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是，俄國精英19世紀達到了那樣的思想和歷史高度又怎麼樣？照樣爆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國甚至世界陷入浩劫！更悲劇的是，中國在一個多世紀之後，不僅在低得多的水平上重覆俄國的理論爭辯，更在慘得多的程度上重覆蘇聯的實踐浩劫

　　老高按：今年的眾多紀念日中，有一個大日子：十月革命一百周年（1917～2017）。這個日子，11月7日，已經臨近，國際上，對於十月革命，對於一個世紀以來人類探索道路成果和教訓的反思，正在漸漸聚焦。活動不限於學術界，莫斯科趕在這個大日子之前，在中央環線旁邊，一個巨大的青銅雕塑“悲傷牆”已接近落成。這是俄羅斯第一座國家級紀念碑，悼念蘇聯時期被強制遷移、關押或處決的千百萬受害者。
　　豎立這座紀念碑是兩年前決定的。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批準的一項國家政策準則說，如果俄羅斯不能“永恆紀念因政治迫害而死的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就不能在國際社會擔當一個領袖角色。莫斯科市政府掏了錢，公眾也捐了款。
　　中國人尤其有必要反思十月革命，因為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俄國自己，幾乎都深刻地體驗到、或者痛切地看到：十月革命開啟了通往超級災難的道路，是人類歷史上所犯的最大規模的錯誤，唯獨中國領導人，為這場社會實驗的邏輯結果——政黨解散、國家解體而惋惜“更無一人是男兒”，中共毅然要繼承十月革命的衣缽，堅持十月革命的原則。
　　兩年前我讀金雁教授的《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這部698頁大開本巨著，深受震動。原來，中國20世紀所探索的所有問題，俄國19世紀已經都相當徹底地討論過；而中國20世紀志士仁人所領悟的至理名言，俄國19世紀志士仁人早已經有透闢的論述！與其說，俄國思想界比中國思想界超前一個世紀做了精彩預演，不如說，中國思想界是俄國思想界落後了一個世紀的粗糙中譯。
　　然而，悲劇的是，俄國精英19世紀達到了那樣的思想和歷史高度又怎麼樣？照樣爆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了20世紀中、下半葉，俄國人才在專制暴政下，重新咀嚼先輩的金玉良言，一點一滴地撿拾、拼合被無產階級革命的鐵錘鋼砧砸得粉碎的思想財富碎片。
　　更悲劇的是，明明有了俄國19世紀的理論大爭辯，20世紀的實踐大浩劫；中國卻不僅在低得多的水平上重覆俄國的理論爭辯，更在慘得多的程度上重覆俄國的實踐浩劫。
　　在十月革命百年紀念日臨近之際，讀到金雁教授的一篇文章《我們早就該關門了——蘇俄的“政治自由”問題》，推薦給大家分享。我相信，各位會有跟我一樣的感想：太像了，跟中國當代歷史太像了！當然，蘇俄發生的事更早，於是這句話應該改成：中國當代歷史，和蘇俄太像了！
　　像下面這樣的段落，我們讀起來會感到陌生嗎？——
　　◆……幾乎在奪權後的第一天，列寧就轉了調子。“十月革命”前列寧還聲稱不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使用恐怖手段來維護政權，但是拿到權力的第二天，布爾什維克就頒布《關於出版的法令》，建立了臨時的書報檢查制度，在該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對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屬於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反映不同聲音的報紙都說成是“毒害大眾心靈並使群眾意識發生混亂……危害性甚至超過炸彈和機槍”的“資產階級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蘇俄內戰結束後建立“全能的管理體制”就是以俄共的存在為最高準則的，所有的人都被當做“潛在敵人”和競爭對手，是需要防範的。於是管理、壓製成為一種常態，對人實行“管、關、殺”，對言論和出版物實行“查、封、堵”是最常見的政策。
　　◆在1920年代前期，俄共（布）一直在“無產階級民主”和集權國家之間搖擺不定。這種兩難困境的緊張對立使執政黨內無法保持平衡，一邊是要維護布爾什維克黨天下的“生存”緊張感，一邊是要兌現原來理想主義的奮鬥目標的緊迫感，最後政治實用主義制度發展超越了理想的追求，寧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也不能丟掉政權的思想占了上風。
　　◆列寧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殊不知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其實就是出於金字塔頂端的“小集團”。
　　將其中的“蘇俄”換成“中共”，將其中的“列寧”換成“毛澤東”或後來其他領導人的名字鄧江胡習，百年前的往事，不就是我們今天活生生的現實嗎？


　　我們早就該關門了——蘇俄的“政治自由”問題

　　金雁，《炎黃春秋》

　　警惕“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俄國社會民主黨誕生之日起，就把“爭取政治自由”列為頭等目標。追求“政治自由”還是追求所謂“人民專制”，曾經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脫離民粹派陣營而自立門戶的兩大標誌之一，後來又是區別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兩大試金石之一（另一個是承認資本主義為必經階段還是追求從傳統農村公社過渡到“社會主義”）。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基之作、被列寧稱為“教育了整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講的是哲學外，其他兩篇即《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和《我們的意見分歧》都以批判“人民專制”、強調政治自由為主題。普列漢諾夫當時曾一語成讖地警告：“人民專制”下的“革命”可能會造成一種“反動”的“政治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華帝國或秘魯帝國，即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為了防止這個不祥的後果，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們一再強調政治自由的重要。針對民粹派關於政治是否自由無所謂、經濟上均貧富才重要的說法，普列漢諾夫回應：爭取政治自由是我們“完全確定的政治綱領”。針對民粹派關於“人民專制”下只有“人民”以及代表他們的革命黨有發言權的說法，普列漢諾夫明確主張再革命的“黨”也不能封別人的嘴：“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既在原則上承認了言論自由的權利，並把這樣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他們就不能只讓那一自命為在當前革命運動時期有領導權的‘黨’派來享受這一權利”。在司徒盧威起草的《俄國共產黨宣言》中，也把爭取憲政民主、爭取“新聞與出版自由”提到顯著的位置，該《宣言》認為，爭取“政治自由”是實現無產階級偉大使命的第一步，並表示要“堅持不懈地使自己的全部行動都符合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原則”。以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綱在其他方面的內容都根據形勢的變化做過不少更改，唯獨這兩條始終保留在“十月革命”前的歷屆黨綱中。

　　“爭取政治自由是我們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務”

　　列寧那時在這方面也不甘人後，他指出，人們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就是要堅決拋棄那種“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只能使政權轉到資產階級手裡）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觀點”。列寧也非常注重出版的自由和輿論信息的公開化，他常說，只要能夠發出聲音，讓群眾知道真相，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用壓制和剝奪非生產性集團的權力（如選舉權、結社和出版自由等等）來限制民主是反動政府的一貫主張。
　　列寧把“經常出版秘密出版物”列為革命運動核心任務之一。到“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出版了40餘種報紙。列寧在革命年代有大量的文章都在抨擊沙皇第三廳的政治特務和書報檢查制度。列寧發誓革命勝利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聞自由。他認為爭取政治自由是社會主義者的當務之急。所以毫不奇怪，當民粹派說均貧富比言論自由更重要時，他們受到了列寧的如下痛斥：“那種為了虛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俄國社會黨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務的圖謀”，實際就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

　　“十月革命”後“臨時性的”新聞管制

　　但幾乎在奪權後的第一天，列寧就轉了調子。“十月革命”前列寧還聲稱不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使用恐怖手段來維護政權，但是拿到權力的第二天，布爾什維克就頒布《關於出版的法令》，建立了臨時的書報檢查制度，在該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對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屬於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反映不同聲音的報紙都說成是“毒害大眾心靈並使群眾意識發生混亂……危害性甚至超過炸彈和機槍”的“資產階級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不久出版業很快被國有化，約有1000家造紙廠和印刷廠全部歸為國有，1920年國營出版社的比例已達到92.4%。當時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級的通知，只有黨所認可的“工人階級的組織”才有使用印刷設備和紙張的權利。根據1918年11月頒布的《圖書館和所有藏書徵用辦法》，私人的藏書和原沙皇機構的藏書全部充公。
　　列寧解釋說，出版和集會自由這類“純粹的民主”是騙人的鬼話，“我們向來不承認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這種說法就連以極“左”出名並得到列寧高度讚揚的革命家盧森堡也不能接受，她曾對此尖銳批評道：“只有僅僅給與政府的支持者和一黨成員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應當總是對於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會等自由，公共生活就會逐漸死滅，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而列寧反唇相譏道，暴力奪取政權必然要用暴力來維持，任何階級都沒有“徹底的民主”和“無限制的公開性”，“資產階級在全世界還比我們強，強很多倍，再讓它有建立政治組織的自由（出版自由、因為報刊是政治組織的中心和基礎）這個武器，那就是為敵人的活動開方便之門”。“我們不願自殺，因而決不會這樣做”。
　　但列寧也心知肚明，這樣做與革命黨時期的宣傳、與無產階級追求的理想目標是背道而馳的。雖然他一方面說，我們的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但同時他認為這樣做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不得已的策略。列寧希望這種做法能為自己贏得喘息時間，通過喘息時間可以重新贏得民眾對自己的支持，然後再調整自己的政策恢復民主，列寧認為只有這種策略才能挽救革命。面對第二國際指責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行動唯一的積極結果就是建立了一個新的軍國主義”時，列寧並不是那麼理直氣壯，而是強調情況的特殊。他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多次說：“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在憲法上總是留下許多後路或保留條件，以保證在有人破壞秩序時”有應對的措施。這是列寧真實的想法是，把民主和專制都拿在手裡，在自己沒把握的時候用“專政”，在自己有把握的時候用“民主”，但是這種“有把握的”自信一直沒有到來。
　　這種想法是當時俄共（布）黨內很多人的共同認識，包括托洛茨基在內，他們都承認，“政治壟斷權”只是一種“緊急措施”，一旦緊急狀態結束就要撤銷它，“十月革命”後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暫時的、不得已的。所以在1918年的“出版法令”中申明，這是“一些臨時性的緊急措施，只要新社會秩序一經鞏固，就撤銷對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並將按照最寬容和最進步的規章，在擔負法律責任的範圍內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即便如此，當時黨內的盧那察爾斯基、黨外的高爾基都曾對俄共書報檢查制度的專橫粗暴做法表示過憤慨，他們大力呼籲儘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規範和限制權力對新聞出版業的干預，高爾基曾以放棄俄國國籍抗議布爾什維克踐踏新聞自由、取消其他黨派的報紙，高爾基質問道：布爾什維克半年取締的報紙比整個沙皇時代加起來還要多，為什麼害怕與自己不同的意見，難道要把社會公眾的思想也要變成國有的嗎？要把國家變成巨大的監獄嗎？“真正的‘自由生活’不應該建立在反對個性發展的基礎上，更不能建立在罪惡的基礎上，否則，我們就可能用自己的雙手來扼殺自由”。

　　從“臨時性”管制到“長期淨化俄羅斯”

　　但是隨着內戰的爆發，取消“暫時狀態”的“管制”的諾言成為泡影，新聞與書報檢查的行政管制不是逐漸寬鬆，而是越來越緊。那個時候，即便是不計前嫌的孟什維克放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主張，而與他們聯手反對“白衛勢力”的時候，他們的出版物也被嚴令禁止，蘇維埃政府不允許他們“以寫作為掩護”毒害人們的思想。列寧強調說，“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性質的東西”，對“出版業”要“拉緊韁繩”，警惕那些“用寫作為白衛組織打掩護”的“當代農奴主的刊物”。1922年夏天在列寧的指示下，各大城市都逮捕一批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準備把他們驅逐出境。列寧批示道：《經濟學家》雜誌“是當代農奴主的刊物”，應予以查封，“《文學者之家》和《思想》雜誌所有的作者，要麼是最狡猾、最陰險，要麼就是布爾什維克最兇惡的敵人把幾百個這種先生毫不吝惜地驅趕出境，我們就將長期淨化俄羅斯”。他還在1922年5月19日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說，給《經濟學家》雜誌撰稿的人“是最應該被驅逐出境的”。三個月以後，一百多名俄國頂尖級的人文學者被驅逐出境（他們對俄羅斯文化的貢獻直到劇變以後才得到承認）。塵埃落定後蘇維埃政權並沒有兌現“等打完仗以後”就“還原無產階級民主”的許諾。而從此以後，第二國際和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就有了“民主社會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強制社會主義”（鮑威爾語）之分。
　　因為革命後“一國社會主義”的“孤島”生存意識，清除外患以後專政的利劍又落在了本國民眾頭上了，步上正常的憲政軌道已經變得遙不可及。正如時人所說，這種“強制社會主義”的落腳點是在“強制”上，而不是在“社會主義”上：在統治者根基不穩的情況下，保住權力立刻就上升為第一政治要素，“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體西方馬克思主義明顯的區分開來”，“製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們原來打算的那個樣子”。俄共（布）把人權、多元文化與黨國體制的生存對立起來，認為“多聲部”的社會生活會對管理者造成麻煩。就像托洛茨基所說的，如果“每一個勞動者都認為自己是士兵”，國家的事情就好辦了。扎米亞京在他的預言性小說《我們》中概括的更形象：這個體制的實質不是從“人”着眼，個人必然會成為“多餘的”，因此個體必將被毫無個性的“我們”所擊敗。
　　蘇俄內戰結束後建立“全能的管理體制”就是以俄共的存在為最高準則的，所有的人都被當做“潛在敵人”和競爭對手，是需要防範的。於是管理、壓製成為一種常態，對人實行“管、關、殺”，和對言論和出版物實行“查、封、堵”是最常見的政策。對待新聞出版行業自然也不例外。1922年蘇俄成立出版總局，它的明確職能主要是規範和管理私人出版社、雜誌社、印刷廠、圖書館；預審各種出版著作和期刊並作政治上的把關等等。老百姓都知道，名曰“出版總局”實際上是“查禁總局”，它所管轄的事情甚至比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廳”還要寬泛、還要嚴厲，因為誰都知道伴隨着尼古拉一世嚴厲的新聞審查的是繁榮的俄羅斯文學創作期，而在俄共的輿論控制下文化出版業是一片凋敝。比如蘇俄1920年出版的圖書只是沙俄1913年的1/10，而且主要還是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宣傳品。當時判斷作家的標準，就是看他對紅色政權的態度，20年代只有別德內、綏拉莫維奇、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有的幾人的創作被認為是具有進步意義，是可以出版的。其他作家的創作以及沙俄時代的文學作品都在“被禁”之列，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也在“禁書”的名單上，如果在市面上出現這類“黑貨”是要被處罰沒收的。

　　經濟放開，政治收緊

　　實行新經濟政策的1924～1925年，出版總局的預審和政治把關曾經相對寬鬆了一兩年，帶有批評傾向的一些雜誌如《經濟學家》、《新生活》又悄然出版。然而到1926年新聞與出版行業的管制與查禁的勢頭再次捲土重來。1926年一年就查禁了4000期外國期刊、5276部書籍，撤消了975部作品，從1927年以後每年沒收的出版物達到20～30％，哲學和宗教類的達到40％，政治和歷史類的達到23％。20年代末私人出版社全被查封停業，多元化的新聞出版活動完全停止，查禁書目、報刊、勒令停演的劇目比例大大上升。而出版總局用來“書報檢查”的機構越來越龐大，遠遠高於尼古拉一世時期，到斯大林時代的1938年出版總局下設15個處，僅出版前“把關”和出版後的“政治審查”人員就有525人之多。到1940年進俄羅斯聯邦中央一級的“書報審讀員”就多達5000人，另外還建立了總局特派員和“政治編輯”制度，專門負責報刊書籍的“政治思想審查”和“敏感問題”報批制度。在那些曾經從俄國“黃金時代”汲取營養的一代知識分子中，“懷念”舊俄國竟成了一種“私底下的享受”，他們發出感慨，“那個時候的日子是多麼美好”。
　　當然，這個體系並不是原來就預設好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步步走向這個結局的。在1920年代前期，俄共（布）一直在“無產階級民主”和集權國家之間搖擺不定。這種兩難困境的緊張對立使執政黨內無法保持平衡，一邊是要維護布爾什維克黨天下的“生存”緊張感，一邊是要兌現原來理想主義的奮鬥目標的緊迫感，最後政治實用主義制度發展超越了理想的追求，寧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也不能丟掉政權的思想占了上風。在列寧去世前後俄共（布）尚處在摸索階段，在“這樣試試，那樣試試”、一切還沒有“定形”的1920年代上半期，執政黨的控制手段忽緊忽松，並沒有形成一定之規，列寧也表現得前後不一致，他時而高調批評執政黨的“狂妄自大”管得太多，並沒有文化的繁榮和新聞的自由就不能取得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轉而又贊成對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的“新聞原則”採取嚴厲的措施。總的來說，這一階段列寧是主張經濟放開，政治收緊。列寧的一個特點就是非常善於運用“群眾”和“精英”這兩手：當他的意見和黨內領導層相左時，他就在媒體上呼籲，強調要落實革命黨理想，期望從群眾的激進主義思潮中調動資源與他的觀點遙相呼應；而當他控制了黨內的力量違背了群眾意志的時候，他就會說，“十來個聰明人（無非是指職業革命家或政治領袖）“勝過”數以百萬計的群眾”。有人就此指出，列寧張口閉口的“多數”並不是“數量大多數”，而是“政治大多數”，而這個“多數”其實就是他自己。

　　瓦爾金與米亞斯尼科夫仗義執言

　　當時社會上關於言論和出版自由呼聲不斷高漲，黨內也有強大的“解禁”的推動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21年的“瓦爾金事件”、“米亞斯尼科夫事件”和“工人反對派”的呼聲。1921年4月份全俄肅反委員會的特派員瓦爾金給中央上書，要求允許“蘇維埃中有反對派”，建議給他們“法律允許內的活動自由”和“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黨齡的老黨員米亞斯尼科夫給列寧寫信，談到對革命後的制度建設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看法時指出，“要多給工人、農民一些自主性，給予工會、農會、和工農檢察院相應的權力、給予一切政治派別的言論自由和和出版自由”。他說，“連土耳其這樣的國家裡都可以建立農民協會”，我們為什麼要懼怕農民自治組織呢？他特別強調必須要給予民眾“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提醒列寧說，這曾經是我們黨成立時期就為之奮鬥的“主要任務”，在革命時期您也多次強調，言論自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基礎之一，而在目前兌現這一點“能夠激發工人農民經濟生活中的積極因素”。米亞斯尼科夫向列寧建言說“我們需要制訂一個言論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發昏的熱心人不至越軌，必須把全國最大的日報之一辦成各派社會思想進行論戰的報紙，蘇維埃政權要像羅馬帝國一樣，用自己的錢供養器誹謗他的人，這也將是我們俄國條件下的出版自由，我們的任務是使我們的出版自由為遵守法律的人所用，而不是為資產階級所用，這種自由在世界上從君主派到無政府主義者無論誰都未曾見到。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措施來加強我們在城市和廣大農村群眾中以及在全世界的影響。”
　　米亞斯尼科夫針對黨的任命制導致的“官僚化”的現象進一步指出，現在黨組織已經成為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法老和奴隸主，上層領導正在腐敗，酗酒成風，再加上官官相護、徇私舞弊、機關門禁森嚴、雜亂無章、辦事拖沓等都有所發展，任命工作人員的原則是任人唯親，靠機槍保護的“歷史”成了笑柄——這是醉生夢死的歷史。領導階層與群眾已經形成一種對立，凡是膽敢提出批評的人，只要你不贊同一貫正確的教皇，只要是有悖於領導的意見，都將劃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列，就是居心不良的反革命，或者被開除出黨，或者說你是精神病人，難道你們要把黨員變成百依百順的留聲機，變成廚娘手裡的土豆，工人們要問：我們究竟是什麼人？我們當真是階級專政的基石嗎？或者只不過是馴服的羊群，只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墊腳架呢？他請教列寧說，“列寧同志，你是否認為拯救革命的辦法就是機器般的服從呢？”
　　米亞斯尼科夫在給列寧的信中反覆論證“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人說，假使我們實行言論自由，那麼非黨群眾和蘇維埃的敵人一下子就會知道一切迄今對他們保密的東西了……以為非黨群眾不了解這些混亂的現象的想法並不對，這些現象他們不是從我們報紙上，而是從活生生的人們那裡得知的。非但如此，非黨群眾知道的情況要比省里領導人知道得還要多。省肅反委員會經常因散布‘謠言’逮捕一些人，而這些人無非比他們多知道一些情況而已，這種‘保密’帶來一個結果，人們不再相信我們的報紙，秘密外交屢遭失敗，而我們的敵人知道的情況要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多。誰害怕工人階級和農民思考，害怕他們說出自己的看法，誰就總是提心弔膽，認為到處都是反革命。工人階級用一道銅牆鐵壁把自己和共產黨隔開，共產黨員什麼都不知道，正如當年的密探一樣，工人們把共產黨員不是稱作黨支部，而是稱作‘黨探子’。這是為什麼？原因在哪裡？你是否會說工人階級從前和現在都有言論自由？我要說這是謊言。工人階級之所以要懲治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在1921年把1918～1920年間對付資產者的辦法（肅反委員會）用到了工人階級身上，這一些應該收場了。1921年當無產階級鎮壓了剝削者的反抗，建成了全國政權後，當時你們擔心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不是黨的口號，而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難道無產階級不需要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嗎？”革命以後人們不禁要問：“這就是自由王國嗎？這就是偉大的飛躍把我們帶向的那個地方嗎？”

　　來自“左邊”的政治自由呼聲：“工人反對派”

　　對缺乏政治自由不滿的人這時已經不止來自“右邊”，來自知識分子和傾向自由民主的人；而且也來自“左邊”，來自工人群眾、老工會活動家和堅持革命時代理想主義的“不識時務者”。他們在新經濟政策初期與主張經濟放鬆、政治收緊的列寧截然相反，在經濟上敵視市場和私有制，政治上則呼籲自由、自治而反對專橫和集權控制。他們形成了當時頗有影響的“工人反對派”。套用今天網上的一個新詞，這個派別的特點是“政右經左”。“工人反對派”是1919～1922年俄共（布）黨內代表工人利益的派別，也是在列寧死後俄共最高層發生內鬥之前、列寧生前最重要的黨內反對派之一。他們認為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執政以後上層發生蛻變，脫離群眾，成為新的官僚主義者；指責1921年搞的新經濟政策是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他們要求重建黨內民主、承認黨內反對派並實行派別組織合法化、擴大工會的自治權利等。其代表人物是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最高層長期流亡國外期間一直堅持在國內搞工人運動的施略普尼柯夫，以及柯倫泰、盧托維諾夫、梅德韋傑夫等人。
　　這些人與米亞斯尼科夫等人有共同的看法，他們在散發的《工人反對派》小冊子中就發揚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呼籲言論新聞自由有更加系統的理論。他們說，目前蘇維埃國家機構的數量已經比沙皇時代龐大幾十倍，一個新的統治階層正在形成。我們戰勝了敵人，卻不能戰勝自己，我們的革命和建設已經走樣了，我們偏離了最初的道路。……不能允許黨的組織把蘇維埃的職權篡為己有。國家的最高政權集中在堪稱“寡頭政治”的政治局手中，“官僚主義這一禍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因此“工人反對派”向黨中央提出了兩點基本原則：
　　首先，當必須回到選舉原則上來。所有官員必須對群眾負責。“任命制”、“委派制”不是無產階級政權組織建設的理想模式。“工人反對派”本身就是在反對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過的《關於組織工作》的決議的基礎上形成的，正是這個決議制定了幹部任命制的原則，這種以中央組織部任命幹部的程序在黨內產生了一種非常不健康的空氣，成為官僚主義和寡頭政治的溫床。僅1920年半年間俄共（布）中央就任命了37547名“擁有獨裁者無限權力的”“政委”，1920年8月召開的“九大”決議中提出提拔黨員到重要的領導崗位，“全黨的組織任務就是把黨的隊伍中的全部60萬黨員分配到各個黨的工作崗位上去。”這些委派下去的“政治委員不受約束、胡作非為”，使民間已經發出了“取消委員制、打倒政治委員專制”的呼聲。革命勝利後工人“無權選舉自己的委員會、自己的機關，這樣搞下去，革命就會失敗”。連《真理報》都承認那些削尖腦袋鑽入黨內的投機分子，是“把黨看成了帶餡的大包子”。1921年政府雇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了4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的各種委員會多達120多個，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於沙皇時代，1918年莫斯科的中央和地方職員有23萬人，1920年克里姆林宮的開銷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的社會福利開支總額要高得多。曾經到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而為我們所知的老革命家越飛後來成為托派，他當時也批評說：黨內“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個人的物質狀況主要取決於他在黨內的地位”。的確如此，早在20年代，黨的官員的工資就比同級的政府雇員高出50％。工人反對派的代表人物米洛諾夫痛斥列寧是“最大的官僚”，是沙皇管理制度政治上的繼承者，他“把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當做盲目的工具，當做被送往屠宰場的‘愚昧無知的牲畜’”。
　　其次，“工人反對派”堅決反對黨的領袖那種“教皇式的一貫正確”和“政治局具有批評豁免權”的特權，他們說，黨不應當繼續生活在內戰時期紀律的高壓下，這種狀況應該讓位於更活躍、更寬泛的現代政黨責任制，俄共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上來，要看到社會主義鬥爭歷史上反對派存在的必要性。歐洲社會主義政黨所普遍接受的規則，我們為什麼要拋棄？！他們提出要廢除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禁令”，要讓黨內各個派別和集團合法化。他們認為黨內的民主和多元是唯一能保證共產黨立於不敗之地的先決條件。就連沙皇在19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中都承認思想反對派的存在，莫不成布爾什維克比沙皇還要更加政治壟斷嗎？沒有意見的交鋒，沒有各個派別的鬥爭，沒有反對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即使在資產階級裝模作樣的“民主”中，這一原則也被明確地規定為一切真正的民主的形式上的先決條件。對黨內的爭論要廣泛的公開，黨的綱領中要明文規定有發表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黨的代表大會討論期間給予全體黨員自由批評的權利，而且對於不同派系提出的文件，要給予動用出版基金的權利。“社會主義自由”是時代的最強音，如果連這些已有的社會主義政黨都遵守的原則都做不到的話，無產階級奮鬥目標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國家就是我們”：列寧與黨國體制的建立

　　列寧認為“工人反對派”的這種“救黨”主張只是那些目光短淺的庸人之見。其實早在1920年10月11日，列寧給布哈林的一張便條上便以直白的語氣寫道：“只要以整個中央的名義聲明（並論證）以下幾點就夠了：無產階級＝俄國共產黨＝蘇維埃政權”，蘇俄的“黨國一體”的模式就是列寧建構的。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報告中，列寧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那些“不明就裡”的“工人反對派”一直認為，這個“工人階級”還包括他們這些產業工人，殊不知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其實就是出於金字塔頂端的“小集團”。當然到列寧生命的晚期當他發現自己這個名義上的領袖已經被實際權力無限的總書記架空的時候，他又深感“對不起俄國工人階級”，這已經是後話了。
　　從此以後蘇維埃喪失了其民主性和代表性，從“通過勞動者進行管理的機構”變成了“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對勞動者進行管理的機構”。托洛茨基更是強調說，在這樣的堡壘中絕不允許任何反對派存在，那怕只是一個弱小的反對派。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就沒有想到有一天他也會成為“反對派”，會向共產國際控告俄共中央委員會踐踏黨員的權利。布哈林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也許有兩黨制，但兩黨中的一個當權，另一個入獄”。不知道後來他被斯大林囚禁在獄中的時候，自己對這句話作何感想。列寧早就想把工人反對派驅逐出黨，但是他在1921年初的中央委員會上僅以一票之差沒能獲得2/3多數，於是他授意斯大林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宣布嚴禁黨內組織的派別活動，並賦予他強硬的組織決斷權，從此開闢了“總書記的決定權沒有邊界”的先例。

　　“按照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回答，我們早就該關門了”

　　1921年政府用強力解散了不馴服的工會代表大會和工會委員會，並鎮壓工人的反抗。黨內的“工人反對派”也被十大的“黨禁令”宣布為“非法組織”。政治局否定了瓦爾金的建議，1922年2月20日在列寧的建議下，俄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將米亞斯尼科夫“革除教門”。這是俄共（布）創建以來第一次因言論而開除黨員，從此以後全黨就在沒有人膽敢提“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了。後來自黨內鬥爭中一次次地把敢講真話的人剔除出去，那些用黨內民主反對專制的人都遭到了滅頂之災。以後黨內就不再有爭論，不再有人們的思想的碰撞，有的就是死水一潭的順從和一些馬屁精、趨炎附勢向“權力中心”的靠攏。馬克思曾經強調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已經被連根拔掉，理想主義者的抗爭以失敗告終。列寧的黨既然把沉默加到了俄共（布）黨內，對黨外的管制就更不在話下了。1923年《真理報》發表社論指出黨的“代表大會不允許任何人拿‘黨專政’的問題開玩笑……那些喊叫要在這方面加以‘修正’的人沒有一點市場。”人們這才明白，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對工人階級使用暴力”已經成為事實，“蘇維埃政策完全背離了早期共產主義綱領所表現的符合階級實質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播和俄國革命的初衷已經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倒是斯大林一語道破天機。他說：“按照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回答，我們早就該關門了，既然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想關門了事，而相反的想繼續生存，那麼國家政權就應當存在和應當加強，無條件地應當得到加強”。“黨的利益高於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黨的實際利益才是一切”。他尤其強調，“恩格斯並非完全正確，如果我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麼地方觸犯了恩格斯，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於是在蘇聯，馬克思主義所剩下的僅僅是一些空洞的、貌似相似的“意識形態化”的詞句，“成為一種公認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極其乏味的官方說教”。馬克思主義從此變成了一門“官學”，就像普列漢諾夫當年斥責“合法馬克思主義”依依附於權勢時說，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論證方式是“頒布命令式的”，結果變成了這樣，誰有權頒布命令，下達判決，誰就代表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原來只有靠邏輯的力量才能說服人的理論，在掏空其理性內容後，裝上了自己的私貨，然後運用權力去推行。難怪葛蘭西把“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叫做“反對卡爾·馬克思的革命”。成功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要實現的“爭取政治自由的任務”，就這樣被執政後的俄國共產黨拋棄了。後來流亡出國的托洛茨基才明白過來：“贗品”不論外表上多麼相似，和“原本”之間都是有很大差距的。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　　墨西哥的瑪雅文化遺址圖倫（Tulum，一譯圖盧姆）。瑪雅人的古堡廢墟，濱臨加勒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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