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的彼此誤判導致“反右”：中共誤以為知識精英基本上被懾服，沒有想到其實蓄積了強烈的不滿；知識精英則誤解了毛澤東的意圖，以為毛真心歡迎監督，也錯估了民主與專制的力量對比，以為中共就算聽不進“逆耳忠言”，也抗拒不了
老高按：送走了文革50年，又迎來了“反右”60年。關注中共黨史和共和國國史的人，自然對“反右”投以更多的關注。我主持的電視訪談節目“歷史明鏡”，最近集中在這個話題上。上個周末，我回答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專訪，做了專門介紹。
對60年前發動全國“反右”，中共迄今嘴硬，堅不認錯，只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擴大”多少？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統計，全國共55萬2877人劃為“右派分子”，中央留下五名“右派”不平反，全國則共留下96人不平反，其餘均認定系“錯劃”——拿起計算器來做一下小學二年級的除法：99.999%是“擴大化”了！
一場運動，打擊對象中只有不到萬分之二，按照官方認定的標準算是“罪有應得”，還說這場運動“沒錯”。這樣的事，實在太有中國特色了！
“擴大化”遠不僅此。“反右”中受到“擴大化”打擊的，還有全國各地未列在正式名冊上的“土右派”“准右派”（中共後來不是有個說法，叫做“享受同等待遇”嘛），人數多少，史家說法不一，從一百多萬，到三百多萬；
“擴大化”還不止此：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禍，還瞬間同時降臨其所有親屬子女，一律淪為“賤民”，求學、就業、成家……無不遭歧視、壓制，幾代人難以翻身；“右派分子”尚可摘帽平反，但他們的後代被株連，遭受的厄運，再也無法挽回，怎麼補償？
“擴大化”這還沒完：竟連不少普通農民也遭遇無妄之災，被判刑、勞改！美國華人口述歷史工作者依娃女士於2017年4月專程前往甘肅，就調查探訪了不少被判刑農民的後代——可惜他們的父輩絕大多數都已去世，他們沒有文化，沒有話語權，這一頁血淚歷史留下了很多空白。
關於“反右”，我們已經做了如下三期電視訪談節目：
“歷史明鏡”第31期：訪問中共黨史專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宋永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MRZCXFW38&t=723s
“歷史明鏡”第32期：訪問美國博士、歷史研究者華新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uCVGa1Af0&t=723s
“歷史明鏡”第34期：訪問美國華人女作家、口述歷史工作者依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2y1PL1SE&t=91s
今年還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共建軍90周年、蘆溝橋全面抗戰80周年。文革後恢復高考40周年、香港回歸20周年……這些，相信大家都會關注和討論。此外我還對一個時間點感興趣，那就是：鄧小平忌辰20年（1997年2月19日，已經過去了）。去年是毛澤東忌辰40年，大家熱烈甚至激烈爭辯毛澤東時代的功罪得失，那麼在鄧小平忌辰20年這一年中，想必會評述鄧小平時代的功罪得失。對了，鄧小平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直接指揮“反右”，文革之後復出，又堅決不同意否定“反右”，在評價鄧小平功罪的時候，這也是不容迴避、不容隱諱的一筆吧。
反右：中共對知識精英的首場大規模摧殘
索菲，法廣
在國人的歷史記憶上，1957年這個年份與“反右”緊緊相連。明鏡集團在“反右”運動60周年之前出版了數套關於“反右”的檔案史料，並將回顧和反思“反右”，作為近期“歷史明鏡”電視節目的焦點話題。我們今天請“反右”史料叢書的責任編輯、“歷史明鏡”節目主持人高伐林先生來介紹。
法廣：高伐林先生，毛澤東發動、鄧小平具體領導的“反右”運動，已經60年了。你們為回顧和反思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做了哪些工作？
高伐林：明鏡很早就關注“反右”。“反右”是中共建政之後第一次整肅知識精英的大規模政治運動，開啟了從大躍進-大饑荒到文革，一個比一個大的災難；“反右”也是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少有的幾個鄧小平壓住不容否定，只承認執行過程中“擴大化”的政治運動，他為了證明“反右”正確，特意留下幾個“右派”不予平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華民所著的《中國大逆轉》，這就是一本反右運動史。前年以來，明鏡旗下的國史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兩套有相當規模的電子書，一套是《反右絕密文件》，這是全套中共中央辦公廳《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12冊；另一套是《千名中國右派處理結論和個人檔案》，6冊。
國史出版社先後出版的兩套“反右”絕密檔案史料。
法廣：歷史明鏡電視節目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高伐林：我們邀請多年研究反右的學者專家，以及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屬後人，作為嘉賓來從各個角度回憶“反右”。例如，我們邀請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的宋永毅教授來講“1957：中國知識分子的榮光和恥辱”，他是剛才我談到的兩套反右運動史料電子書的主編，他與他的團隊還主編了資料浩瀚的“反右運動資料庫”；再如，我們邀請了美國華人學者華新民博士來評述他的鄉賢前輩、中國力學和應用數學奠基人之一錢偉長為何被打成“右派”，他從中汲取什麼“教訓”。這兩位專家，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反右運動造成的最嚴重的損害。
法廣：你所說的“最嚴重的損害”是指什麼呢？
高伐林：那就是對中國知識精英的精神摧殘和扭曲、對中華民族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
華新民博士談到了錢偉長的一樁“告密”的公案：1986年年底，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等人寫信，發起利用春節假期、籌備一個小範圍、小規模的反右30周年研究會，錢偉長收到了信，卻上交中央，並表白與方劃清界限，導致中共出手將方、劉等開除出黨、逼迫胡耀邦下台，而錢本人則受到鄧小平表揚，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華新民博士指出，未必能將錢偉長這一舉動認定為“告密”，他對後續事態也是始料未及的。但此事無疑反映出他內心的畸變，這正是他戴了26年（1957～1983）“右派”帽子的惡果。
宋永毅教授更舉出了大量實例，指出當時所謂“右派”們披肝瀝膽提出的許多建議和意見，表現出深刻的歷史洞見，達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這些意見和建議，有的直到文革過後終於被定為國策開始實施；有的甚至直到今天，思想界、知識界都沒有能達到那種高度和深度。這說明“反右”造成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元氣大傷，陰影籠罩幾代人。
法廣：為什麼會釀出這場大悲劇，學者們怎樣分析？
高伐林：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後，毛澤東認為，在國內還有資本與共產黨較量一下的，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他們有知識和由此而來的聲望和政治思想影響力。要推進社會主義革命，鞏固中共領導權，就要改造知識分子，這是中共和毛澤東的既定戰略。不過，當1957年4月份中共開始“整風”運動時，毛澤東受到國際上斯大林罪行被曝光的衝擊，想順應歷史潮流，釋放社會壓力，同時他也比較自信，於是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運用各種方式來動員民主黨派、知識分子來“幫助黨整風”。然而1957年的5月，知識精英們在16天中真的“大鳴大放”，情況匯總上報到毛澤東那裡，他就坐不住了，認定是向黨爭奪領導權，下令反擊，發動“反右”。
法廣：這就是毛澤東後來自我辯護說是“陽謀”、不是陰謀的來歷？
高伐林：是的，宋永毅教授認為：反右是中共與知識精英彼此有巨大的錯覺和誤解所造成的。中共誤以為知識精英都基本上被懾服，沒有想到其實蓄積了那麼強烈的不滿，一旦被引發就像大河決堤；知識精英則誤解了毛澤東的意圖，以為毛是真心歡迎監督中共，也錯估了民主憲政力量與專制力量的對比，以為中共就算聽不進“逆耳忠言”，也抗拒不了。他們犯下了大錯。
毛澤東在“反右”前就講過：我們提倡百家爭鳴，但“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這就說得很直白了：他和中共是無產階級這一家，知識精英們都是資產階級那一家。毛澤東叫得那麼響的“百花齊放”，經過“反右”，最終導致了“我花開後百花殺”（唐末農民軍領袖黃巢《不第後賦菊》詩句）。
法廣：你們的電視節目還談到“反右”哪些方面呢？
高伐林：宋永毅教授從更廣泛層面反思，指出知識精英固然是挨整的對象，但是他們自身也是他們悲劇命運的原因之一。他列舉大量事實證明：許多“右派”落井下石、告密陷害、嫁禍於人以求自保，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這一方面使“右派”們加大了罪狀、加重了罪名，另一方面也使得道德加速墮落淪喪。
我們還安排了更多的訪談節目，例如，請口述歷史工作者依娃，講述對《星火》受害者後人的採訪——《星火》是由一批蘭州大學的右派師生創辦的地下刊物，許多不識字的農民竟然也受牽連而被判刑坐牢，可謂“反右擴大化的擴大化”；再如，我們將對最早研究“反右”，寫出專著《陽謀》一書的丁抒教授進行系列訪談，原原本本地系統介紹“反右”的全貌和全過程。
補白：對依娃女士的訪談，已經在5月22日直播；對丁抒博士的系列訪談，將從5月30日下午開始第一講，初步安排有十來期。希望關心這一段歷史的朋友都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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