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群一朋友轉發短信，全文轉載如下供參考： 轉自中紀委的朋友： 2016年11月，借出差之機，去看了習的梁家河。原先由習港商朋友資助建設的小學校改“村史館”，實際為習紀念館。牆上鏡框裡，是習回憶當年如何過“五關”（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的文字，完全是所謂“思想改造”的話語模式和資歷自誇，沒有對那場反文明運動的絲毫譴責與反思。他是把下鄉作為紅色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加以包裝了。 1969年同批去往梁家河的北京知青一共15名（11男4女），他們是：習近平、王翠玉、徐晶、趙華安、雷平生、佟達寧、楊京生、王燕生、戴明、梁萬生、慕豐安、慕愛平、齊麗梅、李京鮮、張春富，都是紅二代的“黑幫子女”，父母“問題”數習家最重。 頭幾年分別住在房東窯洞裡，後來大隊為他們建了5孔石窯，習與另5名知青搬進其中1孔。如今該窯洞開闢為“聖跡”陳列室，所有陳設依“原樣”展示，供遊人“瞻仰”。大炕並排鋪了六床被子，習的被子緊靠里。挨着習的佟達寧，曾任社保基金會辦公廳主任兼社保基金會機關黨委副書記。2004年佟因涉嫌間諜罪被羈押批捕，2006年被執行死刑。 到了1972年，同批知青就剩習。習先後寫了10次入黨申請，第一次遞交後，大隊黨支部就通過了，但未獲上級批准。直到1973年秋，縣裡忽然通知習去談話，說是批准他入黨，而且黨齡從支部大會通過之日起算。不久之後，又根據縣裡通知精神，習做了黨支部書記。陳列室看到的村支部書記沿革欄里，習之前的書記叫梁玉明，習之後的書記還是梁玉明，中間相隔一年多時間。這些故事後面還有什麼故事，有待歷史學家去揭示。 有一點是確定的，紅二代子女的命運與其父輩同興亡。老習命運的轉圜是小習轉運的關鍵註腳。什麼落實“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政策不過是套路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