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安澤，作為美國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位華裔總統候選人（在此以前鄺友良曾在1964年和1968年參選），現在對美國華人來說應該不是陌生的名字了。按照競選的傳統，他在2018年推出了《對普通人的戰爭》（“The War on Normal People”）這本書作為他的競選宣言。雖然楊安澤在民主黨競選人中的排名還是很靠後，這本書卻引起了很大重視。我們的社區圖書館收藏了六本（目前只有兩本沒有借出），我們大學圖書館也有收藏。很多主流媒體如《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在2018年（當時楊在競選中還是無名小卒）發表了書評。雖然那些書評都着重討論楊的招牌政見：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縮寫 UBI），但說這本書引起了全國範圍的注意應該不算過分。 按照競選宣言書的套路，作者應該首先提出一個或幾個嚴重而急迫的社會問題，然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對普通人的戰爭》提出的問題是自動化帶來的工作機會消失和由此引發的貧富差距。作為熟悉高科技發展的“圈內人”，楊安澤以大量的數據和例子闡述自動化對今天工作機會的威脅。在過去幾百年歷史里，技術發展導致工作局勢改變有很多次。但都沒有引起不可解決的社會危機。今天我們不論是工作的人數還是工作的時間都比過去更多。但是，楊安澤指出，自動化帶來的變遷與過去有根本不同。一個是這次變化的速度會非常快。以前新技術的推廣需要大量資本投資，所以是逐步發生的。而現在的自動化和智能化一旦技術上可行，製造有關設備的成本就會變得非常低，而很快把舊的生產方式逐出市場。另一個是這次變化不限於某個地區和某個行業，而是涉及整個工作類型。所以失去工作的人會非常多。即使因為技術發展而產生新的工作機會，也不可能彌補損失。而且新出現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程度和技能一般很高，不是被刷下來的工人通過簡單培訓就能上崗的。還有一點是自動化的衝擊對某些地區，年齡層和教育程度的人群衝擊特別厲害。所以雖然全國平均的失業率仍然很低，但自動化的衝擊已經是不可忽略的趨勢了。 然後，楊安澤把目光轉向了自動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加劇的收入差距。但是和典型的民主黨人不同，他的關注點不是超級富豪怎樣強取豪奪或少交稅，而是處在底層的那些人。在作者看來，正是這些人的處境造成了川普的當選，儘管川普實際上並不能幫助他們。在楊安澤看來，這本書的讀者（生活在大城市，有高等教育背景和高收入工作的人）是生活在泡沫之中。他們對於美國小城市和鄉村了解很少。所以他花了很多筆墨來描述那些“川普領地”的情況。楊安澤討論的不是窮人的物質生活，而是貧窮的狀態對於人生質量和社區的影響。他指出，如今的美國並非理想中“人人都有機會，只要肯努力”的尋夢之國。貧窮的狀態會影響到人的考慮優先：生存高於冒險。所以窮人之中創業者稀少。貧窮的生活給人帶來壓力，因此會降低人的自律能力，往往做出錯誤的決定。不光自身收入，生活環境也對成功的機會有很大影響。生活在大城市圈之外，機會，信息，心態都會有很大不同。所以作為社會，我們不能把成功的責任都推給個人，簡單地用“不努力”來描寫不成功的人。楊安澤進一步描寫了那些貧窮地區令人擔憂的情形：單親家庭成為多數，鴉片成癮現象蔓延，男人沉迷於電子遊戲中，社區凋零分裂。在楊安澤看來，這種狀態延續和加劇的話，必然導致動亂甚至革命。 按照套路，此時該提出答案了。楊安澤也沒讓讀者失望，在書的第三部分中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當然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的“白給錢”的UBI方案了。關於這個方案我以後會專文討論。這裡我只想說，看了這本書後我認為楊安澤的UBI並不是譁眾取寵或天馬行空，而是建築在審慎的思考和研究之上的。當然這不意味着UBI是正確可行的。但至少這個思路是值得認真對待的。楊的另一個重要方案就是“社會分”（social credit）。那是一種替代貨幣，用來反映一個人對社會和社區的貢獻，而不像金錢那樣反映人的物質創造活動。社會分可以由社區或政府來發放。它可以用來換取別人的幫助，也可以用來反映一個人的成就，就像今天金錢的作用一樣。“社會分”和UBI是相輔相成的。UBI滿足了人的基本物質需求。而社會分可以讓人在商品經濟之外找到自己的價值和意義。這兩者組合起來，可以在自動化造成工作消失後維持人的幸福程度。除此之外，書中對教育，醫療和政治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綜合看來，這些想法展示了楊安澤的一些基本思路。 首先，楊安澤認為由於自動化的發展和普及，我們的整個政治觀念需要改變。社會組織和活動的最終目的不再是以GDP為目標的物質生產，而是社會成員的福祉。所以，那些不產生GDP的社會活動如照顧家人，無酬勞的藝術創作，社區服務等，也應該得到認可和獎勵。另一方面，企業的成功不光是看其產品的商場表現，還要看它對社區和消費者生活質量的貢獻。基於這樣的認識，楊安澤認為傳統的資本主義已經過時，我們要接受他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理念。我認為，楊安澤對於自動化帶來社會轉變的看法是深刻的。這一點我在以前的博文中也討論過（見篇末附文）。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假設就是要鼓勵人們多生產。而由於自動化和其它技術進步，物質短缺的現象將徹底消失。所以那個基本假設需要修改。但是我對楊的主張還是有兩點保留。第一，其實沒有一種政治理論是以GDP增長為目標的。西方政治理論一直是以“幸福度”作為追求目標，雖然對幸福的理解眾說紛紜。在物質貧乏時代，把GDP作為幸福度的衡量指數是自然的。這個現在可以改變，但不需要改變政治理論本身。再者，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人為社會創造價值來換取報酬。這個價值可以包括物質的創造也可以包括服務。而報酬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社會地位，名氣等。不需要在商品經濟外另建一個“社會分”系統。所以，在我看來需要的變革不是挑戰市場經濟體制，而是把個人滿足感和生命意義與“為社會創造價值”脫鈎。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如藝術），不管它對社會有無價值。這是個觀念轉變，而不是社會體制轉變。其實楊安澤的UBI主張為此提供了條件。但他書中沒有強調這一點。 關於楊安澤對其他問題的主張，我不想深入討論。因為這些主張得到實施的機會非常小，即使他真的成了總統。一個社會政策的實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所以我認為重要的不是現在的主張是什麼，而是這種主張的選擇反映了怎樣的思路。具體到楊安澤，我認為他受意識形態的牽制很小，而更是從實際情況出發。他的主張雖然不是原創，但也不是左派或右派的主流立場，而是雙方都可能接受但不會熱烈支持的中間派選擇。這些主張也反映了楊安澤既看重市場機制，又不局限於市場機制的思路。這些讓我感覺到楊安澤會是一個務實，靈活的政治家，而這正是今天的美國所需要的。但是另一方面，這本書作為施政綱領也是不足的。一方面，楊的那些主張是關於一些分別的問題，就像一個拼圖中的一些碎片，沒有聯成整體。另一方面，這本書沒有討論怎樣從眾多的選項中篩選出自己的主張，而是似乎天經地義只有這一個選擇。所以對於作者的決策過程的披露還是不夠。 除了這本書的具體內容外，它的風格也頗引人深思。一方面，楊安澤自己定位於一個很接地氣的人。他在書中表達了在貧窮中的和即將受到自動化趨勢衝擊的民眾的關愛。這不僅是言辭，也有他多年來經營“美國創業基金”的實踐。但另一方面，他在書中又反覆渲染他與精英階層的聯繫。“我富有的硅谷朋友”，“我的朋友在政府高層”之類的話反覆出現，目的是用他的精英地位增強信服力。另一個矛盾是：這本書用了儘量淺顯的語言和邏輯來論證楊安澤的立場，讓一般人讀起來毫不費力。但同時又看得出幾乎每個句子都是精心雕琢過的，不是自發自然的語言。這種雕琢對於表達的有效性也許很有幫助，但另一方面也拉開了與普通讀者的距離。我覺得，這種矛盾也反映了美國華人參政的尷尬之處：因為沒有先例，所以不清楚該如何自我定位，如何與其它族裔建立紐帶。這也凸顯了楊安澤作為一個開創者的可貴之處。 作為競選總統的宣言，《對普通人的戰爭》這本書的確有它的獨到之處，就是跳出了傳統的“左右之爭”框架之外，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去審視社會問題。正如楊安澤的口號“不是向左或向右，而是向前。”但是也應該看到，自動化帶來的挑戰並不是目前美國最迫切最危險的問題。作為總統，還要面臨一個大得多的格局。而且這本書中提到的很多主張也不是總統的職責，或者不是總統能做到的。所以我覺得，楊安澤的想法非常可貴，但他也許更適合當一個社會學教授或專欄作家，而不是總統。但是不管怎樣，楊安澤的參與給目前嚴重兩極化的美國政壇帶來了另一個視角和另一種聲音。光憑這個，我就認為他值得我們給予關注和支持。 有關博文： 政經隨想（５）資本主義之後是什麼？（2011年） http://blog.creaders.net/u/1030/201109/9228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483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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