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选战中，一个热门话题是奥巴马的言论：“如果你有一个公司，那不是你建的。”这句话几乎成了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主题。而民主党则指责对手歪曲了奥巴马的原意。

这句话是奥巴马最近在佛吉尼亚的集会上说的。原话是：

“If you were successful, somebody along the line gave you some help.  There was a great teacher somewhere in your life.  Somebody helped to create this unbelievable American system that we have that allowed you to thrive.  Somebody invested in roads and bridges.  If you’ve got a business. you didn’t build that.  Somebody else made that happen.  The Internet didn’t get invented on its own.  Government research created the Internet so that all the companies could make money off the Internet.”

“如果你成功的话，一定是有人在有些时候帮了你。你可能有一个出色的老师。有人建设了美国的绝佳系统，允许你脱颖而出。有人为在道路和桥梁投资。如果你有个公司，那不是你建的。其他人成就了它。英特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政府研究创造了英特网而让所有公司赚钱。”

这段话的歧义在于，那个“那不是你建的（you didn’t build that）”的“那”（英文的“that”），是指同一句话里的“公司”（共和党的声称），还是前一句话里的“道路和桥梁”（民主党的声称）。这个问题可以请语法专家去回答。我这里只是想由此引申出两党的一个重要理念区别：政府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共和党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个人的努力。而政府只是为这种努力提供条件。所以除非必要，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参与，而给个人提供更多空间。而民主党则认为，政府提供了个人活动的舞台和框架。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政府管理的政治经济系统“允许”了个人的成功。所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是一个大的参与者，甚至起到主导作用。在这一点上，我比较偏向于（但不是完全同意）共和党的立场，虽然我的根据也许不同于他们。

在这次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反复提到“集体努力”。他们说，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互相帮助，荣损与共。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来支持我们的社会经济。在这里，他们偷换了概念：“荣损与共”的是社区，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需要社会上的合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在地球上很多地方，我们今天看作政府职责的许多事，如帮助穷人，为小企业融资，维持公义等，是由社区完成的。社区的人际联系网络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纤维。用一个“无所不在”的政府去取代社区，使得“相互依靠”变成“依靠政府”，反而会削弱这个网络而降低社会的稳定性。

民主党提倡“大政府”理念时，常常提到“投资”：政府对科研，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的确，在这些问题上政府有着私人机构不可代替的功能。它集中一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对社会整体有益的事情中去。但是民主党的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些“投资”只是当今政府的一小部分。下图中显示了过去五十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教育和交通建设和营运中的花费在总花费中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每项花费额都很小，其中总和也只在百分之十左右。当然我不是说其它的政府花费都不应该或不必要。我只是说民主党用这些“投资”来为当今政府的存在辩护，逻辑上是不对的。我们从图中还能看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的时期中（分别在图底以红色和蓝色标出），这个“投资”在政府花费中的比例没有系统性的差别。所以给主张“小政府”共和党戴上“反对公共利益，反对为美国投资”的帽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数据来源：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以“集权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西方世界中，政府相对强势的德国也在经济上一枝独秀。这就引起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有人认为，国家资本主义集中社会资源进行长远投资，可以让经济更有效率，决策更明智。奥巴马也曾主张“基本建设大跃进”，由政府出资大建高速铁路等基本设施。当然这个主张至今进展有限，其中原因就不在本文范围内了。其实这种讨论并不新鲜。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成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在很多国际市场甚至美国国内市场把美国打得招架不住。当时“向日本学习”也是一个常常听到的口号。日本的长处除了重视教育，勤劳肯干外，也包括资源高度集中（不是在政府手里而是在几个大公司手里），政府管制强势。但三十年过去了，美国并未像日本的方向演变，日本也终究没有超过美国。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主导的决策和资源配置更适合于目标已经明确，而需要优化实施过程的情况。排除了各方面的利害冲突和沟通障碍而由政府统一主导，的确允许了更大程度上的优化（这里不谈价值观问题）。但是在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集中资源于事无补，反而削弱了探索，尝试的动力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追赶的国家”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在美国如今的地位，没有人能知道未来的走向，也就没有人有资格扮演“主导者”。奥巴马在宣传他的政府理念时，每每把美国说成“落后于中国”。这说明他也知道上面的道理。但美国真的落后于中国，可以追随中国的道路吗？至少在总体上，答案是否定的。奥巴马治下发展高铁和绿色能源的经历，也说明了“追赶中国”是行不通的。分散的，自下而上的“谷歌模式”，应该是更适合美国发展的模式。

对于坚信民主理念的人来说，让公选出来的政府及其官员来决定国家大事似乎没什么不对。他们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理念。除开管理现代国家的复杂性和选民的有限能力不谈，在目前的美国，以民主政治体系作为决策机制至少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目前美国有近半数的人不需要缴付联邦所得税【注二】。当然他们也通过工资税，使用费等其它方式对国家做出贡献。但是那些负担基本是不随政治决策而变的。所以在考虑政府服务的价格性能比时，他们不是利益相关者。这种现象的存在就给民主决策的明智性打了折扣。

其次，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不被多数人的决定所侵犯。为此，美国宪法对政府的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与宪法同时通过的十个修正案组成“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规定了政府不得通过立法和执法侵犯公民的某些权利。然而，除了立法执法外，政府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就是它的财务花费。通过拨款中的附加条款，政府可以推行某些社会价值和理念，而这些本来不在其权力范围之内。例如这次克林顿演讲中就提到，在救助汽车公司的法案中带有降低能耗的条件。前几年政府也曾利用华尔街银行“股东”的地位要求他们降低高官的奖金水平。共和党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例如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诊所介绍人工流产的选项，拒绝资助人体干细胞研究等。在理论上说，这种理念的推行是“自愿”的：你可以拒绝政府的资助，就不用接受那些条件。这与立法和执法的确不同。然而当政府成为社会中最强势的经济实体时，“不接受”往往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当然，如果你同意他们推行的这些理念，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甚至是政府应该做的。而且这些行为也受到民主机制的监督和制约，而不是政府中少数人的为所欲为。但我的看法是：这不是具体理念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是否应该允许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来绕过宪法的限制？如果我们相信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必要的，那么这种限制也需要落实到它的荷包上。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表现给了我们另一个理由限制它的规模。从小布什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化，国会中两党对立扯皮成为常态。奥巴马上台以来未能实现“变革”，反而沿着两党对立的路越走越远。从“健保法案”的强行过关到降低赤字问题达不成协议造成国债评级下降，我们看不到民主机制的成功。最近一向主张削减国防开支的民主党，大肆宣扬执行两党谈判结果的“自动减支”协议可能对国防损害，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以国防经费为“人质”逼迫对方就范。当然，国会陷于两党争斗不是民主党单方面的责任。共和党很早就宣布以挫败奥巴马连任为首要目标。他们在国会处处设障也是造成如今政府僵局之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我无法仔细分析其中因缘，而只想指出这样的事实：如此能力的政府，如何能让我们信任它主导经济？即使“大政府”的理念是正确的，这个政府也必须先从“小”做起取得信用，才能变“大”。

那么如果我们主张小政府的话，是否选出共和党就万事大吉了呢？并非如此。下图显示了过去五十年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并在底部用红色和蓝色标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掌白宫的时间【注一】。我们可以看到，从政府规模来说，两党的记录并无明显区别。事实上，政府规模的最大削减开始于老布什任期而持续在克林顿任期（其中有很多年是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而小布什任期内，因为反恐需要而增大了政府规模。而在前几年金融危机时，政府规模更是急剧增加。所以尽管两党理念不同，但在政府规模方面的实际行动却不相上下。尽管共和党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减少政府的管制与参与而让自由市场来调控，他们却每每支持通过政府权力推行某些价值观的做法。

数据来源：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不管理念如何，政府总有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政客们也在政府膨胀中获得更多权力。所以要制衡政府的膨胀，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当然，政府规模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是更重要的问题。但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去了解和影响政府运作的一切。作为第一步，我们只能着眼于控制政府的总体规模。在投票或其他形式参与政治时，也许可以着重一下几件事。

首先，在美国，传统上对“大政府”就有天然的警惕，所以政府扩张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增加政府权力和功能。布什任期的政府扩张是在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奥巴马任期的引子是金融危机。这并不错。在面临危机时，通常的考虑要暂时放一放。但关键是“暂时”两个字。危机会过去，但政府扩张了要恢复就很难。所以我们作为选民要有历史眼光，至少记得危机前的状态，而不是一概把“当前”当作讨论的基准。

其次，我们做过家庭理财的都知道，任何时候总有很多“应该”的支出：买一辆新车，去某地旅行，房子装修一下，等等。这些支出每一项都会带来好处，但加在一起如果超出了负担能力，那就必须取舍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花钱没限制的话，“利国利民”的好事谁都会做。而真正的领导能力就是在财政约束下作出困难的决定，而不是敞开花钱。从二十世纪初，美国就有了“国债封顶”法律，每次国债数量超过封顶都要国会批准。但以往这只是例行公事。上次增加国债限额的提案差点造成重大危机，是两党在国会僵局的表现。不过这也有好处，就是引起了大众对国债水平的重视。当然增加国债通不过的话会带来重大灾难。但这不等于政府就有了不断增加国债的执照。如果能把每次国债增加的提案都变成关于政府规模的讨论，迫使政府作出一些削减，那就等于给政府膨胀加了一条“箍”，造成了一个花钱的硬约束。

另一个花钱的硬约束是收税。民主党常常把“交税”与“贡献”等同起来。反对加税就是“不愿作贡献”。这又是一种忽悠。对国家的贡献有很多方式，不等于就要把钱交给政府去花。国家税收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征集资源，一个是进行收入再分配。前者涉及到总税收水平，后者涉及到贫富人之间的税赋分布。很多人把两者混淆起来：为了公平，富人就要多交税，然后政府就能多拿钱，也就是“劫富不济贫”。其实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要为了公平给富人加税，那就把多收的钱直接分给穷人或用来还国债，不准进入政府预算；政府钱不够了要加税，那就所有人按同样比例加。或者更直接些：不是说布什减税就是便宜了富人吗？那就全部取消布什减税（而不是像奥巴马提出的只取消富人的部分），然后再作调整。共和党的主张是坚决反对任何加税，还要给所有人（包括富人）减税。这在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下是很不妥当的，我反对这个立场。但是他们以的另一个主张，就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加税必须由“超多数”通过，我是很赞成的。控制了税赋来源，才能有效控制政府规模。

另一个控制税赋规模的途径就是扩大交税的人口，而且规定加税必须按比例加。这样选民在投票接受加税时，自己的利益多少都会受到影响。奥巴马通过只向富人加税来资助他的健保改革，是玩弄政治权术的做法。只要自己不需多交税，大多数人都愿意政府多花钱，自己多少受点益。问题是今天是富人，明天就可能是你我，因为还有近一半的选民反正是不用交税的，他们乐得投票加你我的税。长此以往，民主就会变质。美国以前为反对“交税而没有投票权”不惜发起独立战争。今天，我们也应该把“绝大多数选民都要交税”作为一项国策。（如前所说，这里说的是受政策影响的所得税。其他税赋是固定的，不影响投票决定，不在讨论范围内。）对于穷人，可以由政府提供现金补助（如上段所说），但这现金也要交税。这样，才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民主党高喊的“同舟共济”。

美国的建国理念是基于洛克（John Locke）的理论：所有权利都天然属于个人。人们为了在一个社会共存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通过某种“合同”的形式放弃部分权利而让政府管理他们。按照这个理论，政府是人民“不得已”的选择而应该被保持在最小范围。然而，政府并不总是一个驯服工具。一旦它存在而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资源，它就会“自我喂养”而变得越来越庞大，甚至取得主导地位。那时就不是政府依靠人民的授权而存在，而是人民依赖政府的运作而生存了。所以，“小政府”的理念不能靠政府来维持，不管是哪个党的政府。这个理念只能靠我们大家，靠我们对政府扩张的不断警惕和反抗，靠我们看紧自己的钱包。

【注一】 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政府规模是个简单的办法，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政府支出不变但经济成长加速或减慢，这个度量也会变化。所以有时这个变化是超出总统的控制能力的。

【注二】 罗姆尼最近也提到近一半人不交税这个事情。但我这里说的与他的立场是两回事。我不评论这些人是否“懒惰”或这样的系统是否公平。我只是说这种状况会影响民主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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