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與文學無關的人，居然會為文學把一生都毀了。這故事講給任何其他時代、其他地方的人聽，他們恐怕都是無從理解，也無從想象。然而千真萬確，是極好的文學史個案。惟因事情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我們也才對一段歷史看得更為深入


　　老高按：魯迅曾言簡意賅地說過：“悲劇是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是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這兩天我就接連讀到不少喜劇和悲劇。喜劇不用說，最刷屏的就是“導師的崇高感、師娘的優美感”以論文名義發在北大的所謂核心期刊上，而該刊主編正是作者歌頌的導師，這事中間的各種反差，讓喜劇效果最大化。隨後又來了個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刊登的那段話：“近平同志的貴族氣質，是骨子裡透出來的。……他走在大堂，有一種氣定神閒、不言自威的風采。無論是和英國女王乘坐皇家馬車，還是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特朗普在一起會談，他的氣場都足以鎮得住場、壓得住陣。”
　　“喜劇是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這兩齣喜劇，撕破了多少無價值的東西！核心期刊，博導，教授，國家科研項目，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當然還有“近平同志”，以及他“氣定神閒、不言自威的風采”和“鎮得住場、壓得住陣”的“氣場”。感謝所有上場表演的人士，給我們增添了多少歡笑！
　　但是也有“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悲劇。讀到作家、評論家李潔非的《悲慘的信》，實在是欲哭無淚，欲罵無言，只能擲筆長嘆！
　　就請大家直接讀原文吧。我只是想：喜劇和悲劇，儘管不是發生在同一個年代，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暗中相通？


　　悲慘的信

　　李潔非，《書城》

　　1

　　一九五六年九月號的《人民文學》，登載了兩篇日後相當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篇是何直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何直是秦兆陽的筆名。當時，他擔任着這家刊物的副主編，其實也就是主持工作的執行主編。他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上任，不久，《人民文學》變得富於銳氣；一九五六年，除了九月號的那些作品，還發表了《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明鏡台》等。這些作品，給五十年代中期文學注入了活力。時為《人民文學》編輯的塗光群，多年之後有如下評價：“‘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學》出刊十七年的歷史上，新人的作品，像一九五六年那樣，質量如此突出，數量如此之多，留給讀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絕無僅有的。”（《文壇伯樂秦兆陽》）
　　然而，這種正面評價需要等待二十年。“文革”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這一批作品，得到一個特別的稱謂：“重放的鮮花”。那是因為，在當時它們很快被判定為“毒草”，並且為各自的作者帶來了“右派”的帽子或致其遭受政治批判。
　　秦兆陽也成為“右派”。他的主要罪名並非主持《人民文學》期間為眾多有問題的作品提供了陣地。就問題之“嚴重”而言，他自己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點不遜於他簽發的那些小說、報告文學。“文革”中，江青替她所謂的十七年“文藝黑線”找出八種有代表性的言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即為其一。
　　“我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七月二十五日被宣布開除黨籍。”（秦兆陽《追求》）之後，步不少遭謫貶的古代文人的後塵，他下放廣西，直到一九七九年重新回到北京，完全恢復名譽。
　　以上是本文所涉內容的背景資料，或曰一段小小的引子。以下的一切，卻從另一條線索展開。事情由秦兆陽遭遇引起，但他並非主人公。而且直接來看，似乎也跟文學沒有太多的關係。但我覺得，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史，恐怕不能將類似的事情排除在外。

　　2

　　一九八二年二月，已經平反並且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輯和《當代》主編的秦兆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來信。來信最後一句這樣感慨着：
　　可惜，我不會寫小說啊，我真想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
　　讀完來信，秦兆陽已經意識到：其實，那並非是一個“陌生人”。
　　事情得從二十二年前講起。
　　一九五八年夏天，在數月批判後，秦兆陽的“問題”有了結論。當年第九期《人民文學》發表劉白羽文章，題為《秦兆陽的破產》。這其實是劉以作協黨組副書記身份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總結髮言。“破產”寓意，是指政治上完蛋。今天在經濟領域如果發生破產現象尚可申請“破產保護”，而政治上的“破產”，是絕無這種指望的。
　　略早一點，大約三四月間，秦兆陽收到過一封信。信中表示了對秦兆陽的問候，以及對他觀點的看法；主要是認為，那些觀點絕不像批判者們所攻擊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秦兆陽回了信，其中有“一失足鑄成了大錯”一句。可以想見，對於一位素不相識者的來信，即便是對自己表示同情的，回復時內容與語氣也必然十分的小心謹慎。
　　以後的事，秦兆陽就不知道了。
　　來信者是個不相干的年輕人——新分配到中央某部設計總院的二十五歲大學畢業生。他之寫這封信，所能想象的唯一動因，大概就因為他是一個文學愛好者。這個不幸的愛好，毀了他的一生。
　　年輕人名叫宋波。其實這不是他的真名。一九八六年，秦兆陽把他的故事在《當代》第三期介紹出來時，為免給主人公帶去新的麻煩與不安，而把所涉及的一切人名地名“都改成假的”。當然，這不重要。宋波或王波、李波，又有什麼區別呢？
　　其始，亦即文藝界對秦兆陽問題還未定性、尚處在圍攻階段時，一次在單位小組會上，宋波站起來發言，亮明觀點，替秦兆陽打抱不平。當時，“參加會的人反應是平靜的”。因為這些科技知識分子對政治、人文、社會上的事大多不關心，反應遲鈍。有的同事甚至說宋波“狗逮耗子，多管閒事”。當然，個別嗅覺靈的人也是有的，而流露出政治上質疑的態度。但總的來說，較諸火藥味十足的文化思想戰線，這裡的戰鬥性非常有限。可能正是這一點，讓宋波放鬆了警惕。他在發言後，意猶未盡，又給秦兆陽寫了那封慰問和聲援的信。
　　這是錯誤的開端。不過，假如秦兆陽收到了信，丟在一邊，不予回復，想必也不會出什麼事。多年後，秦兆陽反省“我為什麼要回他的信”。他有些記不清了。他推想當時這麼做的原因，“也許是出於感激之情，不回信覺得對不起他”，“也許是怕他把自己的看法隨便對人說出，以至招來災禍……”
　　秦兆陽責備自己：“不回信不就沒有災禍降臨到他的頭上嗎？”我也很自然地想：“是啊，不回信就好了！”但是，大家都這樣設想與遺憾的時候，卻奇怪地忽視了一點——公民間的私人通信，為什麼會成為後悔的對象和懺悔的理由？一旦想到這一點，我們內心才充滿了恐懼。是的，不論秦兆陽如何自責，他所做的，不過是收到別人信後予以回復。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是純私人的交往，是法律理應光榮地保護的自由。然而，當事人和旁觀者對此瞬間想到的都是“為什麼要回信呢？”“不回信就好了。”這種反應，好像是自輕自賤，實際上卻極自然；因為載於明文受保護的權利名存實亡的現象，比比皆是，例如，胡風冤案給人的印象就太深刻，它之所以升級，之所以定罪，不正是以成批成批公布出來的私人信件為依據的嗎？
　　那麼，秦兆陽的回信又是怎樣改變了宋波的一生呢？
　　回信寄到時，卻沒有落到收信人手裡。收信人見着它，是在科長辦公室，並且已經拆了封。
　　原來，宋波有一個年輕的女同事，也是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剛剛摘下東北某大學校徽”。這位青春女孩，“外表非常動人”。在大自然力量亙古不變的催動下，此刻她心中也正湧起“愛意”。她所愛的人，便是宋波。但是他們在做人上，彼此意見有些相左。宋波認為，一個人不能“違背自己認定了的正理”，她卻告訴宋波：“你說得不對，實實在在為人處世的辦法，在書本上是找不到的。我見的比你多，你不要太傻。”宋波受不了這種話裡面的氣息，拒絕了她的“愛意”，而與另一位女同事走近，於是“原先那位姑娘就懷恨在心”。
　　不久，她在收發室看見秦兆陽寄來的信。她不僅私自將其取走，不僅擅自拆開偷看，而且“馬上跑去推開了科長辦公室的門”。
　　儘管侵犯了法律，但我相信，這個女青年絲毫沒有意識到犯罪，並且，輿論以及組織上也不會給予她任何批評。實際上，任何人都將認為她做出了“正確”的舉動。不過，儘管她的做法體現了一種合乎“道義”的“優秀”品質，我們仍須指出她的真實動機是可鄙的。因為她顯然是出於報復。愛而不成，轉圖報復，這樣的事各時代都有；而依靠組織、通過政治渠道一報情仇，則是那個時代的特色。
　　科長通知宋波去辦公室見他，後者這才看見那封本屬他個人物品的來信。這封信，“革命群眾”先行看過，然後“組織”看過，現在才輪到收信人自己看——並且，只能“匆匆溜了一遍”，之後，“科長就把它收起來了”。
　　在今天，科長的舉動——扣押私人信件——也是違法的，我們會覺得他是個“壞人”，至少很霸道。這就錯了。那其實很平常，不過是每個領導者都自然而然、理所應該做的事。雖然被沒收了私人信件，宋波卻稱讚這位科長“是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黨員”。他對宋波的處置是，寫一份書面檢查，以及調出北京、下放西北某省某廠某設計組工作。這在我們看來，不啻於發配。宋波卻對科長心存感激；他說，這樣的處置，實質上是“保護我‘過關’”。換言之，在那樣的形勢下，換另外一個領導者，宋波的下場會比這慘得多。

　　3

　　至此，故事僅僅拉開序幕。
　　如果只是調出北京、發落偏遠地區，宋波幾乎談不上災厄臨身。他頭上連一頂政治帽子都沒戴上。這一點點挫折，在那個年代實在太普通了。可是，正應了一句俗話：躲得過初一，躲不了十五。雖然頭上沒有戴着政治帽子，但一九五八年的往事卻如古代配軍額上的刺印，與宋波如影隨形，來一次運動，就要被人指指戳戳一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跟反右傾鬥爭同時，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照例，又湧現不少運動積極分子。其中，有個剛從北京調來的人，政治覺悟與熱情，皆非尋常可比，揪住宋波不放，“舊話重提，舊賬重算”，非要從宋波身上挖出不為人知的更多秘密。這思路，來自如下一番推理：組織上只掌握秦兆陽的一封信，你宋波便只承認與秦兆陽通過一次信；那麼，假設連這封信組織上也沒掌握，你宋波肯定就根本不承認通過信——由此可知，你宋波能隱瞞就隱瞞，通信絕不會僅僅就這麼一次！
　　於是，“鬥起來沒完”，“大會小會熬得我筋疲力盡”。宋波的心理過程，讓我想起《水滸傳》裡的林沖。“風雪山神廟”之前，林教頭的心理是能忍就忍、一忍再忍、堅忍強忍，忍來忍去，終未忍住最後一次。宋波亦如此。出事以來，他垂眉低目，態度恭順，低調做人。這不單出於自我保護和周旋的意圖，也是內心確實感到害怕，希望用誠懇悔過換取寬恕。可是他所期待的情形非但毫無蹤跡，反倒愈益被人往死里整。尤其那個北京來的運動積極分子，聯合一批人，非逼他承認子虛烏有的事。這弄得他退無可退，再退，就會從懸崖上掉下去。他發現，有點崩潰的感覺，“簡直控制不住自己了”。然而，宋波究竟不是林教頭，不可能懷揣尖刃在終無可忍之際結果了那陸虞候；他的“控制不住”，是：
　　一天晚飯後，在大門口碰上了整我最厲害的某某，我撲上去抓住了他的衣領，問他：“你究竟要把我怎麼樣？”人越聚越多，他不吭聲，我把他狠勁一推，他倒退了幾步，就倒在地上了。
　　這一推，推出了塌天大禍。宋波已知不妙，第二天買了火車票，準備西逃新疆。就在他準備登車時，追捕者自天而降，當場五花大綁，押到省公安廳看守所。
　　年輕讀者或許會問：同事間口角，略動了動手，如何就被專政了呢？列位有所不知，在彼時看來，宋波推這一把，既非同事間口角，甚至也不被視為打架鬥毆之類刑事案件，而是一個“反革命政治事件”。單位黨組織給他的鑑定是：“思想反動，串通社會上的反黨分子進行反黨；對抗黨組織，行兇打人，畏罪潛逃。”法院便以這個為依據，判處宋波兩年徒刑，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改造。
　　如果說一九五八年宋波躲過“右派”帽子很有些幸運，那麼事實證明，這種幸運是靠不住的——抑或，根本不存在。“革命眼睛”明察秋毫，不會放過任何漏網之魚。因此，宋波雖然沒有隨秦兆陽一道成為“右派”，現在卻成為現行反革命罪犯。結果更糟。這個年僅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從此開始了煉獄一般的人生。

　　4

　　到勞改營後，他於一九六一年四月被派去“盆地西部”修大壩。這個盆地，當即著名的塔里木盆地。他們必須趕在七月之前建好大壩，以免洪水來臨時下游農場糧田被淹。苦役們主要工作是擔沙土。“戈壁灘上的太陽一天比一天厲害，灼熱的地氣真要把人烤乾。”苦役們脫光衣服，只穿一條褲衩。肩膀磨破了，鮮紅的肉翻露在外，“第二天重擔照樣往上壓”。上下、上下，一趟又一趟，日復一日，無始無終。大壩每天都在升高，苦役們也隨之每天消耗更大體力。在這種情況下，苦役之間還掀起“勞動競賽”——有人擺擂，有人攻擂，相互比試誰更不惜命。這是極端化的生存搏鬥，目的自然在於以“立功表現”從同類中勝出，早一點跳出苦海，較古羅馬角斗場裡的競爭相去不遠。
　　那麼，苦役們又是靠什麼來維持如此強度的勞動甚至“競賽”的呢？宋波說：“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麵摻駱駝刺（戈壁灘上的一種野生植物）做成的澱粉饃。”這句話中“只有”和“二克”兩個詞，頗令我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只有”，意味着所謂“食物”舍“澱粉饃”之外，概無其他。至於“二克”，日前曾見報上說，“我國人均攝鹽量大大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食鹽標準”，其中，吃鹽最多的是東北人，日均每人要吃十八克，攝鹽最低的廣東人，每人日均也有八克——如此說來，宋波們食用的饃所含玉米麵，還遠遠不及現在一個中國人每日撒在菜里的鹽多。有句俗語：“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還多”，裡面運用了“誇張”的修辭方法。此刻我們發現，在宋波們的面前，如果有人也這樣說，居然沒有任何的誇張，完全是活生生的現實。
　　在那玉米麵含量僅二克的“澱粉饃”的餵養下，宋波說，“過了不久，一些‘反黨分子’就進了墳墓。”宋波幸而還是一個小伙子，所以熬了過來，沒有死掉。不過，當他離開那裡時，體力耗盡了，“風都可以把我吹倒”。新的勞改地管理者發現，確確實實已無法指望此人干任何重體力活，只好分派他去放駱駝。
　　新的勞改地，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它的環境，宋波僅以一言蔽之：“不但沒有鳥，連蒼蠅蚊子都不生。”然而卻有人——一九五五年開進來一批開荒造田的勞改犯；現在，宋波們步了前者後塵，成為這荒漠之地的新生力量。他們聽見接收的人這樣說：“你們既是來到這裡，就一切老老實實。到了這裡，沒有一個飛得了的！”這不是威脅，是對事實原原本本的陳述。
　　我們了解到的情況，全部來自宋波“文革”後與秦兆陽的通信。秦兆陽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當代》上公布了其中的六封。公布時，秦兆陽做了刪節。這齣於對寫信人原意的尊重。關於訴說這些往事，宋波說那純粹是跟秦兆陽私人間的“談心”，他無意張揚，因此特別“鄭重說明”：“對我以上所述的事情，您不論用什麼形式寫什麼東西，都不要把它寫進去！”秦兆陽於是緊跟着用括號注釋說：“我只得作了刪節。”
　　也就是說，以上的宋波遭遇，是“刪節本”。而較諸“全本”，為什麼刪以及會怎樣刪，，倒也可依常理來推想。秦兆陽所以違背宋波意願將那些信刪削後公布出來，我想實在是無法抑制悲憤與不平，認為有必要讓人們認識生活中存在這樣的遭遇、這樣的醜惡。鑑於當時條件，原封不動展示出來並不現實，只能“窺一斑而知全豹”了；況且，這有利於保護宋波。

　　5

　　到上面為止，宋波一九五八年因一時衝動給秦兆陽寫一封信而改變自己一生的故事，只進行到第一個階段。雖然在這個階段，主人公的經歷已讓人不勝唏噓，不過考諸當日，又可以說屢見不鮮，晚近以來漸次載於書冊的大小“右派”、“反黨分子”或其親屬的回憶與講述，大同小異；例如和鳳鳴女士所著《經歷——我的一九五七》，裡面種種，便可與宋波故事相參佐。
　　宋波命運之奇，奇在後頭。
　　當年他獲刑兩年。兩年後，是釋放了重新成為普通公民，還是繼續被監督勞動改造，我們沒有看到說明。總之，他呆在原地沒動，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三月都跟犯各種錯誤的壞分子為伍。這些人中，有位姓孫的老幹部，宋波與之同牧一個羊群，患難與共，“我們親如父子，感情很深”。後來，老幹部“解放”了。經他過問，宋波被調入一座煤礦採礦二隊當工人。
　　似乎有點時來運轉的意思。宋波在信中對秦兆陽激動地說：“老秦同志，您能理解我被下放到井下勞動的心情嗎？……再艱苦也比在××堵壩強百倍。而且井下工的糧食定量是五十一斤，能吃飽還有餘。”
　　說到這五十一斤口糧，二十五歲上因舊戀人檢舉而跌入深淵、如今年已四十一歲的宋波，一九七四年終於娶妻成家。妻子十分賢良，這是他的福氣。然而，妻子和兩個先後降生的孩子，全是黑戶（沒有戶口）。所謂五十一斤口糧“能吃飽還有餘”，僅限成家之前。改革開放前，城鎮居民口糧按戶口簿上人頭定量供給。就算有定量，也不夠吃——小的時候，我家即如此。不夠，怎辦？偷偷摸摸買“黑糧”——通常是農民把糧食挑進城，先藏在某處，然後挨家上門打聽誰要買——價格自然要高不少。這種活動當時有一罪名，叫“投機倒把”。宋波一家四口，只有五十一斤糧食，日子肯定過不下去；那點工資，便大半用於購買高價糧。這一點，領導不但不同情，不但不幫助，反倒當作整宋波的一個把柄——“審問我是不是搞糧食投機倒把”。
　　但總的來說，吃並不是宋波生活最黑暗的那部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通信中，宋波第一次透露自己現在身患“二期矽肺病”，說“基本上沒有藥能醫治”。我在網上查了查相關信息，以下是“百度百科”有關矽肺病詞條的解釋：
　　二氧化硅的粉塵俗稱矽塵，它是致病能力非常強（有一說最強）、對健康危害（最）大的粉塵。
　　矽肺是塵肺的一種，是嚴重的職業病。游離的二氧化硅粉塵通過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發生堆積，影響氣體交換，最後人的肺泡失去作用，肺組織全部纖維化。用老百姓的話說，肺變成一個土疙瘩。
　　目前，全世界沒有能夠治癒矽肺的特效藥，患了矽肺等於判了死刑。
　　由此可知，二期矽肺病患者宋波對秦兆陽的所說，是刻意輕描淡寫的。
　　顯然是在秦兆陽懇請下，宋波後來對病情談得比較具體一些了。他說，自己是“二期加IB的矽肺病”，“咳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痰中帶有紫色的血塊”。
　　怎麼染上的呢？——
　　有誰知道，在離北京如此遙遠的那個偏僻的深山溝里，有二百多名勞力整天處在不見陽光的二百多米深的地層底下，沒有通風設備，整天瀰漫着炸藥的硝煙，呼吸着有害氣體和矽礦粉塵，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從事沉重的勞動，經常有人干着干着就暈死過去。
　　這情景，會令我們誤以為宋波幹活的地方是私營黑窯，可那時候沒有這種東西。那完全是一個正規的國營煤礦。本來，如果遵照和執行規定，應該不會出現上述現象。可是，規定自己說了不算，領導說了才算。宋波曾向領導提議抽出勞動力把通風井打通，解決通風問題。領導卻強調，抽勞力就完不成生產任務。
　　天可憐見！宋波，好不容易熬過了十幾年服刑和監督勞改的生涯、贖回自由身，轉而又天天鑽入二百多米深的黑暗的地下，呼吸着毒霧，去掙每月五十一斤的口糧，以及主要用於補充不足口糧的那點工資。他對秦兆陽說：“我已是五十歲的人了，雖不老而力衰……”他形容自己是“脂膏耗盡了的人，瘦得像癌症患者一樣”。根據資料，像宋波這樣二期矽肺病並髮結核病的患者，保養調理得好，或不至死，但勞動能力無論如何是徹底失去了。
　　想一想，這個人在世上活了五十年，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
　　一切，只是因為一封信……

　　6

　　然而，厄運仍不願放過這個幾乎已被磨折成廢人的人。接下來的事，簡直讓人目瞪口呆，若非白紙黑字地印在一本嚴肅的文學刊物上，誰也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會有這麼離奇的遭遇。
　　奇就奇在，又是一封信引起的——讀者應該記得本文前頭提到過一九八二年二月秦兆陽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來信；當然，他展讀之後就發現寄信人與自己雖然素來未謀一面，其實彼此間卻一命相連。歷盡劫波人猶在，大家所幸還活着，都捱過最黯晦的時光，這是多麼讓人高興、激動的事。秦兆陽懷着複雜的心情，寫了回信，與兩幅用宣紙書寫的條幅和一本多年來終於恢復“出書資格”的一本新著，一起寄去。
　　至此，秦兆陽總共只給宋波寫過兩封信。一九五八年那一封，讓宋波在刑獄、荒漠和不見天日的礦井中度過了二十多年。眼下他又寫了第二封。恐怕，打死他也不能料見這封信又讓宋波大禍臨頭；很簡單，第一封回信或許考慮欠周、有些冒失，那畢竟是一九五八年，而眼下是一九八二年呵，“文革”結束已六年，標誌着從根本上衝破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宣布實行改革開放重大決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五十萬右派大平反等，也都是四年前的事了，秦兆陽怎能想到公民間的普通通信仍然包藏不測風雲呢？
　　然而就是這樣，二十四年過去了，事情卻依樣畫瓢重演了一回。第一封信，合法收信人沒有直接收到，第二封信又被人扣下了。做出這舉動的，就是前面我們曾提及的煤礦“領導”。秦兆陽在《當代》上公布宋波故事時，姑隱其名，以“牛C”代稱。他是礦長。牛C早就對宋波恨之入骨，因為不管宋波多年受了怎樣的摧折，他究竟是個知識分子出身，懂一些“不該懂”的事，腦子裡轉一個不該轉的念頭，比如指出應該抽調勞力打通風井以改善工人勞動環境。在牛C看來，這樣一個人，就是心懷叵測，就該提防和整治。
　　這時候，有人給宋波寄來厚厚的郵件，用印着“人民文學出版社”大紅字的信袋裝着，掂一掂，沉甸甸的，裡面不知何物（其實是秦兆陽的贈書）。牛礦長一琢磨，准不是什麼好事兒！“就下命令把它鎖進人事檔案的保險柜裡去了”。
　　他做得多麼自然！是“領導”身份讓他這麼自然的。二十四年前，那個年輕女士截獲宋波信件時，感覺肯定也很自然，因為她截獲以後沒有揣入自己腰包，而是把信上交“領導”；假如是前者，她大約也不敢那麼做，既然是上交“領導”，她對自己的行為就沒有必要感到不心安理得。
　　於是，很自然的牛C“派人”把宋波“叫”到他辦公室去，開始了審問。“媽的，”他罵起來，“你敢寫小說誣陷我們幹部，證據確實，判你個誣陷幹部罪，一點也不過分！”原來，他揣摸“人民文學出版社”信袋裡裝着的是宋波寫的小說。他拿來紙、筆，命宋波寫保證。宋波不知“保證”什麼，牛C益發怒了：“保證什麼你自己還不知道？”他表示，將以“黨組織的名義”給出版社寫信，抽回“原稿”。
　　直到此時，宋波還一切都蒙在鼓裡，不知道什麼人寄了什麼東西給他，更不知道那是秦兆陽的來信——它們都被控制在牛C的保險柜裡。而牛C可不管這些，他現在是一頭被激怒的獅子，在這座礦里，還從來沒有人敢這樣觸犯他的權威。宋波因病先前已脫離井下，牛C決定把他重新趕回井下。他在支部會上宣布了這決定，並且說：“如不服從分配，就按職工手冊規定，一切經濟損失由不服從分配的人賠償。”支委朱醫生提醒他，宋波病情太嚴重。牛C說：“活着干，死了算！”朱醫生說：“他吐血不止。”答：“吐膿也要給我干！”
　　朱醫生是個好人，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她提議宋波申請提前退休；她掌握着宋波的病情證明書，對於擺脫牛C的報復來說，這是可行的。膽戰心驚的宋波顧不上考慮別的，同意朱醫生的安排。朱醫生在病情報告和意見書鄭重簽了字，交給牛C。牛C情知國家規定如此，沒法不批准。然而，朱醫生發現牛C要宋波填寫的“退休職工表”上，“工資級別”欄標註為四級，實際宋波應該是五級。對朱醫生的疑問，牛C擲地有聲道：“對！他的工資是五級，現在我給他填的是四級，宋波要是有意見，叫他來找我好了！”
　　就此，宋波對秦兆陽這樣說：“我已是逃死求生的人，哪裡還顧得去爭工資待遇？哪裡還敢再生枝節？”第二天早晨，宋波在牛C辦公室，用“不到三分鐘的時間”把表填好。這時，牛C才吩咐人把保險柜打開，把被扣的郵件交還給他。宋波寫道：
　　我一看紙包上是你的筆跡，不知道為什麼，猛地一陣心潮湧動，兩股熱淚猛一下湧出了眼眶。

　　7

　　故事我們只能講到這裡。我們的自二十五歲起九死一生、受了無數煎熬的主人公，帶着胸腔中碳化、砂樣的肺，拖着皮包骨頭的身軀，以平白降一級工資的結局，從社會人生的舞台退隱了。據說他去了妻子的農村老家落戶；一九八四年，他曾在貴州習水“治病”。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他別的信息。從那時至今，又有幾十年過去了，我希望他仍在人世，然而以那樣的健康狀況，我不知道如何設想是恰當的。
　　宋波的際遇，既奇且巧，有小說、戲劇所不能到處。但我們追尋其邏輯，卻又明白貌似奇巧的背後，有生活的必然。只不過在生活中那些事往往分散地發生在若干不同的人身上，然而宋波的故事卻把它們集中到一個人的經歷上而已。
　　再有，就是它的形式。定睛細察，宋波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小人物”，既不咤叱風雲，也不身名顯赫。古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可宋波純屬一介小民，根本說不上什麼“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之類取禍在身的潛因，實際他也沒做任何出格之事。他一頭一尾兩次災厄，都僅僅因為最私密不過的通信。這好像過於極端了。不過，惟因事情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我們也才對一段歷史看得更為深入。
　　最後談談文學。宋波不是作家，不是批評家，不是編輯，更不是文藝官員——除了算一位讀者，他跟文學可以說毫無關係。一個與文學無關的人，居然會為文學吃這麼大苦頭，把一生都毀了。這樣的故事，講給任何其他時代、其他地方的人聽，他們的反應恐怕都是無從理解，也無從想象。然而千真萬確，宋波的悲劇系由文學而來。是的，他非文學中人，但卻是極好的文學史個案。關於文學曾經是怎麼回事，我以為，把這個貌似與文學無關的人的故事分析一遍，可能勝過不少疊床架屋的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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