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林珊的记忆是一个个不连续的片段： 在救护车里有人给她量血压，比她平时的血压要高出许多； 车门打开，林珊看见两个医护人员在医院门口等待； 她躺在担架车上，有人推着她在楼道里疾走，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很快地闪过； 她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呕吐，和张川同来的好友为她清理，她感到过意不去；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人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生日是哪天？今年是哪年？总统是谁？”她一一答复，心里不免有点不耐烦。 听的人似乎对她的回答很满意，每次问完，又用手电照她的眼睛，很亮很刺眼； 张川来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轻轻地向她报告病情：“CT结果出来了，你得了脑溢血，出血量很大，颅压很高，医生已经给你用了药，尽量控制出血，实在不行就做开颅手术。” 林珊对脑溢血并不陌生，多年前她的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的，那时的一些细节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她的症状和父亲当年几乎一样，头晕，呕吐，瞳孔扩大。她哑着嗓子问：“我要死了吗？” 张川老实告诉她：“医生说很危险，我已经联系了两个孩子，他们在回来的路上。” 张川和林珊早有约定，不管出了什么大事都不要隐瞒。尽管现实很残酷，可听到张川的声音，感觉到他在自己身边，林珊并不害怕，反倒觉得心里很踏实。和张川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经历了不少，每次都是俩人同心协力一起挺过来的。这次哪怕挺不过来，只要有张川陪伴到最后，她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先赶到的是儿子雷雷，看到妈妈生命垂危，这个已经二十七岁的成年男人伏在林珊床边，哭得像个小孩子。林珊抚着他的头，哄孩子一样安慰他：“别怕，待会医生会给我做手术，只要开颅找到出血点，用个小夹子夹住，把出血止住就好了。” 那一夜林珊唯一的感觉就是热，这两年林珊进入更年期，饱受潮热的困扰，而这一夜的潮热让她受尽折磨，她的脸热得像火燎，她只好用冷水浸湿的小毛巾放在额头上冷敷，那湿湿凉凉的感觉会让她舒服些。可没过几分钟，小毛巾就被她的脸颊捂热了，她只好取下热毛巾要求换块凉的。雷雷守在她身边，不停地为她换小毛巾。林珊迷迷糊糊地问：你有几块小毛巾? 她听到雷雷答：五。 雷雷从小生长在美国，中文说不成句，加上他从小性格内向，说话惜字如金，每次林珊问他什么，他都会深思良久，然后用中文给出一个极简单的回答，林珊早已习以为常。他一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习惯了接受被人宠爱，这是他第一次照顾别人，竟是做得这么仔细周到，让林珊感到很欣慰。 远在西部工作的女儿蓓蓓和女婿托尼坐了一夜飞机，第二天才赶到医院。一进病房，蓓蓓便扑倒在妈妈身上，声音颤抖：“妈，我回来了。” 林珊伸出右手，抚摸女儿的脸颊，发现蓓蓓满脸泪水，便安慰她：“别哭，我还没等来你给我生的外孙呢，不会就这么死的。” 迷迷糊糊地，林珊似乎听到张川说她的情况稳定了，可以离开这里了，林珊不敢相信，问：“我可以回家了？” 张川告诉她：“哪里，离回家还早呢，你在ICU住了一个星期，现在要换到到普通病房去。” 夜里，林珊一觉醒来，望着窗外隐隐灯光，有些恍惚：“我在哪里？怎么好像在自己家呢？” 张川听到响动，忙起身查看：“睡醒了？要什么？” 林珊觉得他是从床下冒上来的，愣愣地看着他。听到他问，便揪着身上穿的病号服：“这件衣服不舒服，你到楼上去把我那件红的睡衣拿来。” 张川知道她又糊涂了，耐心地告诉她：“咱们在医院，你要睡衣等天亮了我回家给你拿。你要喝水吗？” 林珊不渴，但她感到有些饿，看到屋角那个气球上有许多礼物盒的图案，很像她小时候过节时的点心盒子，里面通常放满了蛋糕桃酥萨其马一类的点心，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到那种点心了。她指着气球对张川说：“我要吃那个。” 张川顺着她的手指看，莫名其妙：“那是气球，不能吃。” 林珊解释：“我要吃那里面的东西。” 张川耐心地说：“气球里面是空气。” 林珊听不明白，她觉得浑身燥热，便问：“谁把胳膊腿都放我床上了？这么挤。” 张川：“那是你自己的胳膊和腿，你现在没有知觉，要慢慢恢复。” 林珊听得越发糊涂，她试图弄懂张川的意思，但一阵疲倦袭来，她只好闭上眼睛。 这段时间她一会糊涂一会清醒，说了不少胡话，清醒的时候张川把这些胡话重复给她，她竟然笑得难以自制，把张川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笑成这样？你疯啦？”笑过之后她又会迷惑：我是不是变成傻子了？脑残是不是这意思？她想不明白，也不敢多想。 张川不在的时候，林珊的两个闺蜜莎伦和安吉拉轮流来医院照顾她，病号饭送来了，林珊没胃口不想吃，她俩就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哄着她吃，每咽下一口，她俩都会说，“好孩子！” 林珊心里感激，但又觉得好笑，你俩就那么想给我当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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