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恩里克·施耐德（Henrique Schneider）昨天2026年4月7日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雜誌發表評論：“本地規則”加劇歐盟的創新危機。他認為，過度監管削弱了歐洲的創新能力，導致成本上升、質量下降，並限制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深度好文，好文，請君一閱：

簡而言之

 “本地規則”增加了成本和官僚繁文縟節，並阻礙了創新。

歐盟缺乏在全球競爭所需的、具備規模化潛力的產業。

貿易保護主義既拖慢了貿易步伐，也延緩了綠色轉型進程。

在全球科技競賽中，歐盟已嚴重落後，甚至連賽道的邊兒都還沒摸到。由於在幾乎所有科技創新領域都處於滯後狀態，且在高科技製造業方面被全球同行甩在身後，歐盟一如既往地轉向了監管手段——即“本地規則”（LCRs）。這些規則本意是想力挽狂瀾，但最終卻以失敗告終。

電動汽車（EVs）正是該集團應對創新挑戰的典型案例。正如許多技術密集型產業一樣，該領域正掀起一場競速賽：電池、軟件、傳感器以及各類數字與電氣元件的研發都在全速推進。目前，美國和亞洲的製造商正領跑全場，而歐盟本土企業則處於劣勢。

為了試圖提升自身地位，歐盟再次祭出了其慣用的解決方案——加強監管。日益嚴格的“本地含量”要求，體現在一系列強制性政策中，即規定產品中必須有最低比例的零部件採購自歐盟內部地區。這是一套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乍看之下，它似乎有助於實現“戰略自主”，但在實際操作中，它不僅推高了價格、降低了質量，還扼殺了整體的創新活力。本地規則在既有的產業和供應鏈之上又增設了層層監管壁壘，導致這些產業和供應鏈變得缺乏活力、缺乏企業家精神，也缺乏創新動力。

歐洲對問題的誤診

歐盟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認知，尤其是在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領域——在該領域，歐洲製造商面臨着比中國同行高出20%的成本劣勢。目前，全球約75%的精煉鋰產量以及75%的電動汽車電池單體產量均出自中國。在歐盟本土製造的電動汽車中，有三分之二使用的電池均是從中國進口的。

這種對外部的依賴構成了一項重大的戰略隱患。然而，歐盟所採取的應對策略——正如即將出台的《工業加速法案》以及現行的《歐盟電池法規》所體現的那樣——卻是變本加厲地強化監管，強制設定最低的“本地含量”比例以及再生材料的使用配額。

這種做法無異於對病症的誤診。歐盟之所以陷入這種依賴困境，並非源於“保護主義力度不足”，而是其監管思維長期凌駕於創新思維之上的直接惡果。

本地含量要求（LCRs）施加了沉重的行政負擔，迫使企業陷入一項複雜且昂貴的繁瑣工作——即追蹤、記錄並核實每一個零部件的原產地。

數十年來，一套繁重的監管框架阻礙了歐洲本土創新產業的蓬勃發展，使其難以達到美國或亞洲那樣的規模。歐盟非但未能培育出充滿活力、敢於承擔風險的企業，反而營造出一種這樣的環境：在這裡，僅僅是為了獲得參與資格，企業就不得不歷經繁瑣的官僚程序；至於想要取得成功，更是難上加難。

推行本地含量要求的舉措，正是這一模式的延續。這本質上是一種試圖通過監管手段“催生”本土產業的嘗試，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如果缺乏創新的基礎條件，無論提供多少保護，都無法構建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生態系統。這種監管上的慣性反應，僅僅是在治理“依賴性”這一表象症狀，卻對真正的病根——即長期且自致的創新赤字——視而不見。

為何增加監管註定失敗

本地含量要求（LCRs）的核心前提——即在提振本地經濟並緩解全球供應失衡的同時，培育國內產業以增強其競爭力——在歐盟自身結構性弱點的重壓之下，已然崩塌。實證證據表明，LCRs 並非萬靈藥。一項綜合性研究得出的結論並不令人意外：只有當一國已具備相關產業能力且該能力已蓄勢待發、可隨時進行規模化擴張時，LCRs 才會奏效。

而這種能力，恰恰是歐盟在電池產業鏈關鍵上游環節中所匱乏的；其長期以來的監管環境，更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短板。在此背景下強行推行高標準的 LCRs，非但無助於促進增長，反而是強制製造低效。

這種官僚主義的沉重包袱無異於一種“隱性稅收”，它將資本與人才從研發等富有成效的生產性活動中抽離，轉而耗費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上。

一旦缺乏既有的產業基礎，LCRs 便會適得其反，阻礙該經濟體所急需的外國投資與技術轉移。面對為遵從這些強制性規定而不得不重構高效全球供應鏈所帶來的高昂成本與繁複流程，跨國企業往往更傾向於縮減其在歐盟市場的業務敞口，而非在歐盟境內另行構建一套低效的新供應鏈體系。

這種強行推行的“區域化”策略，是對驅動現代工業發展的兩大核心原則——即“競爭優勢”與“全球化效率”——的直接衝擊。正如雷諾集團首席執行官所言，那些過於繁瑣、且對“本地製造產品”的定義設定得過於嚴苛的本地含量方案，註定無法取得成功。

LCRs 施加了令人不堪重負的行政負擔，迫使企業捲入一場複雜且昂貴的繁瑣流程之中——即對每一個零部件的原產地進行追蹤、歸檔與核驗。這種官僚主義的沉重包袱無異於一種“隱性稅收”，它將資本與人才從研發等富有成效的生產性活動中抽離，轉而耗費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上。

歐盟通過層層疊加繁複的規則，非但未能為產業復興鋪設坦途，反而確保了自身繼續淪為“落伍者”，從而進一步拉大了其與創新及發展前沿陣地之間的距離。

自主權的削弱與競爭力的流失

試圖通過 LCRs 來追求“戰略自主”，不僅毫無成效，甚至顯得自相矛盾。真正的自主與自給自足，乃是競爭實力、技術領導地位以及經濟活力的自然結晶。而 LCRs 卻背道而馳，它所培育的，是一個充滿依賴性、封閉且缺乏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系統。通過強制使用成本更高的歐洲零部件和原材料，本地含量要求（LCRs）直接導致消費者和企業的成本上升，從而阻礙電動汽車的普及，並危及氣候目標的實現。這種保護主義的屏障同時也削弱了國內企業進行創新的動力。由於受到全球競爭的庇護，這些企業往往缺乏動力去追求效率和技術上的突破，而這些突破正是它們成為真正全球領軍者所必需的。

這項政策對那些往往充當創新引擎的靈活型中小企業（SMEs）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損害。由於無力承擔高昂的合規成本，也無法獲取全球最優質的零部件，這些中小企業被迫擠出市場，最終留下的將是一個由受到保護的大型既得利益者所壟斷的、高度集中的市場格局。這只會導致停滯不前，而絕非構建真正實現自主性所必需的那種充滿活力且富有創新的生態系統。

本地含量要求本質上具有歧視性，並被普遍視為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關于禁止對進口商品給予差別待遇的原則。

若執意走這條道路，歐盟將面臨加劇全球補貼競賽以及陷入“以牙還牙”式報復循環的風險。美國《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所引發的摩擦，已清晰地警示了此類政策可能造成的巨大外交與經濟損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發出警告：這一趨勢恐將導致全球市場碎片化，使低成本的清潔技術受困於監管壁壘之後，進而拖慢全人類綠色轉型的步伐。

事態發展的可能性

可能性較大：LCRs 將繼續實施，但充斥着各類豁免

最可能出現的情景代表了歐盟當前發展軌跡的延續：一系列零敲碎打的妥協方案——試圖安撫所有利益相關方，卻最終無法讓任何一方滿意。一套錯綜複雜的“本地含量要求”（LCRs）體系被引入，但該體系充斥着各種豁免條款、針對特定國家的例外規定，以及旨在安撫各成員國及強大行業遊說團體的繁瑣原產地規則。

這項政策既非徹底的保護主義，也非具有戰略眼光的開放政策。其主要後果是陷入官僚主義的泥潭。無論大型還是小型企業，都不得不將大量資源從研發領域抽調出來，轉而投入到合規審查和遊說工作中。監管環境充滿了極度的不確定性，因為各項規則始終處於爭論和修訂之中。隨着各成員國以不同的方式實施這些規則，歐盟的單一市場呈現出碎片化趨勢。

少數利基市場的本土供應商或許能依靠持續輸血般的補貼勉強存活，但卻無法湧現出任何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領軍企業。在最尖端的零部件領域，歐盟依然嚴重依賴外部技術；它所建立的這套體系，獎勵的是在官僚迷宮中遊刃有謀的能力，而非真正的創新精神。所謂的“自主性”淪為一種口號，而其背後根深蒂固的依賴性卻依然如故。

可能出現：走向“歐洲堡壘”模式，導致進一步衰弱

歐盟可能會徹底轉向保護主義戰略，在整個電動汽車（EV）供應鏈中實施嚴格且僵化的“本地含量要求”（LCRs）。在“必須採取果斷行動以擺脫依賴”這一政治使命的驅動下，布魯塞爾方面將強制設定雄心勃勃的本土採購目標，其涵蓋範圍從電池單體直至原材料的方方面面。其結果將是構建出一個“高成本、低創新”的“封閉花園”（walled garden）。歐洲消費者將面臨選擇有限且價格昂貴、技術上又相對滯後的電動汽車；因為本土生產商在監管的庇護下，得以免受本應推動創新的市場競爭壓力之衝擊。

這種“內向型”的政策轉向將引發與中國、美國及其他主要貿易夥伴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爭端；隨之而來的報復性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將嚴重削弱歐洲工業中僅存的那些具有競爭力的細分領域的出口潛力。儘管歐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表面的“自主性”——即一定比例的零部件確實實現了本土製造——但在全球科技競爭的賽道上，歐盟卻進一步落後了。其本土產業一旦走出受保護的國境線便將喪失競爭力；而真正的“自給自足”依然遙不可及，因為那些至關重要的下一代核心技術，依然是在歐盟以外的地區被研發出來的。

不太可能出現：轉向“創新優先”戰略，實現經濟增長

在第三種情景中，歐盟領導層將意識到：試圖利用監管手段去打一場“科技戰爭”是徒勞無功的；取而代之，他們將實施一次徹底且具有戰略高度的政策大轉向。該集團果斷摒棄廣義的保護主義指令，並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擁抱創新”攻勢。其核心重心已轉向大刀闊斧的放鬆管制，旨在大幅削減那些扼殺初創企業及規模化企業發展的繁文縟節。

與此同時，歐盟還投入了巨額且精準的公私合營資金，用於下一代電池化學、軟件及自動駕駛系統的基礎研發。歐盟運用其現有的貿易防禦工具，以“外科手術式”的精準度反擊有確鑿證據的不公平競爭行為；與此同時，它還通過建立由盟友國家組成的“氣候俱樂部”，倡導開啟全球合作的新紀元——該俱樂部致力於統一標準，並推動綠色技術領域的公平貿易。

其成果便是：一個充滿活力且極具競爭力的創新生態系統正逐步成形。一批新興的歐洲科技領軍企業開始挑戰外國企業的壟斷地位——這並非得益於保護主義的庇護，而是源於其自身卓越的實力。通過培育真正的市場競爭力，歐盟實現了真正的“戰略自主”——這種自主權並非源於封閉與隔絕，而是源於創造出能夠在全球舞台上同台競技並最終勝出的世界級尖端技術。擺脫對他國的依賴，靠的不是築牆自封，而是自身的硬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