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群一朋友转发短信，全文转载如下供参考： 转自中纪委的朋友： 2016年11月，借出差之机，去看了习的梁家河。原先由习港商朋友资助建设的小学校改“村史馆”，实际为习纪念馆。墙上镜框里，是习回忆当年如何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的文字，完全是所谓“思想改造”的话语模式和资历自夸，没有对那场反文明运动的丝毫谴责与反思。他是把下乡作为红色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加以包装了。 1969年同批去往梁家河的北京知青一共15名（11男4女），他们是：习近平、王翠玉、徐晶、赵华安、雷平生、佟达宁、杨京生、王燕生、戴明、梁万生、慕丰安、慕爱平、齐丽梅、李京鲜、张春富，都是红二代的“黑帮子女”，父母“问题”数习家最重。 头几年分别住在房东窑洞里，后来大队为他们建了5孔石窑，习与另5名知青搬进其中1孔。如今该窑洞开辟为“圣迹”陈列室，所有陈设依“原样”展示，供游人“瞻仰”。大炕并排铺了六床被子，习的被子紧靠里。挨着习的佟达宁，曾任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兼社保基金会机关党委副书记。2004年佟因涉嫌间谍罪被羁押批捕，2006年被执行死刑。 到了1972年，同批知青就剩习。习先后写了10次入党申请，第一次递交后，大队党支部就通过了，但未获上级批准。直到1973年秋，县里忽然通知习去谈话，说是批准他入党，而且党龄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算。不久之后，又根据县里通知精神，习做了党支部书记。陈列室看到的村支部书记沿革栏里，习之前的书记叫梁玉明，习之后的书记还是梁玉明，中间相隔一年多时间。这些故事后面还有什么故事，有待历史学家去揭示。 有一点是确定的，红二代子女的命运与其父辈同兴亡。老习命运的转圜是小习转运的关键注脚。什么落实“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政策不过是套路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