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曾经是全球唯一驻加沙的战地女记者，26岁只身前往加沙，一待就是两年。 她近距离采访过哈马斯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亚辛。去之前， 一个女大学生跟她说：“亚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我崇拜他，我愿意为他献身。” 周轶君真正见到亚辛，那是一个苍老的男人，坐在轮椅上，四肢瘫痪，脚已经萎缩，藏在白色的袍子下面，右手的手腕上戴着一款“有点可笑”的方形大手表。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坏了他的听力和视力，嗓音又尖又细，像刀片划在玻璃上，一米开外就听不清了。 两年见证了无数死亡和暴力，周轶君回到中国，把她的经历记录了下来。 对她来说，女性可以关心所有的事儿。关心人性，关心宇宙，关心科技进步，也关心审美。“女性主义对我来说不是理论，而是一种实践。”
一、北京 小时候周轶君数学经常考砸。她在房间听到一阵推自行车的声音，就知道妈妈回家了，免不了挨一顿揍。严重时，妈妈会把全家人都支出去，门锁上，拿出尺子，叫周轶君趴下来，把尺子打到断。 但周轶君文科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都是语文课代表。中学她迷上了葛优的《编辑部的故事》，想长大也做一个编辑。学校有小记者活动，她都踊跃地报名。 她爱读王朔，买的王朔小说在班上传阅，都翻烂了才回到自己手上。等到大学报志愿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去北京。一般上海父母都不希望孩子离开上海，但周轶君的妈妈同意了，父母不在身边的独立生活对孩子才是锻炼。她高考作文分数特别高，但赶上那年上海自主招生，想把好生源留在本地，清华北大放到第三批录取。这些好学校不乐意，干脆把在上海的招生名额全部撤走了。周轶君急了，写信到北大招生办，招生办回信，看你成绩不错，但我们今年在上海真的没有名额。就这样，她到北二外学了外语。志愿里一共有8个语种，法语、德语、日语，她偏偏学了阿拉伯语。“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这种语言很罕见，学的人肯定少。学的人少，说不定就有用。”在大学，周轶君爱上了何勇、张楚。一次他们来隔壁广院搞演出，碰巧周轶君妈妈来北京看她。周轶君不愿错过表演，叫同学去帮忙接妈妈，把妈妈气得够呛。毕业后她凭借小语种专业去了新华社，主动争取去巴勒斯坦加沙常驻。一开始社里拒绝，她给上面写了封信：长期的外派任务，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一开始妈妈以为中东地区那边有很大的分社，周轶君可以跟同事们一起，后来才知道只有她一个人常驻加沙。她虽然担心，但还是支持女儿去。前往机场的路上，耶路撒冷一个大学发生爆炸，妈妈听到了这个新闻，一下子受不了，不知道该不该让女儿出发了。周轶君到了那边，一周给家里一次电话，如果耶路撒冷出事，她就说她在加沙，如果加沙出事，她就说她在耶路撒冷。但妈妈总是可以从发电的报头，知道女儿真正在哪里。送走前任记者独自上岗的第一个晚上，附近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周轶君误以为是空袭降临，卷缩在原地二十分钟，直到灯重新亮起。5岁的阿曼·法利斯，是周轶君在巴勒斯坦加沙看到的第一具尸体。医生掀开了白色裹尸布，露出孩子血迹斑斑的上半身。身子瘦小，显得放尸体的冰柜太大。孩子的眼睛没有完全闭合，剩下两个灰白色的空洞。
▲ 图源：《中东死生门》 从太平间出来，周轶君听到一个记者抱怨：“没什么新东西。”法利斯是在家门口中弹的。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无故开火。以色列官员说，有人向以色列坦克开枪，以色列还击，不知打中了小孩。周轶君跟随着游行葬礼的队伍，人群包围着担架上的法利斯，高喊“真主伟大”“血债血偿”。她挤在中间，被大喇叭震得五脏六腑快裂开，直想哭。路过法利斯家门口时，游行的队伍慢下来，将尸体抬入屋内。周轶君看到母亲流着泪吻别儿子，再抬眼，这间十平米、几乎没有任何装修的房子，显得格外沉寂。邻居挤到门前，争相和记者们描述法利斯被杀害的过程。几分钟后，尸体被抬出屋子，继续游行，仿佛他不属于这个家，而是一个公共财产。五六杆枪同时冲破天穹，周轶君脑袋一缩，她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听过枪声。“中国女人害怕了！”边上的小孩子嘲笑她，做了个鬼脸，蹲马步，模仿开枪的姿势。周轶君想，“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场赶集。”另一个小孩一手扛着枪，一手抱着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
▲ 图源：《中东死生门》 周轶君从加沙到以色列，中间要经过一个埃雷兹检查站。加沙失业率高达75%。很多巴勒斯坦人会通过检查站到附近的以色列工业园打工，做塑料制品加工，或者钢铁。时薪5谢克尔，每天可以赚50谢克尔。如果能干满一整个月，会有1500谢克尔，但一周里有三四天会因为“安全原因”停工。为了养活孩子，巴勒斯坦工人2点就要起床，陆陆续续赶去检查站。他们通常在加沙花1谢克尔买份三明治早餐，因为到了工业园价格就会涨5倍。到了检查站，他们要经过一道道严格的安检程序，上衣撩到胸部，裤子脱到膝盖，只能穿露脚趾的凉鞋，冬天外套也不能穿，因为以色列人担心他们在身上藏炸弹。检查站的通道两侧没有光，工人们像牲口一样拥挤着，有时会因为拥堵而窒息。天黑了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这边。但为了多赚钱，他们能多干一小时就多干一小时，然后踩着时间点奔跑着回来。回来这头，哈马斯称：“给以色列人打工就是背叛巴勒斯坦。”哈马斯曾经向工业园发射火箭，不止一次落在工人队伍里。有一个工人对周轶君说，他不在乎什么别的，他只想养活自己的孩子。 
它坐落在以色列一号公路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里和平共处，有几十户人家。这间小学有200多名学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一半。周轶君在走廊上看画片，一侧墙上是隔离墙和铁丝网背后哭泣的巴勒斯坦妇女，另一侧墙上是以色列国徽。校长给她介绍，学校分班教宗教课，阿犹节日都放假，会组织大家聚餐、玩乐，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毫不避讳地谈论战争，但更向学生们强调人们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校长说。“我注意到村里只有小学，孩子们要到其他地方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犹太学生将来还要参军，您认为社会最终会改变他们阿犹共处的理念吗？”“你说的是事实，但是我相信童年时接受的教育会对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里的犹太学生来说，无论将来如何，他已经对阿拉伯人有所了解。”这里的阿拉伯女孩，不像周轶君之间在加沙看到的那样丝巾包头，在一件长裤外面罩着一条裙子，而是穿着合身的T恤、牛仔裤，甚至还烫了头发。课间休息时，周轶君看到一个红色笔袋上用黑色笔画了三颗“大卫星”，她问笔袋的主人这是什么意思？“我妈妈是犹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犹太人，她们恨！”另一个女孩说。“有，这个，这个，还要那个......都是犹太人。”笔袋的主人说。“不，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但除他们以外的犹太人，我都恨！”
▲ 图源：《中东死生门》 第二天，周轶君到以色列圣经博物馆，参加“亚伯拉罕和伊伯拉罕”活动。在《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和发妻生了小儿子，是犹太人。和婢女生的大儿子，是阿拉伯人。有个活动已经举办了6年。学生参加填字游戏，需要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组词，异族孩子搭档才能完成挑战。一个家长曾经在“和平绿洲”工作了2年，周轶君问她为何辞职。“和那些阿拉伯同事相处越久，我就越相信我们无法共处。”“可你没有放弃，你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是的，我认为短期、低层面上的接触应该维持，但最好不要交往太深，否则容易失望......我们并不幼稚，我们知道这种接触对中东和平进程起不到任何作用，真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根本无法改变现状，只有政治解决才能奏效。”周轶君的旅程从民间来到官方，在采访亚辛之前，周轶君对哈马斯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关系并不简单，它在成立之初，曾被以色列暗中支持。周轶君的头巾戴得不正规，一截头发露在外面，但亚辛什么也没说。周轶君向亚辛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自杀袭击，那会招来以色列更凶猛的军事反击。
“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F-16战斗机，没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只能用有限的、简单的手段自卫......不应该要求我们停止自卫，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
她追问：“炸死几百个以色列人并没有毁灭以色列，还是有人乘坐公交车，去餐厅，但越来越多巴勒斯坦人死于军事报复行动。” “杀死多少个以色列人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制造同等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平民是解脱巴勒斯坦人苦难唯一的途径吗？”“如果全世界帮助巴勒斯坦人恢复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们可以停止一切自杀袭击。”正如亚辛所说，哈马斯没有强迫人们做“人弹”，他们是自愿去的。有一个叫作哈娜迪的巴勒斯坦女孩，弟弟和未婚夫都死于以色列军人的手下。那只是一个寻常的午后，几个亲人坐在门口喝茶，几个以色列枪手突然出现，扫射平民，并把她弟弟和未婚夫的尸体拖走，在眉心、喉咙和心脏各开了一枪，确保他们真正死去。愤怒的哈娜迪决定做一个“人肉炸弹”。在巴勒斯坦，做人弹的大多是男人。女人弹能更容易穿越检查站。爆炸成功后，家人在电视上看到，流下了眼泪。他们震惊之余感到高兴，母亲说：“感谢真主！”父亲说：“感谢真主让她成功！”她的尸体还在以色列那边。家人们觉得以色列会故意在几年后才交还尸体，让他们的悲伤再来一次。如果其他三个女儿也要做人弹，他们也支持，因为“烈士不会死，只会进天堂”。周轶君从家人那边了解到，哈娜迪很爱美，总是买市面上最新款式的衣服，给家里买漂亮的绣花靠枕，她很有学识，个性刚强，喜欢辩论，“男人们都辩不过她。”这时的周轶君28岁，和哈娜迪的年龄一样。她接过哈娜迪母亲递过来的糖，“这是烈士的糖，一定要吃。” 回国之后，周轶君结婚，也做了母亲，她说，比起拉不拉得好琴，更重要的是孩子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们选的，由他们决定走到哪里。2023年，巴以冲突再次爆发。一个加沙医院遭袭20小时，几百人死去，孩子们却还在医院做游戏。周轶君说：“这所医院我进去过好多次，看见过孩子们的离去，大人们的葬礼。”周轶君当学生时，看过很多越战报道，那些图片和文字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记者不断从前方发回来报道，看到美国兵伤亡惨重的事实，才使得在美国本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抗议，去进行反战的活动，才使这场战争提前结束了。”
自己重新穿上了裙子，但世界的另一端，依然充满了爆炸的轰鸣、绝望的呼喊。那个穿着黑衣黑裤，带着黑包黑相机的自己，似乎恍如隔世。她想，即使像她这样的人，也会因为见惯而无泪可流。贫穷、绝望和持续战乱中，生活不再受到尊重，麻木是暴力循环的开始。
“我们几乎不能改变战争的进程，只能更多的唤起别人的良知，希望能给别人提一个醒，人在战争中会变成麻木的，他会做出很多我们不能理解、无理智的事。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人是很容易变麻木的。”
有一天外出采访，她把停车在马路边上。一个男孩向她兜售糖果。周轶君忙着打电话，没有搭理他。挂了电话，周轶君听到男孩在哭，寻声找他，看他蹲在马路牙子上。原来，男孩一天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再问，男孩告诉她，父亲失业了，母亲常年生病。家里比较穷，虽然有义务教育，但要收书本费。兄弟六个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在卖糖、卖报纸。没想到过几天，周轶君在另一条街道上又看见了这个男孩。她想全部买下来，男孩说：“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一段时间周轶君没有再看到他，却在街上遇到男孩的同伴。同伴告诉周轶君，说男孩上学去了。
[1].《中东死生门》，周轶君 [2].《周轶君专访》，浙江在线 [3].《周轶君自述》，童书妈妈三川玲 [4].《上海姑娘周轶君：全球唯一驻加沙女记者》，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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