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兩個大壩會議，其中一個排列了全世界十個最危險的大壩，三峽是第一名。我們中國領導人真的就不懂三峽問題有多嚴重嗎？毛澤東那樣自認為無法無天的人，至死都沒再提三峽；為什麼現在能通過、能開工？李銳的看法是：從根本上來講，是國家政治體制問題，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體制
老高按：當局終於要對以敢言知名的中國歷史政論雜誌《炎黃春秋》下手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於9月17日下發紅頭文件，限期兩個月，完成“轉變主管、主辦單位”，今後劃歸中國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管轄。
《炎黃春秋》是一本1991年創刊的綜合月刊，由時年已84歲高齡的蕭克上將領銜的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主管，顧問和辦刊人員、作者隊伍中，集結了一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傾向的黨內老資格人士，如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前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等，而目前實際主持編務、運作的楊繼繩、吳思等人，也都是學界一時之選。
儘管依然是體制內的一份雜誌，但除了編輯保持相對較高獨立性之外，《炎黃春秋》在營運方面也具有鮮明的民辦色彩。《炎黃春秋》發行量超過19萬份，幾乎全部都是個人訂戶，包括來自香港、台灣和美國的訂戶。吳思曾經說過：“《炎黃春秋》其實是民辦性質，但後來國家非要給我們戴一個國營單位的‘紅帽子’，所以我說我們是一個‘四不像’的體制。創辦23年來，沒有從政府得到過一毛錢、一間房子或一個編制。”
《炎黃春秋》由於敢言，惹了無數麻煩，但都有驚無險地過來了。而和《炎黃春秋》同期冒出的、也比較開放的眾多雜誌，相繼夭折或者遭到嚴厲整肅。為何中宣部對《炎黃春秋》“手下留情”？記得2008年我採訪楊繼繩，一個主要話題，就是請教他，這樣的雜誌，何以能在當局嚴酷的管制環境中生存下來。他的解答，請參看我在博客上的文章《專訪楊繼繩（上）：在中國說出真相有秘訣》。
一再觸及雷區的《炎黃春秋》至今沒有遭到中宣部直接懲罰。最近有人分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炎黃春秋》與中共黨內一些開明派離退休元老中有很密切的聯繫，當局要下手難免投鼠忌器；另外，《炎黃春秋》刊登的文章偏重歷史話題，雖然有的也非常敏感（例如趙紫陽的貢獻、“反右”、大饑荒、“文革”真相等等），但與現實畢竟有一段距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局經過考慮，選定一兩家雜誌做一個能夠用來表白自己開放、寬容的標本。
最後這條理由，是有很權威的佐證的。我的一位好友告訴我，中共前任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曾經有一次與他的一位高官朋友私下聊天：有人批評我們把關太嚴，我們實際上很寬鬆了，你去看看《炎黃春秋》吧，那自由度還不高嗎？
但看樣子，《炎黃春秋》有驚無險的日子即將告終，被要求“改換門庭”，換到中宣部眼皮底下的文化部直屬單位。無疑，變相整肅已經啟動了！這份刊物的獨立性將大為縮水。他們將開會研究如何辦。杜導正在回答德國之聲專訪時，無奈地承認：如果編輯方針無法得到堅持，將不排除停刊的可能。
如果《炎黃春秋》真的停刊，損失最大的就是我這樣的渴望了解歷史真相的讀者。
在《炎黃春秋》尚未遭遇厄運之前，不斷推出很有歷史含金量的好文章以饗讀者。下面就是一篇！
我知道的三峽工程上馬經過
李銳口述、丁東、李南央整理，《炎黃春秋》2014年09期
三峽是我這輩子反對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孫女忙忙說過：“將來三峽出了事兒，你要記住，你的外公是堅決反對這個工程的。”
1952年9月，我從湖南被調進京，分配到燃料工業部管水電，據說這是陳雲的意思。燃料部統管全國的煤、電、油，有三個總局：煤炭管理總局、電業管理總局、石油管理總局。那個時候還沒有成立國家計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國家財經委員會，陳雲和薄一波管事。電業總局下面有水電工程局，管水電的計劃，我任局長。次年，經過我的努力，陳雲批准成立水電建設總局，國家計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開始辦公）的錢直接撥給我們。
當時，電業總局主要搞火電，水電完全沒有地位。火電短平快，反正是一要電，就給錢、上馬;水電建設複雜，不受重視，很難爭到投資。那個時候我們爭投資，就是積極爭取更多的項目被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電力建設的重點是火電。水電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里先後上馬的項目，有新安江、劉家峽、以禮河、獅子灘，還有一個上猶江，那個時候叫做五大水電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後開工的。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里爭取到這五座水電站的投資，其中爭得最厲害的是劉家峽，因為資金受到三門峽開工的影響。
1955年，燃料工業部撤銷，成了三個部：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電力部的部長是劉瀾波，一個副部長，兩個部長助理。我是部長助理之一，另外一個是原來管火電的電業總局局長。部長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設一個火電總局，一個水電總局，另外還有一個管運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這樣一來，我的發言權就比較高一點了，爭取到劉家峽上馬。
五十年代的兩次三峽風波
電力工業部獨立以後，我和部長劉瀾波兩個人合拍子，他放手讓我去干，部內關係變得十分簡單。舉個例子，1955年初，劉瀾波和我任正、副團長的電力代表團正在蘇聯考察，接到中央的一個電報，說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修建三峽，請我們考慮，從電力系統的角度提出我們的意見。劉瀾波沒有把握，問我怎麼答覆。我就告訴他：現在搞三峽絕對不行。於是他就回了電報：三峽是長遠的事情，現在還提不到日程。
三峽陳雲從來反對，堅決反對。水利部那時候真叫開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慶市淹掉，犧牲重慶，徹底解決湖北所謂“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脅。提出這個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長江大水，引起黨中央、毛澤東的注意。當年毛澤東到湖北，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長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軍艦從武漢到南京沿長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談，要解決長江的洪水必須在三峽修個大水庫，把長江的洪水裝起來。這件事給了毛澤東一個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建三峽，就是林一山陪毛澤東走了那一趟後提出來的。當時我們在蘇聯徵求了蘇聯方面的意見，他們基本上也是不贊成的，我們做了記錄，回國以後，把記錄報了國務院，以為事情就過去了。
三峽又一次非常厲害地哄起來是1956年。水利部有個月刊《中國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發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長文章《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若干問題的商討》，正式公開提出修三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說還可以打一個很長的隧洞，將水庫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調，解決中國北方的缺水問題，非常宏偉的計劃。他提出來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現在的三峽大壩是175米，他的計劃比現在高60米。235米是個什麼結果呢？現在重慶有一個抗戰勝利紀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說，整個重慶都在水下邊了。這篇文章一出來，我們就看到了，我就在我們的刊物《水力發電》的9月號組織了一期長江規劃問題專刊，一共八篇文章，從各方面談長江三峽的問題。這期《水力發電》出來以後，據說武漢買不到，長委把它控制了。而長委在1956年9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出《長江水利資源查勘測工作結束》特號字標題的新聞，副標題為“開始編制流域規劃要點，爭取年底確定第一期開發工程方案，解決三峽大壩施工期間發電、航運問題的研究工作即將完成”，文中還涉及了施工期間的具體措施。這就造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好像三峽馬上就要開工了。我立即寫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論三峽工程》寄給《人民日報》，清樣都寄給我了，結果後來沒有發表，主編告訴我：總理不贊成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爭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毛主席關心的、贊成的，不好公開爭論。我就寫了一篇雜文，發在《人民日報》的副刊上，了解情況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峽的計劃。後來我又寫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長文《克服主觀主義才能做好長江規劃工作》，發表在當年《水力發電》第11期上，認為長江規劃以大三峽方案為主導的急於上馬的思想，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片面性和隨意性。認為長江工作規劃，應當遵循毛主席的教導：不能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開了南寧會議。會議開到結尾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三峽工程上馬問題。周恩來知道我是反對三峽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爭論，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這個時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講了一句話：主席，三峽有個反對派叫李銳。毛澤東就說：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銳都找來，當面談談吧。於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寧，當着中央領導的面談。結果是，林一山談得沒有我簡潔有力。毛澤東還要求我們再寫文章。文章交上去後，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劃了很多紅槓槓，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問號的多。最後的會議上，毛澤東還批評林一山的文章寫得不好，說他是師範畢業，文筆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見否定了。毛澤東誇獎我的文章寫得好，把問題講清楚了。三峽的問題就這樣定案了。我就趁機談水電，講中國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資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電，要搞水電。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邊幫腔。毛澤東就說道：好啊，今後就“水主火輔”。會議之初曾反映了電力同水利兩部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即決定兩部合併。南寧會議後兩個部就合併了，變成了水利電力部（1979年後，兩部才又分開，但是1982年初又合併了）。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對我說：李銳，你來當我的秘書。後來，我做了他的兼職秘書。
中央關於三峽工程的“促退”決議
南寧會議後，毛澤東把三峽問題交給了周恩來，由周恩來負責：你去論證，現在不上馬，將來到底怎麼辦才合理。這樣，1958年3月，周恩來帶隊考察三峽，參加的人有水利部、電力部、科委、計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幾個省的負責人，還有蘇聯專家，一大船人，我記得胡耀邦也去了。總理在船上開會，開會時有文件，一本一本的。總理沒有讓林一山發言，讓我第一個發言，錢正英代表水利部發言，矛頭還是對着我。那時南寧會議的具體細節、我跟林一山的爭論、寫的文章，大家都還不太知道，人們的意見還是一邊倒地贊成三峽上馬。但是蘇聯專家的發言是站在我一邊的。會開完了以後，人就都散了。
然後我就參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會議。成都會議確定了“大躍進”的總方針，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個“促進”的會議。但是三峽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是個“促退”的決議，3月25日會議通過，4月5日政治局會議批准。主要內容是：三峽是個長遠的事情，施工準備工作要15-20年的時間。三峽工程是長江規劃的主體，但是要防止在規劃中集中一點，不及其他，或以主體代替一切的思想。長江的規劃應該是防洪、發電、灌溉與航運，水電與火電，發電與用電，幾種關係互相結合，分別輕重緩急和先後次序，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安排。長江的防洪要抓緊時機，分期完成各項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別是荊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窪地儲洪排澇等工程決不可放鬆，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說，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這三個問題統一抓住，這個決議制定的長江規劃基本原則就是：統一規劃。這個有關三峽的決議是總理主持的，我參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進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現在來看，像成都會議、後來的北戴河會議等，為“大躍進”做了那麼多的決議，只有這個三峽決議是正確的，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但是水利系統根本不執行這個三峽決議，依然我行我素。
幹不成三峽干葛洲壩
1959年，我在廬山出了問題，水利電力部搞了一個所謂的“李銳反黨集團”，還加上三大罪狀：反火電、反水利、反三峽。我離開水利電力部以後，水電可說是被隨後的領導人破壞得體無完膚，水電事業整整停滯了20年。現在想起來，如果不合部，我還是待在電力部，也許後來個人的遭遇也會不同一些。“文革”中周總理在葛洲壩出問題時提到過我，那是一個可以讓我出來的契機，但是錢正英（時任水利電力部部長、黨組書記）根本就不理會，我在大別山的磨子潭水電站一直待到1979年1月，才獲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從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復職，還是到水利電力部當副部長。一進水電部辦公樓的大門就看到毛澤東對葛洲壩的批示，有一面牆那麼大的牌子，擺在大廳里：
“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難，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我一看就非常惱火，莫名其妙嘛，這根本就違反工程建設的法則，哪有沒搞好設計就開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兩部分開，水利電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電力的兩部格局，我就讓人把那個大牌子給取掉了：趕緊摘了吧，這不是丟人嗎!
葛洲壩是什麼時候開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錢正英知道毛內心裡是醉心於“高峽出平湖”的，幹不成三峽，葛洲壩對毛是個安慰，而且葛洲壩完工以後，三峽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堅決反對修葛洲壩的，他是從建三峽出發的。三峽水電站發電後，供電量多少時有變化，也使下泄水量隨之變化，這就影響航運。因此需要修一個葛洲壩，作為三峽的反調節水庫。先建葛洲壩後建三峽是本末倒置。
毛澤東批准了葛洲壩工程，還發了那樣一個根本違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批示還得了，林一山當然反對不了了。後來葛洲壩出了事，周恩來把擔子交給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沒有辦法，只好接過來干。2006年12月26日，他們還把刻有毛澤東那段批示的一塊大石頭，正式安放在葛洲壩樞紐防淤堤上。後人看看，我們過去就是按這麼荒唐的“聖旨”幹事情的。
葛洲壩開工以後，因為地質問題沒搞清楚，中間停工兩年。後來國務院開會的時候，談話中周總理還特別把我提出來：李銳就反對在幹流上先修，他贊成先修支流。他又問：“李銳哪裡去了？”有人說：李銳還被關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監獄被關了八年）。總理說：李銳對三峽的意見還是正確的嘛，還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當年，毛澤東接受了我的觀點，1958年南寧會議以後就再也沒有提起過建三峽，周恩來也沒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後，只有林一山、錢正英兩個人不斷地向中央提意見，要上三峽，還有張光斗，是錢正英最倚重的水利專家，後來加上李鵬。地方上也有積極分子，湖北張體學，還有王任重，都積極，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們說動，他們總是鬧着三峽上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過一個毛澤東對要求上三峽的批示：“需要一個反面報告。”錢正英這些人不死心，修不成三峽怎麼辦呢？就修了那個葛洲壩。
三峽是怎樣上馬的
三峽最後到底是怎麼上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鄧小平1980年7月去過一次三峽，那時長委的主任是魏廷錚，林一山原來的部下，他陪同鄧小平，把鄧小平給說動了。怎麼說動的呢？“三峽建成後，萬噸輪船可以通重慶。”毛澤東雖然有“高峽出平湖”這樣的詩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峽事體之大，到底沒有敢幹，我估計最後說服他的是軍隊的意見。50年代總理曾委託張愛萍將軍，讓他從軍事的角度對三峽工程提出看法，他給中央的意見是：“不能建造一個戰爭的目標。”這大概最後把毛說服了，毛畢竟是打仗出身。鄧小平則是個“舉重若輕”的人（周恩來對他的評語）。張愛萍告訴我，他專門跟鄧小平談過三峽問題，小平怎麼講呢？——“你膽子太小。”
宋平跟我談過1980年鄧小平找他談三峽的事情，他回答說：主要的問題是投資問題，國家沒有錢，給擋回去了。後來鄧小平一直鼓動着要上，1982年論證了一個150米的方案，是兩級開發，下邊還要再修一級。我知道這個方案水利部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防洪有限，兩級還需要重新勘察壩址，他們不會幹的。後來這個方案果然不了了之。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建議立即着手興建三峽工程樞紐工程的報告》，這個時候李鵬已經是副總理了，被任命為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小組組長。有一次鄧小平接見外賓，接見後把李鵬留下來談三峽，他問李鵬：為什麼不上三峽？不是說修好以後萬噸輪船可以直通重慶嗎，為什麼不修？李鵬說：移民問題很大，非常困難。鄧小平就說：那好嘛，成立一個三峽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獨立出來解決移民問題，由國家管起來。那個談話記錄很快就有人拿給我看了。我心裡想，這不是在騙小平麼！這些人怎麼能這樣干呢！南京的長江大橋，武漢的長江大橋，只能通五千噸的船，所以後來改稱“萬噸船隊”。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號文件”的形式，正式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成立三峽省籌備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長李伯寧被任命為三峽省籌備組組長，這個人是應該記下一筆的，他對三峽“功不可沒”。三峽省籌備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來，叫作不三不四，都是窮地方，無法解決問題。最後中央領導人把王任重帶去看，王任重是最贊成、最積極的人之一，到三峽庫區去了一趟，王也無話可說。這樣一年以後，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了《關於將三峽省籌備組改建為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三經辦）的通知》，撤銷了三峽省籌備組。本來，為了一個水電工程建一個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三峽的工作就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論證過程，算是他們那些人的低谷吧。
這期間，最出名的反對派意見得到的傳播，是戴晴在1989年編輯的那本《長江，長江》。這是一本文集，是孫越琦帶隊的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在對三峽作了為時38天實地考察後寫的調查報告。報告寫出後，原來答應刊登的媒體不敢登了。這裡要提一個人：許醫農，她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可以說是當時全國最優秀的女編輯。許醫農常駐貴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辦事處，她從戴晴那裡知道了這本書後，立即與貴州的出版社老總聯繫，要老總授她全權在北京把這本書印出來。“兩會”召開的前幾天，北京的一個印刷廠趕印出了5000冊。戴晴很厲害，立即拿到當年“兩會”代表們住的賓館小賣部出售，還在“兩會”召開的當天，在大會堂旁邊的歐美同學會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開這本書的發布會。這本書和戴晴的會外遊說，直接導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峽工程贊成的人很多，反對的人也很多，這件事五年不議。後來這本書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剛剛發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銷毀（後來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議”嗎？後來怎麼又鬧起來了呢？還是李伯寧的“功勞”。中央撤銷了三峽省籌備組後，他當了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主任，1991年他經手了一部《三峽在呼喚》的紀錄片，送給中央領導們看。王震看後落了淚，經過錢正英的動員，那年春節他在廣州找了以張光斗為首的十個水利方面的專家開了個座談會，會後王震立即給鄧小平、江澤民還有李鵬寫了封信：“我看了《三峽在呼喚》錄像片後，心情很不平靜，找任重同志商量後，邀請了幾位著名水利專家、教授在廣州進行座談討論，主要是聽一聽關於加快三峽工程建設的意見。聽了專家教授的發言，我深感有必要大聲疾呼促進工程上馬，即使三峽工程近期上馬，也為時很晚了，不能再作推遲。”有人告訴我，王震在會上罵我：李銳，這是一個反動分子。我說：怎麼會是“反動分子”呢？大概說我是“反對分子”吧？他們就又去查，王震確確實實罵的是：李銳是個“反動分子”，不是“反對分子”。王震對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當面也對我說過：“李銳，你是我的死對頭。”
1991年“兩會”之後，李伯寧又給王任重寫信，說過去不允許宣傳三峽，現在應該改過來，大力宣傳。王看了就把信轉上去，上邊批示說可以進行點正面宣傳。5月份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主持召開“首都新聞單位三峽工程宣傳工作通氣會”，傳達了這個批示，這樣一來，三峽上馬的宣傳就哄起來了。而反對意見的發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詞。
“興建三峽決議”是在1992年的全國人大通過的。那個被通過的三峽論證方案是怎麼產生的呢？三峽論證原來由計委與科委負責領導，錢正英卻設法讓他們退出，由水利部領導，由她主持。參加論證的400多個專家，分成15個專業組：經濟、防洪、施工、地質等等，每組的負責人都是贊成上馬的水利部的司局長。像黃萬里等反對派，就不讓參加。論證不談長江整體流域規劃，就是獨立地論證三峽工程：大壩的高程、規模，等等。三峽根本沒有比較方案，是個孤案。論證是怎麼通過的呢？每個專業組就通過自己那個組獨立的題目：防洪、地質、發電、船閘、經濟，等等，就像是做單獨的科研課題，各組只通過本組的論證題目，根本不是將三峽當成一個總體工程來論證。即使這樣，各組通過論證時，仍有九名專家、兩名顧問和一位政府官員拒絕在論證書上簽字，中國人民是應該記住他們的：陸欽侃（防洪組顧問）、侯學煜（生態與環境組顧問）、陳昌篤（生態與環境組專家）、程學敏（電力組專家）、方宗岱（防洪組專家）、何格高（綜合經濟組專家）、郭來喜（綜合經濟組專家）、黃元鎮（綜合經濟組專家）、覃修典（電力組專家）、伍宏中（綜合經濟組專家）、李玉光（移民組專家）、廖文權（移民組，四川開縣移民辦主任）。人大表決之前，高層又做工作，讓人大保證三峽方案獲得通過。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報》登了一個消息：現在查出三峽庫區兩岸山體有2200多處有崩塌危險，需要花40多億將山體固定——這是開玩笑，山體怎麼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麼去固定？樓的地基可以想辦法改變，那個比薩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辦法處理，庫區水一泡，是沒有辦法的。
我的最後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艱難，出版了我的《論三峽工程》一書，約20篇文章，15萬字。1996年，我將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連同附錄，共45萬字，大陸卻沒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關於三峽問題的最後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寫的，那是三峽開工後一年，給中央的上書，希望三峽還是停下來，停有先例，丹江口停過工，葛洲壩也停過工。我說，現在還沒有做多少工作，還來得及再研究。寫好後先寄給朱鎔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話，請轉送給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朱鎔基給我回了電話，說：給江澤民看了，總書記要你照顧大局，以後不要再提反對的意見了。此後，我沒有為三峽的事情再寫過文章和上書，到此為止了。但是那些反對三峽的人提出的減少危害、儘量補救的方案，我都幫助遞給中央。香港版的《論三峽工程》一書的封底刊有編者的長篇介紹，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話：
出版此書始終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世人了解有關三峽爭論的歷史過程。二是希望有助於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至於三峽工程本身，幾十年來尤其直到上馬之勢已定後，我要說的話都已經反覆說過，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鑒。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三峽的問題說到底是體制問題
三峽是我這輩子反對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孫女忙忙說過：“將來三峽出了事兒，你要記住，你的外公是堅決反對這個工程的。”
三峽我過去是堅決反對，到後來呢，我公開的意見是先開發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庫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幫助防洪，讓三峽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像原來那麼嚴重，再來考慮三峽什麼時候修，需不需要修。實際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當前說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積問題，生態環境影響等等問題，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沒人那麼起勁了。所以，我並沒有真正改變反對建三峽的態度。
我前面光說了我和水電系統的人反對三峽，實際上，社會上反對三峽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錢偉長，政協裡面的反對派為首的是孫越琦，他原來是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他兩次帶代表團去考察三峽，回來給中央報告堅決反對上三峽。
世界上有兩個大壩會議，其中一個排列了全世界十個最危險的大壩，三峽是第一名。我們中國的領導人真的就不懂三峽的問題有多嚴重嗎？我看，不能說中央的領導人都不懂，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都知道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澤東那樣自認為無法無天的人，至死都沒有再提三峽。為什麼現在能通過，能開工？到底是什麼原因？中國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看法是：從根本上來講，是國家制度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還是人治，就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其他人說什麼都沒有用，絕對不允許有不同意見，特別是重大問題，聽不得不同意見。黃萬里這樣的專家的意見誰也不聽，他就來找我；我的意見，也是誰也不聽，你有什麼辦法？黃萬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記得9月8日遺體告別我去了，是從水電學會的會場上直接去的。那天（水電學會）開會我旁邊坐的是張光斗、潘家錚。張光斗，黃萬里清華的同事，潘家錚，三峽工程的頭頭，這兩個人根本沒去（向遺體告別）。告別完了之後，我又回到會場繼續開會，感慨無窮！我們這種體制、這種制度！從1949年以後，我們國家的總體決策方式也好，建設路線也好，三峽工程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黃萬里的命運是一個最具體的例子。鮮明在什麼地方呢？就是正確的意見被否定，錯誤的意見吃香；對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啟用壞的。黃萬里是黃炎培的兒子，是30年代從美國回來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個世紀30年代，他對長江上游做過實地考察，研究過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動和河床因之變化的情況。他認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質是卵石加粗沙，是會移動的。
三峽泥沙專題組的論證認為：造床卵石的移動量為零，而黃萬里的計算是卵石年移動量不少於一億公噸。他認為三峽高壩建成後，水庫尾水達重慶以上，長江流到這裡時，由於水深增加，流速必然減慢，其中細沙可以漂游出壩，粗沙沉積在重慶上下，而卵石先是夾雜在粗沙之中，最後則沉落在粗沙的後邊，淤積在重慶以上的庫尾，逐漸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積平衡，將兩岸的平壩，就是好田毀掉，將長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淪為澤國，生態面貌完全改變，長江的航運也遭到破壞，因此三峽大壩決不可修。為此，他不斷向中央上書。80年代三峽論證時，他兩次到我家來談他的意見，把他寫的文章拿給我看，文章的標題是《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由簡釋》。他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他曾在市政協會上正式提出反對修建三峽的報告提案：“三峽高壩禍國殃民，請決策停修”，附文是：“請安排爭辯”。在我家談時，他還講出這樣的氣話，如果三峽修了，出了問題，那就在白帝城頭如岳王廟，跪三個鐵人世代請罪（這裡李銳沒有點名，但他給胡錦濤的信中點明，黃萬里所說的三個人，是李鵬、錢正英、張光斗。——老高注）。
黃萬里跟錢正英有親戚關係，錢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節，他倆都到黃家拜年，可三峽論證，就不請黃萬里參加。黃萬里在清華被排擠，到85歲才讓他上課。黃萬里是一個悲劇人物，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馬寅初、陳寅恪並列，有獨立的人格，能堅持自己的意見。而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體制，就是不能容納這樣的人。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敢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了，趨炎附勢的人成了大氣候。當年三峽如果不是我勸阻，自是大災難。三峽工程的負責人潘家錚算是講了良心話，回答“三峽最大有功人是誰”的問題時，他說：是李銳，是那些反對建三峽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後，陳雲找我：又在鬧三峽，你趕緊寫意見。1984年我繼續向中央寫信，還是陳雲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們都支持。我的上書，鄧小平也劃了圈，那次水利部鬧三峽，沒鬧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兩次折騰三峽，沒有成功，還是中央內部起作用，兩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鄧小平也沒有辦法硬要一個人說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過三峽方案時情況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氣氛下，人大的投票當然好走過場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對票，棄權的664票，三峽工程以1767票，剛剛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獲得通過，已經是空前絕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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