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還記得這個電影、這個場景嗎：海歸知識分子凌晨光被迫逃亡，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後一點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這就是白樺《苦戀》的結尾


　　老高按：今天上午應陳小平博士之邀，參加了中國研究院專題討論會，題目是《孟晚舟事件角斗升級，謝倫伯格死刑事件的後果與影響》。其他嘉賓還有：北京執業律師胡育、加拿大市議員石清、中國前記者石宇歌（他參加過到白宮請願要求引渡孟）。他們發言各有角度，我也談了我對孟晚舟案、謝倫伯格被判死刑案的粗淺看法。感謝這裡博客和網友發言給我的啟發！
　　節目的鏈接是：https://youtu.be/hT7u_hnPaww
　　請各位批評！
　　但我這幾天的思緒，不時縈繞於白樺。對我來說，白樺是與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衝破精神牢籠聯繫在一起的。懷念白樺，也就是懷念八十年代。這裡轉載徐慶全的一篇力作，重新了解白樺與《苦戀》風波始末。我讀過劇本，也看過內部作為批判對象的電影（改名為《太陽和人》）。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結尾那個雪地上人的軀體爬出的問號，和那句尖銳的問句：“你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愛你嗎？”


　　白樺與《苦戀》風波始末

　　徐慶全，八十年代

　　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發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據此攝製的電影改名為《太陽和人》，導演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彭寧，在1980年底完成。這是一部中國人耳熟能詳卻沒有看過的電影，介紹這部片子，還得根據文學劇本《苦戀》。
　　劇本寫了畫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舊中國，少年凌晨光雖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時，被國民黨抓壯丁，被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相愛。後來，凌晨光因反對國民黨被特務追捕，逃到國外。在美洲的某個國家，他成為著名的畫家，綠娘也來到美洲，有情人終成眷屬。
　　1949年10月，凌晨光夫婦返回祖國。在輪船駛入祖國領海看到五星紅旗之時，他們的女兒降生了，並取名為“星星”。十年“文革”浩劫來臨，凌晨光一家的命運墮入谷底：全家人被趕到沒有窗戶的昏暗鬥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對，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法回答。此後，凌晨光被迫逃亡，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後一點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從劇本發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圍繞這部電影持續了兩年的爭論，並在文壇上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最初的爭論

　　早在電影劇本發表後，就引起了文藝界的爭論，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時任中宣部部長的王任重聽到這些爭論後，要求文化部主管電影工作的王闌西和陳播關注這部影片的拍攝。現在保存下來的當年陳播的一封信（寫於1980年4月24日），就是因王任重的詢問，給時任中宣部文藝局局長的賀敬之和副局長李英敏的答覆。信中寫道：
　　我找了幾個看過劇本的同志談。認為：
　　一、這個劇本想寫“四人幫”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劇中不僅寫了對畫家晨光一家的迫害，還有對詩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們過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長期隱藏湖盪吃生魚、鳥蛋為生。寫了畫家一生，熱愛祖國、忠貞不渝、堅強不屈的性格。從這點說來，有一定意義。
　　二、作者在探索“電影詩”，追求電影所表達的一種新的樣式和風格，這種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過藝術形象隱藏着自己的傾向，而不是說出來的，這種藝術探索是可取的。
　　四、對於劇本有以下幾點看法：
　　1．整個劇本的構思與藝術形象的表現，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後是悲愴的情調，這個劇本沒有反映出“四人幫”橫行前，黨對於知識分子總還是重視的，（雖然有“反右”擴大化的問題），歸國華僑中有許多人、許多知識分子是受到重用，也發揮了他們的為祖國服務的才能。這個分鏡頭劇本在結尾，寫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雪地里爬行，尋找他的人們發現他時，他已經是在一個大問號的那一個點兒上冷卻了身體，他用兩手儘量向天空伸去，兩眼睜着……這和文學劇本開頭引了屈原的《天問》篇的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相呼應的，這樣表現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晨光卻死去了，是為什麼？沒有解答，令人難以理解。
　　2．這個劇本大寫雁在天空寫成人字，從開頭貫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後結尾是“一枝蘆葦在風中晃動着，堅強地挺立着……”這種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晨光死去了再現的，更加深了對死的渲染，這種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個劇本所描寫的，由於採用“電影詩”的手法，對於年代、時間，雖有所表現，但是，有許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門前貼一張屈原《天問》的畫，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聯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幫”前後也是分不清的，還有一些其他情節不一一說了。
　　4．據說長影對這個劇本，有不同意見，導演彭寧同志曾將拍過的兩本樣片，請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樣片，夏衍同志說，我未看過劇本，不好發表意見。（看過樣片的人認為，樣片的調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後死掉，腳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來找他）。
　　4月28日，賀敬之將陳播的信轉給王任重：
　　任重同志：關於影片《苦戀》的情況，文化部電影局的陳播的同志寫了這個情況和他們處理的意見。我建議你、周揚同志和我們一起調看一下這部影片的樣片。可否？請批示。
　　當天，王任重批示說：
　　敬之轉周揚同志，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請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揚讓秘書露菲轉告賀敬之的秘書張作光：調《苦戀》看一次，看時要把夏衍請上。
　　5月21日，王任重與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一起看了樣片，“大家都反對拍這部電影”，但是，顯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後拍攝的意見。所以，王任重告訴王闌西和陳播，“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見下文）。
　　根據這樣的意見，文化部電影局便開始組織修改這部影片。但是，導演彭寧思想不通，只是將結尾凌晨光趴在大問號那一幕改掉了，其他基本沒動。無奈，陳播只好報告中宣部。王任重很慎重。他提議，請中央黨校和軍隊的人來看看，意思是讓這兩部分觀眾來說服白樺，對影片進行修改。
　　在此期間，白樺和彭寧又找到電影家協會，借了放映間放映該片，尋求支持； 1981年1月召開的“電影創作和理論座談會”上，又放映了該片，多數人對其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態度，有的給予很高讚揚，認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現代個人迷信，並真實地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面對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聲，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繼續修改的局面，白樺想到要讓中央高層領導看看這部片子。1981年1月10日晚，他找到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請他看看片子”，但胡耀邦拒絕了他的請求（白樺：《我所見到的胡耀邦》，載《懷念胡耀邦》第3集，221頁,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
　　而在文藝界領導層之間，對這部片子的看法也有重大的分歧。
　　周揚、張光年、夏衍、陳荒煤等人，與王任重的意見一樣，不槍斃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劉白羽雖同意這樣的意見，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張光年日記中有生動的記載：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揚家開碰頭會，着重談了白樺的電影《太陽和人》修改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頭氣惱不置（張光年：《文壇回春實錄》（上），224頁，海天出版社，1998）。
　　從這則日記可看出，在當時，最起碼是意識形態領導部門中的部分領導，對於處理“《苦戀》問題”是相當慎重的，而且，對於《苦戀》的“修改”（即“挽救”）已經基本“取得一致意見”，但是，從張光年筆下劉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現來看，劉、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說不願就此罷休。
　　劉白羽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領導，這也是稍後的“《苦戀》風波”最先起於《解放軍報》的重要原因。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苦戀》的作者白樺是部隊作家——武漢軍區，這也使得《解放軍報》對於他的批評“師出有名”。
　　在此前後，主持編輯《時代的報告》的黃鋼等人首先發難，將《太陽和人》產生的過程寫成報告，送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中紀委介入。中紀委討論後，對此事的處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紀委打電話給中宣部，詢問是否要中紀委出面來處理。王任重徵求周揚的意見。周揚則召集一個小會討論。會議認為，中紀委不應介入此事。隨後，王任重根據周揚等人的意見回覆中紀委：電影正在修改，還是由文藝工作的領導部門來處理，不然會使文藝界更緊張了。
　　3月27日，鄧小平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談話時，講到第八個問題時，談到了《苦戀》：
　　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鄧小平：《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382頁，人民出版社，1994）。
　　以此為契機，《解放軍報》和主要由幾個老軍人主持的《時代的報告》，開始醞釀對《苦戀》的大張旗鼓的批判文章。
　　《解放軍報》與《時代的報告》遙相呼應，《文藝報》和《新觀察》發出不同聲音
　　4月17日，《解放軍報》在頭版頭條發表題為《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批評了文藝界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現象”和“資產階級化自由化的傾向”。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部隊讀者批評《苦戀》的3封“來信”。3封“來信”的具體內容不管有何差異，其基本精神都是對前日“社論”的擁護，為其提供“公然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實例。其中來自白樺當時所在的“武漢部隊”的信——《一部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不管從題目還是從內容來看，都較其他兩封來信嚴厲。這封來信並提出了這樣的籲請：既然《苦戀》“這個劇本和黨中央一再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背道而馳”，“希望報刊展開批評，使人們具體生動地看到：什麼樣叫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怎麼樣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
　　有了昨日社論的“造勢”，又有了今日“讀者來信”的響應，發表一篇長文對《苦戀》進行批判也就順理成章了。
　　4月20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指出《苦戀》“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是“借批評黨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決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對愛國主義的污辱”，“它的鋒芒是指向黨，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
　　隨後，《北京日報》、《時代的報告》、《文學報》、《紅旗》、《長江日報》、《湖北日報》（後兩份報紙均為白樺武漢軍區所在地的黨的機關報），也發表了對《苦戀》的批判文章。黃鋼等人主持的《時代的報告》增刊，不但發表了黃鋼以“電影文藝評論員”的身份寫的《這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詩”？》，而且還再次發表了《苦戀》的劇本，以供批判用。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等媒體的密切配合，確實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時，“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剛剛過去，人們對“文革”的創痛仍記憶猶新。面對《解放軍報》上綱上線的批判，人們不用太怎麼打開記憶的閘門，江青藉助於林彪這個“尊神”從軍隊獲得支持的種種就會浮現在眼前，“文革”開始時該報的種種作為也會歷歷在目。所以，知識分子們在惶恐的同時，更多是壓抑不住的反感甚至是憤怒，甚至感到“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賈植芳、任敏：《解凍時節》，350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
　　周揚等人不贊成對《苦戀》展開一場“批判運動”的粗暴做法。在《苦戀》風波開始的3月，周揚就對此提出過批評（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上），266頁，海天出版社，1998）。此後，周揚也一直沒有改變這樣的態度。顧驤告訴我：
　　對於《苦戀》事件，周揚同志的意見為三條：一、白樺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但作品《苦戀》有錯誤，可以批評；二、應該對作家採取幫助的態度，幫他把電影修改好，而不是對作品採取“槍斃”的辦法；三、批評應該實事求是。周揚這三條意見在不同場合說過，也受到不少指責。他說了一句“白樺還是有才華的”像惹了禍似的（2002年6月28日採訪顧驤記錄。以下所引顧驤的回憶，均源於此次採訪記錄，不再註明）。
　　周揚的3條意見，基本上代表了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人的態度。至於後兩條意見，其出發點是，珍惜與重視文藝界來自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也正是後兩條，周揚等人與劉白羽、林默涵是有分歧的。因此，即使在《解放軍報》發動了“批判運動”後，周揚等人的“牴觸”情緒依然很明顯的。歸他領導下的《文藝報》，開始是按兵不動，稍後則採取了有傾向性的報道，發出與喧鬧的批判不協調的聲音。
　　《新觀察》也與《文藝報》配合密切，抵制《解放軍報》等媒體對白樺的批判。在白樺遭受批判之際，該刊主動向白樺約稿，白樺寫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觀察》第14期上。白樺在文章中談到自己所寫的歷史劇《吳王金戈越王劍》時寫道：“五月一日剛剛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攝製組從廣州到武漢，他們由於嶺南的連陰雨和某種人為的困難，工作極不順利，延宕了很多時日。”而“某種人為的困難”一語，則隱諱地點出了因《苦戀》受批判的處境。
　　儘管如此，白樺接着告訴讀者：遭到了批判並沒有什麼，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對自己是“厚愛”的：
　　六月中旬接到攝製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製片廠看修改後的樣片。當我離開武漢上火車的時候才感到武漢連續的晴天還沒有使氣溫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漢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續了這麼長！是我在追蹤春天呢？還是春天對我特別鍾愛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卻能和春天如此長久的相聚，雖然也有風雨，但它是春天的風，春天的雨……到處都是一片新綠，“天涯何處無芳草”，柔弱而眾多的小草啊！你們才是春天的象徵……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攝製組的通知”一語，白樺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戀》攝製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製片廠看修改後的《苦戀》樣片”，編輯部在刊發時，小心謹慎地刪掉了“《苦戀》”字樣。不過，這篇文章後來還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責。這是後話，且按下不提。
　　文藝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及在媒體上對壘的陣勢，引起了黨內高層的注意。胡耀邦和鄧小平等人，則從大局出發，尋求的是另一種解決途徑。

　　胡耀邦、鄧小平的談話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聲勢很大的批判開始後，一些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山雨欲來的架勢，使人聯想許多，國內外反映強烈。這種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講了一次話。顧驤告訴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與中國文聯及各協會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有一次談話，主要是關於目前對《苦戀》批判。他在談話中指出：
　　首先，文藝戰線形勢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正確與錯誤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須首先肯定成績，也必須克服前進過程中出現的不成熟或有害的東西，接受過去的教訓，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虧。毛主席為什麼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因為沒有肯定主流。不要因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東西，忘了大量好的東西。
　　第二，我們克服缺點錯誤，辦法一定要穩妥。由於文藝界多年搞批判運動，大家特別敏感。文藝界是‘驚弓之鳥’，由於過去遇到了多次‘弓’與‘彈’，更應特別注意。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為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寫《苦戀》的作家還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詞，用的方法不穩妥。(批評)我過去提過，是否可叫評論？大家叫慣了也可以。但批評是衛生運動，是洗臉，這是一。其次，爭取作者作自我批評，作者反批評也可以。
　　第三，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第四，要把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說理。說理不容易。(批評文章)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各報可轉載，可不轉載，不要強制人家轉載。我和××談了這個問題。對《苦戀》的批評現在國內外反映強烈，台灣還轉發了(日本)《讀賣新聞》的消息，說我們黨內意見不一致，說胡耀邦、鄧穎超反對這個批評。我們意見先把這場風波平息下來，現在國內還沒有平息下來。用一兩句話把這事冷卻下來。不要再批判了。過一段再說，有些事情處理方法就應該這樣。”
　　胡耀邦談話後，周揚找到顧驤，要他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寫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報》發表。顧驤回憶說：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揚同志授意下，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撰寫了《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發表在8日《人民日報》上。對《苦戀》事件中的種種過“左”的做法，從正面闡述中作了批評。此文經周揚同志審閱，將原題“開展健康的文藝評論”的“健康”易一字為“健全”，避免刺耳，還是他老到。這樣的文章署我個人名似乎份量不夠，壓不住；但又不好用“專論”“評論員”之類，因為胡耀邦同志剛剛講過，要求寫評論文章要以個人名義發表，所以署了一個筆名“顧言”。由於自批《苦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巋然不動。所以這篇文章發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國新聞記者注意，當日，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發出十幾條消息，有的說：“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場新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發表，公開批《苦戀》事件告一段落。
　　但是，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卻幾次要求《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胡績偉回憶說：
　　當時負責管理思想戰線的主帥胡喬木卻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這篇批判文章。報社文藝部同志同文藝界領導同志商量，認為這篇文章帶有“文革”時“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報一轉載，就表明中央同意他們的觀點和他們的做法，所以我們堅持不轉載。人民日報這種按兵不動的態度，對文藝界和廣大讀者的惶惶不安情緒是一種安慰。當時，我們還不敢站出來為《苦戀》說話，只能說軍報的文章火氣太大，缺乏說服力，人民日報只能自己寫一篇。（胡績偉：《劫後承重任，因對主義誠——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書屋》2000年第4期）
　　胡喬木知道《人民日報》堅持不轉載，後台是胡耀邦，因而他把這個官司告到鄧小平同志那裡。
　　於是，有了鄧小平對《苦戀》問題的談話。
　　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召集周揚、王任重、朱穆之、曾濤、胡績偉討論對《苦戀》的批評問題。據胡績偉回憶，談話中，周揚、曾濤和胡績偉都闡述了對《解放軍報》文章的意見，“就是認為《苦戀》有錯，應該批評，但軍報那樣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作法，因而人民日報不能轉載”。
　　鄧小平在談話中，肯定了《解放軍報》對於《苦戀》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點。他說：
　　關於《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為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談話中，鄧小平對如何對待《苦戀》風波指示說：
　　關於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且由《人民日報》轉載（鄧小平：《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2卷，389—393頁，人民出版，1994）。
　　鄧小平的談話傳達後，《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基本上終止，取而代之的是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暢談對文藝界形勢的認識和黨對文藝的領導等問題。而周揚等人領導下的文聯和作協的刊物，也圍繞着同一問題，發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當前的文藝形勢及強調黨的領導的同時，也突出強調了魯迅關於文學批評要有科學的態度、要實事求是、允許反批評的一些主張（耿恭讓：《魯迅與文藝批評》，《文藝報》1981年第15期）。
　　兩軍對壘的陣勢開始打破，言論的統一，使“《苦戀》風波”從媒體上淡出了。

　　兩個座談會統一認識，《苦戀》風波宣告平息

　　8月3日，由中央召集一個包括中央、地方、軍隊三方面共三百人的“思想戰線座談會”，“正式傳達和討論”鄧小平的“重要談話，研究部署在思想文藝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胡喬木書信集》，361頁，人民出版社，2002）。
　　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作了長篇講話，批評了“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處於軟弱的狀態”。他在強調“三個必須做好”時，第一個談到的就是“要把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他說：“本來這個問題好解決，但當時我沒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責任。如果當時我們建議文聯開個會，請一些作家藝術家來，對《苦戀》作個公正評價就好了。現在看起來，當時沒有走群眾路線，如果走走群眾路線就好了。……對白樺同志，還是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胡耀邦：《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896—898頁，人民出版社，1982）
　　8月8日，胡喬木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多次提到《苦戀》，並由《苦戀》對文藝界提出嚴厲的批評：
　　像對於《苦戀》這樣顯然存在着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我們的文藝批評界竟然長時間內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在《解放軍報》發表批評以後，一些同志除了指責這些評論文章的缺點以外，仍然不表示什麼鮮明的態度。這不但是軟弱，而且是失職。在社會科學和其他思想工作領域內，也有一些類似的情況。我們再不能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下去了（《紅旗》1981年第23期）。
　　如果說前一段時間對“《苦戀》風波”還有不一致的意見和看法的話，那麼，經過“思想戰線座談會”的總體動員，文藝界人士則基本上認識到——這種認識不管是表里如一還是口是心非——兩個問題：一、《苦戀》應該批判；二、在對待《苦戀》的批判問題上，文藝界領導表現是“軟弱渙散”的。在接下來召開的“首都部分文藝家學習小平、耀邦同志關於思想戰線問題重要指示的座談會”上，與會的文藝家都基本上都是就上述兩個問題進行檢討。不過，大家基本上有了默契，就是不再指責《解放軍報》而對黃鋼提出批評。而且，在會上的發言中，大家無一例外地對《苦戀》提出了批評。
　　參加會議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則對《新觀察》14期上發表的白樺的《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進行檢討。
　　早在8月7日，胡喬木就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他在致馮牧和戈揚的信中說：“看了今年第十四期《新觀察》發表的白樺的一文，覺很不妥當”。“我熱烈地希望你們對此有所糾正和補救”（《胡喬木書信集》，363頁，人民出版社，2002）。
當時，戈揚給胡喬木寫了一個字條：
　　《新觀察》發表白樺同志的文章很不妥當，我們當認真檢查。但是馮牧同志因病在外地休養，沒有過問我們的編輯工作。
　　儘管馮牧沒有過問編輯工作，但作為作協副主席，他還是要認真對待胡喬木的批評。8月8日，他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他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要研究“想出補救辦法來”，並表示“作協今後當努力加強對《新觀察》的領導。”（《胡喬木書信集》，364頁注4，人民出版社，2002）
　　在這次會議上，戈揚在發言中，詳細地談到了白樺文章發表的情況：
　　關於《苦戀》問題，我的認識是比較遲緩的。《苦戀》劇本，我沒有讀過，直到這次思想戰線座談會期間我才讀了一遍。《太陽和人》電影，我看過一次，對於它的情節和細節的離奇、不真實，我非常反感。……但是《苦戀》應當作為一種錯誤思潮的代表作品來批評，是在這次思想戰線座談會上才認識的。正因為我對《苦戀》的認識是如此的緩慢，《新觀察》第十四期發表白樺同志的文章《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這就不是偶然的了。同時這篇文章的發表，也集中反映了我們編輯部的軟弱渙散狀態。
　　這篇文章是七月上旬編輯部約請白樺寫的。刊物銷數下降，同志們感到不安，有人提出《晚報》發表白樺所在黨支部的一個簡短消息，搶購一空，《新觀察》也應當注意人們關心的問題。我們從側面了解白樺這個階段表現不錯，除了接受意見修改《苦戀》影片，還新寫了兩個劇本。便決定請他寫一篇關於自己的情況的報導，以回答國內外敵人的造謠，說明黨內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是堅定不移的。約白樺寫的這篇文章，原計劃在15期發表，不想14期付印前一天（7月14日），文章寄到了。編輯部為了搶獨家新聞竟破例抽換稿件發在14期。而由於發稿匆忙，又在稿件的修改上出現了許多差錯，如為了迴避《苦戀》問題，將文中“看修改後的《苦戀》樣片”句中的《苦戀》字樣以及其他有關《苦戀》的字樣全部刪去了，文中寫軍區領導去看作者的字句也刪去了。而稿件又未送請作協黨組審查就發表了。當時我雖不在北京，但這個責任是應當由我負的。第一，約請白樺寫文章是我同意的；第二，編輯部在處理一篇稿件中所反映的錯誤思想，應當說也是我的思想的反映；第三，更重要的是軍報批評《苦戀》以來，我沒有領導編輯部就這個問題進行座談討論，以客觀的科學的態度對劇本作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以致長期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採取什麼樣的“補救辦法”，辦刊人屢試不爽的一招是發表“讀者來信”。9月10日出版的《新觀察》第17期上，發表了讀者“馮明”——大致可以斷定是“奉命”的諧音——的來信：《也談春天的“厚愛”》。
　　文章開篇即講讀了白樺文的複雜心情：“一面覺得高興，一面又覺得遺憾”。文章說：“對《苦戀》確有讚揚支持的，但持批評態度者也委實不少，有些意見還很尖銳，很嚴厲。我個人覺得，人們的批評意見是有道理，值得白樺同志重視。”這封“奉命”刊登的來信，語調相當委婉。這樣的寫法，除了反映周揚等人的態度外，大約有主持其事的馮牧與與白樺有着深厚私誼的關係。
　　8月25日，在會議將要結束時，王任重給周巍峙寫了一封信，作了自我批評。這一天主持會議的林默涵在會上念了這封信：
　　請向到會的同志宣讀這封短信，算個表態。
　　（一）宣傳部對思想戰線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宣傳部的同志早就有批評，最近又開了三次會進行了批評，軟弱渙散的錯誤，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之所以軟弱有三個原因：
　　第一，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犯過相當嚴重的左傾錯誤，我至今仍然要時刻注意重犯這種錯誤。
　　第二，我有畏難情緒，自己對文藝理論、新聞等等是外行，雖然想向大家學習，因為一年多來，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鬧病住院休息，對情況很不熟悉。所以怕犯武斷或橫加干涉的錯誤。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講話，我讀了喬木同志的講話記錄，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
　　我看了你們這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簡報，昨天又聽了半天，許多同志的發言，對我是很好的教育。我願和同志們一起，來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
　　第三，我認為開展文藝評論，是我們黨領導文藝的一個十分重要而有效的任務和方法。這就是“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內容，批評反批評，表揚反表揚。當然在黨內與對外應有所區別。但都不要只聽一家之言。批評首先要分清敵我，分清是非，不然，就不可能有什麼好的方法可言。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真正幫助他們認識和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能過急，允許有一個轉變過程，耀邦同志說過：不要強迫人家作檢討。這是完全正確的。

　　（二）關於《苦戀》
　　第一，解放軍報批《苦戀》，華楠同志曾經打電話和我商議過，我支持批。但我當時沒有向他建議，事先和文藝界領導同志商量一下，寫出文章來，由中宣部找有關方面的同志共同討論一下，假如這樣做，可以大大減輕這一個“軒然大波”。這是我要負責的。
　　第二，早在去年5月21日我們書記處的幾位同志看了《太陽和人》樣片的幾個片斷，大家都反對拍這部電影，我也告訴了王闌西和陳播同志，“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據吉林宣傳部的同志說，長影黨委多數同志和大多數職工反對拍這部影片，為什麼竟拍出來了？我們領導上和體制上有什麼漏洞望檢查一下。
　　會議結束後，對《苦戀》在內部的批判，算是告一段落。
　　其後，在周揚、張光年、賀敬之等人的精心組織下，由《文藝報》唐達成、唐因執筆，歷時三個多月，寫出的《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在《文藝報》發表。10月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按照慣例，作品受到批評，作者應該有所表示，即表示認錯的態度。胡耀邦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動議。9月25日，在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大會上，胡耀邦私下對已經調到文化部任主管電影的副部長的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為文藝討論，表個態就行了。”出於多種考慮，陳荒煤沒有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去做。
　　當然，後來，白樺還是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編輯部寫信的方式，進行檢討。這封信在《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後，《人民日報》又予以轉載。
　　至此，《苦戀》風波歸於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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