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10月20日凌晨，詹姆斯·平克顿（James P. Pinkerton）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表评论－－“这些保守派打了一场结局不佳的战争，却重整旗鼓，赢得了下一次选举”。詹姆斯·平克顿先生是《美国保守派》的长期特约编辑、专栏作家和作家，曾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 Bush）两位总统的白宫国内政策办公室任职，并参与了1980年、1984年、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他希望－－“万斯（J.D. Vance）可以向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学上一两招”：

这位英国领导人放眼全球，看到了一个已经在兴风作浪、可能威胁一条重要水道的穆斯林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也与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过节，正在推动联合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于是，两国政府共同发动了军事进攻。

但事情进展不顺。伤亡不大，政治反噬却具有毁灭性。

这是对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冲突的概述吗？有人可能会这样认为，这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些描述勾勒的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轮廓。

当时，英国、以色列以及法国联合起来，要“保卫”苏伊士运河，并挫一挫反殖民主义的埃及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锐气。庆祝这场冲突的人不多，但对那些庆祝它的人来说，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首先是10月29日，以色列于这一天开始了“卡代什行动”，几天后英法又展开了“火枪手行动”。

这些进攻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在政治上却遭到失败。在国际社会的一片抗议声中，停火得以宣布，外国军队很快撤出，纳赛尔因而得以宣布胜利。许多人为他愿意挺身支持不仅是阿拉伯人、也是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放愿望而欢呼（“第三世界”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词，四年前才被创造出来）。

所以，历史确实会押韵，但每一个历史时刻也会奏出不和谐的音符。例如，早在1956年，美国就强烈反对苏伊士运河军事行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是一位退役将军，早已看够了战争；事实上，他在1953年入主白宫时，首要任务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而他也做到了。诚然，这位第三十四任总统是一位坚定对抗苏联的冷战斗士，但他希望将重点放在反对共产主义上，而不是扼杀当时纷纷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包括埃及的民族主义。正如军队里常说的，最重要的是始终把主要事情当作主要事情——对艾森豪威尔而言，这意味着遏制莫斯科，而不是开罗。

此外，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代表了美国外交的一个较早时代，当时国务院力求在中东不偏不倚——批评者则说是亲阿拉伯。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担心，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区会激怒埃及人及其他人，将他们推向正在鼓励“民族解放”运动的苏联。因此，随着危机展开，华盛顿和莫斯科发现自己站在了同一边，要求入侵者撤离。

苏伊士运河事件通常被视为英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逞威。是的，此后仍会有海外军事任务，但除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入侵伊拉克这个突出的例外，英国发动自主选择的战争的意愿基本上已经消退。（法国的情况类似；至于以色列，嗯——情况有所不同。）

然而，苏伊士运河这段历史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使不能鼓舞新保守派，也应该能鼓舞保守派：右翼政党可能犯下地缘政治错误，但如果能够纠正错误、改变错误做法，就能恢复自己的政治地位。事实上，它们甚至能在下一次大选中赢得更大的胜利。这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发生的事情，这一先例值得思考。

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美国先例：当美国总统发动的自主选择的战争未能取得良好结果时，他们的本能往往是加倍投入——而这让他们及其政党付出了高昂代价（当然，也让国家付出了高昂代价）。

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开始显露泥潭之势，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派遣了更多部队。结果，约翰逊所属的民主党在1966年和1968年的选举中惨败（包括失去总统职位）。同样，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期，随着伊拉克战争演变成一场灾难，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仍坚持这项使命具有“道德上的明确性”，随后又“增兵”。选民则并不买账：布什所属的共和党在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遭到重挫，其中也包括再次失去白宫。教训很清楚：如果你犯了错误，就尽快脱身。

下令进攻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英国首相是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一位名副其实的保守党人。人们对他的反感十分强烈；他的健康状况也随之崩溃，对外公布的说法是，这纯粹是身体疾病，但并不令人信服。为了寻求缓解，艾登没有去医院，而是前往加勒比海，在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小说作者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位于牙买加的庄园里住了将近一个月。

返回伦敦后，艾登又苦苦挣扎了一个月，才于1957年1月9日宣布辞职。他声称，这是遵从医嘱。（爱开玩笑的人说，艾登是因苏伊士而“自尽”。）有趣的是，一旦摆脱了公职压力，艾登又活了二十年，对自己那场军事冒险始终不曾悔改。（领导人不愿承认错误，这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共和党人回顾过去几十年本党历任总统时，肯定对此十分熟悉。）

然而，从这里开始，苏伊士运河这段历史对右翼政党而言明显变得更加令人振奋——也为大西洋这一边的保守派带来了希望。

接替艾登入主唐宁街十号的是麦克米伦，此前他一直在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因此，麦克米伦主管的是财政，而非外交政策。作为团队的一员，他支持了“火枪手行动”，尽管私下心存忧虑；他本人更倾向的解决方案，是成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经济财团，通过外国投资化解运河争端。当然，这是一条未曾走过的道路，但当战争迷雾散去时，麦克米伦在苏伊士运河这件烂事上并未留下明确的指印。

这种模糊性在艾登退出后错综复杂的继任程序中对他十分有利：保守党内顽固到底的艾登派能够接受麦克米伦，立场更偏鸽派的成员也能接受他。

对他的研究中，有一部极为敏锐的著作抓住了他的本质。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1967年的分析著作，书名就是《麦克米伦：模糊性研究》。桑普森引用了麦克米伦向女婿谈及局势时的判断：“我想，安东尼接下来几个星期会很不好过。事实上，就算他丢掉议席，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考虑到麦克米伦在公开场合的态度更为积极，桑普森提出、随后又否定了一种说法：麦克米伦实际上曾鼓励艾登发动战争，以便让比自己小三岁的艾登让路。（姑且一提——大概更多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忠于事实——奈飞迷你剧《王冠》也采用了这一阴险的情节。）

新首相最紧迫的任务是修复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如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后来所写：

苏伊士运河惨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它几乎摧毁了英美联盟。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就任首相后不久就能够弥合这一裂痕，是他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举之一。

麦克米伦最大的长处，是审慎而从容的思考。毕竟，他是一位棋手，也是一位宁愿读小说而非报纸的读者。

麦克米伦于1894年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家族企业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即便在当时也已是出版业巨头——年轻的哈罗德似乎本该一路顺遂。然而，他必须克服种种逆境，从童年遭受欺凌，到婚姻中妻子不忠。

而影响最深远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麦克米伦志愿参军，在军中结识了与他在牛津所认识的人截然不同的人。正如他在前线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所说：

一个连刚刚结束长途行军，从我的住处前经过，动听地唱着那些可爱的军歌，歌词傻乎乎的，曲调也傻乎乎的，但不知怎的，当他们用洪亮而孩子气的嗓音，从他们那十分可爱的内心深处唱出来时，这些歌却仿佛成了最精妙的音乐、最崇高的诗歌。的确，在整场战争中，我认为最有意思（也最令人谦卑）的经历，就是对较贫困阶层所获得的了解。

1915年，一颗子弹贯穿了他的右手；此后终其一生，他都无法再有力地与人握手。

麦克米伦康复到足以重返前线的程度，但1916年9月15日，他在法国金希遭受了最严重的一次创伤。麦克米伦的传记作者戴维·理查德·索普（D.R. Thorpe）结合麦克米伦本人的回忆，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麦克米伦遭到左翼机枪手的射击，左大腿和骨盆中弹，“滚进了一个大弹坑，我躺在那里，头昏脑涨，但没有——至少起初没有——失去知觉”。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他时断时续地昏睡，给自己使用吗啡，并在德军绕着弹坑经过时装死。

他被诺顿（Norton）连军士长和一队担架兵从无人地带救了出来。这些经历既使他终身步履拖沓，也赋予了他更深刻的社会观：

他开始同情那些与他一同受苦的人，并首次理解了那些没有享有他那样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优势的人……并决心在战后追求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一个国家”政治理想。

因此，尽管麦克米伦在政治上始终是保守党人，他也始终是一位温和派，既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1938年，他已成为议会中一位崭露头角的人物，出版了一本阐明其社团主义世界观的书。书名是：《中间道路》。

时间快进到1957年。正如另一位麦克米伦传记作者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回忆的，一位保守党议员当时写道：“每个人都感到无比沮丧，因为一个病人受疾病驱使，做出了蠢事。”这位议员指的当然是艾登。霍恩接着写道：

整个国家从未感到如此消沉、如此气馁、如此困惑，也从未对未来如此缺乏把握。眼前的英国危机四伏，与美国不和，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所有联盟关系都受到动摇。整个国家似乎也感染了艾登的胆管疾病。

然而，尽管苏伊士运河事件在心理上造成了地震般的冲击，若冷静地按数字衡量，它却算得上只是一次小波折。在一周的战斗中，仅有16名英国士兵阵亡（再加上10名法国士兵和177名以色列人；与此同时，埃及的损失则接近1000人）。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它与当今伊朗局势的相似之处。尽管伊朗战争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反弹，但按照功利主义的计算，这场冲突放在全局中可能仍算规模较小。正如本文作者近三个月前在本刊所指出的，伊朗冲突中美国人的死亡总数不到二十四人；即便在10月上调之后，这一数字仍然很小。作为比较，2025年共有828名美国军人在现役期间因各种原因死亡。

这里的用意并非淡化伊朗战争的杀戮。相反，审视实际数字有助于按恰当的比例看待事情。的确，保持全局视野，有助于看清它与七十年前那场失算的中东战争之间可能存在的类比：那场战争伤害了负有责任的政党，但只要该党采取了正确的补救措施，伤害就没有持续太久。

1956年后保守党开始复苏的迹象，可以从反对者界定这场战争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们将责任归咎于艾登个人。战斗期间，长期担任工党中坚、即将出任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的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一场反战集会上怒吼道：

安东尼·艾登爵士一直假装说，他如今入侵埃及，是为了加强联合国。当然，每个窃贼都可以说同样的话；他可以辩称，自己闯进屋子是为了训练警察。因此，如果安东尼·艾登爵士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他或许确实如此，那么他就愚蠢到不配担任首相。

当时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日镜报》呼应贝文，打出了“艾登的战争”这一标题。

事实上，反对派将矛头集中于艾登，是送给保守党的一份礼物，因为一旦这个唯一的可怕人物离去，保守党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糟了；麦克米伦及其政府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谈论要在埃及“完成任务”。至于帝国主义总体而言，麦克米伦任内约有十四个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1960年，他在南非发表的“变革之风”演讲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随着对无休止战争的恐惧得到缓解，加上麦克米伦赢得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好感，英国人得以重新关注国内事务，也可以重新回想1945年至1951年工党执政六年间所遭受的匮乏，当时社会主义的管理方式就是价格管制和排队。（当然，工党执政时建立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始终深受欢迎；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明智地接受了这一体系，同时对其进行调整。）

麦克米伦走的确实是中间道路，只是略微向右倾斜。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回忆录中带着一丝右翼的不屑写道：“当时，获得晋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径，位于政治中间地带和保守党左翼。”

正如麦克米伦谈及自己的执政理念时所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维持党的团结，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统一。”怀着这一想法，他在1957年向保守党议员同僚发表讲话时，转向了一些老生常谈，同时仍保持着鲜明的党派锋芒：

我听到许多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愚蠢言论。我们的政治理念如同一条宽阔的河流，拥有众多支流。事实上，随着左翼各党分裂成一片混乱的三角洲，我们始终在为这条河流增添水量。因此，我们的大河继续胜利地奔向大海。

麦克米伦在内阁会议室门上贴了一块牌子：“安静、沉着、深思熟虑，便能解开每一个结。”索普补充说，这位新首相尤其急于解开其中一个结：“他确保人们广泛知晓，他正以这种含蓄的方式，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狂热气氛拉开距离。”事实上，索普在2011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详细记述了麦克米伦致力于和平的活动，并加上了自己尖刻的评论：“不幸的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人们没有听取这一教训。”

天意眷顾，英国的选举日程给了麦克米伦喘息的时间，而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将重点放在和平与繁荣上。“让我们坦率地说吧，”他在1957年说，“我们的大多数人民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

随后，在1959年的连任竞选中，麦克米伦的政党竞选人员进一步凸显了他们与社会主义者的差别：“保守党让生活更美好。别让工党毁了它。”选民表示赞同：保守党再次执政，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进一步扩大。即便是当年首次当选议员、立场远比其领袖更偏右的撒切尔，也回忆道：“除了繁荣的感受之外，人们还意识到，英国拥有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杰出作用的政治家。”（事实上，麦克米伦兼容并包的执政方式也为撒切尔留出了空间：她后来接受了一个初级部长职位。）

有一段时间，他深受欢迎，以至于被称为“超级麦克”，而这一绰号也只有一半是在调侃。然而，到1963年，麦克米伦已年近七十；四十年的公共生涯使他疲惫不堪，于是他离任了。

他为国家服务的生涯值得敬重。在二十世纪的种种恐怖与激进主义之中，麦克米伦引领国家之舟沿着安全、平稳的航线前行。诚然，其他成功的右翼政治人物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和党凭借“恢复常态”和“与柯立芝一起保持冷静”的口号赢得选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以“不搞试验！”为口号，赢得西德选举。而在1984年，里根领导的共和党提醒选民：“美国又迎来了清晨……我们为什么还会想回到短短不到四年前的境地？”

这显然是右翼政党的制胜公式：*我们谨慎行事，不会做冒险或愚蠢的事情。*大多数保守派都认为自己是这样想的——挑战在于证明这一点。因此，如果一位保守派领袖偏离了轨道，那么，为了国家，也为了自身，保守派政党最好重新回到正轨。

在今天的美国，选民似乎对领导层并不满意。执政党面临严峻挑战，但反对党同样不受信任。不过，十一月总得有人获胜，而种种迹象表明，蓝营的前景比红营更好。

然而，无论2026年发生什么，更具重大影响的选举都将在2028年到来。在此期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就能听到副总统万斯与麦克米伦之间的历史回响。诚然，万斯并非出身富裕家庭，但他同样是一位喜欢读书的退伍军人，在继任序列中占据有利位置。

不过，这一历史韵脚也有一处裂痕：众所周知，万斯私下反对伊朗战争，而麦克米伦却支持了苏伊士运河那场愚蠢之举。但正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克米伦一样，万斯是一位团队合作者和政党建设者——无论好坏，他都不是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这位副总统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另一个政党身上。

九月，万斯说：“我并不是要求任何人赞同本届政府的每一项政策。我要求你们做的，是认清我们与激进派之间的差别。”沿着这一思路，他又补充道：“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要因为你们碰巧在一两个政策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合，就把这个国家交给一群疯子。”事实上，这些论点如今已成为他竞选演说中的固定内容。

无论2026年的选举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展望2028年，并预料民主党——包括党内势头日盛的强硬左翼——将更加大胆。这将使他们的缺点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也因此，正如万斯已经暗示的那样，使他们更难经受全面的比较与对照。

如果共和党能够重新成为追求和平与繁荣的正常政党，他们就可以在2028年秉承麦克米伦1959年成功竞选的精神说：“共和党让生活更美好。别让民主党毁了它。”

当然，上一段开头有一个很大的“如果”。共和党能否像麦克米伦那样，将对外战争抛在身后？有些人已经在将伊朗战争与苏伊士运河事件相提并论，但早先也有人将伊拉克战争与苏伊士运河事件相提并论——然而，显然，当时的教训并未被牢记。因此，到2028年，一位志在获胜的共和党人必须付出格外艰苦的努力，让选民相信，这一次，共和党总统将坚持审慎克制的愿景。做一个正常的保守派，推动和平与繁荣，而不是在中东某个地方推动政权更迭。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位共和党人便可以转而要求民主党为其反常的理念和使人贫困的议程承担责任（是的，也可以指出，法国的骚乱就是一个警告，表明当进步派的开放边境政策与臃肿的福利国家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还无法知道，这样的政治宣传能否在2028年赢得选举。但英国版本在1959年获胜了。而我们知道，历史会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