革命时期，那些出身于传统技艺行当的人们如何蜕变为富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从而推动了各项发明的不断涌现。一个国家的国民若不再亲自动手去制造、去钻研技术细节，该国终将丧失推动这些技术向前发展的能力。同样，一个任由其整体工业基础萎缩——从而拱手让出制度性知识、对供应链的掌控权，以及生产体系的整体深度与多样性——的国家，将愈发难以在特定关键领域构建起强大的实力。美国绝不能允许这种局面发生。为了重振美国的科技工业基础，华盛顿必须奉行一种“双轨并行”的国家战略：首先是促进创新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其次是保护这些科技成果免受不公平竞争与恶意利用的侵害。促进创新要求美国更有效地利用其在人力、财力及战略资源方面的资本优势。这一进程首先需要制定相应的移民政策，以便于最顶尖的科学与工程人才来到美国——并最终选择留在这里发展。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很大一部分工程师都来自海外；显然，让这些高技能人才留在美国开创事业，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外，美国政府还应大幅增加联邦研发资金投入，力争恢复至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最高水平；对基础研究进行大规模注资，所能带来的战略投资回报将远超任何其他类型的联邦支出。与此同时，投资清洁能源项目有助于为充足的电力供应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在不引发电价暴涨或造成有害环境后果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这场较量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击败”中国。

诸如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立法里程碑——这些法案旨在增强美国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实力——充分展示了政府行动如何能够促进制造业的发展。然而，我们还需要一套更为全面且整合的产业战略。其中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是“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这是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起的一项政府倡议，旨在以最快的速度研发并推广疫苗。该行动的成功表明，只要目标明确且获得政治支持，美国政府便能迅速协调风险、需求与供给。美国应当发起类似的动员行动，以推动先进电池、无人机等前沿技术的国内生产，并在美国工厂中推广应用更先进的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这种做法将特别有助于那些因缺乏资金和内部专业人才而难以独自实现现代化升级与规模扩张的中小型制造商。任何成功的政策都必须致力于帮助工人向高技能岗位转型，而非将其视为可随意抛弃的“消耗品”。

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需要运用一套协调一致的政策工具组合，以刺激私人资本流向那些虽具战略重要性、却尚未获得足够增长所需资金的产业领域。相关举措应包括：增加针对性的公共投资、设定价格下限、充分发挥政府的采购杠杆作用、以及设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与国内生产商签订长期采购合同；此外，还需着力推进生产与建设项目的审批流程改革——目前，此类审批往往耗时数年，甚至长达数十年之久。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在拜登政府初期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国内重稀土及磁体加工产能的投资，正是上述政策工具组合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运用的典范。

一套成功的产业战略，还取决于能否对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出逻辑自洽的答案：究竟哪些产业才具有战略重要性？这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基于判断与裁量权来决定的问题。拜登政府之所以将汽车产业视为战略性产业，主要基于两点考量：其一，该产业拥有庞大的工业产能，一旦遭遇危机（例如新冠疫情期间紧急转产呼吸机），这些产能便可迅速实现战略转产；其二，汽车产业是钢铁、铝材、玻璃、电子元件等众多上游产业的“大客户”，这意味着一旦汽车产业繁荣发展，其所产生的积极联动效应便会波及并惠及整个工业体系中的诸多相关产业。尽管不同的政府当局在确定具体清单内容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但为了确保决策的严谨性与清晰度，它们应当确立具体的甄选标准，并对这些选择做出合理解释。学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建议，这些标准应涵盖以下几类产业部门：与国家安全存在明确关联；易于形成产业集中或垄断；在危机时刻难以迅速恢复重建；以及对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具有重大的积极溢出效应。

也有观点认为，在至少一个前沿产业领域——即清洁能源领域——美国应当放弃竞争，并坦然接受中国将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的“世界代工厂”这一事实。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中国愿意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为世界各国供应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及蓄电池，美国便应顺其自然、听之任之；毕竟，这样一来，美国民众也能从中获益，买到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然而，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之旅目前才刚刚起步，尚处于初级阶段。若在此时便断言“大局已定、胜负已分”，未免显得过于草率与轻率。此外，若此时对清洁能源产业视而不见，恐将导致美国陷入一种新型的能源依赖困境——而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刚刚摆脱对外国石油的旧有依赖之际。电动汽车及其背后的生产供应链，正是美国劳动者理应致力于构建的那类典型的清洁能源产业。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必须将产业战略的理念运用于生物技术领域，以扭转“合同研究组织”（CRO，即协助生物技术企业开展临床试验与科研工作的机构）纷纷将业务外包或转移至中国的这一趋势。

进行这些投资时，还必须将“韧性”这一要素纳入考量。中国此前已通过切断加工稀土及磁铁的供应，以此作为对贸易争端的反制手段，从而展示了其将对他国的依赖性“武器化”的意愿。有人不无道理地质疑：实现供应链的全面韧性是否真的可行？毕竟，即便华盛顿解决了某些薄弱环节，其他漏洞依然存在，甚至还可能涌现出新的隐患。诚然，要在所有关键物资领域实现彻底且永久的韧性，恐怕是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减少薄弱环节总归是件好事——若借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相当于减少了对手手中的“大牌”数量，而在这种多回合、长周期的博弈中，这一点往往至关重要。作为起步，华盛顿应将重心放在那些“高优先级”的投入品上——即那些一旦受到中国限制，便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且即时冲击的物资；以及那些在操作层面难以补救、且替代供应难以迅速落实的物资。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拜登政府于2022年援引《国防生产法》所赋予的广泛权力，着手确保大容量电池所需的关键原材料——锂、钴、石墨、镍和锰——能够获得可靠且可持续的供应。

这项战略的目标不应是追求“自给自足”，而应是实现“多元化”。这就要求必须与盟友及合作伙伴携手共进。曾供职于拜登政府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拉什·多希（Rush Doshi）曾在本刊撰文，倡导追求一种名为“盟友规模”（allied scale）的战略模式——即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相互协调各自的产业政策，从而使某一国所投入的资源能够转化为强化整体集体能力的动能。如果美国、欧洲及其他合作伙伴能在“对华去风险化”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在关键产业领域统一技术标准，他们便能共同构建起一个繁荣的生产生态系统——而这样的生态系统，绝非任何单一国家所能独自维系的。这正是拜登政府在与欧盟、七国集团（G-7）及其他关键伙伴协调政策时所秉持的核心目标。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的举措已对这种盟友间的协调统一造成了损害。未来的历届政府必须投入坚定的外交努力——且这一过程极有可能耗时数年之久——方能重新赢回盟友的信任与信誉。

最后，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中，我们不仅要聚焦于“发明”与“生产”这两个环节，更必须高度重视“扩散”这一环节——即确保那些新发明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普及。正如政治学家杰弗里·丁（Jeffrey Ding）所指出的那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既定投入量下所能产生的产出量——始于“建设”，但绝非止步于此。要在技术竞争中取得持续成功，就必须确保各项发明成果能在整个经济体系及国家安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冷战时期，这正是苏联功败垂成、而美国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

小院高墙

尽管推动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但这尚不足以构建一个具有韧性的技术与工业基础。美国的新战略还必须包含积极有效的机制，以对这一基础实施保护。以所谓的“倾销”这一不公平贸易行为为例：在许多行业中，中国正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向全球市场倾销其过剩产能，这迫使竞争对手纷纷倒闭，而中国企业却借此确立了主导地位。为了抵御此类策略，现代工业战略必须包含针对特定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这些关税应聚焦于电动汽车、半导体等战略性行业，而非针对整个中国经济。许多其他国家——其中甚至包括巴西等一些并非总是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的国家——也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深感忧虑，并正着手制定各自的应对措施。

此外，美国还必须保护其最尖端的技术，防止其遭到潜在的滥用。这一战略议程的核心在于先进半导体技术；该技术对于拓展计算能力至关重要，而计算能力的提升则是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保持可持续领先地位的必要前提——这种领先地位反过来又将加速科学与军事力量领域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与中国彻底“脱钩”将是一种不明智之举；毕竟，在农业及基础日用消费品等非敏感领域，商品的流通已实实在在地惠及了美国家庭。然而，若放松对先进计算技术的出口管制，无异于拱手让出美国及其盟友目前所拥有的最具决定性的优势之一。对于那些声称“美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措施适得其反，反而迫使中国着手构建其本土半导体供应链”的论调，政策制定者不应因此而动摇。事实上，早在美方酝酿实施上述管制措施之前，中国领导层便已将构建本土芯片产业确立为国家最高优先事项，并已向该领域投入了巨大的关注度与海量的公共资源。

最佳的策略莫过于我所描述的“小院高墙”模式。这意味着美国在管控范围上应有所取舍（即“小院”），仅聚焦于那些将决定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走向的最敏感技术；随后，再通过严格的限制措施（即“高墙”）来严密守护这一核心区域。拜登政府在实施芯片管控时，正是采用了这一策略。其针对精密生物技术设备的出口管制，以及对美国投资中国敏感技术（如量子计算）生产领域的限制，都是这一策略在实践中得以运用的进一步例证。

最后，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防护议程，都必须确保美国公民及企业的敏感数据与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者的渗透侵害。这种威胁绝非空穴来风；此类攻击者此前已在美国的信息技术网络中预先植入了恶意软件。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美国民众免受敌意入侵的侵害，华盛顿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例如起重机、消费级无人机以及家用电器——进行威胁等级的区分；这些技术往往依赖于中国技术或与之存在关联，从而使其极易沦为外部势力操纵或监控的工具。

大语言模型与军事

美国若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技术战略，其另一大关键维度在于：大力推动旨在威慑重大冲突爆发的军事创新。一旦台海爆发战事，必将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震荡。因此，威慑此类战争的爆发，必须成为华盛顿的首要军事任务；而这项任务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军方能否积极采纳新技术，并将其与盟友伙伴实现共享。

那句古老的格言——“数量本身即是一种质量”——在软件与硬件技术突破的语境下依然适用。尽管远程精确打击等高端作战能力，以及扫雷等传统作战系统依然至关重要，但廉价且数量庞大的空中无人机、无人水面艇以及分布式传感器，对于迫使对手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言，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关键的，还有全新的作战理念以及经过更新迭代的指挥与控制体系。军方绝不能试图凭借过时的作战方案，去应对未来的战争挑战。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为例，该战略确立了“综合威慑”理念，旨在将这些新技术所涵盖的众多作战领域与平台全盘纳入其中。正是通过这种广泛的技术扩散与融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方能确保自身在遭遇敌方猛烈的导弹攻击或网络干扰时，依然能够保有感知态势、实施机动以及发起打击的作战能力。当制造业外迁时，工程技术专长往往也随之流失。

人工智能在这些转变中居于核心地位。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已在优化后勤、情报分析、网络漏洞检测以及军事目标识别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将愈发深刻地重塑军队的训练、规划与作战模式。就中国而言，其已着手整合人工智能能力，旨在绕开美国在战场态势感知和后勤优化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华盛顿必须奋起直追，提升自身能力。要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全面部署人工智能，不仅需要组织架构上的调整，更需推动文化层面的变革——这包括在装备采办与采购方面采取新策略，以及确立人机协同作战团队的相关规范与准则。

至关重要的是，上述政策框架必须将“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界的首要任务。此前关于五角大楼是否会利用大型语言模型监视美国公民、或研发致命自主武器的争论表明，当前针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伦理规范与准则，已无法跟上其技术能力飞速发展的步伐。美国必须在法律与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从而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既符合伦理道德，又能发挥实效。诚然，恪守这些原则与底线可能会使美国在军事创新领域的竞争变得更具挑战性，毕竟其竞争对手未必会受制于与美国相同的原则与约束机制；但这依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有效的军事创新绝不能仅凭美国一己之力来实现，而必须立足于“网络化防务”体系之上。这意味着要在盟国军队之间整合各类尖端技术，从而实现军事力量的“乘数效应”，而非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力量叠加层面。像“AUKUS”（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关系）这样的合作机制，便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模式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尽管“AUKUS”常被外界视为一项仅局限于核潜艇领域的狭义协议，但将其理解为一种“技术加速器”或许更为贴切——它构建了一套高效的机制，旨在推动技术转移与能力部署，特别是在“无GPS量子导航”和“水下作战”等前沿领域。与此同时，北约（NATO）也已启动了属于其自身的防务创新加速器计划。

未雨绸缪，方能万无一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盛顿构建了一套涵盖国际商业、法律和标准的体系，为实现共同增长与繁荣创造了安全与经济条件。这套体系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选择了接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同理，如果美国想要在当今的技术竞争中胜出，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开发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它还必须争取全球各国对其数字基础设施的认可与接纳。

北京方面已着手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其自制的数字基础设施版本，且往往将电信硬件、云服务、监控系统、支付平台以及针对上述产品的低息融资方案打包捆绑提供。这些输出的产品绝非中立；它们在设计之初便默认将国家管控、内容审查及监控置于优先地位。实质上，北京输出的是一套专为威权主义量身打造的“操作系统”。美国必须提供一种更为优越的替代方案。

如果全球数字经济能够运行在美国主导的技术栈——即云架构、芯片设计、安全协议及技术标准——之上，美国便能确保这样一个未来：民主价值观将作为核心要素，被深度植入二十一世纪的技术代码之中。反之，若美国拱手让出这一战略高地，威权国家便可能掌控全球商业与通信的命脉；届时，国家管控将凌驾于公民福祉之上，并引发诸如隐蔽监控、数据窃取、政治宣传及强制胁迫等一系列恶果。

竞争与合作并非互不相容，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若想在这场技术推广与普及的较量中胜出，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商业外交”。美国政府应与本国企业通力合作，致力于消除全球各地获取美国技术的障碍。通过提供针对美国技术的融资支持、技术援助以及促成与美国企业的商业合作，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技术的普及率——尤其是在那些中国已通过提供补贴及“开箱即用”式技术打包方案而占据先机的地区。

在这场较量中，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硬件设备本身。尽管技术标准往往显得晦涩难懂且常被低估，但它们构成了全球技术领域的“语法”基础——决定着各类系统如何交互、数据如何被监管以及风险如何被管控。这些标准由形形色色的国际机构负责制定，而这些机构对未来的技术格局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管辖范围涵盖了从人工智能安全与数据隐私的“交通规则”，到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等诸多领域。美国理应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而非像本届政府目前所表现出的那样，选择从这些机构中抽身退出。特别是，美国应优先制定人工智能系统的标准化评估机制——即在系统正式发布前，对其运作原理进行测试，并探究其在实际应用中是否存在潜在故障，以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发生故障。鉴于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日益紧密，华盛顿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应支持为合成生物学建立相应的安全保障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制定通用的筛查规程、划定针对极度危险应用的“红线”，以及确立在实验或系统发生意外故障时的事件通报规范。

那些声称过度关注风险与安全会拖累美国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步伐的人，其实是本末倒置了。确保安全与可信度不仅不会拖慢美国及其盟友的脚步，反而将最终助力其加速前行。不确定性往往滋生谨慎心态：当决策者与业界对新技术的安全性与可靠性缺乏信心时，他们往往会更加迟疑，不愿采纳这些新能力。在协调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工作方面，美国理应挺身而出、加大投入，而非退缩不前。

从容不迫

在致力于巩固上述各领域“战略高地”的同时，美国的科技战略还必须为中美关系中的稳定与合作预留空间。这必须成为其战略方针的核心支柱，而绝非事后的补充或附带考量。中美两国都将长期存在于世，双方必须学会与对方共存。如果这两大强国无法携手合作以规避最严重的风险，或者一旦陷入相互破坏、失控下坠的恶性循环，这场竞争最终将给全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都将继续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极限；然而，若在竞争中无视潜在风险，恐将引发危险的技术扩散，甚至导致技术彻底失控。正是出于对这一危险的警惕，拜登政府在2024年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中，成功促使北京方面达成共识：即在核武器的使用决策上，必须始终保持由人类掌握最终控制权。

同样，随着两国寻求减少对关键投入品的依赖，它们必须避免在贸易限制问题上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因为此类行动往往弊大于利。在清洁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不应掩盖两国在应对气候危机，或在推动癌症及其他疾病治疗等医学进步方面开展合作的必要性。此外，若缺乏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深入且持续的沟通——尤其是在台湾海峡问题上——单纯提升军事能力恐将增加爆发战争的风险。

竞争与合作并非互不相容。通过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美国将拥有更多筹码，从而在风险管理方面达成协议。然而，如何拿捏好这一平衡点，并没有现成的机械公式或算法可循。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需要经历一定程度的试错过程，并伴随一定程度的摩擦。尽管如此，2024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续签表明，即使两国在推行各自的竞争性政策，它们在造福全人类的科学事业上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该协定旨在促进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特定数据库和科学考察站的对等开放等问题上确立共同标准。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在采取行动时绝不可走极端——即便在某些时刻，走极端似乎是一条更为轻松的捷径。

这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冲刺

一旦美国明确制定了战略，就必须着手实施。若要高效地执行这一战略，就必须正视该国的战略雄心与其实际执行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若想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弥合这一鸿沟，就必须着手调整那些驱动美国资本市场的激励机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往往偏爱对软件产业进行投资，因为软件产业所具备的规模化潜力预示着丰厚的回报，令他们趋之若鹜。相比之下，对于那些资本密集度高、利润率却相对较低的工业制造领域，他们投入的关注度和资金量则要少得多。如果一项战略仅仅指望“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硬件制造业配置资本，而这只手却只顾着追逐下一个“软件独角兽”企业，那么这项战略注定将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必须与私营部门携手合作，以纠正这种资源配置上的错位现象；政府应运用税收抵免、贷款担保以及风险保险等公共政策工具，使那些原本对私营资本缺乏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在财务上变得切实可行。此外，在部署先进制造设备的同时，政府还必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水平、促进人才的流动性，并推动工资水平的稳步增长。这一点不仅对美国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对美国工人而言亦是如此；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完全有理由将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视为对其工作的威胁，而非能够使工作变得更安全、更有趣且薪酬更优厚的工具。

在执行层面面临的另一半挑战，则源于政府的官僚体制。美国现已形成一套“重流程而轻实效”的体系：繁琐的审批要求可能导致新建设项目延宕十年之久；僵化的采购法规扼杀了那些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国防初创企业；而资金分配的僵局则让各类科研机构陷入“饥渴”的窘境。在这个体系中，拥有“否决权”的人太多，而拥有“批准权”的人却太少。

如果治国方略无法切实增进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物质福祉，那么这种方略便毫无意义可言。若能制定一项针对性强且着眼长远的对华竞争战略——即优先确立技术与产业主权、通过军事创新强化威慑能力、确立民主化的数字标准，同时坚决避免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那么，这一战略将不仅能创造大量优质就业机会，更能极大地激发并加速对公共利益领域的投资。此外，该战略还能确保军事开支真正用于“止战”而非“启战”；帮助国家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技术颠覆所带来的冲击；并有效管控大国竞争所潜藏的各类风险。最重要的是，它将切实捍卫美国民众的隐私权、公民自由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放眼美国政坛，无论属于哪个党派或派系，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无不与这一宏大议程高度契合。

这项宏伟工程绝非数年之功所能竟，而是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耕耘。美国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争夺那种转瞬即逝的“首发奖赏”——即抢先发现某种技术突破的虚名。相反，美国必须致力于抢占这些战略制高点：通过实现资本配置与国家战略的高度协同；赋予各级机构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的权力；并以二战后重建时期那种紧迫感与进取精神为动力，结合数字时代所特有的敏捷与高效，全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之中。这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工程，更是一项美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实力去圆满完成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